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理想的追求

与之交流，只是此时，对方生活在一套完全不同的价值观念之下；不管怎么说，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念，他们也可以视之为“价值”和生活的目的，而实现了这种价值和目的，人类也就完满了。

    “我喜欢咖啡，而你喜欢香槟。我们口味不同，没什么可说的。”这是相对主义。但是赫尔德、维柯的观点并不是这种：我更想称之为多元论，也就是说这样一种概念————人们追求的目标也许有种种不同，不过仍然是充分合理的，充分人性的，能够彼此理解、相互同情，并且可以从对方那里获益，就像我们阅读柏拉图著作或者中古日本的小说一样，即使其世界、其观念离我们何其遥远。当然，假如我们与这些遥远的形象没有任何共通之处的话，每一种文明将会封闭在自己密不透风的气泡里面，我们根本没有可能弄懂它们；这就是斯宾格勒的文明类型学所描述的状况。在不同时空的文化之间，彼此的交流之所以可能，仅仅在于使人之为人的东西对它们来说是相通的，是它们沟通的桥梁。不过，我们的价值只是我们的，而他们的价值属于他们。我们可以评价、臧否其他文化的价值，而不能托词说全然不懂，或者简单地认定它们是主观的产物，是生活在与我们不同的环境之中、品位不同、语言不同的一些存在所造出来的东西。

    客观价值的世界是存在的。我这么说的意思是指，人们只是为了那些目标本身而去追求它们，其他的东西都以它们为目的。我并非不知道希腊人看重什么，他们的价值或许并非我看重的，不过，我可以理解，在他们看来应该怎样去生活，我会钦佩和尊敬他们，甚至想象我自己也去追求同样的东西————尽管我不会或者不愿意那么去做；就算我愿意的话，也不可能做到。生活的形式有种种不同。目标和道德原则也是多样的。但是，也不是无限之多：它们必定还是在人类的视域之内。若非如此，那就超出了人类的范围了。如果我看到有人崇拜树，原因并非把树当作肥沃的象征，或者认为它有神性，拥有神奇的生命和力量，也不是因为此树林是祭献给雅典娜的，而只是因为它们是木头的；而且，我再问他们为什么崇拜木头，他们只是说“就因为它们是木头”而不说别的，那么，我就不能搞明白他们的意思。如果说他们是人，他们并非我可以与之交流的人，那么这中间的的确确有障碍。对我来说，他们不是人。假如我弄不明白去追求那样一种生活会是什么样的话，我甚至都不能称他们的价值是主观的。

    有一点是清楚的，就是不同的价值可能会有冲突————这就是为什么不同的文明会有抵触。不同的文化之间，同一文化的不同群体之间，甚至在你我之间，都有可能是相互抵触的。比如，你永远都认为应该实话实说，无论什么情况；而我不这么想，因为我相信讲实话有时候会太让人痛苦，伤害太大。我们可以交流彼此的看法，我们可以努力达成共识，但最后仍会发现，你所追求的东西和我献身的目标之间，还是不可调和的。就个人而言，他自身也会有价值的冲突；不过，即便有此种冲突，也并不意味着，其中有的价值是正确的，而另外一些价值是错误的。公正，严格的公正，对某些人来说，就是一种绝对的价值，不过，在有些具体的情况下，它跟其他一些在他们看来并不逊色的绝对价值，像宽容、同情，也不是协调一致的。

    许多世纪以来，自由和平等都是人们追求的基本目标之一。不过，豺狼的完全自由就意味着羔羊的死亡，强势的、多才多艺的那些人的完全自由，对那些弱者和天赋较弱的人的正当存在的权利来说，也是无法达到和谐的。艺术家，为了创作一件杰作，也许会把他的家庭拖入穷困、悲惨的境地，而他却并不放在心上。我们可以谴责他，甚至宣称，为了满足人的需要，杰作也可以牺牲；或者，我们也可以跟他站在同一立场。这两种态度，其中所体现的价值观，对于某些男人和某些女人来说，就是绝对的，而对我们来说，如果我们具有人类的同情心、想象力或者理解力的话，两方面都可以理解。平等，也许就意味着要限制那些有统治欲望的人的自由；为了照顾社会福利，让饥者有食，寒者有衣，无家可归者有一席之地；也为了照顾其他人享有自由，让正义和公平得以实现，自由，也许就必须打折扣。如果连起码的一点自由都没有，我们就没有了选择，也就没有了人之为人————按照我们对人这个字的理解————的可能性。

    让安提戈涅左右为难的困境，索福克勒斯有过一种解决的办法，萨特表示了相反的意见，而黑格尔把它“升华”到了更高的层次————给那些为这种困境所烦恼的人提供了一点安慰。自发性，这种绝妙的人类素质，却与有组织的计划，以及对于是什么、有多少、在哪里的精确计算等等这些能力，不能和谐共存；而后者，正是人类社会财富的主要倚赖。最近发生的历史，已经让我们认识到了让人为难的二者择一的情形。为了抵抗恐怖暴政，就应该让一个人不惜任何代价，甚至牺牲他的父母或者孩子的生命吗？为了得到危险的叛徒或罪犯的消息，小孩也要严刑拷问吗？

    这些价值的冲突，正是他们是谁、我们又是谁的本质的差别。如果有人告诉我们，这些矛盾将会在某个完美社会中得到解决，在那里，所有美好的东西都在根本上和谐一致，那么，我们应该这样回答他们：他们所谓的那些美好的东西，与我们的价值有冲突，他们所赋予其中的意义，并不属于我们。我们必须承认，那样一个世界，在其中我们见到的所有东西，包括矛盾的价值，若都没有了任何冲突，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的知识范围之外；在那个世界里，那些和谐的原则，已经不是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原则；如果说它们发生了什么变化，只能说它们变成了让地球上的我们无法认识的观念。然而，我们恰恰生活在地球上，我们必须在这里思考和行动。

    完美的世界，最后的解决，一切美好事物和谐共存，这样一些概念，对我来说，并不仅仅是无法实现的————这是不言自明的道理————而且它在概念上也不够圆融；我不能够理解，这种和谐究竟意味着什么。有些至善（Great Goods）是不能够一起共存的。这是概念上的事实。我们注定要面对选择，每一次选择都伴随着无可挽回的损失。有些人是知足的：按照不加质疑地接受的某种规训来生活；或者欣然服从精神领袖或世俗领袖的统治，把他们的话当作金科玉律；或者是，凭借自己的办法，清楚、坚定地知道了该做什么、应该怎样去做，不容有任何怀疑。但我只能说，满足于这些教条的人是让自作自受的近视眼伤害的牺牲品，护目镜或许会起到改善作用，但无助于理解人之为人的实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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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理论上的反对理由有很多，其中致命的一点，在我看来是将完美状态视为值得我们追求的恰当目标这一概念。此外，还有一个更为实际的社会心理方面的阻碍，人性已经与之相伴了如此之久，它可以禁得住任何一种哲学的讨论；该让那些盲目信从的人们意识到这一阻碍。无论就个人还是社会生活而言，有些问题可以解决，有些疾病可以治愈，这一点的确是事实。我们可以帮助某人摆脱饥饿、穷困或者不公平的对待，我们可以把某人从奴役或囚禁中解救出来，可以做好事————所有人都会有一种基本的善恶感，无论他们属于哪一种文化。然而，所有关于社会的研究都表明，每一种解决方案都造成了新的局面，其中又产生出新的需要和新的问题，又有新的要求。孩子们已经获得了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渴望的东西————更多的自由，更多的物质财富，更公正的社会；然而忘掉了过去的病痛，孩子们却还要面对新的问题，由老问题的解决而产生的新问题，即便是这些新问题也解决了，但也造成了新的局面，相应又会有不可预测的新需求，如此等等，以至无穷。

    对于未知的后果之后果而导致的后果，我们不能为之立法。马克思主义者告诉我们，一旦战争结束，真正的历史开始了，新的问题出现了，也会有新的解决办法，借助和谐的无阶级社会的统一力量，这一点可以和平地实现。在我看来，这只是一种形而上的乐观主义，毫无历史经验为证。如果说，在一个社会里，所有人都接受同样的目标，通过技术手段，所有问题都能解决；这样一个社会，就根本谈不上有什么人的内在生命、道德、精神和美学的想象力。难道为了这样一个社会，男人和女人值得为之毁灭，让社会为之受缚吗？乌托邦自有它的价值，再没有什么比乌托邦更能够如此神奇地扩展人类潜在的想象视域，但是以乌托邦为行动的向导，它的的确确将会产生致命的后果。赫拉克利特说得对，事物永远不会静止不动。

    因此，我可以得出我的结论：最后解决的设想，不仅仅是不可实践的，而且，如果我说得对，其中所包含的不同价值，还会彼此冲突，不够圆融。最后解决的可能性————即使我们忘掉了在希特勒的时代这个词组的可怕含义————将被证明只是一种幻觉，而且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幻觉。假如真的有人相信这种解决是可能实现的，那么他们就会以为无论付出怎样的代价都不为过：让人类从此获得永远的公平、快乐、创造力、和谐美满，还有什么样的代价可以说太高呢？为了制作这样一个煎蛋，肯定是打破多少鸡蛋都无所谓了————这就是列宁、托洛茨基等的信念，我所知道的波尔布特更是如此。既然我知道的是通向社会问题的最后解决的、唯一正确的道路，那么我就知道怎么来驾驶人类这辆大篷车；而且，为了到达目的地，既然你不懂我所知道的东西，你就不应该有选择的自由，哪怕是最低限度的也不行。你断定某一种政策会让你更幸福，更自由，或者给你呼吸的空间，但是我知道你是错误的，我知道你需要的是什么以及所有人需要的是什么；而且，如果遇到了因为无知或者因为恶意而做出的抵制，那就必须坚决打击，为了数亿人的永远幸福，成百上千人的毁灭也许是必需的。我们能有什么选择呢？谁会拥有知识，却又心甘情愿地把他们自己牺牲掉呢？

    有些武装起来的先知谋求解放全人类，有些只是解放他们自己的种族，因为他们有更高贵的品质，不过无论哪一种情况，无数人在战争和革命中遭到屠杀都是人们为了子孙后代的幸福，必须付出的代价；汽油弹、古拉格、种族灭绝，这些穷凶极恶的东西，让20世纪在人类历史上被牢记。如果你解放全人类的愿望是真诚的话，你必须要硬起心肠，不要计算付出的代价。

    早在一个多世纪之前，激进的俄罗斯思想家赫尔岑，就对上述观念给出了答案。在他的《彼岸书》————它实际上是1848年革命的讣闻————中，赫尔岑说，在他的时代，一种新的人类献祭的形式已经出现了，活生生的人被摆上了抽象物（比如国家、教会、政党、阶级、进步、历史的力量）的祭坛。在赫尔岑的时代，还有我们这个时代，这些抽象物全都是人们乞灵祈求的对象：如果它们要求屠杀活人，它们肯定能得到满足。以下是赫尔岑的原话：

    如果进步是我们的目标，那我们是在为谁辛苦呢？谁是这位摩洛神，因为那些辛苦工作的人接近了他，就不再奖赏他们，反而退后，远离他们；为了安慰那些疲惫而认命的大众，而呼喊“向赴死的人致敬”（morituri te salutant），也只不过是一种……嘲弄性的答案：在他们死后，大地上的一切都将变得美好起来。难道你真的希望谴责那些活下来的人们，判罚他们去做可怜的纤夫……那样悲惨的角色，膝盖埋在泥里，拖曳一艘……旗帜上写着“未来的进步”的……驳船吗？……一个无限遥远的目标，就不是目标了，只是……一个欺骗；目标应该是离得比较近的，起码应该像是工人的工资，或者是劳动时的快乐。

    有一件事是我们可以确认的，就是牺牲的事实，有些人濒临死亡，有些人已经死了。然而，他们为之而献身的理想，却仍未实现。鸡蛋已经打破了，打破鸡蛋的习惯也养成了，但是那煎蛋还没有见到呢。如果人民的处境过于凄惨，为了实现短期的目标，而牺牲人和进行高压，也许这样的措施并不为过。但是，无论是现在，还是其他任何时候，为了遥远目标而制造大屠杀，却只是一个让人付出沉重代价的、残酷的玩笑。

    6

    如果实现最终和谐的可能性，这一古老的持久不断的信念，只是一种谬误，而我前面提到的那些思想家（马基雅维利、维柯、赫尔德、赫尔岑）的立场确有合理之处的话；而且，如果我们允许至善也有冲突，尽管有些可以和谐并存，有些却不能————简言之，无论是原则上，还是实践中，一个人都不可能拥有一切；抑或，如果人的创造力所倚赖的是各种各样相互排斥的选择的话：那么，就像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列宁所追问的，“怎么办”呢？在这么多可能性之间，我们该如何取舍？我们为了什么去牺牲，牺牲什么，又该牺牲多少呢？我认为，明确的答案是找不到的。不过，冲突即便不能避免，却有可能缓和。各种意见可以平衡、折衷：在具体情况下，并不是每一种意见都有同等的力量，这些讲自由，那些谈平等；有的持尖锐的道德谴责，有的说要理解某种具体的人类处境；有的要完全发挥法律的威力，有的主张保留赦免权；然而，让饥者有食、寒者有衣、病者得治、无家可归者有避难的居所，这些事情虽然不是最终的、绝对的，但是应该优先考虑。

    最起码的公共义务，就是要避免极端的痛苦。革命、战争、暗杀，这些极端的手段在人绝望的境地之下，也许是可以采取的。但是，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它们产生的后果从来都是难以预料的；这种行动能否带来改进，是无法保证的，甚至有时连可靠一点的把握都没有。在个人生活中或制定公共政策时，我们的极端行动可能会冒风险，但是我们始终应该意识到————永远也不要忘记————我们也许是做出了错误的决定，而且，这种手段的后果必然总是让无辜的人遭受本来可以避免的伤害。因此，我们不得不参与所谓的公平交易（trade-offs）规则；在具体情况下，种种规则、价值和原则，彼此之间都不得不做各种程度的相互让步。功利主义的解决办法有时候是错误的，不过，我猜想，多数情况下还是有用的。最值得采纳的办法，可以视为一条基本原则的，就是维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以此来防止陷入绝境，或者是做出褊狭的选择————这是对一个文明社会的基本要求；在我们有限的知识领域之内，依据我们对于个人和社会的不够完整的理解，这个基本要求值得我们始终努力。此时保持一点谦卑，是很有必要的。

    看起来，这个答案或许过于平淡，不是充满理想的年轻人所希望的那一种答案————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将去战斗和受苦，以争取一个崭新的、更加高贵的社会。当然，我们没有必要过分渲染各种价值的冲突————对于对与错、善与恶的区分，在漫长的时间历程中，不同社会的人们早已有过大量的广泛的共识。当然，不同的传统、看法、态度或有合情合理的差异；人的需求无穷尽，然而基本的原则可以超越其上。具体情境就意味着所有的一切。没有躲避的余地，我们必须有所决断，有时候，道德风险就是不能避免的。我们可以努力做到的，就是不忽视任何相关的因素；我们所寻求实现的目的，应该视为生活整体之中的构成因素，我们的决定可能会提升它，也可能会毁灭它。

    然而，归根结底，这并不纯粹是一个主观判断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在不同的社会中，大多数的人普遍持有某些价值————无论它们是否彼此冲突，其中，某个社会的某个人，属于不同生活方式中的一种。普遍的价值即便不多，最低限度总是有的，没有它，人类社会就无法生存。今天，很少会有人为了追求快乐、利益，甚至是政治的优良，去为奴隶制、杀人祭神、纳粹的燃烧弹或者肉体的刑讯辩护；不会再像法国和俄国革命时所主张的那样，赞同子女有公开抨击其父母的责任；更不会认可冷酷无情的杀戮。在这一问题上妥协，是没有正当理由的。然而，另一方面，我并不认为，追求完美状态是结束流血的药方，即便这是理想主义者一腔赤诚的愿望。过去的伦理学家，再没有比康德更为严谨的了，但是他就曾在启蒙的时刻讲过，“人性这根曲木，绝然造不出任何笔直的东西”。教条化地信奉某些方案，强迫人们穿上统一的制服，如此做法几乎总是会导向不人道的结果。我们可以做到的，只能是那些我们能做的事；不过，我们必定能做到，无论困难有多大。

    当然，在社会或者政治方面，总会有冲突发生；由于绝对的价值之间必然会有矛盾，这就使得冲突在所难免。然而，我相信，通过促成和保持一种不稳定的平衡状态，这些冲突可以降低到最小；这种不稳定的平衡会不断遭到威胁，也不断需要修复————而这一点，我再重复一遍，恰恰就是文明社会的前提，是合乎道德的行为，否则，我们人类就必定会不知所终了。你是不是要说，这种解决问题的办法有点太灰暗了？这种做法，不能像那些鼓舞人心的领导人所做的那样，称之为英勇的行为？不过，假如这种看法之中还有一些真理的话，也许就足够了。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位杰出的美国哲学家，曾经讲过这样一句话：“并没有一种先验的理由，可以据以假定：真理，当它被发现的时候，将必然证明是有趣的。”只要它是真理，或者，甚至只是近似于真理，就已经足够了；因而，我并不因为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而感到抱歉。托尔斯泰在我前面提到的小说《战争与和平》中说过，真理，是整个世界中最为美好的东西。我并不知道，在伦理学的领域内，是否也是如此；不过，对我来说，我们大多数人甘愿去信奉的东西没有被过于轻率地忽略掉，差不多就足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