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八章

    在铁路出现前，我们之中的那些或为生意或为观光去苏拉科的人，都能记得圣托梅矿是怎样逐步地改善那个偏僻省份的生活的。我听人说，苏拉科的外貌变化在那段时间里是非常大的。宪法大街上出现了缆车，马路修到了林康等村庄，许多外国商人和富人在这些村庄修建了时髦的别墅，在海港旁边还修建了一座巨大的铁路货物仓库，沿着码头一边有一长排的库房。此外，还出现了相当严重的劳工问题。

    此前没有人听说过劳工骚乱。然而，当港口搬运工在建立起了一个不受任何人约束的由各类人渣组成的行业会，并拥有一个他们自己的守护神之后，劳工情况变了。他们定期举行罢工（每个斗牛日），这种形式的骚乱很难对付，即使诺斯特罗莫在名望最高的时期，也感到难以对付。节假日一过，次日的早晨，当卖东西的印第安妇女还没有在广场上铺开她们的地毯和遮阳伞，当伊格罗塔山脉白皑皑的峰顶仍然在镇子黑暗的上空闪着惨白的光芒之时，一个像鬼魂一样骑着银灰色母马的人出现了，只要他一出现，劳工的问题立即迎刃而解。他的战马，在贫民窟的狭窄巷子里走过，在野草丛生的残垣断壁中前行，在一片茅草屋之间穿过，那些茅草屋就像牛栏和狗窝一样漆黑没有光亮。那骑马人用一支大左轮枪的枪柄，敲打低矮杂货店的大门；敲打依靠在高墙旁边的肮脏披棚；敲打窝棚的木墙壁，由于木墙壁都薄弱，在他雷鸣般敲打的间隔，能听到窝棚里睡觉人的鼾声和说梦话的声音。他坐在马鞍上恶狠狠地叫着人名，叫一次，又叫一次。被惊醒的人发出各式各样懒散的回答——有的暴躁，有的温顺，有的野蛮，有的诙谐，有的蔑视——那骑马人站在黑暗中静静地听着，不一会儿，屋里会闪出一个黑影，在寂静的夜空里咳嗽起来。有时，窗户洞里能传出一个女人低声的温柔呼喊，“他真的来了，先生”，那骑马人则静静地在马上等候。偶尔他也会被迫下马，过了一会儿，小屋或小商铺的大门会打开，里面会爆发一阵混乱和诅咒，接着一个搬运工会跳出来，双手大张，躺在那匹银灰色的母马前蹄下面，而那母马则仅会向前方竖起那双小尖耳朵。这匹母马已经习惯于这种工作；那倒在地上的搬运工会在诺斯特罗莫那把左轮枪的枪口底下慌忙起身，沿着街道摇摇晃晃走几步，然后低声咒骂起来。太阳升起了，米切尔船长穿着睡衣，焦虑地走到OSN公司靠海边那栋孤独大楼的阳台上，这时他会发现几艘驳船已经准备好了，有人影围着货物起重机转，偶尔能听到诺斯特罗莫的说话声。诺斯特罗莫此时已经不骑马了，穿着地中海水手的格子衬衣，系着红腰带，在码头上用洪亮的声音发号施令。这小伙子太有用了。

    现代文明的物质手段，总是假借提供标准的生活便利的名义，去破坏古老镇子的个性特征的。虽然苏拉科已经破旧不堪，但从其现有的个性特征看，现代文明的物质手段还没有入侵，比如说，你还能看到泥灰粉刷的房屋、装着木栅的窗户、墨绿柏树林背后已经被遗弃的女修道院那已经发黄的高大白墙。尽管如此，事实是——非常具有现代精神的事实——圣托梅矿已经在以微妙的方式改变苏拉科了。在苏拉科的节假日里，大众的服饰改变了。大教堂门前的广场上，大量矿工把有绿条纹的白披风当作节日服装穿。他们还选用了有绿色绳索和花边的白帽子——这种帽子的质量很好，只花费很少的钱就能在矿山的库房里买到。不知何故，穿着这类服装的混血儿（在科斯塔瓦那很少见），警察极少会指责他们对警察不恭敬而往死里揍他们；也不会突然被人在马路上用绳子捆住去当兵——这种征募志愿兵的办法在这个国家基本上是合法的。所有的村庄都知道这就叫志愿参军；但帕皮先生会耸一耸肩对古尔德夫人说，“可怜的人民啊！可怜啊！可怜啊！但国家需要士兵。”

    帕皮先生说话很专业，因为他本人就是军人。他的胡须下垂着，深棕的面色，瘦脸，铁青色的下巴十分光滑，他的样子使人想起南部大草原赶牛群的骑手。“先生，倘若你想听一位参加过帕埃斯战役老军官的心里话”，这是他在苏拉科贵族俱乐部里逢人必说的开场白。他能进入这个俱乐部，是因为他曾经为共和国做过突出贡献。这个俱乐部有悠久的历史，在科斯塔瓦那宣布独立时就成立的，所以这个俱乐部便吹嘘在其发起人中有许多是独立运动的缔造者。回顾往昔，历届政府曾经多次镇压这个俱乐部，有许多人被放逐，至少遭遇过一次大屠杀。大屠杀发生的时候，俱乐部成员接到军事司令官的邀请来参加宴会，接着悲剧发生了（俱乐部成员的尸体被最下贱的歹徒剥光了衣服，从窗户里扔到广场上）。后来，俱乐部又再次繁荣起来，竟然还是在这个时期，而且是以和平的方式。俱乐部还扩大了，而且很好客，把原来历史上宗教法庭前厅的几间凉快的大房子拿出来供新成员使用，这些房间原来是供高级神职人员用的。两个侧厅被关闭了，门也给锁上了。在没有铺石砖的后院，有一片新种植的橙树林，掩盖了后院的废墟。如果你从街上走进来，仿佛走进了一个僻静的果园，在里面你能看见一段已经脱离了地面的楼梯，一尊长满苔藓的圣徒雕像守护在楼梯口，雕像戴着主教冠，手拿着权杖，忍受着鼻梁被打断了一小截的羞辱，但仍然在用纤细的石头手指在胸前画着十字。服务员们从楼上看着你，他们各个面色如巧克力，头发乱蓬蓬；这时你会听见打台球的声音。你走上楼梯，面前就会出现一个大厅。大厅里，帕皮先生坐在一把直背的椅子上，一边用手梳理胡须，一边在明亮的灯光下看一份斯特玛尔塔发行的过期报纸，报纸拿得足有一臂之遥。他的那匹马，是一头倔强的黑色牲口，有个像锤子一样的脑袋——此时正在街边瞌睡，背上驮着一个大马鞍，鼻子几乎碰到路边石。

    当帕皮先生“下山”后（这个词在苏拉科经常听到人们说起），他便会出现在古尔德家的客厅里。他总是小心翼翼地坐在离茶桌有一定距离的地方，把两个膝盖靠得很近，温和且诙谐地眨着那双深陷的眼睛，不时丢出一句幽默讽刺的小笑话，为谈话增趣。在这个男人身上有一种幽默的机智，一种常常在勇敢的老兵身上才能发现的随和，因为他们曾经把死置之度外。很自然，他不懂采矿技术，但他为矿山执行特殊任务。他负责整个矿区人口的治安工作，治安范围从峡谷的源头，一直延伸到山脚下一条通往平原的崎岖小路，途中要跨越一条小溪，小溪上有一座涂成绿色的木桥——绿色，希望的颜色，也是这座矿山的颜色。

    在苏拉科镇，人们都说，帕皮先生“在山上”的时候，总是走在悬崖边的崎岖小路上，腰间挂着一把长剑，穿着褴褛的制服，制服上挂着高级少将的军阶。大多数矿工都是印第安人，长着野性的大眼睛，他们称他为“阿爸”，这是这些科斯塔瓦那光脚板走路的人对穿鞋走路的人的统称；但古尔德先生的仆人总管巴西利奥，有诚意，懂礼貌，有一次用庄严的词汇宣布，“总督先生驾到”。

    当时，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正好在客厅，他极为喜欢这个恰当的称呼，当那位老战士的身影出现在走廊里的时候，他马上就半开玩笑地表示祝贺。帕皮先生在长胡须底下笑出声来，仿佛说，“你们很可能给我这个老兵取了一个比较糟糕的名字。”

    总督先生并不嫌弃这个名字，用自己的职务和治安的范围作笑料，诙谐地向古尔德先生夸口道——

    “先生，无论在什么地方，如果我这个总督没有听到咔嗒一声，绝对没有两块石头能碰撞在一起。”

    他一边说还一边故意用食指轻轻地敲一敲自己的耳朵。即使矿工的人数超过了六百人，他似乎也能认出所有的矿工，其中有无数个叫何塞的，无数个叫曼纽尔的，无数个叫伊格纳西奥的，他们都来自三个矿工村：普利麦罗村、塞贡多村、特塞罗村，这三个村都归他管。他能根据他们平坦的、不苟言笑的脸庞进行辨识，而对古尔德夫人来说他们看上去都一样，就好像他们是同一个面相苦难坚忍的模子造出的后代一样。不仅如此，在主坑道入口的平台处，在大量穿着凉鞋的脚步中，他还能根据背部颜色的深浅进行辨别，比如说红棕色、黑棕色、黄棕色。如果他站在工人的前面，他还可以根据他们穿的布裤衩、戴着的皮便帽、裸露的胳膊、肩上的镐、手中的提灯进行辨识。休息时间到了。印第安男孩们懒洋洋地靠在一排空空的挂篮车上；筛选员和碎石员蹲坐，抽着长长的烟卷；高大的木制泻槽倾斜着身子，默默地待在坑道入口的平台上；只能听到水槽里有湍急的水在不停地流动，水流声虽低沉但猛烈，水流冲击着水轮机的叶轮，溅起水花，而捣碎机会发出轰的一声，把粉末矿石倾泻在下面的平台上。每群矿工都有一个领队的人，他们在裸露的前胸上挂着铜牌做标志，在有任务时把自己的队伍组织好；最后，大山要吞没一半矿工，而另一半矿工会排着队伍，沿着崎岖的山路走到峡谷的底部。峡谷很深；在峡谷的深处，坐落着古尔德矿工宿舍第一村、第二村、第三村。

    当做矿工安全的消息在田园诗般的大草地上流传开来后，人们往往是全家一起向伊格罗塔山区搬迁，迁入那锯齿般蓝色高墙下的犄角旮旯，即使遇到大洪水，也拦不住。父亲走在前头，戴着尖草帽，母亲和年龄稍大点的孩子们紧随其后，后面一般还跟着一头小驴，人畜都有负担，但领路的男人除外，或许大年龄的女孩也不用负担，因为是家庭的骄傲。她光着脚，走路健步如飞，头上梳着乌黑的辫子，身分粗壮高大，虽然没有背着重物，却背着一把土制小吉他和几双皮质便鞋。如果有骑马人看到牧场中间有这样的家庭在赶路，或在“皇家路”旁边宿营，这些骑马人会评论说——

    “又有人去圣托梅矿了。明天会有更多人去。”

    这几个人在黄昏中继续策马前行，谈论着省里的大新闻、圣托梅矿的新闻。一个富裕的英国人要来采矿了——或许不是个英国人，谁知道呢！总之，是个有钱的外国人。哈，是的，采矿已经开始了。一队赶着牛群来苏拉科过斗牛节的人提供了一个消息，他们在远处的一个小客栈的走廊里，看到离镇子大约不到三英里远的山上有亮光，在树梢上闪耀的亮光。有人看见一个女的骑着马跟着跑，她的鞍子可不是专供女人用的侧鞍，而是真正的马鞍，还戴着男人的帽子。她还步行爬山。一个女工程师，似乎是这样。

    “太荒谬了！不可能，先生！”

    “一个北美女人。”

    “哈！您见多识广。北美女人；应该是那类东西。”

    众人报以一阵笑声，既有惊讶，也有轻蔑，但仍然警惕着路边阴影中的动静，因为晚上在大草原上旅行容易遇到坏人。

    除了认识男人，帕皮先生只需仔细地看一眼，就能对治安区内的妇女、女孩、小青年进行辨识。只有街上的小顽童有时让他感到迷惑。人们经常看到他和神父并肩在街上走，若有所思地看着街边安静站着的棕色皮肤的孩子，试着对这些孩子进行辨识，他俩用低沉的声音询问着。如果遇到在街上徘徊的沉闷小顽童，他俩就会追问他们是谁家的。这些小顽童们，通常一丝不挂，面色灰暗，小嘴里衔着香烟，把母亲的念珠串挂在脖子上做装饰，念珠串都掉到了圆滚滚的小肚子的下面。无论在精神世界或现实世界，矿区的牧师都是矿工的好朋友。蒙汉姆医生，接受了古尔德夫人的邀请，来矿区做了矿工的医生，住在矿区的医院里，他与矿工的关系并不密切。但没有谁能与这位医生建立亲密的关系，因为他是个神秘的怪人，肩膀摇摇晃晃，低垂着头颅，讽刺人的嘴，总是斜眼恶狠狠地看人。除医生之外的另外两个矿山管理人员工作得很和谐。罗曼神父，一个干瘪的老人，个子很矮，动作敏捷机智，有一双大眼睛，尖下巴，非常喜爱吸鼻烟，也是个老军人；内战期间，他曾经为许多普通战士送终，在山坡上，在草丛里，在昏暗的森林里，他跪在将要死去的人旁边，闻着枪炮的火药味，听死者做忏悔，子弹呼啸着在他耳边跌落。傍晚，在神父家中，摊开油腻的扑克牌，玩一轮牌有何危害？因为帕皮先生可以打完牌再去巡视完矿山的岗哨。帕皮先生亲自组织起一支为矿山站岗放哨的队伍。帕皮先生每天最后一项任务是把他的那把破旧的长剑挂在木屋的走廊里，这座木屋毫无疑问是美洲式的，罗曼神父称之为神父之家。旁边就是矿工的礼拜堂，样子像个顶着一个木头十字架的大谷仓，大谷仓又长又矮，黑乎乎的。每天罗曼神父都要在一个代表耶稣复活的昏暗祭坛前做弥撒，祭坛一角堆放着灰白色的墓石板，有一耸立着的个人像，四肢细长，青灰色的，一盏惨白的椭圆形的灯照着，在面前漆黑的场地上，一大群戴着安全帽的棕肤色的矿工轰然坐下。“这幅图画，孩子们，非常美丽，非常奇妙，”罗曼神父对众多的教徒说，“你们在这里看到的这幅图画，是矿主的妻子在欧洲印刷的，那是个神圣的、充满奇迹的国家，比我们的科斯塔瓦那要伟大多了。”这时他会吸一口鼻烟。如果遇到有好问精神的人，询问欧洲在大海中的何处，罗曼神父就会为了掩盖自己的迷惑，马上变得严肃起来。“毫无疑问，欧洲很远。圣托梅矿像你这样的既无知又不信上帝的人，应该多想一想永恒的惩罚，少想一想无边无际的地球，你是理解不了遥远的国度和那里的人民的。”

    “晚安，神父。”“晚安，帕皮先生。”说完晚安的话，这位矿山的总督会把马刀紧紧按在身体一侧，躬着身子，大步迈入黑暗中。打扑克牌时抽几根烟、喝几口茶的欢愉，立即就变成了执行任务的严肃，他要像一名军官那样视察在营地里站岗放哨的士兵。他脖子上挂着的那个口哨忽然大叫一声，这立即触发一大群口哨的尖叫声，其中还包含着狗吠声。逐渐地，峡谷源头处的口哨声和狗吠声平静下来；寂静中，两名守卫桥梁的哨兵出现了，悄悄地向他走过来。路边有一个长形木屋——这是一座仓库——到了晚上就关闭了，从前到后都锁上了；对面是另一座白色木屋，长度更长，还有阳台——这是一座医院——两个窗户中透出灯光，蒙汉姆医生住在这里。旁边有一棵巨大的胡椒树，细弱的树叶纹丝不动，滚烫的岩石散发出的热气使黑暗透不出气。帕皮先生在那两个一动不动的哨兵前面安静地站了一小会儿，突然高山坡上亮起了许多火炬，好像从两个巨大的火堆里落下的火花，就在这时矿石滑槽开始轰隆隆地响了起来。巨大的咔嗒声，夹杂着拖曳东西时发出的噪音，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沉重，被峡谷吸收起来，然后再送往平原，如同电闪雷鸣的咆哮。夜晚有人在林康村的家门口仔细地倾听到这声音，他断定这是山区的暴风雨声。

    在查尔斯·古尔德的想象中，那轰鸣声似乎能抵达这个省最边远的地方。他夜晚骑马去矿山，那声音会在林康村外的一片小树林的边缘处迎接他。在表面，那山峦低吼着让财富的洪流倾泻在捣碎机的下面；但在他内心，那声音，不仅带给他在大地之上用雷鸣般的声音做一次宣言的奇特力量，还带给他实现了一个大胆欲望之后的美妙。在很久很久以前，他就在虚幻中听到过那声音。当时他和妻子骑马曲折地穿越了一条森林带后，来到小溪的旁边，他俩让马放慢脚步，第一次凝视着那座丛林密布的孤独峡谷。一棵棕榈树梢四处点着头。在圣托梅山（方形的像碉堡）的一角有一处高高的峡谷，一条细细的瀑布透过树蕨浓密的深色树叶闪着玻璃一样的白光。帕皮先生当时正在值班，骑马赶过来。他向着峡谷挥了挥手，假装严肃地郑重说道，“先生，看看这个蛇的天堂。”

    那天，他们就在那里停下了脚步，掉转马头回到林康村去睡觉。当地的镇长——他是个皮肤黝黑的干瘦老头，在古兹曼·本托时代是个军士——毕恭毕敬地与三个女儿腾出了房间供这些外国人和马队成员享用。这个小老头请查尔斯·古尔德（误认为是神秘的政府官员）帮忙提醒最高政府机构给他发放养老金（每个月1块钱），他相信自己应该有养老金。他坚持认为政府曾经答应给他养老金。他像战士一样挺直了腰板说，“先生，许多年前，我还是个年轻人，在与印第安人作战中表现得很勇敢。”

    那瀑布早就消失了。没有了瀑布，瀑布下的水潭也就干枯了，过去水潭旁边依靠溅起的水花而茂盛生长的树蕨也都死去了。山上的溪谷已经变成了一个大壕沟，填满了工程垃圾和尾料。山上的溪流是被一道大坝给拦住了。把树干挖空了心，制成了水槽，用高架桥架起，把大坝蓄积起的水引向地势较低的捣碎机——这是圣托梅矿最壮观的景象。那瀑布很值得回忆，特别是瀑布附近生长的蕨类植物令人惊奇，因为看上去就好像峡谷的岩石上挂着一个花园，古尔德夫人根据自己的回忆画出了那幅水粉画；那天，她是在草丛里匆忙画出来的，当时帕皮先生指示人用三根粗糙的木棒为她盖了一个稻草棚。

    古尔德夫人看到了矿山建设的全过程：从开拓蛮荒，到修筑道路，再到新开辟一条通往圣托梅悬崖峭壁的小山径。她和丈夫在工地现场一住，往往就是几周的时间；那年，她在苏拉科只住了很少的时间，以至于当她的马车出现在苏拉科的林荫大道上时，就能引发一次社会骚动。在林荫道路上行驶的大型家庭四轮大马车上，那些庄严的绅士和黑眼眶的女士都挥舞着白手套，热情地向她问好。伊米莉亚夫人“下山了”。

    她待不长。仅一两天后，她就又要“上山去”，给她拉四轮客车的那两匹健壮的骡子又要有一段漫长且舒服的日子了。她亲眼看到了在较低的平顶山上建起的第一座木屋，这座木屋不仅供办公用，还是帕皮先生的住宅；当她听到第一次矿山开始破碎时发生的轰鸣声时，她感激得浑身震颤起来；当第一次捣碎机工作只响了15声时，她的整个身心都变得冰冷，但她极为安静地站在丈夫身旁。在古尔德黑暗的矿区里，当第一批布置在木棚中的蒸馏器在火焰下烘烤的时候，她守候在旁边，一直等到第一块柔软银块变硬之后，她这才回到那间没有完全建好的小木屋的地基上去休息；当第一块银锭从模子中拿出来的时候，那银锭还是温的，她伸出她的那双不爱摸钱财的手去摸它，由于渴望，她的双手战栗起来；她发挥自己的想象力，赐予了这块银锭一种正义的力量，仿佛她看到的不是简单的事件，而是某种意义深远的玄妙，比如，像是真诚地表达一种感情，或像是找到了一个原则。

    帕皮先生也表现出极高的兴趣，站在她的背后看着，眼睛笑成了一条缝，就像是一个做鬼脸的皮面具。

    “绝不能让像赫尔南德斯那样的年轻人拿到这些东西，上帝啊，这东西看上去很像锡块？”他诙谐地说。

    赫尔南德斯是个盗贼。他从前在一个农场工作，从来不伤人。在一次内战期间，他从家中被非常残暴地掠走了，被迫当了军人。在军队里，他是个模范士兵。后来，他看准机会，杀死了上校，成功地逃跑了。他与一群逃兵混在一起，他们选他做了首领，他带着他们逃到了荒芜、干旱的德托诺沙漠盆地。他向庄园主勒索牛和马；传说他有很高的武功，能以绝妙的方式逃脱追捕。他总是单枪匹马地冲进大草原上的村庄或小镇子，赶着一群骡子，腰间掖着两把左轮枪，直接闯入商店或库房，拿走他想要的，然后在无人阻拦的情况下骑马离开，因为他的行为不仅恐怖，而且大胆。乡下的穷人，他一般不碰；上层社会人士在路上遇见他要被抢；不走运的官员落入他手里肯定要挨鞭打。军官不喜欢听到他的名字。他的追随者骑着偷来的马匹，嘲笑那些派来追捕他们的军队骑兵，并非常科学地在自己的阵地附近打伏击。政府派出了几支远征军；还悬赏要他的头颅；甚至与他展开过谈判，当然谈判结果总是被破坏，这些努力丝毫没有影响他的职业发展。最后的结局很具有科斯塔瓦那的风格，托诺镇的检查官野心勃勃地想获得除掉赫尔南德斯的荣耀。为了让赫尔南德斯背叛他的团伙，这位检查官承诺给他一笔钱，并安排他安全逃出国。但赫尔南德斯显然与科斯塔瓦那的杰出政客和阴谋家不是一类人。这个比较聪明但习以为常的计谋没有让那个拦路强盗头子上当（这个计谋多次用于镇压革命）。虽然开局对检查官有利，但结局被检察官派去包围赫尔南德斯的马队给搞砸了。赫尔南德斯率领他的人马去了他答应去的地方，并且很准时，但他们爬进丛林中，然后突然一阵乱枪猛射，让许多马鞍子上不见了人影。剩下的骑兵艰难地逃回了托诺镇。传说马队的指挥官（他的马跑得比较快，比其他人先回来）看到国家军队受如此大辱，陷入绝望的疯狂之中，用马刀痛打了那个野心勃勃的检察官，并且是当着检察官的妻子和女儿的面打的。托诺镇的镇长这时晕倒了，驻守该镇的军官极其敏捷地猛踢了他，并用尖锐的马刺踢他的脖子和脸。这些从大草原深处传来的故事，不仅揭露了统治者压迫人民的本性，还揭露了他们的低效、愚蠢、无信、野蛮，古尔德夫人对此有很好的了解。看到聪明、文雅、有性格的人竟然也忍气吞声地接受这种现状，她认为这是退化的征兆，这让她生气得几乎到了绝望的边缘。她静静地盯着银锭听帕皮先生的评论，然后摇了摇头说道——

    “如果你们的政府不是如此目无法纪的话，帕皮先生，许多跟赫尔南德斯一样的歹徒会用自己的双手诚实地劳动，过着和平幸福的生活。”

    “夫人，”帕皮先生激动地大声说，“太对了！这就好像上帝给你看透人心的本领。伊米莉亚夫人，你已经看到了你周围人的情况——他们像绵羊一样温顺，像驴子一样有耐心，像狮子一样勇敢。帕埃斯战役期间，我曾经率领他们在枪林弹雨中战斗，他们的表现充满了慷慨大度和勇气，在这里只有卡洛斯的叔父能与他们媲美——夫人，我对你发誓这是真的。如果在斯特玛尔塔统治我们的人仍旧是盗贼、骗子、残暴的畜生，大草原上肯定有匪帮。然而，匪帮就是匪帮，因此我们在运送银锭去苏拉科时，一定要带上十几支温彻斯特步枪。”

    古尔德夫人随着第一批银锭护卫队，骑马回到了苏拉科，她称这一经历是她“军旅生活”的最后章节。此后，她就要永久性地在城镇定居上了，因为圣托梅矿是个重要国家机构，其管理者的妻子住在城镇里是正常的，甚至是必须的。圣托梅矿确实已经变成一个国家机构了，因为它给这个省的社会生活带来秩序和稳定。社会安定似乎随着银锭从那个峡谷里流入这片土地。苏拉科的政府官员从圣托梅矿看到了无为而治的好处。这是构建一个符合道义的社会的捷径，查尔斯·古尔德感觉这有可能最先实现。事实上，圣托梅矿有组织，有武器，有帕皮先生，有保安部队（据说许多人原来都是罪犯，其中还有赫尔南德斯的团伙成员），因而它能提供当时社会上没有的安全保障，于是矿山的人口急剧增长。实际上，圣托梅矿是这片土地上的一个权力的机构。在一次有关苏拉科政府在政治危机中的姿态的讨论中，一位斯特玛尔塔的大官假笑着说道——

    “你称这些人是政府官员。可他们根本不是。让我告诉你，他们是那座矿山的官员——或者说是那份矿山开采权的官员。”

    这位大官（他当时手握大权，蜡黄的脸，人很矮，头发卷曲，但不像羊毛），居然一边用自己的黄手在对方的鼻子底下握手，一边还尖叫道——

    “是的！请大家保持安静！让我告诉你们。包括省长、警察局长、海关关长、将领在内的所有人都是古尔德的官员。”

    他的话立即引发内阁成员们大胆地展开低声的争论，这位大官最后仅是耸一耸肩收场。总之，他似乎想说，在他短暂在位期间，只要不被遗忘，还有什么是重要的？尽管如此，那位圣托梅矿的非正式代理人，有足够的理由感到焦虑，他在给自己的叔父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的信中反映出了自己的焦虑心情。

    “不许任何来自斯特玛尔塔的残暴畜生跨过我们的圣托梅大桥，”帕皮先生总是这样向古尔德夫人做保证。“当然，矿长的尊贵客人除外，因为矿长是个大政治家。”但在古尔德先生的办公室里，这位老少校会用士兵特有的欢愉口气严肃地说：“我们都在玩命。”

    这时，何塞·阿韦兰诺斯先生会低声地说：“伊米莉亚，我的灵魂，我们这是在搞独立王国。”他的语气中有一种彻底的自我满足，但不知何故，那满足中掺杂着某种奇怪的身体不适。不过，也许只有新来乍到的人才能分辨出来。

    对新来乍到的人来说，古尔德家的客厅是个很好的去处，因为能一睹矿山之主的风采——比想象中的老了，但更坚定，有一股神秘的沉默，在他那张英国人特有的因户外活动而形成的红润脸膛上，棱角显得更加分明；或许正好遇到他“下山”，或许是他正好要“上山”，无论如何，他夹着马鞭，带着马刺，迈着骑士的瘦腿跨过门槛。帕皮先生，坐在椅子上时才显得有点威武，这位大草原上的居民似乎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军人幽默，拥有了有关世界的知识，与野蛮的同伴相比较，完全适合他目前的岗位。阿韦兰诺斯，处世圆滑，待人亲近，是个饶舌的外交官，提出的建议都很绝妙，既谨慎又智慧。他写了一本有关科斯塔瓦那的历史书，书名叫“五十年的错误统治”，不过，他此时还不想“奉献给世界”，觉得时候未到（即使有可能也一样）。除了这三个人，人群中还有伊米莉亚夫人，风度优雅，体态娇小，样子像一个仙女。也能见到米切尔船长，他离大家稍远，站在一个高高的窗户前面，有一副老单身汉的那种老式的整洁劲儿，略带着浮夸，穿着白色的马甲，有点若无其事的样子；虽然总是被蒙在鼓里，却老是觉得自己发挥着关键作用。这位老好人，在海上生活过三十年之后，才像他自己说的那样做了“岸上的兵”。他对在陆地上也能做如此重要的生意感到惊奇（他只看重航运）。对他来说，很普通的一件事就能成为“划时代的”或“历史性的”；否则，他那张因白头发和短胡须而显得格外漂亮的脸，会低沉下来，并低声说——

    “哈，那件事！先生，那件事是个错误。”

    圣托梅矿的第一批银锭是由OSN公司的邮轮运往旧金山的。对米切尔船长来说，这当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开始。银锭被放置在坚固的牛皮箱子里，牛皮箱上有手柄，箱子不大，两个人能抬动。矿山保安员，两人一组，抬着银锭箱子沿着陡峭的山路走了大约半英里路，来到山脚下。这些银锭箱子被放置在一长串两轮马车上，它们看上去就像是有后门的棺材，每辆马车由两匹健壮的骡子纵列相套拉着，旁边有保安员骑马持枪保护。帕皮先生亲手逐一给马车上锁。在他一声口哨的号令下，车队启程了，马刺叮当，车厢哐当，马鞭辟啪；突然，马车发出低沉的隆隆声，原来马车爬上了一座桥梁（“这意味着进入了充满盗贼和残暴的猴子的地区了”，帕皮先生是这样定义这座桥梁的）。这时，天边能看到黎明的曙光了，穿大褂的人挥舞起帽子，他们把步枪紧贴着屁股，大褂下露出了紧握着缰绳的褐色瘦手。马队沿着矿山小路行进，绕过一个小树林，穿过了几间土房和林康村的矮墙，便来到了“皇家路”上，骡子挨了鞭子加快了步伐，保安队跟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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