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十二月初下了第一场雪。我还记得那天早晨我在火炉后面穿衣服时，从起居室的窗子里望出去，世界成了什么样子：低矮的天空像一块金属铁板，沉甸甸的；金黄的玉米田渐渐隐退，终于成了幽灵似的朦胧一片；僵硬的柳树丛下小池塘冻结了。大片大片雪白的雪花到处旋舞，随即消失在红色的草里。

    池塘过去，在走上玉米田的斜坡上，草地上隐隐约约可以看出一个大圆圈，那是印第安人经常跑马的地方。杰克和奥托肯定地说，那些印第安人围着圆圈跑马的时候，他们严刑折磨绑在中央一根火刑柱上的囚犯；可是祖父认为他们只是在那里赛马或驯马。人们只要对着落日观望这个斜坡，那个圆圈就像图案花纹似的显现在草地上；这天早晨，当最初的薄雪飘落在上面时，那圆圈显得特别清晰，就像用锌白画在一幅油画布上似的。我从来没有像这样激动过，这个古老的图案仿佛是冬天一个吉祥的预兆。

    等到雪刚冻硬，我就开始驾着简陋的雪橇到处跑了，那雪橇是奥托·富克斯给我用木板货箱钉在连橇上做成的。富克斯在家乡时，曾跟一个制家具的木匠师傅学过徒，使用工具手很灵巧。要不是我催他快做，他还会做得更好一些。我第一次乘雪橇出游是到邮局去，第二天就去接于尔卡和安东妮亚一道坐雪橇兜风。

    那是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日子。我在木箱里堆了许多麦秸和野牛皮车毯，还用旧毯子包了两块烧热的砖头放在里面。到了雪默尔达家，我没有上坡到他们住屋去，只是坐在雪橇里，在干河沟底喊她们。安东妮亚和于尔卡奔出来，戴着父亲给她们做的野兔皮小帽。她们已经从安布罗希那里听到说起过我的雪橇，所以知道我来干什么。她们匆匆忙忙上了雪橇坐在我旁边，于是我们出发往北，沿着一条起伏不平的路驶去。

    天空蓝得耀眼，照射在闪闪发光的白茫茫的大草原上的阳光简直使人眼睛发花。正如安东妮亚所说，整个世界都因雪而变了样；我们一直在寻找熟悉的界标，却总是不见。印女溪曲曲弯弯流过的那条溪谷，现在只是雪堆中的一条裂缝——人们朝下望去，感到那溪水蓝极了。整个秋天都是金黄色的树梢，压矮了，压得歪七扭八了，仿佛永远也不会再有一点生命似的。先前显得那么暗淡发黑的几棵小雪松，如今挺立着，苍绿强劲。风中有一种新雪的灼人味儿，我的喉咙和鼻子眼儿里感到刺痛，好像有人打开了一个氨水瓶。寒冷刺人骨髓，但同时又使人感到高兴。我的马儿喷出的鼻息水蒸气似的向上升腾，我们一停下来它就浑身冒气。玉米田在令人炫目的光下稍稍恢复了它固有的色彩。在阳光和白雪中，显出极淡的金黄色。我们四周的积雪结成薄薄的一层层阶梯，边上像沙上的浪痕，这些曲线的波纹是狂风猛吹留下的确切的印记。

    两个姑娘在披巾下穿着棉布单衣：她们一直在牛皮车毯下面瑟瑟发抖，并互相拥抱着取暖。但她们能够离开家里丑陋的洞穴和母亲的咒骂，高兴极了，恳求我往前走，往前走，直走到俄国佬彼得的住屋。在室内时，温暖使她们麻木了，如今来到广阔无垠、空气新鲜的旷野，她们的行动简直像野物了。她们大声笑着，喊着，说她们永远也不想回家去了。于尔卡问道，我们能不能就在这里住下来，住在俄国佬彼得的屋子里，我能不能到镇上去为我们买一些住家用的东西？

    我们去俄国佬彼得的屋子的路上一直快活得不得了，可是回来时——一定已是四点钟左右了——东风越刮越厉害并开始咆哮起来；太阳失去了它鼓舞人心的力量，天空变成铅灰色，阴沉沉的。我解下我的长羊毛围巾裹在于尔卡颈子上。她冷极了，我们让她把头钻在牛皮车毯下面。我和安东妮亚直挺挺地坐着，可是我的手拿不稳缰绳了，风吹得我的眼睛有好大一阵子睁不开来。我们到达她们家时，天已经黑下来了，不过我不肯和她们一同进屋去烤火。我知道如果我走近火炉，我的手会痛得难熬。于尔卡忘记把我的羊毛围巾还给我，我得顶着风驾雪橇回家。第二天我的扁桃腺发炎，病倒了，使我呆在家里将近两个礼拜不能出门。

    那时候，地下室里的厨房像天堂一样的安全和温暖——像冬天的大海上一只不透风的小船。帮工们整天都在田里剥玉米的包皮，中午他们进屋时，头上戴着拉下来捂着耳朵的长帽，脚上穿着有红道道的套鞋，我老觉得他们很像北极探险者。下午，祖母坐在楼上织补剥玉米戴的手套，我就大声念《瑞士家庭鲁滨逊》给她听，我觉得在惊险生活上，瑞士家庭并不比我们有什么了不起。我确信人类最大的对手是寒冷。我佩服祖母，她总是那么高高兴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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