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 开始写罗马史和当议员

除种种困难；同时，不管怎样，你一定会有勇气藐视顽固迷信者们的吵嚷。

    你的最忠顺、最卑微的仆人，

    戴维·休谟。

    一七七六年三月十八日，

    爱丁堡。

    过了几个星期，我有幸在休谟先生路过伦敦时怀着忧郁的心情遇见了他；他的身体很虚弱，他的心神很坚定。同年（1776年）八月二十五日，他在爱丁堡逝世，一位哲学家殒没了。

    我的第二次巴黎之行，是因为内克先生和夫人的恳切邀请而决定的，他们夫妇在前一年夏天访问了英国。当我到达时，我知道内克先生当了法国宫廷的财务总督，开始在权力和声名上焕发光彩。他的私产使他有能力支持一个结交广泛、仆从众多的家庭；而他的夫人，其学识和品德，是我钦佩已久的，也有惊人的才能能在餐桌上和客厅里主持宾客们的交谈。我作为他们的朋友，经他们介绍，认识了许多地位相当的男女，来自各国的外交使节，以及法国的一些声名最盛、身份最高的人物，他们对我表示了隆重的礼貌和友好的态度，使我因感激而难以忘怀，又因谦抑而不欲列举姓名了。按照时兴方式举行的晚宴，往往闹到半夜方才散席。但我偶尔也上王家图书馆和圣日耳曼修道院图书馆去看书，在安逸自在地尽量利用两处书籍的时候，我一直觉得应当赞扬这两个图书馆的宽容大方。我没有争取、也没有拒绝与文人学士交游，但我以能认识布丰先生而感到喜慰，他是凭着卓越的天才，将思想活动和生活方式两方面最可爱的纯朴作风融合起来了。

    一次，在我的老朋友福尔塞马涅先生的宴会上，我同马布利神父(3)发生了争论；神父多疑、暴躁的脾气，发泄到了一本他不能阅读原文的著作上。我怕为自己辩护可能失于偏颇，所以想在这里引述一位陌生的批评家的话，只是要说明，在这场争论之前，曾经有发生在冉森教派老妇弗鲁莱伯爵夫人家中的一场关于英国政体的争论。

    那天马布利神父和吉本先生一起参加盛大宴会，你也在福尔塞马涅先生家里吧。谈话谈的差不多完全是历史问题。神父是个深沉的政治人物，到了宴会快结束时，他把话题转到了政府制度上。出于他的性格、兴趣以及崇拜李维的习惯，他只喜欢共和体制，所以一味颂赞共和政体的优越性；他自以为这位博学的英国人完全赞同他的观点，而且钦佩他的卓越才能已使人们领会到这一切优越性对法国人的好处。可是吉本先生根据经验，懂得群众执政的弊端，并不完全赞同他的看法，而且不遗余力地捍卫君主政体。神父想拿李维的理论来说服他，又引用了普鲁塔克称许斯巴达人的某些论点来对付他。吉本先生具有极强的记忆力，而且掌握了同自己所持观点有关的全部事实，因此在交谈中完全占了上风。神父生气了，发火了，说了一些生硬的言语；而那英国人却保持着从他家乡带来的冷静态度，利用他的优势，趁着群众的赞赏比神父自身的恼怒更使神父陷于慌乱的机会，一步进一步地紧迫对方。唇舌交锋变得十分激烈，于是福尔塞马涅先生起身离席，借以中断谈话，在大家走过客厅的时候，也没有人开口再作交谈。（摘自马布利《历史撰写方法》的附录。）

    从我这部书第一卷的出版到第二卷的开始写作，中间隔了将近两年。这个长时间耽搁的原因，必须分析一下。

    （1）略一休息之后，我听任我的好奇心发展到几门性质极不相同的学科上，其中一门是解剖学，是亨特博士给我做实验的；还上了一门化学课，是希金斯先生教我的。这些科学的原理，以及我对自然历史书籍的爱好，有助于扩充我的观念和意象。解剖学家和化学家有时可以在他们的园地里寻见我的足迹。

    （2）我掉入了钻研阿里乌斯派教义论争的泥潭，也许掉落得太深了。我为寻求一个幻象，花了许多时日进行阅读、思考和书写。

    （3）对于君士坦丁时期的各种具体事件，要按一定次序条理分明地编列起来，是困难的；我很不满意第一次所写文稿，因此将五十多页稿纸投入火中了。

    （4）在巴黎访问游玩的六个月，应当不算在此番耽搁之内。

    不过，到我重新为此书执笔的时候，我觉得自己颇有进步；这时我可以对我的笔墨和题材操纵自如了，尽管每天完成的工作量比过去增大，但我发现该删该改的理由比过去减少了。我写文章历来有个方法，就是先按某一模式构成一个长的段落，然后自己读了试听一下，认真记在心里，同时停止运笔，直到完成对这一段的最后润饰再写下一段。

    我要不要再添上一句，就是在这个冬天议会开会、交游频繁的匆忙日子里，我发现我的精神从来没有这样健旺，我的写作也从来没有这样愉快？

    假如我相信，大多数英国读者都盲目地连基督教的名目和影子也迷恋不舍；假如我预见到，所有虔信的、怯弱的以及谨慎的人，都在感觉上，或者伪装在感觉上，具有这种微妙的敏感性，那么，也许我会软化那惹人不快的最后两章的写法；那两章是可能树立许多敌人、而不易赢得许多朋友的。然而箭已射出去了，警钟已敲响了，我只能感到高兴，因为，如果我们的神父们叫嚷得很热闹、很恶毒，那就是他们手上没有迫害的权力可以用作武器了。

    我坚持按照我自己的谨慎决定，将我自身和我的著作交托给公众的公正评断，直到牛津大学的戴维斯先生悍然向我这个历史家发起了攻击。他攻击的不是我的信仰，而是我的忠诚。我发表《我的辩白》一文，表达的是轻蔑多于愤慨，一时使忙碌而又懒散的首都人士发生了很大的兴趣；大部分讲理性的世俗中人，甚至教士们，似乎都满意于我的纯正和准确。我为了怕这篇辩白文章同我的历史著作合在一起而流传下去，所以不愿意将它印成四开本。时隔十二年之后，我冷静地肯定了我对戴维斯、切尔萨姆等人的看法。而挫败这类反对者的胜利，在我完全是一件失却自尊的事。

    不过，在我的反对者中，也有著名人物普利斯特利博士、戴维·达尔林普尔爵士和怀特博士(4)等人的姓名使这名单带上光彩。每个争论者，不管是两所大学中哪一所的，都用他的布道词或小册子对着我这个罗马史作家顽强的缄默施行攻击。普利斯特利博士在他的《基督教徒堕落史》里，向赫德主教和吉本先生两人提出挑战。我写了一封信给他，敦劝他用他在哲学上的发现启迪世人，以此避开他的矛头，还劝他记住，他的前辈塞尔维图斯(5)的劳绩，如今只剩下说明血液通过肺部、来自心脏又回到心脏那个小循环的一段文章了。这位勇往直前的伯明翰哲学家不听我的友谊劝告，继续用他那双管齐下的排炮轰击那些信仰太少的人，也轰击那些信仰太深的人。从我的答复中，他没有什么可以希望的或者可以害怕的；可是他那索西奴斯教派的盾牌，曾经多次被霍斯利(6)强有力的长矛所戳穿，而他那煽动叛乱的喇叭声，到后来又可能会惊醒一个自由国家的许多地方行政长官呢。

    戴维·达尔林普尔爵士（现任苏格兰最高法院法官）的职业和地位，使他在文章风格上多带了一点庄重色彩。但他在批评我的罗马史最后两章的每一段落时，用的却是擅长诡辩的律师所用的那种挑剔细节的手段；由于他自始至终吹毛求疵，有时可能果然找出了毛病。从他所著的那本《苏格兰编年史》看来，他是个勤于搜集材料的人和观察准确的批评家。

    对于怀特博士，我曾经称赞过，现在仍然要称赞他在牛津圣玛丽教堂布道坛上所作口若悬河的布道。在这样一个地方，面对这样一群听众，要是他以某种程度的刻薄口吻攻击我，他是必须用普通英语来讲的。可是我在他致巴特科克先生的私人信里看到这样一句话：“凡是我们同吉本发生冲突的地方，一定得用鲜明的词采和动人的口气”，我就欣然发笑了。

    爱德华兹博士在对剑桥大学师生所作的一篇布道词中，称赞我这书是一部“只有在其所用语言灭亡时方才消灭”的著作，同时尊称我为一个不可小觑的敌人。他确实是（唉唉，善良的人！）因为在卫护基督教徒的举动上见不到更多的学问和智谋，因为教会里的高级教士和首脑人物不能争先恐后地将我打倒而大为吃惊了。

    “然而真理的力量将使我们不得不承认，在对这位怀疑基督教真理的历史家所作的种种攻击中，我们极少见到深湛的学识、扎实的批评和准确的观察；但却不能不时常因为空泛游移的推理，因为无聊的嘲笑和无谓的戏谑，因为刻薄的偏见和热情的胡话，因为无益的挑剔和粗野的辱骂而感到厌恶。他是由于敌手的软弱而变得骄傲和得意，就不屑于提笔展开争论了。”

    让我老实承认吧，我在教会刚刚开始发炮轰击时，是有些惊慌的；但一经发现这种空洞的吵嚷只不过是损我一下的意图而已，我的恐惧就立即转化为愤怒；而一切愤怒的感情或者好奇心，则是好久以来早已在纯粹的满不在乎的态度中消散掉了。

    * * *

    (1)诺思勋爵1754年入议会，1767年在格拉夫顿内阁中任财政大臣，同时为下院领袖；1770年任首相。吉本1774年入议会，当时诺思是内阁首长。

    (2)指詹姆斯·麦克弗森的《欧辛作品集》。欧辛是半神话性的高卢族吟游诗人。麦氏假托说搜集了流传在苏格兰高地的欧辛诗歌并译成英语，从而编成此书，其实是麦氏的创作。

    (3)马布利神父是十八世纪法国作家，著作很多，《历史撰写方法》是其中之一。在人物评价上，他喜欢厚古薄今，对伏尔泰、休谟、布丰等人一概骂倒。吉本说他“是个道德和自由的爱好者；不过他的道德是严酷的，他的自由容忍不了一个与他对等的人。”

    (4)普利斯特利：十八世纪英国化学家、哲学家。达尔林普尔：十八世纪苏格兰著名法官，又是作家和考古学家。怀特：十八世纪英国教士、博物学家。

    (5)塞尔维图斯：十六世纪西班牙神学家，又是著名的医学家。在神学上，他反对卡尔文派的学说，因此被害。

    (6)霍斯利：十八世纪英国教士，也很热心于科学，是牛顿全集的编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