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

    多米尼克回到了纽约。她回来没有任何目的，只是自从最后一次去采石场，她在那所乡村房子里停留的时间无法再超过三天。她要到这个城市里来，这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必要性，不能抗拒，也毫无意义。她对这里不抱任何期望。但是她想感受周围街道和建筑的拥抱。早上，她醒来的时候，听到远处传来隐约的汽车声，这声音使她觉得自己堕落，提醒她现在在哪里，为什么在这里。她站在窗边，胳膊向外伸，抓住窗框的两边，就好像是抓住了城市的一部分，所有街道和屋顶的轮廓都显现在她两手之间的玻璃上。

    她一个人出去走了很长时间。她走得很快，两手插在一件旧大衣的口袋里，衣领立着。她告诉自己，她不希望遇见他，不想找他。但是她要出来，每次都面无表情，漫无目的地在街道上走好几个小时。

    她一直不喜欢城市的街道。她看见身边鱼贯而过的每一张脸，每一张脸都因害怕而相似————害怕成为一个公分母，害怕自己，害怕所有人，害怕每个经过他们的人所带给他们的攻击。她无法解释害怕的本质和原因。但是她总能感觉到害怕的存在。她曾经通过一种情感保持着自己的纯净与自由，那就是不触碰任何事物。她喜欢在街上面对他们；她喜欢他们恨意的软弱，因为她没有什么可被伤害。

    而她不再自由了。现在，在街上每走一步对她来说都是一种伤害。她和他连在一起————就像他和这个城市的每一部分连在一起一样。他是一个无名的工人，做着不知名的工作，消失在茫茫人海中，依赖着他们，还会被他们中的任何一个所伤害，被她和整个城市共享。她不喜欢他走在别人走过的人行道上，不喜欢商店里的售货员递给他一包烟，不喜欢他在地铁站和其他人摩肩接踵。走了这些路后，她回到家，因发烧而打着寒战。但第二天她又出去了。

    假期结束时，她回到《纽约旗帜报》的办公室，打算辞职。对她来说，她的工作和专栏不再好玩了。她打断了爱尔瓦·斯卡瑞特热情的问候。她说：“爱尔瓦，我回来只是想告诉你，我要辞职。”他傻傻地看着她。他只是说了一句：“为什么？”

    很长时间以来，这是她第一次听到外面的声音。她行事总是很冲动，并为自己行事从不需要理由的这份自由而骄傲。现在她要面对“为什么”，而且这个答案她躲不过。她想：因为他，因为她让他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这是另一种冒犯：她能看见他笑，就像他在树林里小路上的笑一样。她没有选择。对每一种轨迹的选择都是在冲动下做出的：她可以离开工作，因为他让她想要离开；或者她可以留下，憎恨它————只是为了使她的生活没有变化，并无视他的存在。后者更为艰难。

    她抬起头说：“爱尔瓦，只是开个玩笑。只是想看看你会怎么说，我不会辞职的。”

    回来工作几天后，埃斯沃斯来到了她的办公室。

    “你好，多米尼克。”他说，“刚听说你回来。”

    “你好，埃斯沃斯。”

    “我很高兴。你知道，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有一天你会毫无理由地离我们而去。”

    “埃斯沃斯，感觉？或者说是希望？”

    他看着她，眼神里满是和善，他的笑容和以前一样迷人，但是在迷人中有些许自嘲，好像他知道她并不赞许，还有些许自信，就像他正在展示自己可以一如既往地善良迷人。

    “你知道，你现在在这里是错误的。”他说，心平气和地笑着，“在这个问题上，你一直是错误的。”

    “对，我不适合，埃斯沃斯。对吧？”

    “当然，我可以问：适合什么？但是假设我不问，假设我只是说，适合的人有他们的用处，不适合的人也有他们的用处，你觉得这更好吗？当然，最简单的说法是，我一直是你的狂热崇拜者，将来也一直会是。”

    “那不是赞美。”

    “有一点儿，我认为我们永远不会成为敌人，多米尼克，如果你愿意的话。”

    “是的，埃斯沃斯，我认为我们不会成为敌人。你是我认识的人当中最让人欣慰的。”

    “当然。”

    “在我所指的那种意义上？”

    “随便你怎么认为。”

    她面前的桌上放着《时事报》的周日版。报纸折叠着，露出了印有恩瑞特公寓的那页。她拿起来，递给托黑，眯上眼睛露出一种无声的疑问。

    托黑看着那幅图纸，把报纸扔回了桌子上：“像个侮辱一样独立，对吧？”

    “你知道，埃斯沃斯。我认为设计这个的人应该自杀。一个能构想出如此美好事物的人应该永远不让它建造起来。他应该想不存在。但是他会让它建起来，这样女人们就会把尿布晾在他的台阶上，男人们就会在他的楼梯上吐痰，在他的墙上画下流的画。他把它给了他们，把它变成了他们的一部分，变成所有事情的一部分。他不应该把它提供给像你这样的人去观看，去谈论。你说出的第一句话就已经亵渎了他的作品。他使他自己变得比你更坏。你只是做得有些不体面，但他却是在亵渎。一个人，如果知道要创造这个本应该知道的东西，他就本不该有能力活着。”

    “要写一篇评论吗？”他问。

    “不。那是重复他的犯罪行为。”

    “那么和我谈谈？”

    她看向他。他笑得很高兴。

    “是的，当然，”她说，“这也是那种犯罪的一部分。”

    “多米尼克，这些天我们找个时间一起吃顿晚饭。”他说，“你真的没有让我看够。”

    “好吧，”她说，“随时都可以。”

    在袭击埃斯沃斯一案的庭审中，斯蒂文·马勒瑞拒绝公开他的动机。他没有作陈述。他好像对任何可能的判决都不在乎。但是埃斯沃斯的出现引起了一阵小轰动。他不请自来，为马勒瑞辩护。埃斯沃斯请求法官宽大，解释说他不愿意看到马勒瑞的未来和事业被毁。每一个在法庭里的人都被感动了————除了斯蒂文·马勒瑞。斯蒂文·马勒瑞听着、看着，好像在承受某种特殊的酷刑。法官判了他两年缓刑。

    对托黑的极度宽容有很多评价。托黑没有理会那些赞扬，他很高兴，又很谦虚。“我的朋友们，”他说————这句话出现在了所有的报纸上————“我拒绝去做一个制造殉道者的帮凶。”

    在计划成立的年轻建筑师组织的第一次会议上，吉丁总结说，托黑有很强的能力，可以把志同道合的人团结起来。在场的十八个人身上有一种东西，他无法定义，但那种东西给他一种舒适感，一种他在独处时或者其他聚会上从未经历过的安全感；部分是由于知道在场的每个人都因某种难以言表的理由而分享着同样的感觉。它是兄弟关系的感觉，但不知为何不是神圣的或者高贵的兄弟关系，然而，这正是那种舒适感————他们感觉，在他们中间，没必要那么神圣或高贵。

    如果不是因为这种亲密关系，吉丁会对这次聚会感到失望。在托黑家客厅坐着的十八个人里，除了他自己和高登·普利斯科特以外，没有一个是出名的建筑师。高登穿着一件米黄色高领毛衣，看起来有些屈尊俯就的感觉，但很热心。吉丁从来没有听过其他人的名字。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刚起步，年轻、寒酸、好斗。一些人只是制图师。其中有一位女建筑师，建过一些小型的私人住宅，大部分是为有钱的寡妇设计的。她举止富有攻击性，紧绷嘴唇，头发上别了一朵新鲜的喇叭花。还有一个男孩，眼神单纯而天真。还有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承包商，呆板的脸很胖。一个干巴巴的高个子女人，是一个室内装饰师。还有一个女人根本没有固定的职业。

    吉丁不能理解这个组织的真正目的，尽管他们谈论了很多。没有一次谈话是有条理的，但是所有的谈话里好像都有一种相同的暗流。他感觉这种暗流是所有含糊而笼统的谈话中唯一清晰的东西，尽管没有人会提到它。它将他留在那里，就像将其他人留在那里一样，他不想去定义它。

    这些年轻人讨论了很多，关于不公平、不公正，这个社会对年轻人的残酷，并且建议每个人在大学毕业时，都应该确保他未来的职业。女建筑师简短地大声说了些关于富人的事情。承包商大叫着说：“这真是个艰难的世界，大家应该互相帮助。”长着天真的大眼睛的男孩恳求说：“我们要多做……”他的声音有种无所顾忌的真诚，似乎困窘而不合时宜。高登·普利斯科特宣称美国建筑师行会是一群没有社会责任感的老顽固，他们中没有一个有男子气概，现在是把他们一脚踢出去的时候了。没有固定职业的那个女人谈到了理想和原因，尽管没有人明白那些是什么东西。

    他们一致同意彼得·吉丁当选为主席。高登·普利斯科特当选为副主席和财务主管。托黑谢绝了所有的任命提名。他说他只愿当个非正式的顾问。大家一致决定将这个组织命名为“美国建筑家委员会”，成员不止针对建筑师，也对“同盟的行业成员”开放，对“所有那些对伟大的建筑行业有兴趣的人”开放。

    然后是托黑讲话。他站起来，一只手的手指分开，撑着桌子，讲了很久。他洪亮的声音既柔和又富有说服力。他的声音响彻整个房间，但每个人都认识到它可以响彻古罗马竞技场；在为了他们而控制着的有力声音里，这种认识中有些巧妙的恭维。

    “……因此，我的朋友们，建筑行业缺乏的是对其自身社会价值重要性的认识。这种缺乏基于两个原因：一个是因为我们整个社会的反社会本性，另一个是因为你自身与生俱来的谦虚。你一直习惯于只把自己当作一个养家糊口的人，除了赚取生存的费用和方法没有更高的目标。我的朋友们，现在，难道不是该停下来重新定义你社会地位的时候吗？在所有的行业中，你们建筑业是最重要的。重要，不在于你挣钱多少，不在于你表现的艺术技巧的高低，而在于你用什么东西来向给你所服务的人回报。你们是为人类遮风挡雨的人。记住这一点，然后看看我们的城市，看看贫民区，你会意识到艰巨的任务在等着你。但是为了迎接挑战，你必须对你自己，对你的工作有个更广阔的认识。你不是雇来给有钱人做仆人的。你是为了那些贫穷和没有房屋的人而奋斗的十字军战士。我们不是被我们应该做的，而是被我们的服务对象所判断的。让我们以这...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