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 我为何写作

    我写作的动机和目的是勾勒一个理想的人。描绘道德理想本身是我终极的文学目标————跟这个目标相比，小说中的一切含义和哲学思考都只是方式而已。

    请允许我强调这一点：我的目的不是要在哲学上启迪我的读者，不是用我的小说教人行善，也不是说我的小说能够辅助人的心智发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事，但是它们都是附加的考虑，它们仅仅是效果和结果而已，不是原因和主导。我的目的，作为原因和主导，是描写霍华德·洛克、约翰·高尔特、汉克·里尔登、弗朗西斯科·德安孔尼亚他们自身————他们不是实现任何更高目的的方式。他们恰恰是我能为读者提供的最高价值观。

    这就是为什么当我被问到我主要是一个小说家还是一个哲学家，我的作品是不是宣传我的想法的工具，我的主要目的是不是政治和声援资本主义的时候，我的心情是非常复杂的————我希望能有机会耐心地解释，又觉出这些问题本身的荒唐，甚至有的时候我会感到很恼火。这些问题其实都是不着边际的，不仅不是我想问题的方式，而且完全没有问到点子上。

    我想问题的方式既比这个要简单，同时也比这个复杂，这是从两个不同的方面来讲。简单地说，我对文学的观点和孩子一样：我写作，或是读书，都是为了故事。复杂的是把这种态度“转译”为成人世界的概念。

    特定的存在，也就是价值观的各类形式，是随着一个人的成长和发展而变化的。但是“价值观”的概念不会变。承认的价值观可能包含他一切活动的集合，包括哲学————应该说，尤其是包括哲学。但是基本的原则————价值观在人生和文学中的功能和意义————是一贯的。

    我对任何一个故事都会问如下的问题：我会想在现实生活中遇到这个人或这件事吗？这个故事所带来的经历本身是值得我追求的吗？思索这些人物本身能给我带来快乐吗？

    就是这么简单。但正是在这种简单当中，蕴含了人的整个存在。

    因为这涉及如下的问题：我希望在现实生活中遇到什么样的人————为什么？我希望发生什么样的事，我希望人怎么做————为什么？我希望过什么样的生活，我的目标是什么————为什么？

    这些问题很明显地属于一个领域：伦理学。什么是善？什么行为是正确的？什么样的价值观是正确的？

    由于我的目的是表现一个理想的人，我必须构造并展现一个允许他存在的客观条件。由于人格需要前提，我必须构造并展现使得他成为现在的样子所需要的前提和价值观；这样我就必须构造并展现一个理性的价值观体系。由于人要相互影响，相互作用，我必须展现一个社会系统使得理想的人可以存在并发挥功能————一个自由、高效、理性的系统，要求并鼓励人做最好的自己，无论这个人是高贵还是低贱。这种制度很明显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1]。

    但是无论是政治还是伦理、哲学，在人生和文学中都不是目的。只有人才是目的。

    有一个文学流派激烈地批驳像我一样的作家，这个文学流派是自然主义。他们声称作家必须以所谓“一五一十”的方式复刻“现实生活”，不能加以挑剔和选择，不能做价值观的判断。所谓“复刻”，其实就是像摄影一样；所谓“现实生活”，其实就是他们恰好观察到的存在；所谓“一五一十”，其实就是“与我身边的人毫无二致”。但是这些自然主义者————或者他们当中还看得过去的几位————在两种文学属性上其实非常挑剔：风格和刻画。没有选择，就谈不上刻画，无论是非同寻常的人物，还是一个统计学上可以代表很多人的普通人物。因此，自然主义者其实只是在一个属性上刻意避开选择：情节的内容。他们认为，对内容的选择上，小说家不应该有所选择。

    这是为什么？

    自然主义者没有回答过这个问题————至少没有用理性的、有逻辑的、不自相矛盾的方法回答它。为什么一个作家要不加选择地“拍摄”他的人物的一举一动呢？是因为它们“真实”发生了吗？记录下发生过的事情是历史学家的职责，不是小说家的职责。为了启迪读者、教育读者吗？这是科学的职责，不是文学的职责，至少不是小说类作品的职责。让人见识苦难来升华他的灵魂吗？但是这已经是一个价值观判断了，已经带有道德目的，带有一个“主题”了————这些根据自然主义的章法是应该被禁止的。另外，要想升华任何东西，都必须了解升华它需要什么————要知道这个，就必须知道什么是善，以及如何达到善的境界————要想知道这两点，又必须有一整套价值判断的系统，伦理的系统，而这又犯了自然主义的禁忌。

    因此，自然主义的立场可以被总结为，小说家在方法上有美学的自由，但是在目的上没有自由。他可以在他如何描绘他的对象上发挥尽可能多的创意、选择、价值观判断，但是他描绘什么则不应该选择————他可以选择风格或刻画的方法，却不能选择对象。人————文学的对象————不能被加以选择地观察和描写。人必须接受现实，接受一成不变的存在，接受不能评说的所见，接受现状。但是由于我们可以观察到，人主导改变，不同的人有所不同，人也追求各异的价值观，那么人的现状实际上由谁决定呢？自然主义的言下之意是：人必须接受小说家给出的现实。

    小说家————在自然主义的限制下————不能判断也不能评价。他不是一个创造者，而只是其他人手下的书记员。他任凭其他人表达观点、做决定、选择目标、为价值观奋斗，决定人类的命运、灵魂和发展方向。小说家是这场战斗所抛弃的唯一一个人。他不被允许问这是为什么————他只能拿着记录本紧跟着他的主人，记下来主人的一言一行，捡起主人想要丢下的珍珠和粪便。

    至少是对于我来说，这样的工作有损我的自尊。

    我心目当中的小说家既要寻找矿脉，也要懂得加工珍贵的金属矿石。小说家需要发现灵魂的金矿，并把金子提取出来，制造出他能够想象到的最奢华的皇冠。

    就像追求物质财富的人不会每天在下水道里游荡，而是深入高山深谷淘金一样————追求精神财富的人也不能只关心自家的后院，而要深入追寻最高贵、最纯净、最雅致的元素。我可不希望本韦努托·切利尼[2]天天玩泥巴。

    正是对对象的选择————最严苛、最无情的选择————才造就了艺术的内核。在文学中，这意味着故事，也就是情节和人物，也就是作家选择描写的人和事。

    当然，对象不是艺术的唯一属性，但它是举足轻重的属性，它是一切方式的目的。然而，在很多的美学理论中，目的————也就是对象————没有被涵盖在讨论范围之内，只有方法的美学重要性得到承认。这样荒谬的二分等同于辩驳用辞藻堆砌起来的笨蛋要比一个刻画较为僵硬的女神更加美丽。我认为两者都难登大雅之堂，但是后者只是在美学上缺乏可圈可点之处，前者则是美学犯罪。

    其实根本不需要这样的二分，方法和目的不是不可共存的。目的正确不能证实方法正确————在伦理学和美学中都是如此。方式正确也不能证实目的正确：伦勃朗的功力被用于画一片牛肉，我很难说这幅画作的美感能够多么登峰造极。

    那幅画基本上可以代表我在艺术和文学中讨厌的一切。七岁的时候，我不能理解为什么人们会喜欢那些画死鱼、垃圾箱、有着双下巴的农妇的画。现在我理解了这样的美学现象背后的心理原因————我越了解它的原因，我就越憎恶它。

    在艺术和文学中，目的和方法、对象和风格，必须相辅相成。

    如果一个东西不值得思考，它就不值得被艺术重塑。

    痛苦、疾病、灾难、邪恶，这些人类存在的负面，都是合适的研究对象，因为我们需要理解和纠正它们————但是它们不应该成为思考本身的对象。在艺术和文学中，这些负面的东西只有与正面的东西相对比，作为衬托、对照以突出正面，它们才值得被重塑————但是它们本身不是目的。

    对于负面对象“慈悲”的研究如今在文坛风生水起，但这恰恰是自然主义的死胡同，它的尽头是自然主义的一座墓碑。如果这种研究的始作俑者依然坚称这些事情就是“真实发生”的（大部分都不是真实发生的）————那么我要说，即便这些是，也是心理学和历史学的范畴，不在文学所关注的范围内。一截已经感染得面目全非的肢体在一本医学课本当中可能可以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但是在艺术馆不能。感染的灵魂则是更加令人作呕的景象。

    人应该享受对价值观和对善的思索————思索人的伟大、智慧、能力、美德、气魄————这个道理是不言自明的。思索恶的人才需要奋力辩驳；同样属于此类的还有思索中庸、无为、寡义和愚昧的事物的人。

    七岁的时候，我拒绝读字里行间渗透着自然主义的儿童读物————那些关于隔壁邻居家孩子的书。那些书真是无聊得要死。我在现实生活中都对这些人不感兴趣；所以我找不到...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