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佛教与儒学

有可能被他的宗教热忱冲昏了头脑，但是王朝统治集团必然会恢复自己的均衡。随着镰仓幕府的兴起，京都朝廷精心培育的佛教的影响力衰落了。这时已成为主要思想流派的禅宗这一极端个体主义派别并未宣称自己拥有政治抱负。在紧随其后的狂暴年代里，周边的豪族对寺院的掠夺性攻击导致僧侣们建立起武装，英勇善战的僧侣守护着庙宇的殿堂。他们或独自作战，或与各路诸侯结成联盟，这是足利战争的一个显著特点。在这些战役中，他们常常冲锋陷阵，以慈悲为怀的僧袍难以遮掩下面沾染了血污的铠甲。然而在德川家康时代，在最后一个还能号称拥有一些武装信徒的派系本愿寺[21]被大将军顺利收服之后，他们几乎销声匿迹了。

    德川家康对佛教的政策体现了东方政治家特有的基本理念。身为儒家弟子，他把三位同时代的伟大僧侣视为最亲密的朋友。倘若耶稣会运动没有隐含政治威胁的意味，他对基督教甚至也会容忍。他保障了寺院的特权，恢复并保证了他们的收入，还为发行宗教刊物拨款。他甚至强行设立了宗教裁判制度，通过上颈手枷和逐出空门等手段惩处那些违反寺院诫命的僧侣。然而，与此同时，他禁止僧人参政。在与朝鲜的外交礼仪中，他废除了使用佛教代理人的常规，任命一位世俗官员管理与宗教界有关的事务。佛教的影响力在衰退。在政府的保护下，僧侣们享有悠闲的文化生活，寺院变成了大学堂，置身其中的僧侣与其说是由于圣洁不如说是因其博学多识而闻名于世。那个时代生出的唯一一个新的宗教派别只是在遵守诫命方面不同于其他派系。在那个强调秩序与严厉制度的时代，遵守诫命是个受到广泛讨论的话题。

    与佛教一样，儒家学说在后来的发展中，通过吸收道家思想和佛教理念，变得超脱于社会，对政治漠不关心。在中国，从唐朝后半期开始，儒家学说就变得带有宗教意味，而不是像以前那样只讲伦理。在日本，这种倾向尤其明显。因为在我们的封建时期，各门学问都是佛教徒在研究。因此，在德川幕府的书院里，早期的教师大部分是僧侣，他们为了传授世俗知识被诱导返回世俗社会。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没有脱下僧袍，甚至在开始像其他武士一样佩剑之后还坚持落发。他们都是宋朝的新儒学派系————理学家朱熹的信徒，他们传授的学问与他们的服饰完全一致。新儒学是那个杰出的“光明”时代的产物。当时在文学艺术方面涌现了大量的创造性努力，以融合道家、佛家和儒家思想为宗旨，展现了反映亚洲整体意识的辉煌成果。它的传人根据他们在精神上比较接近的中国和印度的思想，对经典儒家学说做出与众不同的阐释。他们中的一些人被称为“迷失的禅学弟子”，正如新婆罗门教徒商羯罗被指责为“伪装的佛教徒”。

    然而朱熹，由于他更倾向于中国圣人孔子的学说，被视为新儒学的中心人物。他对孔子学说的注释被明朝皇帝永乐定为官方教科书，他的学派也被德川家康视为正统而接受。新儒学的总趋势，即使是朱熹，也趋向于抽象思维与推理，以致它的信徒只是稍稍与佛教徒有所不同，专注于内省是它智力训练的重要组成部分。明朝的学者，出于拘泥形式的本能教条地对待朱熹的教诲，把精力徒然耗费在他有关品行的抽象条例和术语上，日本的大学士也沿袭了这种学风。

    因此，儒家学说被剥夺了它的精髓，即讲究实际的伦理学。德川幕府时代的一个谚语就是“像读书人一样愚蠢”。两个异端的学派试图逆流而上，给儒家学说注入活力，不过他们只有为数不多的追随者。因为德川幕府对思想审查得很严，压制了所有敢于对德川书院的正统训诲提出异议的学派。

    因此，德川家康灌输给日本的知识，终究只是对社会活动促进不大的那一类。他的教育体系，正如他为削弱京都朝廷或地方诸侯的权力而采取的军事防范措施一样，是他为保持专制统治而拟定的构想的一部分。然而，说他开启的鼓励学习的风气推动了日本现代国民性的形成却并不为过。佛教与新儒家（后者实质上是佛教思想）赋予了日本民族冥想的倾向，使其在紧急情况下能处乱而不惊。如果说他未能开启一个进步的时代，至少他教会了人们如何保持稳定。倘若不是因为这一点，明治维新时期的剧烈动荡，以及随之而来的西方思想狂飙般地降临，会把日本从她自古以来停泊的港湾凭空卷起，抛入巨浪滔天又深不可测的大海之中。

    若不是因为崇尚精神，亚洲就全然无足轻重。但是，崇尚精神的人不是姓名或形态所能体现的。他来了，不知来自何方；如同另一个罗恩格林[22]，在身份即将暴露时他会杳然而逝，去探寻未知世界的奥秘。真正的灵性舍弃寺院的奢侈与书院的轻松，艰难地栖息在孤寂的浪人学者的怀中。就像被白雪覆盖的水仙为一瞥天堂而憔悴，它寂静的灵魂背负着难以泯灭的春天即将到来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