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编·学说辩正

学之初阶。

    吴锡璜之《中西温热串解》，博采兼收，中西互证，可谓洋洋大观。惟以三焦分篇，仍蹈鞠通之陋。且羼杂疫病，亦属瑕疵。

    刘仲迈之《温病诠真》，即其所着《伤寒杂病论义疏》之卷四，亦即所谓古本仲景《伤寒论》之一也。其言颇存古风，虽属温病之新法门，究为广义伤寒之实际，惜其未将《伤寒论》之第五卷暑热湿燥合刊，而非温热学所赅之全书也。

    恽铁樵之《温病明理》，其斥天士、鞠通之温邪上受及三焦论治之说，固属不谬。至谓叔和寒毒藏于肌肤之说于理不可通，及其所着《内经纲要》，据西医伤寒潜伏期不过二十日之说，以驳冬伤于寒，春必病温，与凡病伤寒而成温者诸学理，则未免妄议古人。盖其于伏气与新感之分辨，尚未明悉。不知西医伤寒之潜伏期，乃指伤寒即病之潜伏者言，《内经》之冬伤于寒，春夏方发者，乃指伤寒变为温病暑病者言实风马牛之不相及也。

    丁醒吾之《温热经纬补录》，盖为补王氏《温热经纬》所未备而作，于秋燥剖释详明，诚足以补王氏之所未及。

    杨如侯之《温病讲义》，为其担任山西医学专校温病教授时，所辑以教学人也，言颇精当。惟搀入疫病，不以疫病合称，未免名实不符耳。

    张山雷之《湿温医案》，乃辑前人之案，而为之评注，亦有可取。

    沈啸谷之《温病全书》，乃取时逸人之《中国时令病学》，删去伤寒及关于六经之解释，合《序例》与《总论》为一篇，将治法分隶各症，药方附列于治法之后，并增方解，重行改编而成。所言皆平正简明，有法有式，颇合教材。惟夏季之病，篇名温病暑温，究不若热病暑病之为妥善。温为热之渐，热为温之极。春气温和，故曰春温风温，实可统名温病；夏气暑热，病暑而不病温，宜曰热病暑病。且暑温之名，乃吴鞠通所杜撰，暑温即暑热之轻症，故不当以暑温名篇。

    况和煦之气曰温，亢热之气曰暑，既暑矣，何止于温？暑温之名，实不可通。

    章巨膺之《温热辨惑》，乃本其师恽氏铁樵之旨，仍援西医言伤寒之潜伏期至多不过二三日，以辟《伤寒例》寒毒藏于肌肤之谬。此则盲从西说之尚形质，而忘祖国之言气化。但其辨证论治，颇具条理，不无可取。

    宋爱人之《春温伏暑合刊》，对于春温、伏暑，演绎详明，选方亦精，且以春温一症，分新邪为风温，伏邪为伏温，立说新颖，可谓不落前人窠臼。

    上皆温病通行之专书。此外，如邵步青之《四时病机》，雷少逸之《时病论》，虽非温病之专书，亦详温病之证治，颇有可取。至于张畹香之《温暑医旨》，张子培之《春温三字诀》，姜子房之《温病赋》，钱文骥之《温病条辨症方歌括》，则皆崇拜鞠通之学说，而为初学示法度者也，不足观也矣。

    夫温病专书，类皆起于明末而盛于今日，其故何哉？盖因又可误温病为瘟疫，而天士创温病之异说，于是盲从者日众，而研究温病者亦遂多矣。至天士之说，实顾景文所伪托者也。其言似是而非，真理因之而晦，故治温病之法，至今仍无定说。兹将顾氏之作伪及其类似者，略陈于下：顾氏所着《温证论治》，乃治新感温热之法。相传为顾氏随叶氏游洞庭山，信笔记录舟中之所语。华岫云首刊之于《续选临症指南》，名为《温热论》。继则唐笠三以顾氏一时未加修饰，是以辞多佶屈，语亦稍乱，乃为之删润，前后移掇，刊之于《吴医汇讲》，而易其名为《温证论治》。章虚谷又易其名为《外感温病证治》，刊之于《医门棒喝》，并为注释，而赞扬之。王孟英又易其名为《外感温热篇》，刊之于《温热经纬》，更增注释。宋佑甫刊之于《南病别鉴》，且为之分条略注。周学海仍其名为《温热论》，刊之于《医学丛书》，间加评注。吴锡璜刊之于《中西温热串解》，乃详注之，易其名为《温热论注解》，此其注解中之最精详者。孟英之注次之。此乃叶派之金针，而为陆九芝所鄙弃者也。

    相继而起者，则有薛生白之《湿热条辨》，乃治湿温之法，首载于佛尼勒所刊之《医师秘笈》，继则吴子音刊之于《温热赘言》，名之为《湿温症条例》，不题生白之作，而署寄瓢子述。章虚谷易其名为《薛生白湿热条辨》，刊之于《医门棒喝》，并略释之。王孟英刊之于《温热经纬》，又易其名为《湿热病篇》，更详注之。宋佑甫刊之于《南病别鉴》，又易其名为《湿热论》。吴锡璜刊之于《中西温热串讲》，仍名之《湿热病篇》，更增注之，注中之最精详者也。此书孟英疑其非薛作，而陆九芝更极辟之，谓其自条自辨，薛氏决无此不合体例，且其语句、药物，均与《温证论治》大略相同，难保非顾景文一流人伪托云。

    此外，陈平伯之《温热病指南》，乃治风温之法。吴子音刊之于《温热赘言》，篇名《温热病大意》，不题平伯之名，亦署寄瓢子述，与薛氏《湿热条辨》合为一人之作。王孟英刊之于《温热经纬》，题为《陈平伯外感温病篇》，并加按语。

    吴锡璜之《中西温热串讲》亦刊之，且于王注之外，更增按语。此书是否陈氏所作，孟英亦以为疑。

    由是观之，温病专书欲求其尽善者，实不可得。盖真理既淆，立论自乱，皮之不存，毛将安附？呜呼！评论者能不为之痛心也哉！

    上编·学说辩正　第三章·温病瘟疫之辨析

    第三节·瘟疫专书之概论

    瘟疫，急性传染病也。自《内经》以下，无书不载，可谓详且尽矣。然瘟疫之来，以时代而异，以风土为移，故古今方药不同，南北治疗迥异。且变生顷刻，祸不旋踵，非斩关夺隘之将，不克获除暴安良之功。兹将其专书，略论于下：吴又可之《温疫论》，实为治瘟疫专书之嚆矢。其辨证论治，有功千古。且发明瘟疫邪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又有九传之变，尤为卓识。惟其因遇崇祯辛已大疫流行之时，所见者为瘟疫而非温病，乃凭一孔之见，而作正名之篇，悉将温病误为瘟疫；又作《伤寒例正误》，力诋冬伤于寒、春夏成温成暑之理，遂令温病混入瘟疫，淆然莫辨，则又仲景之罪人也。

    羽翼又可者，则有清·郑重光之《温疫论补注》，孔以立之《评注温疫论》，洪吉人之《补注瘟疫论》，皆无甚阐发，但洪注较胜。陈锡三之《二分晰义》，及杨栗山之《寒温条辨》，所辨虽详，仍援又可瘟温同病之误。杨书乃窃取陈素中之《伤寒辨证》，而扩充其义者也。吕心斋之《瘟疫条辨摘要》，则又摘取陈、杨二家而成者也。

    刘松峰之《说疫》与《瘟疫论类编》、蔡乃庵之《伤寒温疫抉要》、杨尧章之《温疫论辨义》、韩凌霄之《瘟痧要编》、洪教燧之《温疫条辨》，虽皆瘟温不分，而间有增补，尚不无发挥者也。

    熊立品之《治疫全书》，李炳之《辨疫 言》，朱兰台之《疫证治例》，皆略有发明，可备治疫之参考者也。

    时人余伯陶之《疫证集说》，曹彝卿之《防疫刍言》，徐相宸之《急性险疫证治》，曹炳章之《秋瘟证治要略》，绍兴医学会之《湿温时疫治疗法》，杨志一之《四季传染病》，时逸人之《中国急性传染病学》等书，或辑旧说，或抒心得，或参西学，则皆切于实用者也。

    至于郑奠一之《温疫明辨》，即戴麟郊《广温疫论》之张冠李戴，则名为瘟疫，而所论实属温热也。

    其瘟温统治之书，则有清·周禹载之《温热暑疫全书》，分别温病瘟疫尚清，惜其属性太简，有负全书之名耳。

    至分症论治者，则有清·余师愚之《疫疹一得》。师愚即《阅微草堂笔记》所载之桐城医士也。于乾隆癸丑，京师大疫，用大剂石膏，所治应手而痊，踵其法者，活人无算。时人刘民叔之《时疫解惑论》，所用方剂，亦推重石膏。但石膏虽为治热疫要药，究亦不专恃石膏。民国壬申岁，故都烂喉丹痧（倭名猩红热，北平亦呼疫疹）流行，夭横无算。

    其重症坏症，人所不治者，经（松如）全活者颇多。其所用药，轻者日用数两，重者多至八九斤，均不专重石膏。其临证验案，他日当刊以问世。此则又非余、刘之所知也。

    清·陈耕道之《疫痧草》，顾玉峰之《痧喉经验阐解》，金德鉴之《烂喉丹痧辑要》，夏春农之《疫喉浅论》，张筱衫之《痧喉正义》，曹心怡之《喉痧正的》，时人丁甘仁之《喉痧症治概要》，曹炳章之《喉痧证治要略》，皆治烂喉丹痧之专书也。

    清·黄维翰之《白喉辨证》，张善吾之《时疫白喉捷要》，李伦青之《白喉全生集》，陈葆善之《白喉条辨》，耐修子之《白喉治法忌表抉微》，张采田之《白喉证治通考》，皆治白喉之专书也。

    夫白喉，咽喉腐也；喉痧，亦咽喉腐也。其所以异者，白喉多由肾虚火旺，里证也，咽喉虽腐，有汗发热，自下焦而至上焦，其势缓；喉痧则纯为疠疫之邪，由于口鼻传入，表证也，咽喉肿腐，发热无汗，自上焦而至下焦，其势急。

    一属阴虚，一属阳邪。阴虚即仲景所云少阴病，咽痛胸满心烦，猪肤汤主之者也；阳邪即仲景所云阳毒之为病，面赤斑斑如锦纹，咽喉痛，升麻鳖甲汤主之者也。此又不可以不辨也。

    清·王孟英之《随息居霍乱论》，陆九芝之《霍乱论摘要》，赵海仙之《赵氏霍乱论》，许起之《霍乱燃犀说》，姚训恭之《霍乱新论》，陈蛰庐之《瘟疫霍乱答问》，连文冲之《霍乱审证举要》，时人凌禹声之《霍乱平议》，翟冷仙之《霍乱指南》，皆治霍乱之专书也。

    霍乱之发也暴，其退速，脉忌微细。而类似寒霍乱之伏阴症，其发缓，而退不易，脉恒细或伏，先利而后呕，惟不若霍乱之心腹绞痛，其发专在夏秋，病则远近一律。清·田云槎之《时行伏阴刍言》，辨之极明。倘误认伏阴为霍乱，则其为害不可胜言矣。

    清·郭右陶之《痧胀玉衡》，随万宁之《羊毛瘟证论》，徐子默之《吊脚痧方论》，林药樵之《痧症全书》，高亭午之《治痧全编》，党因道人之《急救异痧奇方》，费友棠之《急救痧证全集》，费养庄之《痧疫指迷》，时人陈景岐之《七十二种痧症救治法》，皆治痧症（痧症即杂疫，一名干霍乱，又名痧胀）之专书也。

    清·孔以立之《痢疾论》，吴本立之《痢证汇参》，吴士瑛之《痢疾明辨》，唐容川之《痢症三字诀》，时人丁子良之《治痢捷要新书》，罗振湘之《治痢南针》，皆治痢疾之专书也。

    近时所谓疫痉，亦名痉瘟，又名伏瘟，于小儿俗呼为惊风，即西医之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也。明方中行之《痉书》，时人蒋璧山之《伏瘟证治实验谈》，沈朗清之《脑膜炎新书》，刘裁吾之《痉病与脑膜炎全书》（此书尚末出版，序文曾经披露）皆治此症之专书也。《金匮》有刚痉柔痉之分，犹惊风之有急慢也。《说文》：痉，疆急也。《广韵》：痉，风强病也。夫痉之为病，脊强而厥，即《难经》所谓督之为病，脊强而厥。盖同病而异名者也。脊髓上贯于脑，乃督脉之所司。《脉要精微论》曰：头者，精明之府。李时珍曰：脑为元神之府。金正希曰：人之记性皆在脑中。王清任曰：灵机在脑。则脑之为物可知。夫心之官则思。《说文》思字从心从囟。囟即 ，顶门也。盖谓心有所思，则神注于脑也。《韵会》曰：自囟至心，如丝相贯不绝。盖谓脑神经也。夫脑阴质也，心阳火也，以阳火上灼阴质，则神光毕照，事物洞明。

    此以脑之灵机，而为心主之所司者也。西说之脑膜炎，炎者火也，但火极生风，风火相乘，则筋膜燥，脊髓枯，神经为之紧张，故头痛脊疼，颈项弯曲，手指抽挛，神识昏迷，目赤直视，口噤谵语。《灵枢·热病》曰：髓热者死，热而痉者死，热病数惊，螈 而狂，风痉身反折。《素问·气厥论》曰：肺移热于肾，传为柔痉。又《骨空论》曰：督脉为病，脊强反折。皆此症之见证也。叶天士所谓温邪上受，逆传心包，亦此证之一也。心包即心主之宫城，盖脑之灵根下在于肾，脑之灵机上发自心。心通于脑，故泻心火即清脑法也。然其症不独有刚柔之分，且有有疫无疫之异。施治之法，又不可执一无权也。

    清·罗芝园之《鼠疫约编》，沈敦和之《鼠疫良方汇编》，刘肇隅之《鼠疫备考》，时人余伯陶之《鼠疫抉微》，李健颐之《鼠疫治疗全书》，徐相宸之《订正鼠疫良方》，皆治鼠疫之专书也。

    他如痘疮、麻疹，乃本先天之遗毒，蕴藏于骨髓之间。痘为阴毒，发于五脏；麻为阳毒，发于六腑。虽皆由感触疫邪而发，究非其主因也。古者隶于小儿科，今则另立专门，故不列入。

    上编·学说辩正

    第四章·温病学说之折衷

    岐伯曰：今时之人，以酒为浆，以妄为常，醉以入房。此叹世风之不古，而不能如古人之虚邪贼风、避之有时，精神内守，病安从来也。自岐伯迄今，又四五千年矣，加以中外交通，人烟繁萃，兵革时起，饥馑荐臻，温病瘟疫，有不从而日增者乎？痘疮发现于后汉，至唐宋而盛行。痧症亦名干霍乱，宋时虽盛行，而至有清以来为尤烈。烂喉丹痧、白喉、鼠疫等，虽为往昔异名之病，然皆自有清而后盛行。所以然者，盖上古之时，天清地宁，民淳俗朴，虚邪苛毒无由而生，即或有之，发现亦鲜，故人不觉；世愈降，民俗愈浇，而恶疾险症亦遂愈多也。

    吴又可生于多疫之秋，故其言曰：业医者，所记所诵，连篇累牍，俱是伤寒，及其临证，悉见瘟疫，求其真伤寒，百无一二云云，诚非虚语。其立说虽为后世温病瘟疫混淆之滥觞，而其发明疫邪自口鼻而入，伏于膜原，与夫九传之变，则为治疫之金针，而不容埋没。

    喻嘉言之温症三大例，可谓深知伏气变病之理。惟治金鉴一案，标其名为伤寒死症奇验，而强词夺理，竟作冬伤于寒，又兼冬不藏精之春温两感症，用麻黄附子细辛汤及附子泻心汤，以炫其奇；且云不藏精之人，肾中阳气不鼓，精液不得上升，故枯燥外见，用附子助阳，则阴气上交于阳位，如釜底加火，则釜中之气水上腾，而润泽有立至者。此种言论，荒谬已极，既标名伤寒，何得又作温病？夫不藏精者，精液枯竭，所以化火，惟恐清凉之不急，何得反用辛温？火上加油，焉有不燎原者乎？其证状壮热、谵语、皮肤枯涩、舌卷、唇焦、足冷，即王海藏《阴症略例》所谓阴极似阳之阴症，实非温病也。

    《临证指南》、《温证论治》，《景岳发挥》诸书，伪托叶天士之所作也。（天士生平未尝着述，其所流传于世者，泰半由于伪托，即《温证论治》及《临证指南》，乃叶派崇奉之灵符，一为顾景文之手笔，一出于华岫云之采辑。他如《景岳发挥》，为梁溪姚球所撰，坊贾因书不售，剜补桂名，遂致洛阳纸贵。曹畸庵《医学读书志》言之甚详。又如陈修园之《医学三字经》，修园自称亦曾托名叶天士。其作伪情形可概见矣）《临证指南》及《景岳发挥》，并详伏气，不独新感。吴鞠通徒取《温热论》之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十二字，撇开伏气，以新感立论，更固执《临证指南》所云仲景伤寒先分六经，河间温热须究三焦之语，划分三焦界限，愈失愈远；既非叶派之全豹，复开后学之盲从，此温病家之罪人也。陆九芝谓河间治法，亦惟六经是言，而三焦而字，始终不见于《六书》，初不解《指南》之何以有是语，久之而悟《指南》于西昌之论瘟，认作河间之论温，约略记得河间之书，人皆说是异于仲景者，故即不妨托之河间耳。

    此论固属确凿，而天士之意或又不然。夫河间主火，是其专长，人所共知，且作《三消论》，以三焦论治。三消之为病，乃燥热怫郁，精血枯竭，亦须清凉，无异温病，此天士或由此而悟也。然《三消论》所谓之三焦，乃指上中下所病之部位而言，此与天士以温病必始于上焦而终于下焦，又似是而非，实风马牛不相及也。但天士论温，虽知伏气，而论新感则混同于瘟疫，故援又可之说，以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为纲领。其邪之首先犯肺者，药用辛凉，是为新感之温热，即陆氏所谓不过小小感冒，如小风热、小风温也；其逆传心包者，药用犀角、金汁、人中黄之属，是为瘟疫之重症，即陆氏所谓不出数日遽入心包，为一场大病以至于死也。

    陆氏之治温病，执定阳明，以阳明为成温之薮，凡属内外之邪，必通行此要津，如导江河而至于海，固属提纲挈领。

    然只发明在阳明之温病，而于温病之伏气新感不分，轻重缓急同治，虽可为治法之常，犹未能通权达变。其意在扫除荆棘，新辟康庄，实则未免矫枉过正。

    王孟英温病家之卓卓者也，其指摘鞠通曰：鞠通之排定三焦路径，必欲温热病遵其道而行，有是理乎？夫温热究三焦者，非谓病自上焦始而渐及于中下也。伏气自内而发，则病起于下者有之；胃乃藏垢纳污之所，湿温疫毒，病起于中者有之；暑邪挟湿者亦犯中焦。又暑属火，而心为火脏，同气相求，邪极易犯，虽始上焦，亦不能必其在手太阴一经也。

    其辨别伏气新感曰：伏气温病自里出表，乃先从血分而后达于气分。更有邪伏深沉，不能一齐外出者，正如抽蕉剥茧，层出不穷，不比外感温邪由卫及气、自营而血也。此等议论，皆至理名言，可为师法。且其验案甚伙，更堪玩味。

    章虚谷与吴鞠通为同时人，皆崇拜叶天士者也。章氏于温热虽无发明处，然亦纠正吴氏《温病条辨》之谬，较之吴氏尚胜一筹。

    伏邪之病，《内经》论之甚详，而不见其名。《伤寒论》虽有伏气之病，而无新感之称，所以世之论温病者，恒混淆不分。清·蒋宝素所着《医略稿》之伏邪篇，阐扬伏温一病，昭然大白。惜其乃援吴氏《瘟疫论》行邪伏邪之说，仍属瘟温不分，未可为法。柳宝诒继之，辨别瘟温之相异，新感伏气之不同，既正诸家之谬，复发前人所未言，实论伏气温之最详备者也。

    他如周禹载、尤在泾、舒驰远、陈平伯，于温病均有所发明。周禹载之《温热暑疫全书》，乃发明温病发于少阳者也。其说曰：温病所伤者，寒也；所病者，温也；所伏者，少阴也；所发者，少阳也。其所以然者，少阴本虚而伤寒，春则木旺而水亏，火气燔灼，病必有阳而无阴，药必用寒而远热，黄芩汤其主治也。尤在泾之《伤寒贯珠集》，乃发明少阴清法与厥阴清法者也。其说曰：少阴之热有从阳经传入者，亦有自受寒邪，久而变热者。阳经之寒，变则热归于气，或入于血；阴经之寒，变则热入于血，而不归于气。厥阴之病，本自消渴，其里有热，乃传经之邪，厥阴受之也。舒驰远之《伤寒六经定法》，乃发明太阴经之火者也。其说曰：太阴经之着痹、行痹二症，为火旺阴亏，热结经隧，赤热肿痛，手不可近，法宜清热润燥。陈平伯之《温热病指南》，乃发明肺胃为温邪必犯之地者也。其说曰：风温为燥热之邪，燥令从金化，燥热归阳明，故肺胃为温邪必犯之地。且风温为燥热之病，燥则伤阴，热则伤津，泄热和阴，又为风温病一定之治法也。

    以上诸家立言，皆有至理，然皆各举一端，学人博取而会通之，以为温病之治法则可，苟拘泥一家之言，则大不可。

    《伤寒论》之六经见证，乃百病之提纲，非独为伤寒病而设。刘松峰有瘟疫六经治法，朱兰台之《疫证治例》亦分六经。治瘟疫尚以六经见证，何况温病乎！所谓见证者，乃以证候见于何经，即从何经而治之也。若作伤寒之六经传经，由太阳而阳明，终于厥阴解之，则谬矣。《难经》曰：温病之脉行在诸经，不知何经之动也。然则凡论温病者，岂可胶柱鼓瑟哉？至于治病之法，则《内经》云：治寒以热，治热以寒。又曰：从内之外者，调其内；从外之内者，治其外。从内之外而盛于外者，先调其内，而后治其外；从外之内而盛于内者，先治其外，而后调其内。中外不相及，则治主病。又曰：治热以寒，温而行之；治寒以热，凉而行之；治温以清，冷而行之；治清以温，热而行之。故消之削之，吐之下之，补之泻之，久新同法。此皆治病之通法，治温热者亦不能外也。

    陆九芝曰：天士于《临证指南》，既以小风寒抵作伤寒一大法门，于《温证论治》，又以小风热抵作温热一大法门，所以伤寒一证，至天士而失传，温热一证，亦至天士而失传。此叹景文、岫云之作伪也。孰知不有当日天士之误，则无后世温病之争，而伤寒温病均无人阐发矣。夫《难经》伤寒有五之伤寒，外感之总称也，《伤寒论》则六淫之全书也。

    然五种伤寒之中，又有伤寒之目，故伤寒虽有广义，亦有狭义。既有狭义，则伤寒与温病，又未可混而不分也。今日之所谓温病学人，亦非专言温病，乃概暑湿燥火而言，既不悖乎经旨，又能发扬光大，何尝不可与《伤寒论》后先辉映，相得益彰乎？此书虽为正温病之名而作，亦未始非为《伤寒论》进一解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