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书新语

考试与举荐。凡朝廷将相以至地方郡守县令，皆以士任之。官无世袭，士皆来自民间，故政治可以历久而健康新鲜。士未达时，多是与庶民同其衣食艰辛，故为官后，一般来说是尊重小民，抑禁富商豪绅，如北魏行均田制，皆是以士为政始是可能的。

    中国史上政治之盛衰，系于士与取士之方。

    宋儒偏于性理，疏于自然界万物，而朝廷又限于以儒取士，取士之方，又偏于考试而忘失举荐之古制，于是考试乃重在章句，不但汉唐之政治气概难追，而且自周秦汉魏六朝以至隋唐与希腊互为短长，且多有胜过希腊的中国的数学与物理学，亦因以萎缩。清末民国以来言知性政治，关键仍是在于要有先知先觉的士，国父对于国民党员之期望实为士之新生。

    辛亥革命、五四运动、国民革命军北伐、对日抗战，文化人皆起了极大作用。西洋人完全不能想象中国文化人何故能有这样大的影响力，乃至日本的文化人亦不明白，而且带点藐视说中国文化人何故不离政治，此皆是他们的不懂。我们今后亦还是要恢复士的自觉，不做西洋那样的文化人。

    仪礼

    《仪礼》讲祭祀的仪式，自冠婚丧礼，朝觐会同，至于民间的宾主相见，尊卑亲疏的礼节仪式，乃至人的行止容貌与使用器物的格式风仪。这些现在似乎部已成为过去了，不去读它也可以。但事实是直到清朝，大体上还是循行仪礼，便是到了民国，民间亦还是在循行的。即如我的乡下，嵊县剡溪边胡村，人家篱门有槿柳花开着，总得见门内主妇在应对人客的笑语声，那风光就还是二千年前《仪礼》里的，然而都生在今天的好天气里。

    《仪礼》在中国被丢弃了，但礼失而求之野，可以看看日本做我们的参考。日本的神社与朝廷的格式之高，与男女的风仪，与其对于器皿用物的珍重，除祭祀多有日本自己的古礼，其他大体是《仪礼》里的。我在日本欣值三次大典。一次是册立皇太子，一次是皇太子大婚，那是在约二十年前及十数年前，而又一次则是去年伊势神宫迁宫。看了这个，才知最高的美必是通于天人之际的。我在电视上见过美国肯尼迪总统就任的庆典，使人想起希腊与罗马，但那只是一日的风光。又，也是在电视上，见过英国女皇的全副仪仗队，那是英国昔年握有七海霸权的夸耀。而日本的这三次大典的行仪则是清和只肃。

    明治神宫纪念馆里尚有维新当年由京都迁都江户，幼冲的明治天皇凤辇东幸图。世界史上近世天生三圣人，依年代顺序是明治天皇、国父孙先生、甘地，皆不生在西洋而生在亚洲。日本明治维新，兴起现代的工商业，办海陆军，日俄一战挫抑了白种人的傲慢，太平洋的云天辉辉，使亚洲都开了霁色，而日本朝廷的与民间的古礼仪遂皆生在这海洋国家的朝气里了。

    美必须是造形的，礼仪是人身之美的造形，好的造形何时来看都觉其是现代的。日本妇人你在街上看见她们，都不如她们在家里的美。日本人家的妇女几乎是不分个人的生得漂亮不漂亮，皆有礼仪之美，使你对她亦生起敬意。礼仪之美便是她的人美。

    日本是男人的和服，女人的和服，皆穿有穿法，着有着法，使人想起《千字文》里先王的“乃制衣裳”。和式的住宅是榻榻米房间，纸裱木格子的障门，室内有客人时，主妇捧茶进去，走到障门前先把茶盘放下来，身子跽下去正坐，双手把纸障门向左右移开了，端起茶盘立起身跨进室内后，又把茶盘放在榻榻米上，将身跽下把纸障门掩上，起身捧盘行进到离客座前三尺，放下盘跽坐了，双手的指尖支在榻榻米上，俯伏向客再拜，然后抬起身来端茶敬客。出去时亦是先把茶盘放下，回身正坐向客拜了，才移开纸障门出去，又把纸障门掩上。这似乎过于繁文缛礼，但是她的人的姿势一一都美。

    日本的茶道、香道、剑道，皆重礼仪。还有一种叫做礼法的稽古，专为练习行坐的姿势，与执持奉戴器皿的格式之美。但我最爱的还是日本神社的祭仪与巫女在神前的舞乐。

    伊势神宫的祭仪我去参列过。是在神宫境内星光之下，随在神宫的后面跪于露天的石子地上，使我的一生都起了反省，只觉垫在膝下的石子与泥土于我有这样的亲，想起此生的忧患与人世的真实，我甚至愿意放下一切，终身只做个神社扫地之人，亦无有不足。

    巫女的名词，我以前读了西门豹的故事与西洋文学里的，心里很不喜，不知日本的巫女完全与这两样。那是离今已六七年前的早春，先一日傍晚我在筑波山，小立梅田家门前，小桃一树初开，渐渐暮色，远处是太平洋，星辰下潮声里，往事霸图如梦，我伫立久之。翌日上午至笙间神社观神乐，是巫女二人偶舞，凡二回，一回执扇，又一回执铃。两人皆只十六七岁，她们都是好人家的姑娘，来神社修业得几年就回家择婿出嫁的。现在她们在神前舞时的眉目神情，但是敬虔的喜气，这与那青春的横绝，竟把日本的败战，乃至历史的古往今来都当下解脱了。我作有一诗，就写了献于笠间神社。诗曰：

    人意烂漫，只向桃花开二分。

    星辰欲语，潮声不平。

    舞浦安，歌承庆，女子十五天骄矜。

    礼记

    《礼记》是总论，把《周礼》与《仪礼》来理论体系化的学124华学科学与哲学问。其中丧礼是终始之义，婚礼是人伦之始，这二礼最大。而于大自然之与人事，则《礼记》中是以《乐记》说明之。

    乐记

    现在先说《乐记》。《乐记》是古今中外最好的音乐论，《乐记》之后，是嵇康的《琴赋》。《乐记》所说明的，一是乐的本质，二是音的绝对精密与调的自然缟模样，三是乐必归于人事。

    《乐记》里说，“乐者乐也”。乐是生于人心之感于物，《乐记》说的感与《易经》说的感皆是知性的，当初新石器时代发见万物，那知性的喜乐即表现为音乐，故音乐必是快乐的。当然亦有忧思之曲，但君子是要能不忘其忧，不改其乐。亦有悲哀之调，但悲可以是亮烈，哀可以是柔和，忧愁悲哀可以使人更觉端然，反为与感情之初的无情相通，这是嵇康说的“声无哀乐”了。声无哀乐是至高之境，喜乐顽皮滑稽亦惟出入于此。

    音的绝对精密问题是与数学上的无理数分割不尽的问题相同。

    西洋人以音叉的振动次数来定乐器的音阶，是只能得近似值的精密。中国与日本是弹琴的人转轴调弦，以手来定，以心与气来定音阶，听来非常的悦耳，即是绝对的精密了。“佛以一音演说法”，单单这绝对精密的一音即已是音乐。这一音是圆满具足的，是绝精密的一个点而同时有着无限的幅，所以单单一件乐器亦可以成乐，如日本人以手指击的鼓，要三年始能成音，又如中国的洞箫与日本的尺八，皆是不容易吹出音来，但是名手只要一鼓或一笛一尺八，此外可以什么伴奏都不要。

    西洋乐器的音不绝对精密，亦即不圆满具足，贫薄而无幅，所以必须与其他乐器合奏。西乐器可以独自完全的只有小提琴，其他乐器皆是部分品，钢琴可以独奏，但钢琴的音阶没有一个是精密具足的，它可以独奏是惟因其集合了许多复音，一台钢琴等于袖珍的合奏组。但是西洋乐器的合奏乃至组成交响曲，亦还是不精密不具足的众音的集合而已。中国的八音齐奏就不同。不但八音一一皆精密具足，而且八音金石丝竹匏土革木，皆各有其物质之德。音是抽象的，必须因于物性才可以音亦是具象的，如鼓必要是木与革，琴的弦必要是丝，笙箫必要是竹，而如洋铜鼓，钢琴与金属制的笛，则都是不好的。

    西洋的交响乐亦还是没有幅。自然现象有纵波，有横波，而西乐的旋律则惟是纵波，而且亦非旋律而是漩涡，卷了下去到得但丁《神曲》的地狱的尖底，又卷旋上来到了天堂的尖顶。西乐旋律中的所谓高峰，全无峰峦回环之势，这就是我说的没有幅。

    中国音乐则无论是八音齐奏的大成乐或单是一只琴曲，皆非旋律而是乐调，变化展开与自然界的缟模样的原理相通，或如回峰阪陀回环复合奔走，或如大海之澜，或如天际朝霞的飘漾舒卷，一层层都是光阴徘徊。亦有如大江之水的奔流，亦有如月移云飞，而皆是因于大自然的意志与息。西洋音乐的是旋律，听者被卷了进去，到曲终始得脱出，所以听完一只交响曲很辛苦。而中国音乐则使听者可以游戏逍遥，没有旋律缚人。

    音是要具象的，所以有八音。而且音是要合于人事的。中国人是恋爱必归于婚姻，文章必归于经国，音乐必归于人事。

    乐记谓，五音宫为君，商为臣，角为民，徵为事，羽为物。又谓八音之中，钟声铿，铿以立号。石声磬，磬以立辨。丝声哀，哀以立廉。竹声滥，滥以立会。鼓鼙之声讙，讙以立动。乐本来是天籁，要合于人事，始是通于天人之际。

    中国的人世广大深邃悠远，有许多人事上的道德之美非西洋社会所能有。而感情必要是道德化，如钟声之铿，石声之辨，丝声之廉，竹声之滥，这几个字都非常好。即如昆曲里的，与日本能乐里的情操，非西洋音乐的或毕加索画里的所可比。中国音乐是感情道德化了，故观音乐可知国之盛衰。

    西乐交响曲的主题，大概都是为有一欲望而追求之，由迷惘、烦恼、失望、悲叹，而重新鼓起勇气，忍耐着、挣扎着，像登山一样，在悬崖绝壁上攀得着了。又大海狂涛的泼打下，帆倒船仄的舵手忽然的得了信心了。在如此的千钧一发之际，再接再励的发足了大勇猛心奋斗前进，那么危险地，然而终于得到了所欲得的东西了。于是大大的热闹快乐一阵，交响曲的旋律乃到了绝顶。而随后是把紧张来弛缓了，进入于和平，又慢慢地下山，有气无力地，然而是满足的，把今天的这一场，都归荣耀于上帝。于是听完交响曲的众绅士淑女嘘了一口气，此时才从旋律解放了出来。

    但那是动物式的欲望追求，兽类在追求猎物时亦有彷徨、决心与大勇猛的旋律，与获得时的满足与紧张缓和。然而人类的总应当和兽类的有点两样，并不是有一句归荣耀于上帝就可以搪塞。

    人类史上，文明并非追求欲望所能开启的。因为欲望是限于有这样东西，例如电子器具。但当初发见原子与电子的物理学者则丝毫不是为功利主义的目的，而单是为格物致知，数学者更是如此，知性的研究与发见工作，是先要无私无我，而欲望的追求则是自我本位的，这是第一不同。

    如数学上的大发见，皆是只有一个意志与息，而不是追求，因为追求的对象尚是未知，用尽了一切徒劳的研究方法之后，到底什么都没有得可想了，连到我的存在亦恍恍惚惚了，亦即是人了无差别智与无我之境了。而此时研究的主体（我）乃成了个法姿，与研究的客体（未知的研究对象）的法姿相交感，融合为一个法姿而显现出来，当下一切都明白无疑了。这就是格了物了。此时才真是人天的光明欢喜之不尽。而然后把这显现的法姿写成数学方程式则是致知了。

    中国的音乐不是追求欲望的旋律，而是格物致知的那种感。

    但知性的事有一种是冥想的，如数学，又一种则是直观的，如绘画的写生。

    中国音乐的多是直观的格物，而且当场把来造形，如自然的缟模样。但也不是没有冥想的。后世佛教的音乐传入，如琴曲有《普安咒》，那调子就是冥想的沉寂，我也很喜爱。受道教影响的道调亦带冥想，但是飞扬的，就有仙意飘缈了。而直观的乐曲最好的是孔子作的琴曲《幽兰》。《幽兰》随处都是思省，但不是冥想。我送了一张《幽兰》的唱片给冈洁，他听了再三叹赏。

    古琴曲有《平沙落雁》，我在日本时，去国之人听见唱片，只觉一派秋思，惟独汉文明的人世才有的秋思。还有《阳关三叠》，对友人那样的惜别，再三嘱咐。昆曲我喜欢伍子胥的《寄子》。还有是潘生听琴与陈妙嫦的唱词，听了使人只想要寻寻觅觅，而所寻觅的东西却又就在这里，那刚劲处是有着远意，柔艳处又使人一往情深，并非遭浩劫化了灰，而是像花瓣坠泥，人世都是青春的思省。

    中国是音乐亦生于五伦五常的人世。有一支山东的古乐，是子路负米思亲作的曲，我不知那乐器的名字，是弦又是竹，却有像金属乐器的高亢，那样高亢的缠绵思慕，听起来真觉有个孝子在负米一步一步的挨路，下午的天际白云悠悠，他想念母亲在家里。

    日本音乐我是喜欢能乐，能乐的是日本独有的佛教的人世。

    日本人重情，但能乐的是知性化了的情。还有日本的盆诵民谣非常好。此外是明治时代作的军舰进行曲，海风海浪的活泼里有人世的繁华，与西洋的军舰进行曲单是无情的杀伐之声不同。连大正年代作的空军进行曲，亦还有降落伞是碧空白云中的花朵的感觉，可是到了昭和就人失知性，军乐先坏了。

    此外是印度的与伊朗高原的音乐尚是音乐。

    有一天我从涩谷往横滨，电车往郊外驶去，播送着贝多芬的交响曲，杂在钢轨铁轮的声音里，有一种爽朗。这我才想起贝多芬的交响乐是有伊朗高原的音乐的影响。原来波斯音乐是遗留有阿瑙与苏撒新石器时代的音乐的面影，贝多芬把来采用了，可说是于西洋音乐起了一次革命，所以有其价值。但西乐的音不精密具足，西洋人的感情又不能是道德的人事化，虽贝多芬也到底空疏。贝多芬的交响曲有神的光，有数学式的知性，但是钢琴的音不绝对精密，更有一个欠缺是没有人事的感情，因为西洋物欲社会的人事感情是不能被写入知性的音乐的。后来西洋人是对贝多芬亦敬而远之，要求黑人的音乐来满足他们的物欲的人事感情了。

    吴季札观乐而知国之盛衰。国之将乱，虽礼制尚存，乐先迷失。而天下将兴，亦是先有乐。最大的音乐是革命的音乐，如黄帝的《咸池》，舜的《韶舞》，周初的《武》，唐初的《秦王破阵乐》。乐与诗相连，民国之乱，是“五四”以来学的西洋文学致一代的青年们情失其正，此即是礼乐之乐迷失了。

    丧礼与不朽

    旧石器人已知丧葬，但不明白死到底是什么一回事。新石器人悟得了大自然的无与有之理，于是晓得了人有魂魄。依此承传，中国有说有阳魂阴魄，日本人说有和魂荒魂，印度的古语阿赖耶识与末那识，原来亦是说的魂与魄。

    魄是生命的识，而魂则是悟识。

    人死后悟识是否可以不死？佛教说人死则灭入于涅盘，涅盘是悟识，是故不死。而在于中国人则涅盘即是人世，汉文明的人世，即连不肖之辈与叛逆之徒亦不出其范围，乃至全然平凡无奇的人们的所作所为，亦因其是在于这人世的，皆有个韵致，是不死不朽的了。

    魂是太古渡洪水而悟的民族才有的，所以西洋人是有魄无魂。

    但西洋人之中亦有是与美索波达米亚文明有过关系的，他们有些关于魂魄的模糊记亿，如歌德即在一处写道“似乎魂灵是有二个的”。但是一般西洋人只知有一个魂灵，即是魄。中国的经书里没有说魔，印度的神话与以色列人的《旧约》里，是因为把魂与魄分裂了才有魔的。魔是魄。天堂地狱亦由于魄与魂的分裂。

    埃及的冥土观念，人死后到三途之川云云，则是承传旧石器人的人死后亦仍在着的观念而来，不过加以润色了。金字塔便是想象人死后亦仍像生前一样。埃及的传说，当初未有天地，只是幽暗的洪水中有一只蟇，与美索波达米亚文明是异派，埃及的文明是旧石器人的底子而从美索波达米亚文明学得的东西，所以何处总感觉其有着巫魇似的。埃及的冥土说传入了印度、中国与日本，但皆不甚当它认真。印度的仍是涅盘，中国的仍是只讲人世，日本是把佛教的极乐净土亦看做只是人世的幽远。

    人皆求不死不朽，基督教的天堂，佛教的极乐净土，与礼乐的人世。佛教的解脱生死虽好，亦不及《礼记》的丧礼但是珍重现世。中国诗句里有“霸图残照中”，其实英雄事迹正是在那悠悠残照中永远在着，不死不朽。因为最真的存在是像梦。

    男女之美

    女心深邃，男人知之不尽，女人亦知男人不尽，这是一种美。

    现在男女一目了然，却又彼此不了解，则很不好。毕竟是《易经》

    说的男女乃阴阳之理，与《礼记》里说的室家仪范，世界上他无其比。世界上各民族多说女人是罪恶、不洁的，惟独《礼记》与日本的《古事记》里没有说女人罪恶不洁，而惟说要男先女后。本来是男女有别才好，男人是光，女人是颜色。

    现在争着说要扩张女权，青年变得男女中性化，这乃是生物进化史的倒退。原始生物无性别，亦能繁殖。进化了才有性别，是先有雌。有几种低等生物只有雌，没有雄，但是亦能生殖。再进化才出现了雄，其始是雌大雄小，如白蚁雌的身体比雄的大六十倍，又如海中有一种鱼，雄的寄生在雌的身上，可比一粒赤豆之于一个西瓜。有一种雌贝，壳内带有七八只小贝，乍看还当是她生出来的，不知是她的配偶。低等生物中雄是藐小到如此，而且寿命都比雌的短，如蜜蜂的雌蜂可活五年，而雄蜂则只能活三个月。可是雄有变异力，发展得快，进化到了禽兽，譬如雄鸡，体格毛羽威仪都追过雌鸡。到了人类，更是要由男人来开创天下了。

    照这一段历史看来，有雌雄并非为了生殖，而是为了变异，生物的进化是系于发展个性的变异能力。雄的任务是变异力大，能促进子孙的优良化与创造性。所以各民族的祖先都尊男卑女，他们是本能地感知了这进化的原理。但惟有中国人说的最好。《易经》与《礼记》里说男尊女卑，譬如说天尊地卑，父母是尊亲属，小孩是卑亲属，并无权力观念在内。

    男尊女卑是从阴阳来说，而孟子别说男女有别。

    我们的文明之美是在建筑、衣裳、器皿、饮馔，这些都是有了家庭才发展的，而成家庭的是女人。从有了家庭，才出来了人的行坐的姿势之美，与宾主的礼仪，展开而为治国平天下。所以女娲这样被尊重，《诗经》里第一篇诗即是歌咏女人之于周朝的王化。今女人对于家庭要与男人一样，此是自弃其在文明上的特殊地位。

    禽兽是雌的不及雄的美，惟人可以男女齐美。而现在的世风变得年轻女人比男人不好看，这便是倒退到禽兽了。阴阳之理，阳中有阴，阴中有阳，是故好男好女是男带女相，女带男相。男带女相是张良，司马迁说张良的状貌如妇人女子。日本史上的大英雄如日本武尊与旭日将军木曾义仲，史皆言其相貌如好女。而女带男相的则如卓文君与北魏文明皇后。文明皇后行了均田制这件事，她的人就足与后来的唐太宗并称。卓文君她的《白头吟》是完全女性的，却有如李陵河梁诗的亮烈。而还有是北宋的女词人朱淑贞，她完全是未经世故的女儿与年轻的妻，她的诗词是春天的而亦有秋天晴空的爽阔，与苏轼辛弃疾的词同其大。

    虽说是夫唱妇随，但昔人是把来譬喻为如调琴瑟，琴是带头，瑟是跟，一个是主一个是从，然而途中可以不妨小小叛逆，偶而宾主易位，而忽又主从顺行，男女的相引相推相唱随，皆只是两小无猜的淘气好玩，所以做了夫妇亦仍如金童玉女。

    春秋

    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是思亲，思亲是思本。

    譬如数学上的思本，便是要几次三番地又想到数之所从来的无理数，如此才又有微分、积分、虚数等新发见。物理学上的思本，是要想到物质之所从来的究极的自然，如此才可以对于素领域的现象与现实世界的现象有新的发见与其解说。而思亲则是对于文明的由来的思慕。我今思慕父母，即有父母那一代的山河岁月，使我对于现前世界的事有所思省。忠臣出于孝子之门，革命者亦是出于孝子之门。清末革命志士以黄帝纪元，乃是民族的大孝。国父的思想发扬中国民族的先圣先贤的志学，亦是大孝。

    “志在春秋”，则是要创造将来。创造将来是因于历史的自觉，民族大孝的遂行。西洋人无孝思，亦无对历史的感情，是因他们的祖先原是北欧旧石器人，对于新石器文明的创造他们无权无分无记念。所以史学惟能出在中国人。

    基督教的《旧约》似是历史，但因神大而人小，没有人世，营养不良而萎缩了。

    《佛说本生经》亦似是历史，但《本生经》是个人的修行经历，不是一个民族的修行经历。历史必须是一个民族的修行经历。

    西洋人今以科学方法治历史学，当然有成绩，特别是世界古文明国的地下史料的发掘，又如中国的史料亦在法国与美国搜集整理得很好。但史学不单是记录，而更在于说明其意义。这可是他们不能了。卢骚的历史契约说，黑格尔的历史哲学皆是不谐于大自然的意志与法则的。西洋没有人世，他们的那种社会史根本不知何谓文明。西洋的历史学着作还是要推古代希腊的希罗多德着的《历史》，那有希腊人的对于世界的事情与知识的新鲜感觉，虽然亦是不知何谓文明。

    孔子作的《春秋》，是世界上完成历史学的第一部书。虽然《春秋》只是记的春秋时二百四十二年的史事。以前《尚书》记言重于记事，亦已有史学的自觉，但《春秋》是更为历史上的人事立起准绳，而且有着对于历史上人事的态度。

    《春秋》是一部政治的是非史，单单讲的政治，亦即是讲的整个人世与整个时代，这是西洋的史学者怎么亦不能想象的。《春秋》的因是中国文明的政治，故可以这样。孔子在《春秋》里提出批评政治是非的标准，同时亦是适用于批评一切人事的是非的标准，那一共五条：

    一、尊王，一统天下为大。

    二、明华夷之辨。

    三、三纲五常的人世秩序。

    四、政治之时与位。

    五、对应自然界的现象。

    先说尊王大一统。

    自新石器文明悟得了无，人才有世界之大，世界是要有无限的感觉才是人的，如云无限江山。而王天下的王则是此世界的中心，138华学科学与哲学所以可尊。后世西洋的社会上没有那一样可以是绝对尊贵的，只可崇拜耶和华。而印度则以佛为世尊，他们的王不尊。没有像汉文明的无限江山，是出不得真命天子的。那些皆不及中国的与日本的尊王是现世的美。

    蛮族不知有天下与王者之尊，惟知有征服地与未征服地，与强中之强的霸者。然而亚述帝国极盛时的雄强，与马其顿人亚历山大大帝的远征，皆使人缅想当年，此是因其尚为美索波达米亚文明的。与希腊文明的知性的余晖所照。更后罗马帝国的事就没有这样美了。

    譬如春秋时的五霸，是因尚被周王室的余晖所照，所以使人觉其霸得好。日本史上是平清盛之霸，亦赖有王朝之美。其后单只讲威力与富有的幕府时代，亦还是用的天皇的年号，才觉有天下世界。

    中国民间是虽然到了民国，亦爱说“民国世界”，有着个世界，而且盼望有真命天子。田头农夫及城市街头巷口的店员工人，皆最爱道听涂说的讲时事，北伐当年讲说蒋总司令，抗战胜利当年讲说蒋委员长，讲者听者皆眉飞色舞，然而他们被左倾知识分子鄙夷。这一段事情关系历史，很可以思省。

    人多说中国人民的政治知识幼稚，又没有团结心，事实不然。

    世界上的民族中惟独中国人有渔樵闲话，打渔采樵之辈于山边水边工作休息之时，亦讲述并慨叹前朝的英雄事迹。旧戏里两汉、三国、隋唐、残唐五代、元明之际的历史剧很多，这都是外国所没有的。中国之外是惟日本亦有。外国电影亦有历史剧，但多是以男女爱情为主题，如埃及女王克丽奥沛屈拉，而中国的则多是与恋爱无关的一代英雄豪杰打江山的故事。美国电影的历史剧与恋爱无关的如《十诫》演摩西的故事，还有是演亚历山大大帝的故事，皆场面很大，但亦不如中国的渔樵闲话的寻常。

    其实像美国一般国民的对政治无知与不关心，那才是可惊。中国的一般百姓虽或缺少议会制度选举投票一类的知识，但是关心天下事，真正晓得什么是政治的。因为中国的百姓有《周礼·王制》

    里与王官一体为政的王民的经验，还有后来历朝民间起兵的经验，而且现前辛亥革命，北伐与抗战，皆是民间为主体。北伐与抗战当年，街头巷口的店伙与工人，与陇上路边的农夫贩子的讲蒋总司令、蒋委员长，像讲戏文里的朱元璋一般，那份风光才最是真的，可惜知识分子对他们不知音。

    中国史上，向来是士与民间为知己，所以打得江山的。但是民国之士变成了西洋式的知识分子，与街头巷口的店伙工人及陌上路边的农夫贩子们不相知音了，可是一面尚存在着士领导民间的传统关系。

    战后美国式的教育使知识分子更彻底的西洋化，前此“五四”

    至抗战胜利后不久的大学生，尚有自己是人民中的领导者的传统意识，今则几于全无了。更不好的是电视普遍，全体国民皆被物量的听视所塞满，没有了“无”，亦即没有了传统的天下观念，又哪里还有孔子说的尊王？中国向来是世上的人家与物一一皆有珍重与贵气，为其中心的王室才是至尊。今把人的尊严与物的美德都侮辱了，惟有独夫伟大，那是独裁，西洋才有的。

    国父言王道以别于西洋的霸道，我们更要把孟子说的“王天下”与孔子说的“尊王”提出来，以别于西洋的政治学。西洋式的教育方法与对电视的放任现状，皆要加以彻底改革。青年们是起码要把《三国演义》也看看才好。

    其次说《春秋》的明华夷之辨，这又正是今天我们的新鲜题目。我们自己有些什么？我们可如何对待西洋？

    释迦分别佛法与无明，基督分别教徒与异教徒，皆是真有其所见，亦有其必要，然皆失之狭隘。佛教虽言空色一如，但结论归于涅盘，还是未免轻视了色，有以色为幻妄不实无明之嫌，所以后来色的方面翻本过来，印度教压胜了佛教。基督教在文明上的意义比佛教的又是另一种，但亦轻视色，以世俗为罪恶，而结果是属于上帝的归上帝，属于世俗的归世俗，变成了两截。再下去是把人分为革命与反革命，彼此各为其物质利益而斗，完全与文明的知性的问题无关，那是最不足道了。

    西洋史上与异端的辩论，我是喜欢苏格拉底的。他的是纯粹知性的，而且多有讲现实的问题的，比较与孔子孟子相近，但是对于异端的态度，释迦的与基督的是宗教者的态度，苏格拉底的是民主者的态度。而孔孟的明华夷之辨，则是现实政治家对天下的责任态度，比苏格拉底的另有一种严正，而比释迦与基督宽大随和。

    孔子是立三纲五常为华夏文明的基准，合于此的即是华，违悖此的即是夷。虽是夷狄，他若依循三纲五常，此外可以不必苛求，亦不必多辩论，自然会得同化的。华夏便是有这三纲五常最为壮大坚强，像几何学之有点、线、面的定义与五条公理，不必跟人家多辩论。印度与西洋皆因没有三纲五常，所以释迦与基督要多费口舌。

    如此才想到五四运动的厉害就在破坏了纲常。当时并无理由，单因西洋没有，以为中国亦就不应该有。纲常破坏了，对西洋思想文物的取舍就全无标准与堤防，要被洪水漂溺了。

    日本明治维新，三纲五常屹然不动，故能采用西洋的新事物皆成为好，此次日本败战而被弃了三纲五常，日本人遂无选择的西洋化，变得没有了日本。我们是其实只要有三纲五常在，对于西洋的东西尽可以阔达，不必作小气的选择，采用了都可以顺心悦耳，成为中国文明的风光的。今天我们还是要把三纲五常再建起来。

    三纲五常是春秋以之明华夷之辨，且亦以之观国家的气数。纲常之坏，每始于男女之际失了敬意，而极于男女无别，此则是时代已整个的颓废了。

    然孔子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这句话却须稍稍解释。原来中国的史官是从《周礼·王制》里的天官而来，太史之位，列于三公，祭祀时太史司卜筮与记载，平时在王左右，左史记言，右史记事，而且司天文与自然现象之记录与解说。每逢国有大事，乃问太史，以历史为镜子。若天子亲征，则太史抱简册与笔与王同车，军败社稷覆灭则死之。太史所记，是由神示而为知性的是非判断，非常有威严，虽对于王亦不宽假。那威严非由权力，而是理知的威严。因为史官所记载是非的背后，是有着比数学的公理还更坚强，更是绝对性的公理，即三纲五常的公理，以及依于时与位，要对应大自然的现象的公理。西洋有大法官的尊严被人所公认，史官的却不是法而是理，中国人每说“千人抬不动一个理字”，凡逢争执，常可以听说“吃亏便宜无所谓，不过话一定要说说明白”，即是这件事的是非曲直的理必要说说明白。

    而且王与公卿大夫死后有谥。虽是王，生前做的事不好，被谥曰“厉王”，便孝子顺孙亦不能把它来改。而谥是依据史官所记载的来议定。所以史官有这样的尊严。国中民间，说是这件事上了书，就觉很重大，这还是从史官的尊严而来。

    经过秦始皇到了汉朝，史官的地位已不如周时之尊，但史册的尊严感还是存在，直到后世，皆是因为中国人独有的对于历史的感情，与理知的天性。

    可是孔子作《春秋》有他的创造，并非只照原来史官的范围。

    他所创造的有三点。一、纲常与时位与对应自然现象，是原来的史官就这样做的，而“明华夷之辨”一句则是孔子所增加。二、原来的史册只记载事迹的是非，而《春秋》的笔法则还看他做这件事的动机，虽同样的事情亦可因做的人看是什么人而意味不同。即是看政治还要看政治家的人格修行，尤其政治家的言，不但看你说的对不对，还要看你说得是诗不是诗。

    《春秋》有三传：左氏、公羊与谷梁。《左传》很注重为政者之言，而且注重为政者的风貌的虔谨程度。而且看为政者的知机识兆。《左传》在这些上头所以比《公羊传》《谷梁传》更能体会并表达孔子的意思。三、原来的史官对于时人只有明其是非，此外没有所谓史官对时人的态度，而孔子则有其独自的对时人的态度。

    释迦对时人的态度是慈悲，苏格拉底对时人是平等，基督对时人是爱，但孔子与他们都不同，孔子的是王者对天下人的态度。

    孔子写春秋二百四十年间事，可比我们写康熙到民国今天的历史，只觉都是近在眼前的人事。孔子一边写，一边想着他和这些人们可如何把时势弄好，再建王道的天下？他顿时想到这是出之有王者的抱负的对时人时事的看法与想法，又是欢喜，又是觉得不好意思起来，说道：“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这两句话就是这样解释。

    大学

    宋儒把《大学》与《中庸》从《礼记》中提出来，并《论语》

    《孟子》而为“四书”，自是一见识。但四书是学问的方法，以之读五经，而宋儒以四书为学问之究极，五经倒是为了说明四书。如程颐的《易传》，只为说明四书，一点亦没有说明《易经》。比起来，朱熹的要算实学了。他的说理与气亦有所发明。然而宋儒我总觉得要配以汉魏六朝的荡子才好。

    而且中国史上的数学与物理学自宋以后就萎了，也是很可惜的。往时虽自汉尊儒，而如六朝与隋唐，士犹未至为儒所专有，盖自南宋以后，始士为儒所专有。汉朝尊儒是好的，而如明清自私塾习经书，以至科举的试题，皆以宋儒之注为标准，儒家一尊变成宋儒一尊，则为大害了。而宋儒实受佛教之影响，不屑行动与造形，所以恶游侠之士，并轻视研究数学与物理学之士。宋儒的缺点是，他们不知四书是行动的、造形的。

    《大学》的本文自“大学之道”至“未之有也”不过二百零六146华学科学与哲学字，比《般若心经》的二百六十字更短，但比《心经》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这体系是演绎的：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凡大学问，必是理论体系化的。如牛顿的力学理论，普遍适用于自一粒沙至整个天体的运动。但后来发见它并不具备，故又有爱因斯坦的相对论，那也是体系化到可被普遍应用于自一粒沙至全天体的运动，物质与时空的说明。然而不久从素粒子的领域的现象，又发见相对论亦是不具备的理论体系。

    建设文明的人世，非以完整的体系化的学问不可。但是现在物理学上是微视的世界的法则与巨视世界的法则统一不起来，还说什么理论体系化呢？

    原来统一万物是惟能以无统一有，不能以有统一无的。物理学的理论体系不得完全，是因物理学不知无之故。比起物理学，数学是沾着无的学问，所以数学的理论体系远比物理学的齐全些。自然界的物皆成体系，小如原子，大如银河系群的全天体，一一皆是个完整的体系。因之人世亦要是体系化的。但这里是要有可以普遍而精密地对应万物的体系化的学问。

    最高的理论体系化的学问是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从这又生出两个学问体系，一个是《易经》的六十四卦，又一个是《大学》的自“格物”至“平天下”。再从《易经》卦象的一个“几（机）”

    字生出数学与物理学。而现在数学的与物理学的理论体系不得完整，则是因为不知这一套来历。

    理论体系是生成的，所以必是演绎的。如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是一个演绎，《大学》的自“格物”至“平天下”亦是一个演绎。

    六十四卦由错综而成，似乎横的关系比纵的关系多，其实亦是阴阳消长的演绎。然而几何学的五条公理即是各管各的，牛顿力学的运动三法则亦是彼此间并没有演绎的关系。单单是凑合而组成的体系不能自成一个圆满。但这是因为不知，如几何学的五公理与力学的运动三法则若能研究其所以然之故，追溯到大自然的阴阳变化之理，则可知其亦是演绎的、生成的。这知与不知，相差甚大。西洋人是因不知，故其数学与物理学做不出好事，如果能知，则数学与物理学各依于其分际，亦可以自是一理论体系的完全，而其于建设文明上的意味就比现在的不同了。

    今人学了西洋的政治学，全然不知政治是从格物起到平天下的一个完全。西洋的政治不成为一个体系，所以说政治是斗争。如果是一个有体系的东西，则无论是一个原子或银河系群的全天体，皆是演绎的但是不连续的秩序，岂有说是因于斗争的？

    哲学上至今讲的认识论与思考方法论，全然及不得二千年前古人的。原来，认识论与思考方法论那样的用语就浅薄，非说格物致知不可的。二千年前的《大学》，格物在先，致知在后，至今惟汤川秀树说的“物理学上的发见是结论在前，证明在后”，是极好的解释，非以前朱熹与王阳明的多言所能及。

    《大学》是儒书，而老子庄子的书里亦说是要直接格物，不能以致知去格物。彼时中国之外，尚有印度的释迦，他们亦讲格物先要去了知识。惟佛经的用语，不曰物而曰法（物的法姿）。这层道理，西洋人却不懂。西洋人是自希腊以来一直以致知去格物。虽后世如康德，他说有不假手于致知的先验，但亦到底不能像说格物致知的口齿清楚。

    格物有两种，一种以冥想，一种以直观。譬如数学是以冥想，而绘画的写生则以直观。佛教的是以冥想，《大学》的是以直观。

    黄老的是兼用冥想与直观。直观宜于造形。宋儒格物以冥想，虽配以日常行事上规行矩步，但是疏了造形的工夫，所以宋儒的文章亦写得不好，完全不晓得游戏，会写文章的苏东坡都被他们厌恶。现在我们格物仍要以直观为主，而亦可以冥想。因为若与直观的造形相配，则冥想亦可以是好的游戏。

    致知必是造形的，如数学的方程式与绘画的写生。《大学》的致知的造形是礼乐政治。“在止于至善”一句，至善是绝对精密，而像希腊人的于无理数不能绝对精密，则根本不足与言文明的造形。文明的东西必是绝对精密的。“止”字是造形，发动不能即是造形，动而随处有止，才可以造形。是故《大学》的止与佛经的静不同，宋儒所习的静不是止，故不能造形。

    因于格物致知，所以中国人是最有行动力的民族，政治的事，如知平章事，知制诰、知府、知县，皆是知即行为。中国人又因于格物致知，而为世界上最会造形的民族，看了故宫博物院的陈列品就可知道。而文明的最大的行动与造形是天下礼乐。

    中庸

    《大学》与《中庸》，一个是学，一个是教，学是从格物学起，教是从天命教起。

    《大学》的开头三句“在明明德”是要把先王的明德来弄个明白，中国的东西是好的，却还要知道其所以好之故，又如数学与物理学为新石器文明所发见，皆是明德，但是人后渐渐不知其故，便成了于文明无益。冈洁与汤川秀树的伟大即在于其说明了数学是什么，物理学是什么。当今第一文人保田与重郎与我说起冈洁，他道：“读了冈先生讲到数学的片言只语，每想若早知数学是这样的，我也学了数学就好了。”汤川亦然，他一面指出了物理学的限度，一面说明物理学的知性所在，使我对于物理学喜爱起来。这两位先生所做的才是明明德。底下一句“在新民”则是说要使人民每天过的日子都新鲜，而这就必要凡百东西的造形有新鲜的创造性。

    接句“止于至善”即是说的造形。

    与《大学》的三句相对，《中庸》的教亦是三句：“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第一句，要依据大自然的法则。

    第二句，演绎此法则而为礼乐的公理。第三句，以此礼乐的公理来教育士。这亦不止是礼乐，便如数学与物理学等亦要如此的。如于数，是要从数之由来，《易经》的“物生而后有象，象而后有数”

    说明起，而希腊人则只从数的定义开始，如云点是没有部分的，再以前数与自然法则的关系就不问了。他们的物理学亦类此，如牛顿力学的运动三法则，其与自然法则的关系即付之不问。所以他们的数学上与物理上常发生理由不明的困惑。而印度则又与西洋的相反。印度人把法追究到究极的自然，然而不知演绎。要这样与西洋的及印度的比起来看，才知《中庸》的这三句的完全。

    二千年前的《大学》、《中庸》、《庄子·天下篇》，是要与同时代的希腊及印度的哲学论辩比并来看，才知其新鲜。因彼此的主题差不多是相同的。这里只就无理数的问题来说。

    假定a与b点之间，求其当中的一点，而此一点又可继续分割，以至于无尽，然则其绝对精密的正当中的一点毕竟不可得，倘是音乐的场合，即绝对精密的一音毕竟不可求得。希腊的数学家对此大感困惑，以来二千年间在西洋不得解决。而现在是西洋的物理学者到底亦不能明白素粒子是分割已尽。

    印度的佛经里亦说极微毕竟不可得，而说有“如”。亦曰“真如”。真如是如物质，如非物质，亦空亦色，非空非色。真如亦可说即是极微，亦可说没有极微。如果说是极微，那就好了。现在发见了素粒子是分割已尽，不可再被分割，因为素粒子是极微。而二千年前的佛经里已说有这样的“如”的存在，其智慧真是可佩服。但佛经里说的真如并非素粒子，而是究极的自然，所以是否定极微的，如此就什么造形或行为皆不能有了。素粒子是如，真如要是生出来的才好，而佛经曰无生，这是佛教的单靠冥想的毛病出来了。

    《中庸》对此问题，比希腊哲学与佛经都更说明得好：“喜怒哀乐之末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

    究极的自然未有物质与时空方位，倘要说正中，随处都是绝对精密的正中，如庄子说的：“我知天下之中央，燕之北，越之南是也。”究极的自然全体是一个正中。而从这正中飞出一颗点来，即是素粒子，所以素粒子亦是绝对精密的。如果是音乐，则那飞出来的一音便亦是绝对精密的。

    这里我才恍然大悟。原来希腊人的想法是错了。他们的想法是先摆一个无理数在那里，再拿有理数来除它，当然是除不尽的了。应当换一个想法，并非有一个有理数与无理数并存着，而是有理数从无理数生出来，无理数是无所不在的正中，从它生出来的有理数亦当然是正中的，那发动、那生出来的动作自身即是个绝对精密；并非另有个对象，譬如说摆着个音节为对象，你去绝对精密地打中它，那是绝对打不中的。“发而皆中节”这个节不是既有在外边的，而是生出来的，从“发”自身生出来的节，当然可以绝对精密。如几何学的点与自然数的“一”，与素粒子，皆是生出来，飞出来的，其自身是个绝对精密。所以《中庸》的想法是行动的，“庸”字的意义就是行动。譬如击鼓，是以击的行为来生出绝对精密的一音。

    论语

    《论语》里孔子讲学问，讲修身。释迦与基督皆讲修行而不讲学问。孔子讲学问是为要造形，建设礼乐，释迦与基督那边却是没有礼乐可造形。与孔子同时代，惟希腊亦讲学问，但其范围限于数学与物理学，不如孔子的是建设一个人世文明（数学与物理学亦包括在内）的学问。而且希腊人做学问的根底不如中国人的深。希腊人是不知亦不问自然数与物理的背后存在着什么。

    孔子是其做学问的背境好。自新石器时代以来，世界文明的正统承传在中国民族，知性上有《易经》的自然法则，制度上有井田制的人世礼乐，皆为印度与西洋所无。所以孔子的学问不但比同时代希腊的与印度的更高，至今一直是世界上最高的。

    学问就是格物致知。孔子说仁知，仁是格物，知即致知。

    仁是“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的“感”的新字。大自然的息有如微风吹动，即于事物而感得之。仁字亦作爱，是欢喜的意思。《史记》称汉高祖仁而爱人，汉高祖一面如天地不仁，但他欢喜世上的人，他的喜狎侮人亦好。西洋的“爱”字不同，基督爱人，绝非对人有欢喜。而《论语》则凡说到学问必带上“悦”字，是要对人对物有感激欢喜，才能与人为知己，与物为知己。

    冈洁说数学上的发见必伴以强烈的欢喜。这是在发见时与其直后一段时间内的欢喜。但我以为这是数学上如此，而尚有是欢喜还在发见之前的。数学者以冥想去格物，对着难题，当下是不能就发生欢喜的，但如画家写生则以直观去格物，对着梅花当下就先已欢喜了。

    格物自开启新石器文明当时已分两种，一种是以冥想，一种是以直观。如发见数是以冥想，而如发明轮则以直观。冈洁是数学者，强调冥想，汤川秀树是物理学者，强调具象的直观。释迦与基督以冥想，而孔子则重直观，说道：“吾尝终日不食，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佛教静坐，儒则斋戒，斋戒是敬对天地万物与神明。日本的神社亦是以斋戒而不以冥想。

    因此我想到王者与王者之师。

    孔子不但是王者之师，他自身亦有似王者。我每觉历史上刘邦刘备曹操这干人远比后世的儒者更于孔子为近。《论语》里孔子自说无可无不可，马援亦说汉高祖无可无不可。（此与素粒子的世界的现象，凡非可逆的亦皆可逆的原理相合，惟天才为可能）。孟子曰知言，而高祖于张良即是知言。刘备曾受经学于卢植。曹操亦曾受经学。宋儒视汉唐为不屑，是宋儒不知行动与造形之故。

    孟子

    孟子说性善，一言说明了人之所以为人。万物秉大自然的意志与息而生，皆是向上的，排比得很美的，所以佛说众生皆有佛性，庄子亦说道在瓦砾。然而惟人有觉。亦非各民族皆有觉，而是限于当初在西南亚细亚一同渡过洪水，到了阿瑙与苏撒地域开出新石器文明的那几个民族，包括汉民族的祖先在内。当时大家渡洪水，忽然一齐开了心眼，就是全体的人人都一同开了悟识了。万物各为其形体所限，惟人一旦开了悟识，他就不被自己的个体所限制，一个人可以是生在花的生命里，水的韵致里，生在银河系群的天体里，生在一切时间与空间里。孟子说的人性即是这个觉性，亦曰悟识，那当然是善的。

    所以孟子又说小人大人，以六尺之躯为我的是小我，小我是小人，生于天地万物的我是大我，人我是大人。大人而且是生于一切时间，乃至天地有灭，悟识不灭。

    西洋人讲进化论，只说人是高等动物。但那是未经过渡洪水那一次豁然开了悟识的人类（北欧蛮族），至今其子孙以六尺之躯为我，要征服自然。而开了悟识的民族则已永离动物的领域。西洋人讲历史，不知新石器文明的出现是永离了旧石器，人之出现是永离了动物。埃及的司芬克斯的神话讲人之出现，亦没有讲得清楚。

    人之出现是孟子之外惟释迦说得最好。他说“我今此身，永绝后有”，从此永远跳出了进化论的范围了。

    可是孟子说的与释迦的不同。

    释迦说的人性是成了佛身，因为不须有行为与造形，修得了就从此不曾堕落。孟子说的人性却是因为继续地要有行为与造形，时时会在人与禽兽的边缘有堕落的危险，叫人要自己注意，随时随地把明德来明了又明。

    这里牵涉到人与神的关系问题。佛教拜佛不拜神。因为神是在于万物万事变化之妙机，而人成了佛身，不作行为与造形，神就没有用处了。而西洋人则又神尊人卑，人有罪恶感，人与神的关系很不自然，原因还是在于他们的人不脱高等动物。惟有中国文明是人与天地为三才，人参与天地的造化，在行为与造形里感于变化之妙机，而与神相戏娱。故能神人清和。日本的神人关系亦好，中国与日本都是神尊而人不卑，日本的神与人更有一种亲情。此外是印度舞里的神好。

    孔子曰仁知，孟子曰仁义，义字是点明知的行为性与造形性。

    孟子用的新语“良知良能”，那良能即是行动的。良知是把格物致158华学科学与哲学知说在一起，而把重点放在先知觉后知，先觉觉后觉，就像国父孙中山先生说的唤起民众，遂是政治行动的了。后世宋儒主静，但《易经》的“易”即是动的，孟子每引夏禹，因禹治水是个大行动。他似是预感到了随来的秦汉的行动大力。其实这亦非他的一时之感，中国文明是黄帝以来都是随伴着大行动力的。

    性与命亦是孟子的新语。

    命是性的演绎，比《中庸》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更明确，更是行动性的。后世说真命天子，与日本的称天皇为命，可见孟子说的话影响之大。朱熹讲理与气，亦是于大自然有真发见，气是动的，应可与孟子的“命”字相得益彰，然而宋儒治学的根本态度主静，实为可惜。再后来仍是王阳明重寻孟子的良知良能说，才又稍稍唤回了儒者的行动力。

    孟子一方面说明了王是真命天子，一方面又说明了王在行事上的政治责任与义理，这样的天人合一才是贵气的，而又是现代的。五常：君臣有义，父子有亲，兄弟有序，夫妇有别，朋友有信，义、亲、序、别、信这五个字，亦是孟子才说得这样明确的。他是说明了人世五伦的尊贵的所以然，用语明确如数学的一般。而他说的五常，亦是行为的。孟子之时是墨子一门的几何学，惠施一流的自然学辩论，时代的空气有似希腊人的理知，所以孟子的语法亦非常理知。加以彼时兵家如吴起孙膑，纵横家如苏秦张仪，以及法家一类的政治家们纷然并作，正是一个现实的行动的大时代，而孟子独能把先王之道亦说成这样现实的、理知的、行动的，则是世无其匹。

    孟子的君臣观，其后汉唐以来的朝廷差不多就像他所说那样的。他说的井田制，后世的均田制等还是依据他的原理。他说的王天下，后世汉唐以来的天下差不多亦就是像他说的那样。他说的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已成了秦汉以来历代开创新朝的真理。中国今日亦还是王气杂兵气。

    孟子虽讲枉尺直寻不为，是从《中庸》而来的绝对精密，好像数学上的发见时的明白确定，不带一点疑义，真使人听了当下心里豁然。他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使他的学问直通于后世的民间起兵。诸子中惟他能把汤武革命讲得这样好。他的思想不限于周王室，即如齐国亦可以王天下。学问是要如此的把什么都打开了。而因他说了“君之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为寇仇”，以致把他配享孔庙一度曾发生问题，这也使人对他有一种亲切。这与160华学科学与哲学《碧岩录》的因有云“五帝三皇是何物”，被不得列入续藏经，人家这样的事我都喜欢。

    孟子亦有他的忧，对天道怀疑与对自身的不乐，但也不过是一会儿随又好了。一个人的学问是与其日常生活及遭际为一的。但孟子不像孔子的有时会讲滑稽。孔子在郑与弟子相失，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产，东门有人，相貌似尧又似皋陶与子产，累累然似丧家之狗，子贡以告，孔子欣然笑曰：“形状末也，未谓似丧家之犬，然哉然哉！”那样的自嘲即非孟子所有。孔子谓颜回：“使尔多财，吾为尔宰”，那样的话孟子也不会说。孔子的学生如子路敢对孔子说“有是哉子之迂也”，又孔子见南子，子路不悦，孔子誓之，这些都不是孟子的弟子可对孟子如此。

    孔子曾在陈蔡之间绝粮，弟子有愠心，孔子召子路与子贡问曰：“吾道非耶？吾何为至此？”子路子贡都还倒头想要教孔子；又问颜回，惟有颜回晓得孔子。过匡，又被匡人当作阳虎。孟子则不曾如此。这就是什么样的人会遭遇什么样的事。但是孔子的这种似乎笨笨的地方最与我们亲。孔子有好几位大弟子，而孟子的弟子则程度上还不及，因为都被孟子一人能干去了。公山不狃以费叛季氏，召孔子，孔子欲往，而后来又是孔子命申句须与乐颀伐公山不狃。又后来佛肸叛赵简子，召孔子，孔子又欲往，两次都是子路不悦。这种事孟子也是没有的，孟子是非严明，孔子则与一代人共是非，然而仍旧是孔子。

    孔子对管仲与郑子产都有爱敬，虽然也说管仲小器，孟子对管仲则只是个看不起。孔子与孟子都崇禹，而墨家实出自禹，与儒非全无相通。而孔子于管仲与子产，则亦是喜其法令条理和秩序，即是儒与法家亦有其相通之处，故李斯学于儒者荀卿。儒又与兵家相通，故吴起学于曾子，后世亦多有儒将。其书开首皆讲仁义，吴起谓河山虽险，不如以德。孔子是与黄老亦相通，故儒对于与黄老特别有关系的兵家、法家及自然科学并不疏外。汉之天文学者张衡与以自然界之理来破除迷信的王允皆是儒者。原来孔子之儒是有似云梦之泽与诸派之水相吞吐出入，但到了孟子则儒变为像洞庭湖，虽然也是浩缈气象万千，但太自成一家了。

    孔子作《春秋》，何等严正，但是许多人都可以与他相闻。有人击磬而通孔子之门，还有楚狂歌凤兮凤兮为要使孔子听见，此外是长沮桀溺以及荷筱丈人，他们看似无情，其实对孔子都有一种爱惜，孔子很知道他们的这份心意，叹息于他们的不很知道此方的心意。连里党之人与童子亦凡说到孔子，都有风情。孟子缺少这个，孟子也知言，但他不能对于人家的小奸小坏亦有一种宽容的欢喜觉得好玩。子路说话说得不大对，孔子哂之，这哂之的风光孟子似乎没有。孔子对宰我及冉有发怒，是对待平等之人的一种怒气。孔子就子路的说话上头纠正他、教他，亦有一种像是对待平等之人的为自己辩解。

    孔子使人只觉其与我们一样的有弱点，虽然他的似乎是弱点的地方正表现了其是孔子。而孟子则没有我们的弱点。到孟子跟前，使人感觉正能克邪，自己种种不如。及到孔子跟前，则不是正克邪，而是邪亦成为好。孟子说要以善养人，不可以善服人，这话非常之好，但真能以善养人者是孔子，孟子还不免服人。孟子知说王者无对于天下，但孟子还是使人觉得与他相对。孔子如果生在民间起兵时代，他可以像刘邦的天下人都归他，而孟子则惟能是王者师或王佐之才。孟子可以像佐武王的周公。

    我是新近才发现孟子的不足之处。起因是我研究民国以来的问题，觉得孙先生是近于孔子。这回更思索了孟子对于周武王伐纣牧野之战的见解。《尚书》里记牧野之战血流漂杵，孟子不信，理由是以至仁伐至不仁，不会有像这样的激战。但这是孟子不知老子有“天地不仁”这句话。历史上是为善必昌，为恶必亡，但每次开创新时代都是成败一发之际幸而通过了来的。虽以至仁伐至不仁，亦还是会激战到血流漂杵的。孔子还与黄老相通，他在《易·系辞》里有说“天地不与圣人同忧”，这叫做畏天命。孟子却以为天意必如人意，他的理论里虽有经有权而无偶然性，只有绝对性，他忽略了绝对性与偶然性是为一。孟子是对天有一种傲慢。人家也说不出孟子的是傲慢，但是感觉到，有点怕他，而且起一种敌对。荀子非难孟子，那完全是荀子的不对，但孟子与周公都是容易招人诬蔑。

    而孟子学说的完整性也有问题。孟子引《尚书》、《周礼》、《诗经》、《春秋》，而独不及《易经》。其实孟子对大自然的五基本法则真是发明了很多的。但是，都把来人事的理知化了。他只知天人可以合一，以为尽性至命即所以知天，此外虽不读《易经》

    亦可。他亦不像孔子的对博物的知识有兴趣，因为“万物皆备于我矣”。孔子讲求乐就是祭政的学问化，所以《论语》里最重祭祀，祭祀是对大自然的感激欢喜。而孟子很少谈到祭祀。但是孟子不知天人虽然可以合一，同时却还有个天人相戏逐的理，与不连续定理，人要小心一脚踏空了。踏空了也能一笑吗？这才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