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

的；但是若我们把他当做某一个社会团的代表，那他的观察就成为主观的了。

    因为作家所代表的社会心理之不同，所以他们观察事物的结果，也将无一致的可能。例如俄国革命本是一件东西，照理讲（自然照着自然主义的理论而讲），各个作家对于它的观察，应当是一致的。但是在事实上，有些作家描写俄国革命时，把革命骂得一塌胡涂，视波尔雪委克为洪水猛兽；同时，有些作家把俄国革命当成人类社会改造的新纪元，视波尔雪委克为争自由的圣徒……这倒是些什么道理呢？为什么他们对于一件事物之观察的结果，有这样的恋隔呢？谁个是客观的观察者，谁个不是客观的观察者？谁个对，谁个不对？回答这个问题时，那也就要问回答者之属于哪一个社会团了。

    诚然，一个作家应当静心地观察他周遭的事物，因为不观察，他将不了解事物的内容。但是同时我们应当知道，就是这种观察只是相对的“客观的”，而没有“纯客观的”的可能。我们不反对观察，但是我们要问一个作家当观察时，是用的那一种的眼光。

    现在是革命浪潮极高涨的时代，谁个也没有权利来禁止旧作家用“客观的观察”，产生新时代的作品。但这不是重要的问题。重要的问题是：旧作家立在什么地位上用他的“客观的观察”？倘若他们还以为自己是超时代的人，还不承认自己应当参加被压迫群众解放的运动，还不会认清楚革命的意义与要求，那吗，我敢断定他们无论“客观的观察”观察到什么程度，而新时代的作品是永不会产生的！

    我们也同方君一样，希望“旧作家从他们的观察上产生新时代的作品”。但是他们能不能产生新时代的作品呢？我们试拭目以待罢！

    四、新的启示呢，还是神秘主义？

    方君说，“太阳第一号的小说，一定是实感的描写，可是我就觉得像那《女俘虏》《冲突》《蚁斗》中间的实感，好像并非别人一定没有或观察不到的。作者所贵乎实感，不在实感本身，而在他能从这里头得了新的发现，新的启示，因而有新的作品。欧洲大战的时候，知识界从军者何止千万，然而在战场上看见别人所看不见的，只有巴比塞和拉兹右等三数人而已。所以我以为一个文艺者的题材之有无，倒不一定在实际材料的有无，而在他有否从那些材料内得到了新发现，新启示。如果实际材料确是有，而并不能从那里得一点新发现，那么，这些实际材料不过成为报章上未披露的新闻而已，不能转化为文艺作品”。

    方君的这一段话，倘若仅仅是泛论，而不将《太阳》上的几篇小说，及巴比塞在欧战中的事情指将出来，那我们将要无从讨论起，或者没有讨论的可能。不过方君既将事实指出来了，那我们就不得不和方君说几句话。

    方君以为《太阳》第一号的几篇小说中间的实感，都是为别人所有或观察得到的，而没有什么新的发现，新的启示，所以不见得有什么出色的地方。我们不知道方君心目中的新的发现和新的启示是一种什么东西。倘若方君的意思，以为只有别人没有或观察不到的才值得写，也只有这种作品才能给人以新的发现和新的启示，那么方君简直是文学上的神秘主义者了，因之方君所谓好的作品，那只是神秘主义的作品，而不是革命文学。因为只有神秘主义者的实感，才是为别人所没有或观察不到的，因之他们的作品才有新的启示和新的发现，不过这种所谓“新的”，只有作者自己能领会罢了。

    我们所说的实感，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意味，那是为人人所都能有，而且能观察到的，倘若他们愿意有，而且愿意观察。不过在实际上，不见得人人都愿意有或观察这种实感，就是有这种实感的人，也不见得有文艺的素养，而将这种实感转制成为文艺的作品。有些作家或者根本鄙弃这种实感，或者没有得着这种实感的机会，或者他们对之毫不注意。因之他们所写出来的作品，无论在题材或内容的启示方面也完全含着一种别的意义。

    《女俘虏》与《冲突》，（关于《蚁斗》暂且不说，因为它不过是长篇小说《罪人》的第一章，现在我们还不能说它是好是坏）。在材料方面虽然是新的，然而究竟是人人所能观察得到的，不是奇异的西洋镜。像《女俘虏》那样的故事，就是现在在报章上都可以看得见。像《冲突》那样的故事，就是现在也可以在革命党人中找得许多。照方君的意思，这两篇小说实在没有什么特出的地方。但是在事实上，这两篇小说是不是如方君所说的呢？

    我们给方君一个否定的回答：不！

    第一，《女俘虏》和《冲突》这是一类材料的本身，已经是一种很新的现象，在我们旧作家中，没有谁个描写过这种材料，第二，这两篇小说的主人翁已经和旧作家的作品中的主人翁不同了。第三，这两篇小说在所谓启示方面，实在已经给了我们一点新的东西，这种新的东西是为旧作家所没有给我们的，恐怕他们将永远不会给我们。这种新的东西是什么呢？那就是在《女俘虏》中所指示的，一群为新生活而奋斗的女英雄，她们虽然是失败了，然而他们的精神，灵魂，永远是高傲而不屈服的，永远是光荣而不忍受污辱的。那就是在《冲突》中所指示的，革命战胜了恋爱，集体生活征服了个人主义。倘若我们走马看花地，或抱着唯美主义的思想，来读这两篇小说，那这两篇小说实在没有什么希奇。但是倘若我们仔细思考一下，那就要知道这两篇小说对于时代的意义了。

    我们不知道方君所说的新的发现与新的启示，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方君若说这两篇小说的技巧方面，还未见得十分完善，那我们是可以承认的，但是倘若方君说这篇小说没有给我们一点新的东西，那恐怕是一种错误了。方君是赞成革命文学的人，当然不是神秘主义者，但是方君的言论，照我们看来，似乎很带点神秘主义的意味。

    就拿巴比塞来做例证罢！方君以为“欧洲大战的时候，知识界从军者何止千万，然而在战场上看见了别人所看不见的，只有巴比塞和拉兹古等三数而已”这实在是一种误解！第一，知识界从军者何止千万，然而不见得每一个人都是文艺家，也许也有一部分人看见了巴比塞三数人所看见的东西，然而没有艺术的手腕把它表现出来。第二，也许从军者有很多的文艺家，然而因为他们的思想为资产阶级所麻醉了，就使他们也看见了巴比塞等所看见的东西，然而不愿它描写出来，或对之毫不注意。第三，不但知识界从军者有一部分是反对战争的，而且恐怕有许多农民和工人从军者，是反对战争最激烈的人，同时恐怕还有许多社会主义者在战场上曾积极地做反对战争的运动；不过因为他们不是文艺家，没有把自己的实感写将出来，结果，这一部著名的《火》只得让巴比塞去写了。因为《火》的材料及它在内容方面的启示，是为一部分人所看得到的，《火》把他们心中所要说而不说出的话说出来了，所以才受很热烈的欢迎。若《火》的内容为别人所看不见的东西，那吗读者又从何处来了解《火》的好处？既然不了解它的好处，那它又从何处来给与人们以新的启示？不错，巴比塞是一个大的作家，不过他的伟大不在于他发现了什么新的美洲，而是在于他能代表多数人说话，能把旧社会的黑暗痛快地指责出来，同时他指示人们应走哪一条道路。

    我们的意见是如此，也许方君以为是不对的？……

    五、光慈只承认描写第四阶级的文学吗？

    有许多的误会，真是令人难以料到是因何而起的！在《现代中国文学与社会生活》一文中，光慈不过是泛论中国文坛的现势，并没有提到第四阶级文学的几个字，不但没有提到，而且在这一篇文中，他并没有露出一点“只承认描写第四阶级生活的文学”的意思。但方君却说，“蒋光慈的论文，似乎不承认非农工群众对于革命高潮的感应——许竟是反革命的感应，也是革命文学的题材。我以为如果依方君之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极单调而仄狭的路，其非革命文学前途的福利，似乎也不容否认罢？”这一种论断，真是不知道方君何所据而云然！这的确是一种莫名其妙的误会！我们的意思也同方君一样，革命文学的范围很广，它的题材不仅只限于农工群众的生活，而且什么土豪劣绅，银行家，工厂主，四马路野鸡，会乐里长三，军阀走狗，贪官污吏……等等的生活，都可以做革命文学的题材。将一个革命党人的英勇表现出来，固然是革命文学，就是将一个反革命派的卑鄙龌龊描写出来，也何尝不是革命文学呢？问题不在于题材的种类，而在于作者用什么态度，用什么眼光，以何社会团做立足点，来描写这些种类不同的题材。倘若我们，作家，同情于被压迫群众，而且决定参加争自由的斗争，那我们不但要表现与我们同一战线的人生活，而且要尽量地暴露敌人的罪恶，因为这也是于革命本身有利益的。倘若我们只承认描写农工群众的文学，那真是要如方君所说，“则我们的革命文学将进了一条单调而仄狭的路，其非革命文学前途的福利”。

    但是光慈并没有“只承认描写农工群众的文学”的意思，也从没曾发表过这类似的言论，我们真不知道方君的论断是从什么地方得来的，实在是一桩怪事！

    六、小结

    本篇论文的题目是《论新旧作家与革命文学》，现在临终结的时候，我且仍归到原题目罢。革命文学随着革命的潮流而高涨起来了。中国文坛已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新的时代一定有新的时代的表现者，因为旧作家的力量已经来不及了。也许从旧作家的领域内，能够跳出来几个参加新的运动，但已经衰秃了的树木，总不会重生出鲜艳的花朵和丰富的果实来。这又有什么办法呢？时代是这样地逼着！……

    1928年3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