卷十

    *奴婢视军机

    文宗第六弟恭亲王，同治初执政，其时主少国虞，赞助太后致中兴，厥功甚伟。但爱金钱，爱古玩、法帖，外官入都非此则难望升调。勒公少仲，由福建巡抚陛见，不得已购唐人真迹一通，值数千金，遗六王。而仆隶但听得一王字，遂误送大军机王文韶，勒公不知也。王得而甚喜，明日见六王曰：“勒抚治闽，政声甚著，今东河总督无人，论黜陟之公，非与勒抚不可。”六王颔之。勒公旋知误送，复费五千金，急购一名帖，补贻六王，大骂其仆，斥遂之。

    其仆乃投王处，虚辞谗搆，王闻而怀恨，入见六王曰：“昨访问闽人，均言勒抚劣迹甚多。前实误听，此人非独不可升迁，且宜降凋。”六王默然。时左文襄在军机，闻而大怒曰：“王某可杀。前誉勒抚者，想欲得其贿赂；今毁勒抚者，想未满其所欲。心肠反复，惟利是视。此人在政府，安得不坏天下事？”即拟奏杀之，王急甚。六王极力劝解，怒犹未已。旋请太后逐出王文韶，不得在军机，以平左心。数日得旨，则命左侯为两江总督矣。

    时政府诸公，谨慎缄默，无措置大才。左侯视之蔑如，遇事断以己见，他人不能参末议，颇有颐指气使之意。翁叔平尚书心不平，私语同列曰：“左三先生功诚高，然我辈岂绝无赞助之力？使当日奏请天下军饷，政府不时调发，事未有不掣肘者。不闻『权臣在内，大将不能成功于外』乎？何其呼使我辈，如彼之营官、哨官、百长也？”潘伯寅尚书曰：“所比太高，直以奴婢视我辈也。”及其出也，莫不喜形于色云。

    *丁日昌

    通商以来，最屈心于外洋者，惟丁中丞日昌。平日议论，谓秦桧为宋朝第一忠臣，若无桧主和议，安得有南渡百五十年？郭嵩焘言与之同。

    丁又谓开辟以来，能窥天地之秘奥者，惟耶稣一人，学问实在孔子之上，愿世人但学耶稣，不必学孔子。李合肥相国亦云：极数学之精微，穷天下之根窟，虽古圣人，未之能及也。予素不谙历算，但就目前所易见易晓者论之，则西法之谬，万不如中法也。何也？以闰月一事知之也。自尧定闰以来，三年一闰，五年再闰，十九年七闰。无闰之年，则月圆十二次，有闰之年，则月圆十三次，此天象之示，一定不易。古圣算出后，数千年少有差错者。而西法无闰，月大三十一日，月小三十日，天道三年三十七月，月圆三十七次，今西法只三十六月，则三年中必有一月逢两次月圆者，必有初十前二十后月反圆、十五十六月反晦反缺者。是显然之天象，尚算不出，而至与之背，何论其馀？

    乃自明万历时，西法入中国以来，人人惊为绝学，即我朝精天文算学诸公，亦多推重之，不解何故。吁！予知之矣，大抵历算之家，每欺人不能识，往往隐约其义，颠倒其法，艰深其辞，虽甚粗浅之端，亦必令人茫然而莫辨。而又尊崇西人，以高吾学。谓吾不独通中法，兼能通西法，遂藉此以显著作，以博声誉，以愚天下后世。不然，岂真不知西法之不及中法哉？昔之算天文者，以闰易失，每争岁差之法，谓算不精。七十年后，或差一时，或差一日。予谓七十年后，如差一时，八百四十年，方差一日。七十年后，如差一日，二千一百年方差一月，尚不至如西法三年中便差一月也。此自汉以来，未闻无闰之年，月圆十三次，有闰之年，月圆十二次。算差至如是者，则又何取不识算闰之西法哉？抑又思之，土圭测量之法，原为算闰而设，恐算闰不确，则不能定时成岁。若如西法无闰，但依大月三十一日，小月三十日算去，则死呆之法，何人不知？何人不能？又何必设日官？非独西法无取，即中法亦可谓矣。甚矣!举世为西人所愚也。

    左侯最恶丁尊信夷人，在政府与人言，每称之为“鬼奴”。李文正闻而止之，恐传入丁耳，恨及于己，但低声向左语曰：“小人之尤也。”

    *魂兮归来

    穆宗宾天，皇后以死殉，事为千古所未有。都中有才者，争撰祭文以祭之。万公青藜，为礼部尚书，凡祭文必由礼部阅过而后进。张公之洞，陈公宝琛在翰林，同拟一篇献焉。尚书读而叹其典赡古拗，但谓内有“魂兮归来”四字，语近轻佻，不庄重。张公博学奇才，推为天下第一。而陈公文藻亦负一时之望。经尚书摘出此瑕疵，皆失色无辞，然胸中不无蒂芥。论者谓张尝参尚书，而陈弹之尤力者，皆因此四字之故，借公以泄其私，未可知也。

    *焚毁教堂洋行诸案

    外夷通商后，各直省创立天主堂，行耶稣教者甚多。独吾省章门，光绪二十年以前尚无之。自与倭奴讲和，中国示弱已极，诸夷遂愈猖獗，而耶稣教遂愈盛行，无有敢出而阻之者。近三四年，章门进纷纷建天主教堂、耶稣教堂矣。

    盖法夷主天主教，入教者不敬祖宗，归必毁其神主。且一人入教，举家皆从，无得有异。英夷主耶稣教，则仍敬祖宗，或一人入教，父母兄弟妻子俱不愿者，亦听之。

    其初，天主即耶稣，本一教。传之既久，遂分门别户，各祖其说，以惑世诬民矣。

    先是同治年间，章门亦建有大天主教堂一，小教堂二，愚昧之徒与无赖之流皆入其教，迹甚诡秘。堂中不许人窥探，尝诱人拐童子至，以重价买之，或云杀取童睛以熬银，或云杀取童肾以配药，究莫知何用。而到处遗失小孩颇多，有探知在教堂内者。

    吾省向有三大书院，曰豫章、友教、经训。有三小书院，曰洪都、东湖、西昌。肄业者殆千数百人，闻知此事，人人愤怒，遂约杀洋夷，毁教堂，以某日为期，并造诛夷安民旗帜数十。

    时沈文肃抚吾省，亦痛恨此事，私喜江西士人义烈，恐其不胜，阴谕南昌县，以勇二十名，冒士人衣，当先入堂。是日，士人号召百姓数万至，围住三堂，毁为平地。杀夷目二人，一真夷，一假夷，馀早逃匿。寻至内室，果得孩骨无数。夷受此创，即至总理衙门，要挟皇上，勅江西巡抚严拿首从，赔修教堂。

    奉旨后，文肃伪出火签数十，遍处拘拿，仍阴令士人召百姓数万围衙署，声言：如敢拿人，先杀官，后再至九江杀尽洋人。皇上许其通商，我百姓不准存留江西界内，存者即杀，其如我何？文肃即命巡捕官出，假意劝曰：“请大众退，立即收回火签，不敢再拿，如何？”众曰：“诺。”遂散。文肃因据此情形入奏，夷人果惧，模糊了事，仅赔修教堂银七万两，然亦不敢再修矣。

    逾数年，九江数夷目乘大船至章江，谓欲创立教堂。刘公蚬庄为巡抚，亦授意于六书院人，召百姓数万至河干，抚、藩、臬及合城文武大小官员故意示尊礼洋酋，齐至河岸迎接。而士民一面拆毁巡抚及各大宪轿，极口肆骂官长，一面挥大石至夷船，齐喊曰：“杀！”其声如雷。夷人魂魄已失，又见岸上官为士民所困，狼狈已极，无有为作主者，立刻舟回九江。故法夷最畏江西人，省垣二十馀年无天主堂。为此，沈文肃督两江时，建德毁教堂二十二所，杀夷二男二女。闻赖文肃之力，建民不至十分受累。其如何结局，当时记甚清，今忘之矣。

    某年，有外夷十九人至长沙，欲立天主堂。忽一夜被土人杀尽。巡抚王公文韶闻而惧甚，时曾九帅、刘制军、杨制军诸巨公俱在家。王公请至，曰：“此事若不办，必启衅端，乞访拿为首数十人，杀以抵之，何如？”诸公答之即出。而满城已张贴讨夷檄文并传至九江、上海等处。大意谓：“皇上畏汝，我百姓不畏汝，如来报仇，即与汝战，决不宽饶云云。”

    翌日，诸公复王公命，呈册一本，曰：“册中二十二万人，皆为首者，请中丞发火签拿之。”王公榜徨无计，谓“拿则必激变，不拿则必获戾。”忽飞书至政府求内用。既去，后继之者亦不敢办。而洋夷见檄文甚惧，兼知中兴名将，大半湖南人，皆精于兵法，且隔洞庭湖，铁甲船不能至，无如之何，作为罢论，但戒诸夷以后不必往湖南也。

    又光绪十馀年间，镇江有一卖粉团者，偶在洋街便溺。向来洋街设人分巡，曰巡捕，首戴一无缨凉帽，帽上安一兰结，身穿号衣，手执鞭箠，见有高声叫骂及两人斗打与挑秽物而过者，则以箠乱鞭之，虽头破身伤，在所不顾。见有便溺者，则执至洋行内，囚一房中，四围黑暗，下复秽湿，曰坐水牢，往往受其蒸郁之气而死。必与钱赎，或十元、八元、四元、二元，方放出去。巡捕见卖粉团人必无钱，始则鞭挞，继则拳挥脚踢，其人受伤重，倒在地，气息奄奄。见者皆不服，遂追巡捕，巡捕逃入洋行。须臾，聚至数万人，围其行。内一洋人放洋枪，众愈怒。有一十五六岁人，武艺甚精，身轻如鸟，带火种纵上洋屋，揭开屋瓦，放火而下，立时焚毁。凡镇江洋行，一齐围住，肆意焚毁。幸道府闻而即出，极力劝阻，仅焚去六七行。然而所失已百万，英领事衙门亦在内，所失较多。而镇江人恨犹未已，明日人数愈聚逾众，声言当烧尽洋行，杀尽洋人。自今不许在镇江开码头。内颇有能者主谋，知必报复，已预备战事。诸夷惧甚，初犹要挟通商衙门勅两江总督曾国荃赔银数百万，杀为首数十人，不从则调兵船至开战。九帅笑曰：“无故伤我华人，咎有所在，欲战则战，赔银则不能。”九帅威望素重，闻而愈惧。初，九帅阴命常镇道相机行事，可了则了之。而遇事往答赔银四万，诸夷遂借此允诺。幸其人未死，镇江人亦遂解散。自此诸夷约束巡捕，不敢如前猖獗矣。

    大抵外夷敢挟制皇上官府，不敢得罪百姓。盖彼兵船不能长驻中国，又不能杀尽百姓，倘深其怨毒，则容存无地，交易无人，而且祸起仓卒，难以测度。故每逢百姓滋事，彼必退怯，不敢与较。沈公、刘公窥知此意，故皆借百姓以挟制外夷。独王公在湖南，一己之利害祸福太明，致畏避而去；其实彼时能坚然不动，终归无事，兼可得名矣。

    又四川大足县教民猖獗已极，有余蛮子者，任侠之徒也，好平里党中不平之事。近村近县，遇事必推之为首，惟其言是听。余某遂倡议杀教民，一呼而起者数万人，皆苗蛮杂类，亡命之流。凡邻近教堂，尽行焚毁，入教之家，无男女尽杀之，并擒教头一名，乃法国贵官。法夷急甚，挟四川总督发兵前剿，救出此人。余某云：“官兵若来，先杀此教头祭旗，然后开仗。”法夷愈急，无计可施，即得托人往说和，愿出银赎回。余某云：“须立议字，以后不得复仇，并不得在此处行教，赎资须二万两方可。”法夷一一依从。于是，赎银议宇及教头，两面经通事交割清楚。教头放出，行至数十里外，忽有他党，若强盗者数百人，至曰：“此奇货可居也。”一拥擒去。法夷大怒，要挟官兵前进，志在杀尽此辈，以泄其愤。而此辈缚教头于旗竿上，立阵前，谓战则先杀之。法夷见而慄慄，官兵亦不敢动。闻现尚鹬蚌相持，未知将来如何了结，此亦一大快事也。

    予观外夷与乡勇战必败，如广东榕树头一役，全军几覆，若无汉奸，则巴酋就擒。又如某一役亦败，某一役再败。叶名琛惟不许百姓与夷战，故被执辱。何制军惟不许福民与法战，故一败涂地。林文忠惟能鼓民助威，故英夷屡战屡败。然则百姓之义愤，固大可用也，患在大吏不善用之耳。最怪天津毁教堂一事，曾文正太无胆识，太示懦弱，末路声名，因之大损。

    当同治庚午年，江南屡有控失小孩案，梅方伯重悬赏格，拿一匪者，赏银百两。某日，城外百姓数人，见二人在前，小孩数人随从，可离一二丈，其人行，孩子亦行，其人止，孩子亦止，颇疑之。遂喝曰：“拐子。”其人即走，因人多被擒，交官领赏。问官分开研鞫，其一五毒备施，不招；其一新入党者，供曰：“彼前日诱我为此，谓可得厚礼，拐一童，卖教堂内，可得银二十两。”问：“买去何用？”曰：“不知。”“用何法拐？”曰：“以药成饼，路中见孩子，绐之食。其药香烈异常，孩子无不爱食，食后自然随来，不用捆缚。”问竟定案，一正法，一充军。

    到处都有失去孩子者，而天津尤甚，百姓俱探知在教堂内。一日聚众千，焚其堂，杀洋男二人，洋女二人，皆寸割其肉而食。搜出孩骨无算。时陈国瑞在此主令，喝焚喝杀，其实无陈亦势所必为。而法夷受此伤，即调兵船至大沽口，谓不杀陈国瑞与为首数十人及赔修教堂，即开炮攻天津，再攻都城。直督崇厚闻而惧甚，朝右诸巨公亦皆忧惶无策。天津人独不畏，已聚数万人，预备与之战矣。适曾文正入朝，法夷畏其声望，不敢动。朝廷上下皆喜甚，谓可倚赖之以伸国威，天津人亦谓必能如林文忠，助百姓以制服法夷矣。孰知文正志怯气馁，恐一战不胜，则罪归一人，遂阴主和议。又不敢遽出诸口，知苏抚丁日昌多谲诈，奏调至天津办此事。丁遂扬言：“今日惟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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