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文坛巨匠、哲学大师，她有理由信仰美国精神、代言美国梦，用毕生的精力为之写作。

    这些剧本在情节上有一个共通之处————它们分别由一宗谋杀案开始。平心而论，我讲故事的水平，同安·兰德还是相当有差距的，所以我建议读者直接跟随剧本里的情节发展，我在这里也尽可能少地干扰大家看原文的兴致。可以说，这三则故事，假若用悬疑剧的眼光去看，已经是相当不错的作品，但是如果跟专业的侦探故事相比，一定还会感到失望。安·兰德毕竟不比柯南道尔，她没有相关的经历，写作的初衷也定不是展现凶案的层层迷雾。

    另外，正如安·兰德在《一月十六日夜》的序中所说，这三部剧作的写作风格一定要与现实主义划清界限。简而言之，故事情节中的事不要放到现实生活中，故事情节中的人也不是我们生活中的人。我们习惯了《雷雨》式的话剧，写小人物的生活，描写得如此细致入微，舞台上的一颦一笑都是真实的，人物的性格以最贴近生活为好。安·兰德的剧作中也有人物，只是他们的出场并不是为了他们自己的目的，而是为了他们性格之外的内涵。这样的创作意图的结果就是，人物有时会脸谱化，对话有时会比日常生活要来得严肃和有哲理。这并不是说，安·兰德的作品是完全存在于另一个世界的；安·兰德的创作也是来源于对当时时代的思考，但是她没有唏嘘当代，没有针砭时弊，而是在她的笔下创造出了一个简化的世界，来承载她的哲学。人物是傀儡而已，故事是载体而已，没有任何一个人物写出来是为了影射讽刺，也没有任何一个情节写出来是为了催人泪下。

    《一月十六日夜》是安·兰德在美国公开发表的第一部著作。它无疑是本书所含三部剧作中最成功的一个。它是其中唯一一部在安·兰德去世前发表的作品，也是唯一一部被搬上百老汇舞台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在安·兰德的创作中也是罕见的，如此复杂的人物关系，以及如此错综的情节，在安·兰德随后的创作生涯中越来越淡化。《一月十六日夜》在百老汇舞台上颇受欢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安·兰德相当有创造力地让观众可以与演员互动，并且最终决定女主角的有罪抑或无罪。故事的发展当中，原告、被告双方的证据被刻意地平均，所以依照不同证人的证词，故事在不同的节点上分出枝杈，形成了许多个版本，每一个版本都有其可信之处。对于这个故事，文学评论家存在着很多争议。基于浪漫主义的本质，尽管故事的一个版本当中涉及比约恩·福克纳卷款逃跑的情节，译者还是倾向于少去看一些它的现实意义，例如资本家该如何兑现对投资者的承诺种种。根据安·兰德在她自己所作的序中的说法，她展现了两个集团和两种世界观的对立，而她这样做的原因是她要为像比约恩·福克纳一样的伟人辩护。安·兰德认为社会对于他们的评价是有失公允的，大众不能由于他们的伟大，就把他们的一切行为都当作罪恶。法庭在大财阀比约恩·福克纳坠楼身亡的背景下开庭，出庭的每一位证人都与比约恩有着很近的关系，他们中有他的情妇、夫人、岳父、守门人。然而现在大财阀命丧黄泉，法庭上却没有人是悲痛的，有人在瓜分他的财产，有人在为自己辩护，有人在算计着鬼主意。安·兰德或许只是想呈现出这样的场景，它完完全全地不同于我们的现实世界，但又那么相似。凯伦·安德列不爱比约恩·福克纳（尽管他们在剧中同属安·兰德希望为之辩护的集团），比约恩·福克纳也不爱他的夫人。无论故事是哪个版本，这都是一个利益链条驱控着的世界，也是社会律条对战个人膨胀的世界。安·兰德把决定权交给了陪审团，她让观众用分析来戳破层层迷雾，这个过程在她日后的哲学体系里，就是一种“理性”。

    《理想》的故事模式没有《一月十六日夜》那样自由和流畅，它不像是故事，而像是语录式的哲学著作。这与《阿特拉斯耸耸肩》十分类似，所以它的内容被公认为安·兰德小说的前奏。安·兰德在《理想》中塑造的经典人物，几乎在她的其他作品中悉数登场。同时，《理想》传达出的观念也极端复杂，每一幕的格式几乎是在重复，但是又因为场景的变化而各异。从序幕到第二幕的最后一个场景，在八个不同的房间里，凯伊·贡达，那个万众瞩目的女神，被无数次背叛。凯伊·贡达所象征的就是人的“最高价值”————自我实现。所以如果一个人背叛了凯伊·贡达，他就永远不能达到每个人的灵魂中都希冀的“最高价值”。每一个场景当中，都有社会的另一个元素，将这个“最高价值”击倒在地。《理想》写于《一月十六日夜》之后，显然，比约恩·福克纳的形象在安·兰德心中尚未散去，所以《理想》中的凯伊·贡达也是一个和比约恩·福克纳类似的人。因此在思想层面上，《理想》与《一月十六日夜》是共通的————当一个安·兰德塑造的“人”面对现实社会，却被社会公众拒绝和狙杀。这是一种极好的预见，因为安·兰德在这些剧作完成后的几十余年中，就遭遇了如同凯伊·贡达一样的经历。但是安·兰德同她笔下的人物一样，她不可能屈服于社会的律条，她必须追求她的“最高价值”，而不被任何其他的因素所干扰。

    《三思》是一个典型的二十世纪侦探故事，不过安·兰德塑造的各个人物充满了她惯用的对立。布雷肯里奇先生的死，在剧中的象征含义，是他对于利他主义和个人权利的漠视，安·兰德对于这一问题的观点，由围绕在布雷肯里奇先生周围的人物说了出来。情节中充满了两种意识形态的冲突，例如布雷肯里奇先生要把发明献给全人类，而英格尔斯则要用它来赚钱，这两者所象征的两大意识形态不必多谈。黑斯廷对于它们的判断也是相当精辟的：世上最可怕的东西不是渴望金钱，而是大声叫喊着自己对金钱的鄙夷和自己是多么地愿意为他人奉献。瑟奇印证了这一点，那个最喜欢强调自己毫不在乎个人利益的人，反而是那样一副嘴脸。安·兰德聪明地把瑟奇描绘得相当无辜，然后再让他的一切伎俩暴露出来。《三思》也是以安·兰德的哲学作为出发点的，她希望证明在很多的时候利他主义都是一个善意的面具。就像剧中的孩子比利认为的那样，如果一个人把帮助别人视为自己的终身使命，那么他就必须找到需要帮助的人，甚至制造需要帮助的人。这样的循环最终会导致信仰利他主义的人开始谋求对别人的控制，把他人作为工具看待，而不是独立的人。和其他两部剧作相比而言，《三思》的人物矛盾是最激烈、最泾渭分明的，谋杀案也唯一一次被搬上了前台。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安·兰德对于理性和利己主义的信仰是不断加强的，这样的思想最终在《源泉》中爆发了出来。然而，事实上，《三思》的暗示似乎也相当骇人，因为渴望自由的人不得不除掉独裁的布雷肯里奇先生，来追求他们个人的实现。如此的激进做派，也为安·兰德招来了不少反对之声。

    以上是译者对于安·兰德作品的一些浅薄分析，很多内涵还望读者能够深深挖掘。至今，本书收录的三部剧作依然在世界各地的舞台上以各种语言上演，安·兰德的思想也在其支持者的不断推广下传承下去。尽管她的这些主张一直不被大众接受，她的客观主义依然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二〇〇九年，在金融大动荡的背景下，《阿特拉斯耸耸肩》再次荣登美国亚马逊小说类的销量榜首，来源于这些剧作的客观主义思想又站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金融危机时主导美国经济政策的格林·斯潘正是安·兰德的疯狂追随者，于是赞扬者与诟病者又以安·兰德的思想为议题，重新思考美国社会的未来。译者也希望有一天，这些剧目可以登上中国的舞台，带给中国观众同样的思考。作为大洋彼岸的中国读者，面对举国经济大发展下对于人的本性的迷惘，本书中的三部剧本会以引人入胜的故事给予我们一些启发。在安·兰德写下这三部剧作的八十年后，我们默诵着这些文字，依然会顿觉天摇地动，灵魂震颤。

    郑齐

    二〇一三年一月十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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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另一种说法是，安·兰德自称“安”来自一位芬兰的作家。————译注

    (2)由本书译者依该书英文原文译出。————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