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部分 私语张爱玲

    宋淇

    引言

    宋以朗

    宋淇的《私语张爱玲》，初载《明报月刊》一九七六年三月号，以及一九七六年三月一日、二日的《联合报》，当时署名林以亮。下面的书信节录，说明了此文的创作过程、目的，亦记录了张爱玲的读后感。

    宋淇致张爱玲1976.1.19

    初稿已写成，约六仟余字，现正由文美重写————浓缩、紧凑、加点人情味进去，同时并verify［核实］各事的年份日期等，所以总要月底前方可完成。在这过程中，前尘往事都上心头，如果你不嫌迷信的话，简直音容如在身边。带给我们不少回忆和欢乐。但内容绝没有香港所谓“大爆内幕”，而且绝对属于good taste［有品位］，有时我的文章过份了一点，文美还要tone down［改得含蓄些］。

    宋淇致张爱玲1976.3.11

    最出人意外的就是《私语张爱玲》一文大受注意，连带我也吃香起来，竟然有两本杂志，两张报纸要我写专栏，因为他们一向认为我是学院派作家，想不到我也能写抒情散文，而且如此恰到好处。其实，这篇文章是为你而写，而且我只描绘了一个轮廓，其中细节都是文美的touch［润饰］，至于文字她更是一句一字那么斟酌，所以看上去很流畅自然而实际上非常花时间，很deceptive［容易予人错觉］，如果大家以为我拿起笔来就可以随手写出这种文章来，那就大错特错了。

    张爱玲致邝文美、宋淇1976.3.14

    《私语张爱玲》《明报》《联合报》都寄来了，写得真亲切动人。看到“昼伏夜行”笑了起来。引我讲陈燕燕李丽华的话是不是Mae写的？我自以为对文字特别敏感，你们俩文字上实在看不出分别来。那次见李丽华的事我忘得干干净净————只记得后来在纽约见面，还看见她午睡半裸来开门，信上一定提过，你们忘了［……］

    宋淇致张爱玲1976.3.21

    说起《私语》一文，令我出了一个风头，平[1]offer［邀请］我在《皇冠》写一个专栏，《中国日报》则一个每日专栏，其他还有出版社也要出我的书。其实，《私语》这种文章是极deceptive［容易予人错觉］的，看上去是随手拈来，写得很轻松自然，其实花了我们不少时间。第一，收得极紧，故意tone down［改得含蓄］，任何有bad taste［恶劣品位］或betray［流露］伤感的都不写。第二，处处在为你宣传而要不露痕迹，傅雷、胡适、Marquand［马昆德］、李丽华、夏氏昆仲、陈世骧都用来抬高你的身份，其余刊物、机构都是同一目的，好像我们在讲一个第三者，非常客观似的。第三，你猜得一点不错，我们二人的文章风格很难分得出，李丽华、陈燕燕是我写的，初稿大概是我的，Mae加入的是一点pathos和personal touch［情感和个人笔触］，然后翻旧信，引了两句你信中的话以增加此文的真实性。然后Mae再逐字逐句的推敲，加以精简，务使文中没有废话，多余的字。这篇文章真是可一不可再，要是我们每天写得出这种文章，那还得了？我们是有自知之明的，要写这类文章，我们倒并不modest［谦逊］，还真找不出几个人来。总之，此文的目的总算达到了，将你build up［壮大声势］的目的完成就算数，其余都是意外。

    张爱玲致邝文美、宋淇1976.3.21

    《私语张爱玲》Mae自谦只添写两处，怪不得我看着诧异Stephen这么个忙人，会记得那么许多。我一直说Mae最好帮Stephen做事，希望你们合写专栏————政论专栏有二人合作的————即使只用“林以亮”名字，你们还分家吗？

    张爱玲致邝文美、宋淇1976.4.2

    当然我知道《私语张爱玲》是看似轻松自然，其实艰辛的作品，烘云托月抬高我的身份而毫不引起人的反感。但是专栏也不一定要写这一类的东西。Mae可以署名“林姒亮”，合写就签“以姒”，一笑。

    一

    最近大家对张爱玲的作品和研究又掀起了一片热潮，似乎是我打破沉默说几句话的时候了。夏志清在《张爱玲的小说艺术》序中，说爱玲同我们夫妇最熟，而且说她是文美的同事，这些话也有加以澄清和解释一下的必要。

    当年我们在上海时和爱玲并不相识，只不过是她的忠实读者。那时，像许多知识分子一样，我们都迷上了她的《金锁记》《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听说她脾气很怪，不喜欢与人往来，根本无缘识荆。想不到后来在香港邂逅相遇，晤谈之下一见如故，终于成为莫逆之交，二十余年如一日。

    很多人以为她在《传奇》和《十八春》之间没有作品。这并非事实。抗战胜利后，她编过好几个电影剧本，包括《不了情》和《太太万岁》。前者由刘琼和陈燕燕主演，我们还特地去看了一次。事后，爱玲告诉我们，拍那戏时陈燕燕刚生过孩子，导演嫌她身材不够苗条，只好老让她穿黑大衣。可气的是拍完后，她因为产后太累，人却瘦了下来。环肥燕瘦的变化完全不受导演控制，令人啼笑皆非。《太太万岁》由蒋天流等主演，据说是一出非常成功的喜剧，但我们没有机会看到。《金锁记》由爱玲自己改编成电影剧本，女主角和导演已内定，可惜始终没有开拍。

    二

    《十八春》就是《半生缘》的前身。她告诉我们，故事的结构采自J.P.Marquand的H.M.Pulham,Esq.［《普汉先生》］。我后来细读了一遍，觉得除了二者都以两对夫妇的婚姻不如意为题材之外，几乎没有雷同的地方。原作小说在美国曾改编拍成电影，成绩平平。爱玲却相当尊重这位不上不下的小说家（他的侦探小说倒反而很有销路）。五十年代中他来过香港，我们一起吃过一次饭，席间爱玲破例和他讲了许多话。他很喜欢爱玲用英文写的《秧歌》。后来爱玲移居美国后，还承他写信帮了一次忙。

    《半生缘》这书名是爱玲考虑了许久才决定采用的。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她来信说：《十八春》本想改名“浮世绘”，似不切题；“悲欢离合”又太直；“相见欢”又偏重了“欢”；“急管哀弦”又调子太快。次年五月旧事重提，说正在考虑用“惘然记”，拿不定主意。我站在读者的立场表示反对，因为“惘然记”固然别致，但不像小说名字，至少电影版权是很难卖掉的。“半生缘”俗气得多，可是容易为读者所接受。爱玲终于采纳了这客观的意见。《半生缘》的电影版权到现在虽然还没有人问讯，香港的电视版权却给丽的电视抢先买去了。

    三

    目前为大家所注意的迅雨那篇登在一九四四年《万象》杂志上《论张爱玲的小说》一文，引起了不少猜测。唐文标说不知作者是谁，怀疑会不会是李健吾。按李健吾写文学批评的文章一向用刘西渭为笔名，他的《咀华二集》出版于一九四二年。抗战期间他曾遭日本宪兵队拘捕，释放出来后就不再活跃于上海的文坛。仿佛记得他和法租界的话剧团体有联系，并编过几出舞台剧。那时剧运蓬勃，芦焚也在上海，化名师陀，轰动一时的《大马戏团》即他所改编。至于怎么会怀疑是李健吾呢？大抵因为迅雨的文章中引用法国作家较多。其实这篇文章，写得非常谨严，不像李健吾的文笔那样散漫噜苏，明眼人都看得出来。那么迅雨究竟是谁？原来是战前即从事翻译《约翰·克里斯朵夫》和巴尔札克小说的傅雷。那时的文化工作者多数不愿写文章，即使发表，也用笔名，而且不愿别人知道。单看名字，迅雨和雷二者之间倒不能说没有蛛丝马迹可寻。爱玲当初也不知道作者是谁，还是南来后我告诉她的。她听后的反应是惊讶，但也并没有当做一回大事，因为爱玲向来对自己的作品最有自知之明，别人的褒贬很难摇动她对自己的估价。最近我写信告知夏志清，现在更公诸于世，好让对张爱玲作品有兴趣的读者知道这件事的底细。傅雷终年埋首译作，极少写批评文章，那次破例写这样一篇评论，可见他对张爱玲作品的爱之深和责之切。

    四

    一九五二年爱玲由沪来港，初期寄居于女青年会，靠翻译工作维持生活。据我所知，她前后替美国新闻处译过海明威的《老人与海》、玛乔丽·劳林斯的《小鹿》、马克·范·道伦编辑的《爱默森选集》、华盛顿·欧文的《无头骑士》等。正巧那时文美在治家之余也用笔名替同一机构译过几册书。二人曾任同事之说大概就是由此而来。爱玲对翻译的兴趣不大。她说过：“我逼着自己译爱默森，实在是没办法。即使是关于牙医的书，我也照样会硬着头皮去做的。”另一次她向我们诉苦：“译华盛顿·欧文的小说，好像同自己不喜欢的人说话，无可奈何地，逃又逃不掉。”唯一的例外，可能是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因她下过这样的批评：“曼斯菲尔德（Katherine Mansfield）已过时，令人想起她小说中的衣服，尤其是游泳衣。海明威就不同，虽然他也形容过第一次世界大战。”

    她一方面从事翻译，一方面还在撰写和润饰第一次用英文写作的小说《秧歌》。起先她很少在我们面前提起这本书，可能初次用英文创作，成败并无把握，不愿多说，而且那时我们方认识不久，友谊还没有发展到日后无话不谈的地步。等到有一天她让我们看时，已是完整的初稿了。在寄到美国经理人和为出版商接受中间，有一段令人焦急的等待时期。那情形犹如产妇难产进入产房，在外面的亲友焦急万状而爱莫能助。我们大家都不敢多提这事，好像一公开谈论就会破坏了成功的机会似的。我们找出从上海带来的一本牙牌签书，为她求卦，说来叫人难以置信，求来求去，竟然总是这样一幅：

    中下中下中平先否后泰。由难而易。

    枉用推移力。沙深舟自胶。

    西风潮渐长。浅濑可容篙。

    解曰：

    君家若怨运迍遭。一带尤昭百快先。

    失之东隅虽可惜。公平获利倍如前。

    断曰：

    双丸跳转乾坤里。差错惟争一度先。

    但得铜仪逢朔望。东西相对两团圆。

    两得中下双丸之象。中下与中平相去不多。故特是占。

    这种似通非通、模棱两可的话叫人摸不着边际，但其中的“西风”指英文版，“东西相对”指中、英本先后出版可谓巧合。至于一个无名作家（尤其是异国人）在美国出版界要出第一册小说，内中的甘苦自非外人所能知。爱玲居然很欣赏这本牙牌签书，以后出书、出门、求吉凶都要借重它。可惜我们后来搬了几次家，这本书已不知去向了。从这些小地方，可以看出爱玲是多么的天真和单纯。

    牙牌签

    五

    《秧歌》出版后许多大报杂志都有佳评，尤其《纽约时报》本身和书评专刊连评两次，《星期六文学评论》和纽约另一张大报Herald Tribune［《先驱论坛报》］先后刊出极有利的评介文章，大可以借用“好评潮涌”之类的滥调来形容各方的反应。爱玲倒不十分在意，耿耿于怀的反而是《时代》杂志迟迟未有评论，总觉得是一种缺憾。《时代》杂志篇幅有限，选书极严，非有显著特点的书不评，而且评时以挖苦讽刺居多，词锋尖刻，往往令当之者无地自容。

    有一天我从办公室带回来一本新出的《时代》杂志，先不告诉她，只说给她一个惊喜。因为那一阵我们言谈中常提及这杂志，她心中似有预感，果然开口就问：“是不是《时代》终于有了书评了？”事实上，《时代》杂志的书评并不能对一本小说的销路产生重大的影响。所以虽然这篇书评对这新作家的第一部英文小说极为赞许，也没有起甚么大作用。

    《秧歌》第一版很快售完了。美国小说界有...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