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贞慧

    古今四公子，除战国四君以外，多彩多姿，莫如明末四公子。四公子皆复社中人，出则忠义，入则孝悌，人品高洁；又皆爱宾客，广交游，文采风流，冠绝一时。但各人际遇有别，收缘结果，虽皆归于一“隐”字，而哀乐不同。且从年龄最长的陈贞慧谈起。

    陈贞慧字定生，江苏宜兴人。四公子中，他的家世最贵，是左都御史陈于庭的儿子。陈于庭字孟谔，万历二十三年进士，由知县擢取为御史，先后出巡山西、江西、山东。明朝的巡按御史，秩不过七品，而“代天巡方”，极具权威。看平剧《三堂会审》的王金龙，约略可以想见。陈于庭巡按各地，裁抑豪强，所至有声。立朝则天启不附魏忠贤，崇祯不附周延儒————周延儒，宜兴的状元，为陈于庭的同乡前辈，崇祯年间两度拜相，入明史《奸臣传》。

    陈贞慧早年即入复社。复社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绝后的一个畸形组织，由以文会友开始，一变而为把持选政，再变而为操纵朝局。不过这是畸形时代的畸形产物。大致而言，复社的组成分子，君子远多于小人，扶正气，辨是非，择善固执的精神足以继承东林。

    东林者无近代政党之名，而有其实，与阉党对立。而在天启年间，形成君子与小人的尖锐斗争，结果东林惨遭荼毒，元气大伤。祟祯即位，虽能翻案，而去恶未净。阉党余孽，以各种方式遮掩躲藏，俟机反扑。当北方流寇猖狂，外患日迫，兵荒马乱，民不聊生之时，怀宁阮大铖手编传奇《燕子笺》，付家养的戏班，排演纯熟，在“南都”————金陵大肆活动，多方结纳，希冀以进才起用。据说阮大铖是魏忠贤与“奉圣夫人”客氏的干儿子，所以复社中人丑诋之为“当儿媪子”。

    桐坡钱秉镫有一篇专记阮大铖的文章，名为《皖髯事实》，开头有一段：

    会流寇逼皖，大铖避居白门，既素好延揽，见四方多事，益谈兵，招纳游侠，希以进才起用；惟白门流寓诸生，多复社名士，闻而恶之。

    其中最恶阮胡子的，就是陈贞慧、冒辟疆（襄）。吴梅村文集《冒辟疆寿序》云：

    往者天下多故，江左尚晏然，一时高门子弟，才地自静者，相遇于南中，列坛玷、立名氏，阳羡陈定生，归德侯朝宗，与辟疆为三人，皆贵公子……有皖人，故阉党也，流寓南中，通宾客、畜声伎，欲以气力倾东南，知诸君子唾弃之也；乞好谒以输平生，未有间。会三人者，置酒鸡鸣棣，欲召其家善讴歌者，歌主所制新词，则大喜曰：“此诸君子欲善我也。”既而侦客云何？见诸君箕踞而嬉，听其曲，时亦称善；夜将半，酒酣，辄众中大骂曰：

    “若当儿媪子，乃欲以词家自赎乎？”引满浮白，拊掌狂笑，达旦不休。

    此段记载，十分生动，公子狂态，刻画入神。其事亦见于陈贞慧之子陈维崧所撰《冒辟疆寿序》。又侯方域《壮悔堂集》卷五，为李香君所作的《李姬传》，亦曾提到这重公案：

    初，皖人阮大铖者，以阿魏忠贤论城旦，寓居金陵，为清议所斥。阳羡陈贞慧，贵池吴应箕，实其事，持之力。大铖不得已，欲侯生为解之，乃假所善王将军，日载酒食与侯生游。姬曰：“王将军贫，非结客者；公子盍叩之。”侯生之问，将军乃屏人述大铖意。

    “王将军”乃是假托，就当时史实考查，其人应为杨文驰，也就是为李香君画“桃花扇”的杨龙友。就常情而论，阮大铖刻意交欢，欲求和解，则本乎与人为善之旨，陈贞慧等正不妨予以自赎的机会，观其后效。使“当儿媪子”亦知忠义，岂非快事？乃不仅拒人于千里之外，而务为折辱，口舌徒逞，局量似乎过狭？

    此则不然！因为阮髯无悔祸之心，已有确证。冒辟疆同人集《往昔行跋》：

    乙亥冬，嘉善魏忠节公次子子一；余姚黄忠端公太冲，以拔贡入南雍，同上下江诸孤，以荫送监者，俱应南京乡试。当日忤当诸公，虽死于逆阉，同朝各有阴仇嫁祸者。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崇祯改元，子一弱冠，刺血上书者再，痛述公先死于怀宁。怀宁始以城旦，入钦定逆案。时流氛逼上江，安、池诸绅皆流寓南京；怀宁在南京，气焰反炽，子一茕茕就试，传怀宁欲甘心焉。

    魏忠节即魏大中，黄忠端即黄尊素，太冲者鼎鼎大名的黄宗羲也。魏、黄皆死于天启四年汪文言之狱。阮大铖与魏大中之结怨，起于吏科部给事中出缺。以年资推论，递补名次，阮在第二，魏在第三。阮大铖得魏忠贤之助，排去第一候补者，坐待升官时，吏部尚书赵南星恶其为人，插手干预，援用例行调任的规定，将阮逐出吏科，于是魏大中意外地得以坐升吏科长官。阮大铖既恨赵，更恨魏。魏大中虽为东林健者，但气度稍狭，以地域为门户，山东、江西两省的京官中，颇多怨家。因而阮大铖得以唆使同恶，指参左光斗、魏大中与汪文言朋比为奸————左为魏忠贤所切齿；汪的官职是“内阁中书”，为东林的智囊，自亦为魏忠贤所欲去而甘心者。阮大铖所以将左、汪拖在里面，目地就是投魏忠贤之所好，只要左、汪成狱，不怕魏大中不“陪斩”。

    汪文言之狱，由于镇抚司刘侨接受了黄尊素的劝告，大事化小，除汪文言廷杖褫职以外，其他一无株连。不久，杨涟击魏忠贤，弹劾大罪二十四，但以首辅叶向高迟疑瞻顾，不敢放手支持，以致魏忠贤的处境得以“转危为安”，而叶向高反不安于位，辞官回闽。

    叶向高为东林所倚，为人持正，且多智术，可以笼络融合，借为约束。向高既去，韩代之为首辅，手段远不如叶。于是阉党大为得势，东林前辈赵庵星、高攀龙先后被逐。接着又逐杨涟、左光斗及陈贞慧的父亲陈于庭。

    又不久，汪文言之狱复起。阉党中有名的刽子手、镇抚司许显纯，交下一纸名单，要汪文言诬供。汪不肯，许显纯便亲自捉笔，写了一份汪文言的“供词”，将东林中人，都牵引在内。而以杨涟、左光斗、魏大中、太仆少卿周朝瑞、御史袁化中、陕西副使顾大章六人，为受辽东经略熊廷弼的贿，被逮下狱，诸毒备尝，惨死狱中。其时为天启五年七月廿六日深夜，狱卒迟数日报“病毙”，以致魏大中的遗骸腐烂不可辨识。六人中惟一未死于镇抚司者，为顾大章，移刑部狱。杨涟等人在狱中如何遭受荼毒，即由顾大章所传述而成信史。

    当魏大中由浙江嘉善原籍被逮时，长子字子敬，名学伊，“号恸欲随行”，大中不许，于是学伊：

    微服间行，刺探行居。即抵都，逻卒四布，变姓名匿旅舍，昼伏夜出，称贷以完父赃，赃未竟而大中毙，学伊恸几绝。扶榇归，晨夕号泣，遂病；家人以浆进，辄麾去曰：“诏狱中，谁半夜进一浆者？”竟号泣死。（《明史卷二二四-魏大中传》）

    此即冒辟疆所谓“魏忠节死忠，长子子敬死孝”。子一为魏大中次子，名学廉，刺血上书，“痛述公兄死于怀宁（阮大铖）”，理所当然。倾人之父，而又不许其子申诉，“以茕茕就试”之孤儿，竟欲得而甘，阮大铖实如近时司法文书习见的用语：“恶性重大！”其为陈贞慧等所深恶痛绝，固亦理所当然。

    按：崇祯二年“定逆案”，凡阉党分为七等，阮大铖工于心计，当奔走魏阉之门时，心知其不足久恃，辄私赂门者，取还名刺；因而交往的证据不着，得列为第五等，“论徒三年沦赎为民”。所谓“城旦”，乃“旦起治城”，即服劳役，为四岁刑，此则概括指其会受徒刑。终崇祯之世，阮大铖废斥不用。但其居心行事，无疑地为国家的祸根隐患，因而乃有崇祯十一年戊寅，为复社名士群起而攻的一重公案。

    于是而有“留都防乱公揭”之宣布。陈贞慧曾为文志其始末、缘起如此：

    崇祯戊寅，吴次尾有“留都防乱”一揭，公讨阮大铖。大铖以党崔、魏案论城旦，罪暴于天下。其时气魄尚能奔走四方士，南中当事多与游，实上下其手，阴持其恫喝焉。次尾愤其附逆也，而呜驺坐舆，偃蹇如故；士大夫缒绻，争寄腹心，良心道丧。一日言于顾子方，子方曰：“杲也不惜斧锁，为南都除此大怒。”两人先后过余，言所以。余曰：“铖罪无籍。士大夫与交通者，虽未尽不肖，特未有逆案二字提醒之，使一点破，如赘瘫粪溷，争思决之为快，未必于人心无补。”次尾灯下随削一稿，子方毅然首倡；卧子亟叹此举为仁者之勇。

    于此可知，“留都防乱公揭”内容的设计，出于陈贞慧。吴次尾名应箕，安徽贵池人，虽是一名秀才，而“罗九经，二十一史于胸中，洞悉古今兴亡顺逆之路。名虽不登朝籍，而人材之邪正，国事之得失，了如指掌”（朱竹《静志居诗话》）。南明覆后，吴应箕起义兵抗清，被难。顾子方名杲，东林创始者顾宪成的孙子。卧子指陈子龙，青浦人。前一年方中进士，其时丁忧居乡，往来南都，见此举而赞叹为“仁者之勇”，可以想见此一公揭的分量。

    据全谢山在《梨洲先生（黄宗羲）神道碑》中记述，列名“留都防乱公揭”者，“共议以东林子弟，无锡顾端文公为首；天启被难诸家推公（按：指黄宗羲）居首；其余以次列名。大铖恨之刺骨，戊寅秋七月事也。荐绅则金坛周仪部镳实主之。”所谓“以次列名”指复社及陈子龙所创办的几社名士，总计一百四十余人；而必推顾杲为首者，实寓深意。

    原来阮大铖最初亦是东林中人，《东林点将录》拟之为“没遮拦”，其后乃堕落为阉党。顾杲有《杨柳枝》一词：“滚滚飞花下夕阳，从前春事一时伤。东堂纵欲重收拾，恼煞沾泥更不香。”即为阮而咏，而以东林创始者后人居首，即表示东林门墙中，不容有此败类，含有“破门”之意。

    至于周镳支持此举，尤有可称。周镳字仲驭，崇祯六年进士，官至礼部郎中，所以称之为“仪部”。他的伯父周应秋官至吏部尚书，是阉党有数人物。魏忠贤门下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之号，周应秋就是“狗头”————“十狗”之首。周镳深耻有此一长亲，通籍后结林东林，颇励名节，是故力主逐阮，乃理所必然。据陈贞慧记：“阮心揣此事仲驭主之。然始谋也，绝不有仲驭者！而铖以书来，书且哀。仲驭不启视，就使者焚之，铖衔之刺骨。”在阮大铖看，以阉党子弟排阉党，乃反噬，乃不孝，刺骨之恨，自无怪其然。数年后，周镳终因此而死。

    “留都防乱公揭”全文约一千五百言，大要可区分为四段：

    一、逆案乃皇帝所亲定，凡身在案中者，纵能免于伏诛，亦当闭门思过；而竟有在此四方多事之时，幸灾乐祸，结党营私如逆党阮大铖者，岂不可骇？

    二、历数阮大铖在怀宁、在南京种种招摇撞骗、贪诈勒索的劣迹，由此而积赃私数十万之多。

    三、方今流寇作乱，而以阮大铖的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若不早行驱除，则酿祸萧墙，将危及陪都。

    四、既读圣人之书，自知讨贼之义，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如果阮大铖有力障天，能逃刑戳，复能杀士，领衔者愿一身当，存此一段公论，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

    起承转合四大段，层次分明，语气锋利。逆案事过十年，而阮大铖又能以奸狡自匿其逆迹，因而罪名不彰。此时以陈贞慧一言，痛揭疮疤，阮大铖之狼狈可想。陈贞慧自记：

    揭发而南中始鳃鳃知有逆案二字，争嗫嚅出患语曰：“逆某！逆某！”士大夫之素鲜廉耻者，亦裹足与绝。铖气沮，心愈恨……至己卯，窜身荆溪相君幕友，酒阑歌遏，襟绝缨绝，辄絮语：“贞慧何人，何状？必欲杀某！何怨？”语絮且泣。

    荆溪在宜兴，“荆溪相君”指周延儒，其时罢相回籍闲居已数年。周延儒初与东林相善，中道相疏。但他会试所取的门生张溥，即复社领袖“西张”中的“西张”，以此因缘，东林不与周延儒为难，而阮大铖亦得借以庇护。直到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阮方潜归南京，住在城外，不敢进城。陈贞慧得意地记道：“向之裘马驰突，庐儿思子，耀通衢，至此奄奄气尽矣！”

    曾几何时，而有甲申三月十九之变，马士英以拥立福王之功，得掌大权，奏请起复阮大铖为兵部右侍郎。东林君子，全力反对，马士英悍然不顾。所以如此者，马阮之间别有一番深厚的渊源在。

    马士英与阮大铖是会试同年。崇祯三年，马士英在宣府巡抚任内，以贪污罪为镇守太监王坤所揭发，革职充军。其后流寓南京，与阮大铖臭味相投，深相结纳。自“留都防乱公揭”一出，阮大铖见不得人，所与往还者，只有马士英一个人，交情自然更深厚了。

    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得门生张溥之助，复起入相。张溥之助周，非有厚爱于师门，是因为当时朝中，东林正人君子被排斥无存，认为周延儒还不失为可与为善之人，因而为他活动复起。周延儒入京以前，张溥曾跟他公开谈判，提出若干项政治主张，大致皆为力去弊政。周延儒慨然相许，当锐意行之。

    阮大铖原与“荆溪相君”有深交，见他复出，认为是自己翻身的大好良机，便重贿周延儒，恳求援手。《明史》卷三百八：

    周延儒内召。大铖辇金钱要之维扬，求湔濯。延儒曰：“吾此行谬为东林所推。子名在逆案，可乎？”大铖沉吟久之曰：“瑶草何如？”瑶草，士英别字也。延儒许之。

    十五年六月，凤阳总督高斗光以失五城逮治。礼部侍郎王锡衮荐士英才；延儒从中主之，遂起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总督凤庐等处军务。

    如果不是阮大铖的力量，马士英不会当总督，握兵柄，即令有拥立福王之心，并无支配大局的实力。是故饮水思源，对阮非报答并援引为助不可！

    阮大铖一朝得志，自然要翻逆案，修旧怨。周镳的从兄周钟，据说曾为李自成草拟“即位诏书”，名在“顺案”之中————李自成的“年号”叫“大顺”。阮大铖特与“逆案”相对，将逮治附逆明臣一案，定名为“顺案”。牵连及于周镳，捕治在狱。此时阉党弹冠相庆，横行无忌。阮大铖与此辈日夜谋议，要兴大狱尽杀东林与复社中人。陈贞慧、吴应箕首当其冲，甲申九月十四，陈贞慧在南京为锦衣卫镇抚司所逮捕。

    据陈贞慧长子陈维崧《先府君行略》记：

    宏光帝立于南中，府君蒲伏阙下，为先少保请谥居南中。而怀宁方贵用事，夙又恨府君刺骨；盖先是已捕周鹿溪先生，系之请室矣！先生亦以防乱揭故，为怀宁所切齿者也。府君日夜粥从请室中，或为府君危之，府君卒自若。

    九月十四日日下，有白靴校尉数人者至邸中，缚府君至镇抚，出一纸，纸尾有贵池吴先生名；先生先一日亡去。而刘侨者故思宗皇帝时旧锦衣也；夜漏三下，以一小赫蹄与镇抚冯可宗，大约谓，东林后人无故杀之以起大狱，纪纲、门达之事可鉴也。冯获旨意动而司马练公国，亦为府君星夜驰贵阳；而相国王公铎亦致书镇抚，狱遂解。

    案：南明史料中，记陈贞慧被捕事绝鲜，即有亦极简略；所以此记为很可宝贵的第一手史料。但其中有一小误。所谓“练公国”，漏一“事”字。练国事名不见经传，而维崧当事人，见闻真切，必不致误，当为文集校刻所漏。

    《明季南略》，甲申八月十一，练国事补兵部尚书。九月初九与阮大铖“见朝”。衡之“星夜驰贵阳”语，可以想见练国事者，马士英部下一得力将领。当六月间，马士英奏荐阮大铖后，福王数度召见，但补用之旨，一直未用，系因朝士连章交劾，有所顾忌之故。而马士英以大学士兼摄兵部，亟须得人为助，因而先补练国事。不久，有人奏言，阮大铖知兵事，因于八月底补为“添注兵部侍郎，巡阅江防”。“添注”者，额外入负之谓。“巡阅江防”，向来是御史的差使，俗称“操江御史”，职权甚重。此时以防清兵南下，特用兵部侍郎兼领，表示重视江防。而其实为阮大铖复起，找一冠冕的理由。阮大铖接事后，在江边誓师，着素蟒，饰碧玉，以明其为哀师。其实百官舆服中，并无所谓素蟒，因而被人议为“梨园妆束”。《三国演义》：刘先主起兵为关云长报仇，陈兵江边，连营八百里，皆“白盔白甲白旗号”。阮胡子素蟒的“灵感”，或者出于此。素蟒亦可能出于家蓄戏班的衣箱中。

    记中所谓“鹿溪先生”即周镳。阮大铖为兴大狱，曾有一番布置，只看《弘光实录》，便可想见。八月初一，命锦衣卫镇抚司冯可宗，遣役缉事。八月廿一，周镳即被捕；九月初九，阮大铖“见朝”，越五日，陈贞慧亦被捕。

    锦衣卫得以“遣役缉事”，乃不经由法院的司法程序，越过所谓“三法司”————刑部、都察院、大理寺而由皇帝直接下令锦衣卫逮捕嫌犯。久而久之，事权下移，锦衣卫的“档头”、“番子”，即所谓“白靴校尉”者，狐假虎威，残民以逞，惨酷黑暗之状，不可胜数，《明史-刑法志》言之甚详，为明朝最大的弊政之一。崇祯十四年周延儒复起，实践对张溥的承诺，奏罢厂卫缉事，辇毂之下，欢声雷动。厂卫则以从此失去刮骨敲髓的凭借，恨周刺骨。锦衣卫都指挥骆养性本周所保荐，亦竟与东厂太监勾结而反噬，刺探延儒阴事，悉以上闻，周延儒因此罢相殒身。至是，冯可宗复又受命“遣役缉事”，即为对付东林、复社的先声。而以周镳的被捕，为锦衣卫凶焰复炽的起始。

    至于阮大铖九月初九“见朝”，越五日而陈贞慧不免，乃为阮大铖兵权在握，始敢放手荼毒。其狱之解，据陈维崧记，得力于练国事、刘侨及王铎，而蒋永陵《陈迦陵外传》所记有所不同：

    南渡时，定生罹党祸，朝宗捐数千金力为营脱。侯无德色，陈不屑顾谢，相与为古道交如此。

    按：练国事与刘侨，不悉其与陈家有何深交，而肯为之如此出力。尤其是刘侨，从贼而又脱归，方当大办“顺案”时，自身难保，何以如此热心，半夜为之致书冯可宗，以永乐、天顺年间纪纲、门达的往事为戒。维崧所记，语焉不详而于情理不惬，则侯方域捐金营救之说，应该可信。贿练国事者，以其为马士英部将，贿刘侨者，以其曾为冯可宗长官，而此狱固非马士英、冯可宗不得解。至于王铎，其时位居次辅，如果与陈有旧而愿相救，大可代向马士英乞情，不必“致书镇抚”，自落以私于公之嫌。南明覆没，王铎与钱牧斋领衔迎降！又《桃花扇》第二十五句“选优”，记“薰风殿”楹联为王铎所书：“万事无如杯在手，百年几见月当头”，庙堂之上，作此楹帖，福王与王铎君臣之人品可知！即令此为孔东塘的杜撰，意存讽刺，则何以不刺他人，独及于王？是则王铎的口碑，亦可想像而得。当时纳贿为之致书镇抚关说，自在情理之中。然而此亦非陈维崧有所讳，或者侯方域既无德色，陈贞慧不屑顾谢，自亦不言，维崧不及知而已。

    陈贞慧之狱，结明朝阉党荼毒东林、复社之局。入清党争如故，又为另一重公案。平心而论，阉党固然卑鄙阴险，而东林、复社诸君子断断于门户之见，意气之争，亦未免过分。魏大中的长子，殉父的魏学伊，有一首《猛虎行》，别具见地，颇有意味：

    北山有猛虎，不牝亦不牡，哀哀无辜人，吞噬十而九。猛虎且勿道，虱乃伏其尻，壮士困颠踬，虱喙纷相挠。为语行路人，且复忍此虱；扑虱误惊虎，灭影苦无术。虎头置短枕，虎皮罩尘俟；猛虎有死日，虱乎何有哉？

    不牝不牡，明指阉人。阉党则虎尻之虱，扑虱惊虎，自招其祸，不如待其自毙。这是魏学伊的看法，是明哲还是姑息，实在难说。

    明祚既覆，忠臣义士的结局，不外三种：殉国、起义、归隐，而以归隐最多。隐于僧、隐于医、隐于市井、隐于深山，陈贞慧筑土室于宜兴城南三十里的罨画溪，足迹不履城市。吴梅村有《赠阳羡陈定生》一诗，可以想见其隐居的光景：

    溪山罨画好归耕，樱笋琴书足性情。茶有一经真处士，橘无于绢旧清卿。知交东冶传钩党，子弟南皮负盛名。却话宋中登望远，天涯风雨得侯生。

    “宋中”典出杜诗，指河南商邱故宋国之地，借以指侯方域。“子弟盛名”，更非虚语，陈贞慧的长子陈维崧，就是与朱竹齐名的陈其年，号迦陵。汪中教授著《清词金荃》，论其词学如此：

    骈文与词赋声名于当代，与秀水朱彝尊名相当，合刻“朱陈村词”；其年自刻“湖海楼词”。自有词人以来，作品之富，未有过于其笔者。虽不及竹之开浙派，而影响词坛亦巨。其弟宗石序其词集云：“值兄少时，值家门鼎盛，意气横逸，谢郎捉鼻，尘尾时挥，不无声华裙屐之好，故其词多作旖旎语。中更颠沛，饥驱四方，或驴背清霜，孤篷夜雨；或河梁送别，千里怀人；或酒旗歌板，须髯奋张；或月谢风廊，肝肠掩抑。一切诙谐狂欢，细泣幽吟，无不寓之于词。”其后号称学苏、辛者，固莫不以迦陵为宗。其末流虽不免粗犷叫嚣之失，要其沉雄豪迈，固一时之杰也。朱疆村题其年词集云：“迦陵韵，哀乐过人多。跋扈颇参青兕意；清扬恰称紫云歌，不管秀师诃。”

    所谓“紫云歌”，词意双关。《太真外传》：“玄宗尝梦，仙子十余辈，御卿云而下，各执乐器悬奏之，曲度清越，真仙府音之。有一仙人曰：‘此神仙紫云回，今传授陛下为正始之音。’”疆村以为“清扬恰称紫云歌”，是赞其词有“仙府之音”。又，“朱陈村词”曾传入禁中，所以用玄宗梦中受曲的典故，更为贴切。殊不知紫云亦有本事，钮锈《剩》记：

    陈其年未遇时，游广陵，冒巢民延致梅花别墅。有童紫云者，儇丽善歌，执役书堂，陈赠以佳句，并图其像，装为卷帙，题曰《云郎小照》。

    适墅梅盛开，陈偕紫云徘徊于暗香疏影间。巢民偶登内阁，遥望见之，忽佯怒，呼二健仆缚紫云去，将加以杖。陈营救无策，意极彷徨，计惟得冒母片言，方解此厄。

    时已暮，乃趋赴老宅前，长跪门外。启门者曰：“陈某有急，求太夫人发一玉音。非蒙许诺，某不起也。”因备言紫云事。

    顷之，青衣媪出曰：“先生休矣！巢民遵奉母命，已不罪云郎，然必得先生咏梅绝句百首，成于今夕，仍送云郎侍左右也。”陈大喜，摄衣而回！篝灯濡墨，苦吟达曙，百咏既就，亟书送巢民；巢民读之击节，笑遣云郎。

    按：紫云姓徐，非寻常歌童。其师名陈九，其年为赋《满江红》相赠，起首数句为：“铁笛钿筝，还记得白头陈九，曾消受妓堂丝竹，球场花酒。籍福无双丞相客，善才第一琵琶手。”拟陈九为汉初田、窦家的门客籍福，则其人当为柳敬亭的流亚，而必久客“田皇亲”家。陈九的来历不凡，其徒可知。当陈其年做客冒氏水绘园时，主人爱才，兼重故人，相待极厚，特以紫云相侍，计六年之久。《剩》又记：

    其后紫云配妇，合卺有期矣；陈惘然如失，赋《贺新郎》赠之云：“小酌荼酿，喜今朝钗光钿影，灯前荡漾。隔着屏风喧笑语，报道雀翘初上；又悄把擅奴偷相，扑朔雌雄浑不辨，但临风私取春弓量。送尔去，揭鸳帐。六年孤馆相依傍，最难忘红枕畔，泪花轻飓。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只我罗衾浑似铁，拥桃笙难得纱窗亮；休为我，再惆怅。”

    此词当时竞传人口，为从来《贺新郎》中独一无二之作。上半阕写新妇偷相夫婿，雌雄不辨，只好量鞋以为印证，体会极细，不类其年湖海豪气的词风。

    下半阕的警句，自是“了尔一身花烛事，宛转妇随夫唱，努力做藁砧模样”。此词之微妙，在非以平等地位写同性恋，而在略有“遣嫁”训勉之念，字里行间又隐隐拈酸怨怒。写尽娈童，亦写尽同性恋之失恋。疆村谓之为“哀乐过人多”，真为精确之论。

    云郎“遣嫁”，陈其年旋即北上。此行是受举荐，应“博学鸿词”之试。其时三藩之乱，渐次平定，康熙为示偃武修文，亦以收拾人心，于康熙十七年正月廿六日下诏开“博学鸿词”，命在京三品以上，外省督抚布按等官员，各举贤才，亲试录用。在考试中，此一科目称为“制科”。自唐朝以后，成为罕逢的盛典。朱竹、陈其年都被保荐，由地方官护送进京，于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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