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 陌生的环境和习俗

因所在。在调和民众和教会矛盾的同时，美国政府发现自己第一次陷入了某种难以走出的困境。

    因为教会完全独立于政府，所以我们完全不知道教会的政策，很难想象教会如何为某个地区选出可靠的修士。梵蒂冈派出的修士非常特殊，目的可能出于政治需要，让他们到当地承担一定的责任和义务，也可能像政府公务人员一样，负责向梵蒂冈报告当地社情。委员会给华盛顿的第一份报告强调了修士问题的复杂性和重要性。

    以往西班牙政府不过是根据教廷的一套办法管理菲律宾。用奥古斯丁修士会修士狭隘的话说，修士就是西班牙国家主权的基石，一旦移除，国家主权将彻底坍塌。菲律宾人在西班牙统治时期加入罗马教廷，1898年登记在录的教会成员总数为六百五十五万九千九百九十八人，其他还有属于伊斯兰教穆罕默德·摩洛和非基督教部落的人员。地方行政区和布道所无一例外都由西班牙多米尼加修士、奥古斯丁教士及方济各会管理制度组成。正是这种管理模式导致了1896年和1898年两次暴乱。第二次暴乱因为我们对整个菲律宾群岛的绝对控制权才平息下来。

    1896年菲律宾群岛有一千一百二十四名奥古斯丁、多米尼加和方济各僧侣，他们有一种派对活动————里科雷托斯派对。这是按照圣奥古斯丁管理规章派生出来的聚会，其间，所有人都得赤脚。除了这些人，还有耶稣会信徒、天主教信徒、本笃会信徒和保禄会信徒。他们主要从事传教和教育工作，因此，菲律宾人并不会将仇恨和愤怒强加于这些人。菲律宾人没有进入任何教会管理层，但他们可能做修士助理，或者在一些小地方当牧师。

    一旦西班牙牧师助理在某个行政区安顿下来，就意味着他得一直在那里生活，直到老了干不动为止。他的工作是建立和维持宗教的绝对权威，我很难用几个字解释清楚。他在那个教区说一不二，通常是当地唯一受过教育，懂西班牙语和当地语言的人，也是很多地区唯一的西班牙政府代表。起初，西班牙牧师助理作为人民的精神导师，充当解决教区百姓和世界其他地区百姓之间世俗问题的中间人。从法律意义上看，最终他扮演了执行法律民事功能的多重角色，并对人们的所作所为提供指导、改正和决定。

    西班牙牧师助理是小学的教育督导人，健康委员会和慈善机构委员会、城市税收委员会主席、税收视察员、公共事物委员会主席、省议会成员、分割王室土地委员会成员、市政财政监察员，他的权力还包括监察当地戏剧表演，确定用方言表演的喜剧或戏剧是否有害于公共和平和道德等。一句话，他是这个地区的政府管理者，也可以说是当地的神。他必须每年将年满二十岁的青年男子的姓名登记在案，然后把名字放进某个容器，又一个个随机取出，有五分之一的人会应征入伍。强制服兵役招致菲律宾年轻人的极大仇恨，很多人跑进山里躲起来变成了不法分子。但国民卫队会去追捕他们，一旦被抓，就会被投入监狱，直到被判死刑。

    修道士必须遵守的相关规定都由强大的教堂组织制订完成，教堂组织的领导者积极参与政府官方行政管理。大主教和主教在马尼拉组成官方委员会，制订地方规章制度，隶属于州或省政府，类似西班牙或法国的政府行政管理委员会，处理紧急事务和突发危机。修士、牧师和主教共同组成一个固定的、永久的、组织良好的政治势力，制定出孤立保守的政策。岛上的民众、军官虽然对管理制度有不同意见，企图有所改变，使其更明智，但最终难免受阻。每一条管理制度都代表马德里，无需任何权力机构干涉，西班牙法院可以轻易达到自己的目的。

    关于修士的道德伦理问题，在此我只能略谈一二。有些人可以组成家庭，有儿有女不在话下，但违反了当初禁欲的誓言。从这一点看，菲律宾人的道德准则并不那么严苛。妇女常常认为和修士生养的孩子会比一般菲律宾人更聪明，相貌更美，未来事业也会更成功。事实上，随着菲律宾人越来越受到美国政府的影响，相比西班牙统治时期，这种行为日益受到指责，并且一次次被民众提及。西班牙统治时期，菲律宾神职人员的道德标准问题也曾经受到质疑，似乎原告认为指控的重要性远比由此带来的影响更重要。

    三大著名修道会————圣弗兰西斯修道会、圣奥古斯丁修道会和圣道明修道会在菲律宾群岛不同地区拥有四十多万英亩最优质的农田。修道会将这些土地化整为零租给百姓，由此得到的收入十分不菲，任何一个地主无论怎么精打细算、充满活力都不可企及。他们不交税，而菲律宾人几乎事事处处都得交税。只甲米地一处，修士的固定资产就多达十三万一千七百四十七亩之多。这还只是马尼拉湾的一个省。因此，马尼拉发生的两次暴乱，与其说是反对西班牙统治，毋宁说是反对修士统治。

    我们抵达马尼拉的时候，一千一百二十四个修士中，已经有四百七十二个修士被杀或逃离菲律宾。每一次暴乱都会有修士丧命，还有许多人被投入监狱。事实上，最后修士被释放得益于美军在遭遇暴乱分子时的迅速取胜。叛乱分子不得不放弃不重要的抵抗，留在马尼拉的所有修士都被带到马尼拉避难所。

    说起来很奇怪，对修士的仇恨并没有影响菲律宾人对教堂的热爱。多半是出于菲律宾人对宗教的真情实感。罗马教堂华美的结构也起到了很大作用，神秘又瑰丽的建筑物对他们的心灵有很强的吸引力。面对奋起反抗的人，社会的评价着实令人吃惊。他们反对的正是他们深深热爱和敬仰的神职人员，教会仪式都由神职人员主持。

    无一例外，所有的西班牙修士都被赶出了他们的领地。在所有最有争议的政治问题中，委员会遇见并且不得不着手解决的问题是，美国政府是否允许被驱逐修士重返他们的领地。菲律宾人可能会难以理解美国政府和西班牙政府的不同。即便这些修士回到他们的领地，美国政府的管理模式也使他们不可能对世俗世界起到任何作用。谚语“烈火永生”想起来就让人后怕，很难有合适的理由让人心甘情愿地放弃已有的社会地位，特别是当他从社会最高层降到最底层之后，几乎不可能平和又理性地谈论社会地位变迁的话题。关键问题是，菲律宾人团结起来的目的是不想让修士有重返其领地的机会。

    普遍的愤怒、不安、恐惧、仇恨、对谬误的记忆等，都那么深刻，以至于新仇旧恨一起涌来，必将让人付出巨大代价。这些原因导致委员会最终必须采取某种立场。修士问题主要集中在他们的地产、头衔等是如何得到的，人们从未公开质疑过这一点。政府必须决定教士离开菲律宾群岛的条件，最后一致通过，岛上新政府保证出钱购买修士拥有的庞大地产。总而言之，就是要让田地房宅重新回到人民手中，让最穷的人也能买得起房子。

    通过双方协商，如果这桩生意能成功，政府需花费七千万美元。第二年，我丈夫以美国政府驻梵蒂冈大使的身份前往罗马，那时候正值教皇利奥十三世时期。这次旅程也非常有趣，我会在另一个章节讲述。

    委员会到马尼拉的第一件事是承诺解决教会与人民之间的争端，同时得到管理圣何塞[5]医学院的权力。他们处理这件案子的方式在菲律宾群岛闻所未闻，绝对公平公正，产生了巨大影响。

    教皇利奥十三世（1811——1903）

    这件案子被称为“帕尔多·德·塔维拉与其他教士之间的矛盾；教士群体之间与菲律宾群岛原住民之间的矛盾；原住民与圣托马斯大学校长、多米尼加僧侣、神圣罗马使徒天主教堂及大主教、罗马教皇派驻马尼拉大主教、新奥尔良大主教及罗马教皇派驻的宗座代表之间的矛盾”。就当时的情形看，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形势非常紧张。

    圣何塞医学院是菲律宾群岛最古老的大学之一，1601年由西班牙总督菲格罗阿捐建。他认为这所学校应该由岛上的耶稣会会士管理。建校目的原本是解决岛上西班牙男孩的教育问题，但历经演化和变迁，包括1766年耶稣会被排挤出岛，其功能和宗旨发生了很大改变，最后成为培养医师和药剂师的学校，合并到圣托马斯大学，校长是圣道明修士。多年来，只有一个菲律宾人被学校授予皇家特许证。近百年间，西班牙王室一直保有掌控这个学校的权力。所以，当美国政府接管菲律宾群岛所有公共财产时，总督埃尔韦尔·斯蒂芬·奥蒂斯关闭了圣何塞医学院，但他并没有从管理技术上签署关闭学校的命令。教堂请求委员会为他们解决争端，恢复教堂对学校应有的财产权。

    菲律宾群岛原住民

    委员会采取听证会的形式，以最大可能公开他们的检查工作，让人们全面了解整个平等公正的系统如何运转。菲律宾人第一次可以观看高层神职人员如何在公开的法庭上为他们宣称的事实辩解。

    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认为第一次听证会成为深具历史意义的场景。

    他写道：“有两位身着主教长袍的大主教，系紫色腰带和金色十字架。他们的随同，圣道明会秘书身着白色长袍。站在他对面的是菲律宾律师费利佩·卡尔德龙先生，最初他也在圣托马斯大学接受过教育。支持他的有多位年轻的菲律宾学生以及其他医学学会的人，圣何塞医学院与圣托马斯大学之间的纠缠显然引起了这些人的极大兴趣。马尼拉大主教首先发表演说，强调他难以控制自己内心极度痛苦的感觉，因为教堂的权力居然在一个天主教国家遭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他的表现非常优雅。”

    第二次听证会内容如下：

    我们尽量使听证会显得更正规，像是在美国国内那样的庭审法院，两位大主教都在场，这次安排他们坐在桌子对面，为观众留了更多座位。

    费利佩·卡尔德龙先生代表菲律宾人民作开场白，讲话有打印稿，照着念。他同时还给了我们翻译稿，所以大家基本能明白他要说什么。他的论点铿锵有力，思维严谨而专业。很可惜，因为他对道明会的批评显得有点恶意，所以这种恢弘的气势反而被削弱了。马尼拉大主教有一两次非常愤怒，想站起来表示反对，但都被查佩尔大主教制止了。论证结束后，查佩尔大主教要求休庭十天，以备回应。我们给他半个月时间准备，这将是我在菲律宾期间最有趣的一段经历。

    委员会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几经思考和听证，他们把财产留在圣道明会手中，但委托一个委员会准备向最高法院提出上诉，其间需要花费五千美金上诉费。

    查佩尔大主教（右）（1842——1905）

    查佩尔大主教很不满意这个决定，特意去电国务卿伊莱休·鲁特先生，希望得到他的支持，然后要求委员会修改有关法律条款，以便给他一个机会，防止最高法院的最后裁决会为了迎合美国议会而故意与教会对抗。委员会认为，之所以这样做并不是没有充分根据，因此，他们拒绝了大主教的请求。于是查佩尔大主教又给总统先生去电，表明最后决定将会阻碍和平的到来。可笑的是，尽管他一直强烈反对军政府，但这次在给总统的电报中不失时机地称赞“阿瑟·麦克阿瑟总督做得非常棒”。

    虽然查佩尔大主教很不满意委员会的所作所为，但菲律宾媒体乐观其成，有关赞美的颂词可以说堆积成山。《马尼拉日报》[6]第二天完全不知道如何表达，于是就用了几句不着调的话：“自始至终，听证会都以强调主权和法律为最高原则，最后的决定让每个人都很满意。同时，它也产生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做出这个决定时的挑战。就像踩在滚烫的热沙子上，清除所有杂质时，我们自己也可能受拖累。”菲律宾和西班牙编辑习惯用夸张的表达，不然就好像什么也没说。

    我们抵达马尼拉之后最大的焦虑是没法送孩子上学。那时候，我的三个孩子，一个八岁，一个十岁，正当学龄期。耶稣会在禁城开办了童子学校，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考虑再三，想把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送去童子学校，在那里他至少可以学到西班牙语。然而，这也可能会给一直强烈反对修士的百姓某种暗示，委员会主席在重大问题上会有意倾向于教堂。如我之前所说，他们不能从任何角度以合理的眼光看待这个问题。

    我们最终把海伦·塔夫脱·曼宁安排在一所修道院，她在那里学习西班牙语，非常用功。我们转而把罗伯特·阿尔方索·塔夫脱交给了迪安·C.伍斯特先生秘书的妻子罗伊夫人。她毕业于芝加哥大学，是位很出色的老师。

    罗伊夫妇去菲律宾的时候刚刚结婚。他们是同学，同年毕业，来马尼拉算是初入世时的探险。他们是我们这个小小的开拓者圈子中很宝贵的一分子。两年后，我们听到了一个非常令人伤感的消息，罗伊先生患上了肺结核，有可能在美国就被感染了，也有可能在马尼拉接触了这种病，美国那时候的肺结核病非常普遍。他继续做迪安·C.伍斯特先生的秘书，直到有一天意识到自己原本应该去另外一个气候更适合疾病痊愈的地方。他意识到死神正在临近，于是决定离开菲律宾群岛。因为他的杰出和优秀，我丈夫为他在墨西哥杜兰戈[7]大使馆海伊先生那里谋到一个职位。罗伊先生选择接受这个职位主要是因为杜兰戈在干燥的山区，肺结核对人的毁灭性打击已经得到控制。

    罗伊先生见多识广，工作踏实努力，又是天生的语言学家。他说学习西班牙语很容易，很快他就学会了塔加路族语[8]。和这些人在一起，他很快可以明白他们的谈话重点。他对记录岛上的历史很感兴趣，一直很想去西班牙塞维尔和其他地方查阅西班牙-菲律宾档案，可惜始终未能如愿。

    最后一段日子，罗伊先生离开了杜兰戈，前往新墨西哥。那段日子里，他不得不面对死亡的挑战。其间，他写了一本书，有点像尤里西斯·辛普森·格兰特写的书，其中也有些是留给妻子的话。虽然这本书还没有完成他就去世了，但据威廉·霍华德·塔夫脱说，这本书十分准确、综合而又有趣地再现了菲律宾群岛的历史，内容从初始至今，包括乔治·杜威上将的胜利、马尼拉的殖民史以及第一届委员会的工作等。罗伊先生还打算详细讲述第二届委员会的工作情形，也就是他亲历过的工作，可是还没等他完成这部作品就撒手人寰。他写的历史书以及他的故事最近才刊登出来为世人所知。

    罗伊夫人后来去了华盛顿，威廉·霍华德·塔夫脱给她分派了一个不受公务员法律限制的办事员职位。她是国土管理局唯一一个由议会赋予权力，可以代总统在土地所有权证书上签署总统名字的人。

    1900年整个秋天，暴乱断断续续，时有发生。任何一个预料不到的灌木丛背后，都有可能发现一个潜藏着的“爱国者”。民主记者每天都会写出不少未经审核的报道，大肆宣传菲律宾人的勇敢立场，为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先生在美国国内提出反对扩张事业提供帮助。

    暴乱者被世界上观看他们暴行的眼睛刺激得狂妄自大起来。有人告诉他们，他们正在赢得永生不灭的整个文明世界。他们相信这种传言，贪婪地阅读所有反帝国主义的报纸。这些报纸逐渐遍及全岛。暴乱者被报道的赞美之辞所欺骗，当真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得到了诚实公正的评价。此外，宣传暴乱的人还翻译和摘录其他语言中有关暴乱的报道，夸大赞美之词，暴乱者当然非常享受。

    被驻菲美军打死的暴乱分子

    我们明白阿奎那多正在尝试大选时暂时把注意力放在引人注目的重大行动上，以增加民主党的胜算。这样做也会让反对党警觉起来。菲律宾人其实是天生的政治家，甚至比岛上的美国人更了解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和威廉·麦金利之间的竞选意图。

    事实胜于雄辩，譬如这件事吧。查佩尔大主教告诉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阿奎那多已经通过诺扎莱达大主教提出面见他的请求。查佩尔大主教找到阿瑟·麦克阿瑟总督，要求允许阿奎那多进入马尼拉。总督准备同意他的请求，并准备在家款待这个革命的独裁者。阿奎那多以军方期待的形式接受了总督的礼貌邀请，甚至连到达马尼拉的时间也已经确定。阿奎那多明确暗示他很沮丧，并通过查佩尔大主教请求离开菲律宾群岛。但就在这时，威廉·詹宁斯·布莱恩呼吁国会举行一场专门会议再次商讨菲律宾独立问题。消息传到菲律宾，这位暴乱将领传话说他决定不来马尼拉了。没有任何美国人知道他的去向，但很有可能他和我同时看到报纸，或得到电报，知道了一切。

    我记得1900年11月6日这天局势非常紧张，国内发来了各方报道。我们离美国太远，信件和报纸都得一个月后才能到我们手里，电报却大不相同。我们的每一根头发丝都兴奋难耐。最糟糕的莫过于华盛顿和马尼拉之间有十三个小时的时差。白天我们在万般煎熬中等待美国从夜晚的睡眠中醒来，然后我们陷入沉睡中等待美国投票结果统计。第二天我们不停地收到来自各方的质疑电报，而这时美国则湮没在夜幕之中，点票正在进行。等到我们吃午饭的时候，威廉·霍华德·塔夫脱又收到一份从亨利·克拉克·科尔宾将军[9]那里发来的急电，上面写着：“威廉·霍华德·塔夫脱，马尼拉，威廉·麦金利，亨利·克拉克·科尔宾。”电报是在大选时间晚上11时发送，传送时间四十五分钟。这也是华盛顿和马尼拉之间具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急件经过了无数中续节点，最终到了马尼拉。

    亨利·克拉克·科尔宾（1842——1909）

    注解：

    [1]　一种水果酿的酒。————译者注

    [2]　本尼托·勒格达（1853——1915），菲律宾议员，美国殖民政府菲律宾委员会成员，后来成为菲律宾群岛驻美国国会专员。————译者注

    [3]　巴坦加斯是菲律宾的一个省，位于吕宋岛的卡拉巴松地区。————译者注

    [4]　卡兰巴是菲律宾繁荣的内湖省。————译者注

    [5]　圣何塞是菲律宾吕宋岛中部布拉干省的城市。————译者注

    [6]　《马尼拉日报》是在菲律宾出版的西班牙语报纸，创办于1848年10月11日，后来因为殖民当局发现有抗议组织利用其机器设备印刷革命材料，于1898年2月19日被官方强令关闭。————译者注

    [7]　墨西哥杜兰戈省首府。————译者注

    [8]　菲律宾土著方言。————译者注

    [9]　亨利·克拉克·科尔宾（1842——1909），美国陆军军官，1904年被派往菲律宾。————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