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压弯的树枝：论民族主义的兴起

/>     以上这一原则成了每一个马克思主义派别的教条。不管在其他议题上有多大争议，这一点一直是共识，从主张和平渐进的伯恩斯坦到最左的布尔什维克，莫不如此。把民族主义看成是反动的资产阶级的一种意识形态，这一看法也就等同于宣判了它的命运。对反抗帝国主义统治者的殖民地人民来说，他们的民族起义，顶多可以说是历史决定的一种策略性的步骤，借此走向真正的社会主义革命，后者的到来已为期不远。尽管如此，民族起义是一回事，而民族主义是另外一回事。1914年，交战各国的社会主义政党没有号召全体罢工以阻止世界大战，反而带上了民族色彩，参加了彼此敌对的战争，这时候，正是这一看法引发了人们对于列宁、卡尔·李卜克内西及其朋友们所领导的左翼国际主义者的失望和愤怒。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罗莎·卢森堡在战争结束时要反对波兰人建立一个民族国家。公正地说，十月革命才真正具有反民族主义的特征。

    列宁代表了俄罗斯人情感的真正声音，还是代表了托洛茨基、季诺维耶夫、拉狄克等人主张的“无根的世界主义”呢？二者之间的紧张一度在一些地方有明显表现，而现在已经不复存在了。在列宁眼里，俄国革命是在资本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的环节爆发的，其价值就在于促成世界革命，因为，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坚信的，一个国家不能建成共产主义。不过，事实并没有这么发展，只是到了斯大林那里，这一学说发生了改变。在早期的布尔什维克那里，最初的情绪确实是反民族主义的：因此，俄罗斯的布尔什维克批评家们争先恐后地贬低他们自己的民族文学的辉煌，比如普希金，以此来表现他们对于被资产阶级视为核心价值的民族传统的不屑一顾。

    在匈牙利和慕尼黑发生的共产主义革命失败之后，那些革命领导人之间也有过类似的一种情绪。“民族————沙文主义”、“社会————沙文主义”被滥用，成了战斗口号，曾经用来镇压发生在旧俄罗斯帝国境内的一些非俄罗斯人省区的自治运动。不过，在此之后，真正的国际主义阶段结束了。此后的每一次革命和起义都包含了一种民族主义的成分在里面。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在一些国家的兴起，就被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家们解释为那里的资本主义势力为了抵制国家社会主义必将到来的胜利而采取的最后的、极端的而且是绝望的反抗。之所以会出现普遍地低估极权主义或威权主义的民族主义运动力量的情况，并且让它们在欧洲的中部和东北部以及伊比利亚半岛等地大获全胜，原因即在于意识形态方面的错误判断。

    1931年的大危机之后发生的经济独立现象，曾被言之成理地解释为资本主义体系中国际矛盾的激化，无论它还预示着什么别的东西，其实，这是一种表现在经济方面的激烈的民族主义，它的延续要比它推断的那些经济上的原因更为长久，而且给启蒙运动————无论是自由主义者的启蒙，还是社会主义者的启蒙————的进展造成了严重阻碍。1920年以后，在战后的世界里，无论是社会主义运动还是别的什么政治运动，不仅要以反对帝国主义为号召，而且要高举民族主义，以此来建立团结，否则就不可能取得成功。在亚洲和非洲那些刚刚获得解放的地区所发生的事情，似乎就是这一看法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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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民族主义的兴起今天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现象，在一些新成立的国家里还可能是最为强大的一种要素，有时候对于更古老一点的国家里那些少数族群来说，也是如此。在19世纪，有谁会预见到，激烈的民族主义会出现在加拿大，出现在巴基斯坦（实际上，一百年前的印度民族主义领袖们就曾深深地疑虑巴基斯坦独立这种可能性），出现在威尔士、布列塔尼、苏格兰或是巴斯克地区呢？也许可以这么说：这是一种从外族统治之下解放出来之后自发的心理伴生物，就像席勒的“压弯的树枝”理论所说的，是一个拥有自己的民族个性的社会受到压迫和屈辱时自然生出的反应。在以上所举的例子中，大多数情况下，民族独立的愿望跟反对剥削的社会性抵抗是纠缠在一起的。这种类型的民族主义或许是一种社会抵抗或阶级抵抗，也有可能仅仅是一种民族自决，借此来创造出一种情绪，在这种情绪里面，人们宁愿听从自己的信仰或是同民族、同阶级的人的命令，即便这会涉及到不公正的对待，也不愿让一些极端傲慢的统治者————来自外国或不同阶级、不同背景的统治者————来监护自己。

    因此，或许没有哪个少数派，一方面珍视他们自己的文化传统、信仰或种族的特性；另一方面却又态度暧昧地容忍永远保持少数派地位的前景，宁愿让观念不同、习俗不同的多数派来统治自己。实际上，也许这就可以解释受屈辱的自尊心或集体的愤愤不平是何种反应。像犹太复国主义，还有它的镜像————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运动，或者像美国的黑人、乌尔斯特（北爱尔兰）的爱尔兰天主教徒、印度的那加人（Nagas）之类的少数“族群”，正是受到了这种心态的推动。当然，今日的民族主义很少会像19世纪早期的意大利、波兰及匈牙利那样以纯粹的、浪漫主义的面目出现了，不过，它跟社会、宗教、经济方面的不满情绪倒是有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但是有一点似乎难以否认，亦即，其中居于关键地位的是深刻的民族主义情感。而在这种暴烈的集体情绪最为丑陋的表达形式中，最核心的似乎就是种族仇恨，至今仍恶兆频频（而在一百年前却鲜有预见，如果的确有人预见过的话）：在印度、苏丹、尼日利亚和布隆迪发生的种族灭绝或近乎种族灭绝的屠杀已经表明，在那些一触即发的形势下，无论还牵涉到别的什么因素，其中的核心要素总是有关民族的或种族的；别的因素会使形势更加恶化，但不是导致其发生的原因；如果没有这一民族的或种族的核心要素，社会和政治方面就不会如此不稳定，他们就不会变成一点就着的临界物质了。狂热的民族主义看起来好像已经成为当代革命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了。

    无论对这一现象如何解释，它本身就是危害性的，跟其他给人类造成阴影的威胁是一样的，比如环境污染、人口过度膨胀、核屠杀；它的出现，与19世纪的概念不是一回事，那时候种族、民族性，甚至文化的重要性相对来说是次要的（比如相对于阶级竞争或经济竞争而言），或者说，心理学、人类学方面的因素与社会学、经济学方面的因素相比是次要的。然而，也有过一些假设，曾经有人根据这些假设预言了以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原则或专家治国的集权化为基础的理性社会的出现。在我们这个时代，在共产主义社会里出人意料地发生了那些迥然不同，但又同样属于民族主义性质的运动————从1956年的匈牙利起义到在波兰以及苏联本身发生的反犹主义和民族主义————由此看起来，至少可以说，是对正统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削弱。然而，它们肯定不应该被描述为仅仅是一种更早一点的意识形态的遗存或延续，尽管有时候有些被它们触怒的人就是持这么一种说法的。无论是匈牙利的纳吉还是波兰的莫察尔将军，尽管他们各自的目的大有不同，但有一点是一致的，他们在任何意义上都不是资产阶级的民族主义者。

    面对这一问题的时候，寄希望于那些与之相对抗的力量————跨国公司，无论它们跟阶级斗争和社会冲突有何种关系，在一定程度上它们的确跨越了国家边界，或者像在美国，它们是难以约束的沙文主义的障碍————看起来，（至少就西欧以外的地方而言）就跟科布登的信念一样，是现实可行的：科布登相信，自由贸易在全世界的发展，将会成为国家之间和平相处与和谐合作的保证。有人还会记得诺曼·安吉尔在1914年之后不久发表的一个显然是不可辩驳的论断：单单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利益，就使得发生大规模的战争成了不可能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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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界，是对19世纪自由理性主义的核心学说的抗拒，是企图回归到一种更为古老的道德混乱的努力。在18和19世纪，作战双方的队形或多或少是清楚的。其中一方是传统的支持者，坚持政治与社会的————或是“自然的”或是历史形成的————等级制，或者信奉并且遵从神圣的（或一定程度上是超验的）权威。曾经有人相信，不受束缚的理性，其运作应该保持在一定界限之内，并且，最重要的是，应该制止对于法律、习俗以及古代的生活方式的怀疑，因为它们是不可解析的无形纽带，不仅维系着社会的团结，而且是国家及个人的道德品质的唯一保证。这就是对于“完整”社会的信念————持怀疑态度的知识分子们曾经用理性主义的方法对此加以批判的检讨，在理论上只能使其遭到质疑，而在实践中才能使其逐渐削弱，乃至最终崩溃。另外一方则是理性的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他们对传统、直觉、权威的超验来源都持排斥态度，认为它们只不过是为了掩盖（理论方面的）非理性、无知、偏见、对于真理的恐惧以及（实践中的）边沁所谓“邪恶的利益群体”的愚蠢、不公、压迫和权力腐败而释放出来的烟雾。

    进步的党派————自由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求助于理性的方法，尤其是在自然科学领域应用的方法；运用这些方法，任何一个理性的人都能够验证某一原理的真实性，或某种政策的有效性，或作为某些结论之基础的证据的可靠性。他可以利用无论何时何地的任何人都能够得到的技术来自行检验这些主张是否站得住脚，而不必乞灵于只有少数被选定的具有神秘天赋的人才拥有的那些特殊技能或神秘直觉、那些经常被宣称是万无一失的神奇的认知方式。每一方都清楚它的对手是谁：一方是君主派和保守派，教权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民族主义者和帝国主义者，是被对手称之为反对派和蒙昧主义者的人；而另一方，是理性主义者，科学唯物主义者，富有怀疑精神的知识分子，形形色色的平等主义者和实证主义者。无论在每个群体的内部其目标或手段有多大差异，双方之间的主要分界线还是清晰可辨的；尽管也会有含混的、居间的立场，每一方都清楚他们属于哪里，都清楚谁是天然的盟友，谁是他们的敌手。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柏克说过的“诡辩家、经济学家与精于计算的人”以及理性主义者、维多利亚时代的进步论者，在我们这个时代取得了胜利。孔多塞有过评论，未来一切真正的议题有可能都是在对其功利的后果进行理性计算的基础上决定的。计算（Calculemus）将会成为新的口号，成为解决社会问题与个人问题的要诀。这一方法今天已经是双方共同享有的财产了。它强调系统分析、成本效益，偏好归纳为统计学和定量的术语，依赖组织和专家们的权威性和力量。在人类的生产活动及有组织的生活中应用技术性的手段，这是资本主义国家里政府、工业企业以及其他一切类似的大规模经济（及文化）活动都会采取的措施。科学知识与科学化的组织，在揭示自然界的秘密方面已经取得了成功；假如由公正无私的专家来建立系统的话，它们肯定也可以应用在社会生活方面，使其更加合理化，从而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需要。

    各种专家，如物理学家与生物学家，地理学家与城市或乡村的设计师，心理学家与人类学家，数学家与工程师（包括斯大林的“人类灵魂的工程师”），都有可能————很大程度上已经是————供人驱策，为那些决心要充分使用一切可得到的资源（包括自然的与人工的、人的与非人的）的人服务，而后者为了他们眼中的理性的与人类幸福的目标，往往怀抱着纯洁的动机和狂热的献身精神。马克思主义者，或是不发达国家的人们，也许会反对阶级敌人————国内的或国外的、资本家、“新殖民主义者”、帝国主义者————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使用这些手段。不过，他们反对的并不是这些技术手段本身，实际上，他们还努力去接受并改进这些手段，为自己争取更大的利益。已经拉开序幕的一场全球性的抗议活动正是这样一种性质。

    现在难以预计这一反抗（表面上确实如此）的有效性会有多大，毕竟才刚刚开始。它来自于这样一种情感：人类是作为具体的人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是作为个体，作为拥有意志、情感、信仰、理想以及各自生活方式的人而存在的，在这一意义上生根的人权，当面对政府、企业以及各种各样相互勾结的精英们所致力的宏大的运作，政策制定者和执行者借以展开其计划的“全球的”谋算和大规模的推断时，已经消失不见、无从寻觅了。要进行定量的计算不得不忽视人类个体的个别愿望、希望、恐惧与目标。情况一直如此，无论什么样的政策，只能为大多数人考虑，不过，今天的情况的确是走得太远了。

    我们今天的年轻人，有越来越多的人把他们的未来看作是一个过程，以有助于最大限度地产生出最多、最高的幸福为目的，将其生活期望、能力、实用性进行数据分类、计算并加以分析，然后填充进某些经过科学的精心设计的程序中去。这将会从一个民族、一个区域或是世界的层次上来考虑个人生活的安排，而对于他们个人的性格、生活方式、愿望、癖好、理想却没有给予过多的关注或是表现出过多的兴趣（因为对于完成任务而言这些东西并不是必要的）。这就会让他们变得忧郁、暴躁，或者失去希望。他们想要做某种人，干某些事，而不仅仅是奉命行事，为别人活着，或是作为别人的代表。他们要求他们作为人的尊严能够得到承认。他们并不愿意沦落为人类材料，不愿充当别人玩耍的游戏中的筹码，至少也要当为了自己的利益的筹码。一场反叛在各种层次上爆发了。

    叛逆的年轻人排斥或是抨击高等院校、文化活动、系统教育，因为他们认为，这些就是巨大的、非人化的机器。他们自己或许知道，也或许不知道，他们所吁求的东西是某种自然法，是康德式的绝对律令；对后者来说，将人类当作实现其目的的手段，无论动机如何仁善，都是不允许的。他们的抗议有时候采取了理性的形式，有时候又是暴力的、非理性的，通常喜欢用夸张的、往往是歇斯底里的方式去挑衅统治权力，以无礼的轻慢来使其意识到这些政策的极权主义后果。他们这么做，可能是有意为之的，也可能只是无意之举（在这些抗议里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成分，亦即对于剥削和阶级压迫的谴责，一般来说，并不是重点所在）。他们抗议对于个人产生破坏性后果的全球性的规划：用数字和曲线替代了对活生生的人类的直接感触，而且还伪称这么做全都是为了对方着想；对于那些遥远地方的人们来说尤其如此，这些设计师们试图（有时候甚至用极端残忍的手段）决定他们的生活，而使用的统计资料平淡无味、含义难明，让他们无法看懂。

    在工业社会或后工业社会里，提出抗议的是那些不想被科学的进步车轮拖曳前行的个人或群体。所谓科学的进步，根据解释，就是物质财富与服务的积累，以及让他们变成废物的功利主义计划的增加。在贫困地区或前殖民地地区，占人口大多数的人希望被他们从前的统治者平等对待————当作完整的人看待，这一愿望经常表现为要求实现民族自决。对于个人自由和民族独立————要求不受别人的干涉、命令或安排————的呼唤，同样源自于这种受到侵犯的人的尊严。有时候，争取民族独立的运动自身却导向了造成更大规模的联合，导向了中央集权，常常会导致一批新的精英对追随的公民的压迫，还可能会导致种族的、政治的和宗教方面的各种少数派遭到镇压————这也是事实。有时候，它又会受到与之对立的理想的激励，亦即从巨大的、非人化的、漠视种族、地区及信仰差异的权威之下逃脱出来，渴望实现以“人”为单位的“自然”的结合。

    但是，这两种情况下，其原初的冲动————也就是愿望本身（fare da se）————显然是一样的；区别就在于这一种愿望和那一种愿望。追求行动自由、生活自主的自我，可能大小有别，有区域特征或语言特征；今天，它更可能是集体的、民族的或种族————宗教的自我，而不是个人的自我；它总是抗拒淡化、抗拒同化、抗拒非人化。在18世纪，将人们从迷信和无知之中，从国王、教士、政治寡头的自私与贪婪之中，尤其是从反复无常的自然力量之中解放出来的伟大运动，正是科学的理性主义所取得的胜利。反复无常的自然力量曾经是束缚人们的枷锁，但离奇吊诡的是，它反过来也唤醒了人们脱离它的统治而独立的渴求。这是人们呼唤属于自己的空间的一种渴求，借此人们可以实现自己的天性、癖好乃至其他一切东西，自由自在地生活，不受教师、征服者、恃强凌弱者、巧言令色者以及各种统治者的命令或胁迫。毫无疑问，一个人假如完全随心所欲的话，不仅会伤害到邻居，也会伤害到自己。自由仅仅是多种价值中的一种，不可能不受约束和限制。不过，在反叛的时候，这一点不可避免地被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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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律法主义（antinomianism，又称唯信仰论）并非什么新事物。每一个长期存在的政府、教会和社会结构的历史上都发生过叛乱，反对兵营式的生活————令人窒息的“密闭”社会，反对那些法律和制度，它们让人感到不公、压抑或腐败，漠视了人们某些最深层次的渴望。这些制度，无论它们有什么样的官方的表白和意识形态的辩护，有时候就是让人感觉它们是以牺牲一部分人为代价来取悦某个特殊的阶级或群体，而那些牺牲品，是被他们有意或无意地用欺骗或胁迫的手段使其顺从的。还有的时候，整个系统给人的感觉是在机械地自我运转，而其存在的理由，即使曾经有效，现在却似乎已不复存在了。它们的支持者们则迷惑人们相信（他们自己也被迷惑了），人事的安排————原本也许就是为了应对人们真正的需要而制定的————是客观的必然，是自然的法则（至少是人类本性的法则），而企图去改变自然法则是徒劳无益的非理性之举。狄德罗谈到过每个人内部的斗争，自然的人企图从人为的人那里把自己解放出来，人为的人身上混合了社会传统、非理性的压力以及统治阶级的“有成见的谬误”；理性的批评将会把这些谬误彻底驳倒，但是，当今的社会却是建立在这些谬误之上的。

    对上述制度与体系的反抗，有时表现为对于较早时代的一种怀乡式的渴望，那时候的人高尚、幸福而又自由；或是表现为梦想着未来会出现一个黄金时代，或是重新回到简单朴素、自动自发、本性天然的状态，回到自给自足的农村经济，届时人们不假外求，就可以恢复健康的道德（与身体）。大概，最后的结果将会是永恒的价值支配一切，那些差一点就无可救药地败坏掉的价值观，只需要返观自己的内心就可以轻易地被辨认出来————这就是卢梭、托尔斯泰与很多和平的无政府主义者曾经相信，而其现代的追随者们仍然相信的看法。19世纪的民粹主义运动对农民、穷人或是“真正的”民族（区别于那些自封的官僚统治者）加以理想化的描述，它们所反映的，正是这样一种向“人民”回归的尝试，借此来逃离被错误的价值、“不可信的”生活、被组织起来的人、易卜生或契诃夫的被蹂躏与被压迫的生命充斥了的世界，在那里，人们恋爱与交友、追求公正、创造性的工作、享受乐趣、好奇探索、追求真理的能力不仅未能充分地发育，并且大受挫伤。有的人希望通过改革来促进当代社会的发展。而其他一些人，则就像16世纪的再洗礼派教徒所感受到的一样，认为现在的社会腐败已经太严重了，丑恶的东西必须连根拔除，寄希望于在废墟之上奇迹般地诞生一个崭新的、纯洁的社会。

    这些是比较极端的例子，列举出来是为了说明最严重的困境是什么情况。与民族主义相关的，就是这样一种情绪、这样一种困境。它也是谋求自我保护的抗争的一种病态表现。卢梭，这场全面反叛中最迷人的声音，曾经告诫波兰人要起来抵抗俄国人的侵略，绝不放弃他们本民族的制度、服饰、习俗、生活方式，不要逆来顺受，不要被同化；就当时而言，对于普遍人性的诉求，就具体体现在他们的抵抗行动之中。在上个世纪的俄国民粹主义者那里，也可以看到同样的态度。甚至在至今仍受压迫的人那里，或是在那些少数族群————感到被羞辱、被欺负的种族集团————那里，我们也可以发现同样的态度；对那些少数族群来说，民族主义象征的是被压弯之后的扶直，是重获自由（也许他们自己从来不曾有过的自由，完全只是他们头脑中的观念），是为他们受侮辱的人格而复仇。

    就那些已经长期拥有政治独立的社会而言，他们就不会有这么强烈的感受。总的说来，对于承认的渴望，对于黑格尔曾经加以令人难忘地分析的认可（Anerkennung）的欲求，西方人已经得到了满足；而似乎正是因为未得到满足，而不是因为其他什么原因，才导致了民族主义者的泛滥。对于西方世界的很多自由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来说，民族主义看起来纯粹就是沙文主义或帝国主义，是那帮掳夺了受害者与生俱来的权利的当权派所宣扬的意识形态的组成部分。就是这一恐怖的体系使他们降到了贫困与堕落的境地，难道他们还应该努力去实现这一体系的价值观吗？还有什么能比这更为自相矛盾、更为可悲的呢？马克思主义理论认为，统治阶级对它的子民犯下的最大的过错之一，就是让他们看不到他们真正的利益，用自己的意识形态去感染他们，为了自身的利益去驱使他们，却伪装他们的利益跟受压迫者的利益是一致的————而民族主义不正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个最佳例证吗？

    事实上，民族主义产生的影响并不一定都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也并非只会受到统治阶级的欢迎。民族主义是反叛的推动者，而反过来也是被反对的对象，因为它所表达的欲求，是在世界上的多元文化中没有受到应得的足够重视而生出的愤怒的欲求。生在一个饱受民族主义泛滥之苦的世界里，我们不需要对现代民族主义的残酷性、破坏性的一面多加强调。然而，有一点应该引起重视：对于刚刚获得解放的奴隶们的深切的、本能的需要，世界性的反响，“解殖”————19世纪以欧洲为中心的世界未曾预料到的一个现象，其原因何在呢？过去人们又是为何忽视了这一发展的可能性呢？对这一问题，我给不出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