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类的教师的传记

，汉代的儒家们想要让老子和孔子实现这一会见也就不足为奇了。老子为饯别孔子而说的话，不要主张自我，也不要拘泥于理智，要虚我而顺应世事，在这一点上，可以说是用一句话就将《老子》一书的思想表现了出来。这一传说的核心就在这个地方。换言之，从这里可以窥见，孔子的学徒们也想要知道《老子》的思想。也有说法认为，为了问礼而去的孔子，却接受一个根本不曾触及礼之事的老子的教诲，未免太奇怪了。说起来，究竟孔子为了问礼而去周这件事是否真的存在，也不能确知。对周文化如此这般赞美的孔子，专程造访了周，也并非全然不入情理，不过，如果有这样的事的话，那在《论语》中应该多少有一点相关的话才对。然而，孔子对此一语未发。这个传说的核心，说到底，还是孔子与老子相见过这件事。这样的话，《老子》这本书，就未必一定比《论语》更古老。

    第四、第五条，则非常浓墨重彩地展现了禹、尧的神话。禹在会稽山召集群神，然而防风氏却晚到，禹便将他杀了。还有，孔子的额头像尧，脖子像尧时担任大理一职的皋陶，从腰部以下比禹短了三寸。这类故事都属于神话。《论语》中并未见到这类故事。甚至可以说，《论语》所描绘的孔子是非常厌恶这类神的故事的。这个孔子会说起会稽山上众神聚会的故事，可以想见，这个传说和《论语》的性质有非常明显的差异。更进一步，如果我们认为《书经》中所记载的尧舜和三代的故事，均是在春秋末期或战国初期以后才开始形成的话，那么恐怕就可以说，在徒孙一辈所传达出的孔子言行中，神话的色彩非常之少，越是到了后来，这种神话的色彩才越发浓郁起来。

    第六、第七条则是没有什么重大意义的故事，第八条楚昭王的故事则稍稍有些问题了。这当中应当是一个孔子也好，孔子的弟子也好，全然不知的故事才对。楚昭王想要给孔子分封土地，却被臣子阻止了。然而这一臣子阻止的理由是，孔子说先王之道，而且孔门弟子个个都要比楚王的臣下优秀。这段话，明明孔门弟子应该不知道才对，是怎样传入后世的呢？况且孔子真的能得到楚王及令尹这般地步的承认吗？楚是一个横跨扬子江两岸的南方国度，与孔子的活动中心地带相去太远。孔子往淮河流域的蔡国进发时，同楚国大夫叶公有过问答，这个对话见于《论语》。不过，楚王为了迎接孔子，一直发兵赶到遥远的淮河河畔，这么重要的大事记，竟然在《论语》当中全然不见痕迹，又是为什么呢？《论语》中残留下来的楚国的痕迹，不过就是前面讲到的叶公，以及一位楚狂人的故事罢了。而叶公说的话，不如说是反证了楚王兴师迎接孔子是不可能的。

    叶公问孔子于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汝）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十八》）

    这一章的核心在于，子路没有对答。为什么没有答话呢？率直、一根筋、个性强烈，当然，也极其看重良心的子路，不会顺应着对方，委婉地对答。那么，为什么在这里需要委婉地对答呢？很显然，如果像子路这样率直地回答了，叶公肯定就不能理解孔子了。也就是说，叶公是一个不懂得尊重贤者又傲慢自大的俗人而已。孔子听闻此事，教了子路应对这类人物时的答话方式。孔子对子路说话时，采取的是一半安慰、一半嘲讽的态度，这个时候讲这样的话，也颇有一种趣味。孔子教子路说的是：“你可以这么回答嘛：这个人啊，如果在这个世界上遇到了什么令人气愤[8]的事，会到了连饭都忘了吃的程度。而当他感觉到愉快的时候，则会瞬间忘记忧愁。就这么傻乎乎地，这个人在不知不觉之间就变老了。孔子，不过就是这样的一个人罢了。”这是从一颗热衷于道的至纯之心里发出来的声音，借此就可以从高处，俯看那样一个傲慢自大的俗人了。与此同时，对子路率直、一根筋的秉性，孔子一边是爱抚，一边是调侃。子路当然是打心眼里尊敬孔子，肯定不会认同用这样的说法贬低孔子。不过，因为孔子讲的这番话完全对上了子路的禀性，子路也只能笑着退下去了。就这样，这个在遇到叶公之后“发愤忘食”的子路，在孔子这里就笑着“乐以忘忧”了。这简直就是极富韵味的师徒之间的描写。当然，这当中对叶公的贬低也是显而易见的。叶公在和孔子问答时也是这个样子。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悦），远者来。”（《论语·子路·十六》）

    孔子回答的意思是，既然难得碰到了（近者），那还是给予对方一些愉快感吧。这里也可以看出叶公乃是一个傲慢自大的俗人。再接着：

    叶公语孔子曰：“吾党有直躬者，其父攘羊，而子证之。”孔子曰：“吾党之直者异于是，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论语·子路·十八》）

    孔子在这里是要告诫叶公，仅仅奖励合法性，并不能实现道。叶公，在《论语》中作为与孔子见过面的楚国大夫，就是以这样的一个面貌被记录了下来。可见楚国政治家是多么地不理解孔子。因此，如果信赖《论语》的话，楚国君主会兴师动众、迎接孔子之类的话，恐怕就不能相信了。

    此外，与这个故事相关的是，我们需要看看《孔子世家》是如何使用《论语》中的材料的。这恐怕不是一个全无意义的问题。据《孔子世家》的记载，孔子到蔡三年，吴伐陈，楚救了陈。当时，楚听说孔子在陈、蔡之间，就派使者聘请孔子。孔子想要过去，以礼相拜。但陈、蔡两国的大夫认为，如果贤者孔子为楚国所用，自己的处境就会很危险了。

    于是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于野。（孔子）不得行，绝粮。从者病，莫能兴（起）。孔子讲诵弦歌不衰。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孔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窃）矣。”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孔子曰：“非也。予一以贯（行）之。”（《孔子全集》，一九五四）

    以上《孔子世家》中，凡是打下着重符号的部分均是最开始收录在《论语·卫灵公》中的句子[9]。《论语》中一开始则写“在陈绝粮”，《孔子世家》中则取代“在陈”一句，代之以前述的楚国的聘请、陈蔡两国大夫的阻挠等事情。不过，这倒不是问题所在。“子贡色作”才是问题所在。《论语》中，“在陈绝粮”这一章和“子曰：赐”这一章是前后并列的。不过，这却是完全独立的两个章节。然而到了《孔子世家》中，原本在《论语》里并置的两章，则一起放进了这个“君子亦有穷”的场面里。这样一来，对应着“子路愠见曰”这一部分，插入了一句“子贡色作”，将和这一场面完全没有关系的“予一以贯之”问答放到了这个地方。这个问答本来是专门针对子贡的。子贡曾被孔子称为“器”（《论语·公冶长·四》[10]），也因为有卓绝的辩才智慧，甚至被人认为“子贡贤于仲尼”（《论语·子张·二十三》[11]）。“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孔子的这一问题，乃是问子贡的，这一点意义颇深。孔子想要向聪慧的子贡告诫的是，不要为学识所囚禁，学识并非最终之物，一种最后的、统一的、唯一的实践原理才是最重要的。这和君子亦穷的特定场面完全没有任何关联。甚至可以说，孔子和子贡的对话只有在一种安静的、学究与问教的场面中才比较合适。更不用说，“子贡色作”这样一个句子，是完全没有任何必要的。借这个例子就能明白，《孔子世家》对《论语》材料的利用到了何种程度。

    第九、第十条，子贡和冉有的故事也是一样的。子贡的外交故事，应当是基于子贡有极强的辩才这一点而衍生出来的。而冉有告诉季康子，如欲招徕孔子，当驱逐小人这样的故事，与《论语》中的这一章恐怕也脱不开干系：

    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之人），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十九》）

    为什么这么讲呢？因为《孔子世家》中，紧随季康子聘请孔子的故事之后，就有这样的一节：

    鲁哀公问政，对曰：“政在选臣。”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之人），则枉者直。康子患盗，孔子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全集》，一九六一）

    在这个地方，司马迁将《论语》中哀公同孔子的问答替换成季康子同孔子的问答。作为一名传记作者，司马迁肯定非常熟悉《论语》的，何以要做这样的调换呢？乃是为了写活季康子驱逐小人以迎接孔子这一传言罢了。那么，为何这一传言如此重要呢？其实是为了说明，十四年间流浪他国的孔子，是因为什么样的缘由回归了鲁国。这一说明，在《论语》中是找不到的。然而，对于想要写作孔子传的记叙者而言，这个说明却又非常重要。因此，可以猜想的是，记叙者将《论语》当中涉及季康子以及季氏同孔子及其弟子关系的几个部分，捏合成一个如上所述的孔子归国故事。《孔子世家》中，这一故事的最开始是孔子弟子冉有为了季氏，率师作战，并且打了胜仗。然而，从《论语》来看的话，冉有和季路（仲由）共同作季氏之臣，乃是在季氏伐颛臾之际（《论语·季氏·一》[12]）。这里的这个季氏究竟是谁呢？后面固然有说法认为这个季氏该是季康子，然而，《孔子世家》的记叙者似乎并未下如此确切的判断。司马迁在行文中谈到了一个孔子在流浪诸国以前，五十五六岁，侍奉鲁定公时的季恒子，还有一个孔子晚年时候的季康子，两者是分开的。关于前者，孔子让仲由担任季氏之宰，加入讨伐费的事业之中。关于后者，则是冉有为了季氏讨伐齐。从《论语》来看，冉有、仲由两人均为季氏之臣，像司马迁文中所言，两人各有分工，也不是完全讲不通。不过，这两种说法很难裁定哪一种是正确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一切的出发点是为了有一个孔子归国的故事的话，那么这一故事本身的真实性，也就基本可以推测出来了。不过，《孔子世家》的记叙者将孔子能够结束流浪生涯、进入晚年的安静生活这一功绩归入季康子名下，对于这样一种看法，实在是能引起人们的同感。何以这么说呢？因为《论语》中凡是记录了季康子的地方，都涌现出了非常多精彩的问答。如果要加以列举的话，在“举直错诸枉”这一哀公的问答后面，还有：

    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勤，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二十》）

    司马迁在《孔子世家》中将哀公的问答和季康子的问答调换了一番，也有可能是因为这两人的对答在《为政篇》中是并列出现的。此外，关于季康子还有一例非常著名的问答：

    季康子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论语·先进·七》）

    《雍也篇》则将这一问答归入鲁哀公的名下，也即是：

    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三》）

    后面我们还将谈到，《雍也篇》较之《先进篇》更为古老。据此，则将这一问答划定在哀公名下的看法，更为古老。不过，关于颜回的这样一番洋溢着感情的问答，也被认为和季康子有一定关联，可以证明，在孔门弟子看来，季康子是一个能够理解孔子的人。此外，同样在《雍也篇》中，还有一则问答：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于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政也与？”曰：“赐也达，于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于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八》）

    这一问答非常出名，因为涉及孔子对子路、子贡、冉求（冉有）的批评。这一段能给人一种印象，孔子是打开天窗说了亮话，评判时没有什么遮掩。除此之外，还有：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十七》）

    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成）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加）之风必偃。”（《论语·颜渊·十九》）

    孔子在这些地方没有一丝嘲讽之意，均是非常亲切地加以教导。前面列举过的“季康子患盗”的问答也记载在这个地方。通过这些问答，可以认为，季康子是一个对晚年孔子极为尊敬的政治家。此外：

    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论语·乡党·十六》[13]）

    这一章，除了传达出孔子的举止动作之外，也透露出了孔子同季康子有非常密切的朋友关系。季康子听闻孔子生病，就馈赠以药，可见是一个体贴用心之人。而且孔子率直地感谢了他的诚意，接受了药品。不过，孔子为何“不敢尝”这个药呢？所谓的“未达”，是未达于什么呢？这个地方恐怕有很多种解释的余地吧。因为像孔子这样一个笃信天命的人，是否会像那些惜命的小人一样，汲汲于尝试各种药品，尚有一些可疑。不过，这些都无损两人之间深厚的情谊。

    如果从上面的分析来看，《孔子世家》之中季康子的故事，是没有什么真实性可言的传说，甚至连《论语》中的材料都没有充分地利用上。后面还有第十一条，关于《诗》的编纂的问题。作为一个整体的《诗经》，究竟有没有这么古老，尚存一些疑问。不仅如此，关于《诗经》的编纂，在《论语》和《孟子》中都没有讲过。如果按《孟子》中所言，“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孟子·离娄下》）的话，孔子之时，《诗》应该已经亡掉了。此外，《孔子世家》记为：“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孔子全集》，一九六二）如果这个是真的，那和所谓的“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云云就有矛盾之处了。《孔子世家》的记叙者只是沿用了汉代就已经有的、孔子编纂了传世本《诗经》这一传说而已，也没有什么依据，只是这样袭用了而已。

    从以上各条来看，《孔子世家》中但凡不依据《论语》《孟子》《礼记》《左传》等书而写的部分，均是极度缺乏真实性的。这样的话，《孔子世家》本身的意义可以说就消失殆尽了。我们手里能留下来的，也只能是《论语》《孟子》《礼记》《左传》中有关于孔子的记叙而已了。甚至可以进一步说，《孔子世家》对以上文献记录极端地肆意妄用，反倒是抹杀了上述文献的价值。

    那么，《孟子》这本书又如何呢？孟子是孔子之后大约一百五十年的人，较之《史记》自然是要古老得多。然而，《孟子》也并不是绝对和《论语》一致。《孟子》中所记叙的所谓孔子及其弟子们的话语，多达四十二三处，这当中和《论语》一致的，或者说在《论语》中能寻见类似语句的部分，仅仅只有十四五处而已。对于这一点，我们当如何理解呢？这些十四五处以外的部分是不是《论语》所遗漏，而确实又属于孔子的言行呢？这些言行是只在孟子这里得到了保存吗？不过，可以通过什么来确保其真实性呢？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孟子》一书的内部见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就是孟子本人对孔子之语的真伪本就是有批判的。例如：

    咸丘蒙问曰：“语云：‘盛德之士，君不得而臣，父不得而子。’舜南面而立，尧帅诸侯北面而朝之，瞽瞍亦北面而朝之。舜见瞽瞍，其容有蹙。孔子曰：‘于斯时也，天下殆哉，岌岌乎！’不识此语诚然乎哉？”

    孟子曰：“否。此非君子之言，齐东野人之语也。尧老而舜摄也。《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年，四海遏密八音。’孔子曰：‘天无二日，民无二王。’舜既为天子矣，又帅天下诸侯以为尧三年丧，是二天子矣。”（《孟子·万章上》）

    《孟子》中有这样的问答。咸丘蒙提的问题是关于尧舜的传说，而与此相关的孔子之语，在这里被斥责为“齐东野人之语也”。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反过来证明了，在孟子的时代，齐东野人之语已经被当作了孔子之言，人们对此不得不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了。孟子在前述的批判之中，引用了《尧典》及孔子其他的话（这些话并不见于《论语》），以证明尧舜时代天下并无危机，从而判断孔子谈论危机的话肯定是出于捏造。从这里可以看出，到了孟子的时代，对于极度完美的黄金时代，也即尧舜时代的信念，已经有所动摇了。如果要视其为黄金时代，已经必须要加以论证了。如果将这一情形和尧舜传说的起源考察加以对照，就更能看出孟子的上述言论具有多大的历史意义。据津田左右吉[14]的研究，尧舜故事全然出于虚构，其出现的时间当在公元前四世纪的前半叶左右，比夏商周三代的革命故事还要晚（岩波全书《儒教的实践道德》（儒教の実践道徳），第 204 页）。如果津田的研究成立，那么这一故事当是在孔子之后一个世纪、孟子之前半个世纪的时间段内形成的。由此，在孟子时代，就已经有传说，说孔子谈及了舜的政治危机。这样看来，就没有什么不可思议之处了。这样的传说，和孔子将尧舜的政治视为理想的传说，在可信度上没有什么差别。不过，像孟子这样卓越的学者，将前者排斥为齐东野人之语，而力陈后者才是孔子的真意，其目的无非是要确定孔子的尧舜崇拜。换言之，孟子批判这些被错传为孔子之语的标准，乃是基于孟子自身的信念，他相信孔子的思想应当是这个样子。同样地，关于孔子的行为，也能见到类似的例子：

    万章问曰：“或谓孔子于卫主痈疽，于齐主侍人瘠环，有诸乎？”

    孟子曰：“否，不然也。好事者为之也。于卫主颜雠由。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而主痈疽与侍人瘠环，是无义无命也。孔子悦于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吾闻观近臣，以其所为主；观远臣，以其所主。若孔子主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孟子·万章上》）

    这里，对于孔子在流浪时借宿的主人家这一问题，孟子斥为“好事者为之”。其理由在于，孔子进以礼、退以义，肯定不会借宿于这样的人家。若孔子借宿于痈疽与侍人瘠环，何以为孔子？其批判的标准依旧是孟子本人的信念，也即是孔子应当不会这么做，而不是凭借什么证据加以辨明。《论语》几乎没有谈论过孔子借宿于谁人之家。然而到了孟子的时代，已经将其视为议论的对象了，孟子本人乃是极其热心地排斥其中一种说法，另有自己的主张。孔子的直系弟子及徒孙从来没有留意过的借宿的问题，为什么到了一百五十年后会成为人们议论的对象呢？乃是因为这一时期，关于孔子的传记正在逐渐形成。其最终的结果就是到了《孔子世家》之中，关于孔子所行之处的借宿人家，都被详细地记录了下来。如果参照《孔子世家》，孔子在开始自己的流浪之旅时，首先以子路之妻的兄弟颜浊邹的家为主。而据《孟子》中所引上文，这个人则写作颜雠由，而且也没有说是他子路之妻的兄弟。孟子在这个地方力陈的是，子路之妻与嬖臣弥子瑕之妻是姊妹关系[15]，弥子是因此这层渊源才想要给孔子提供宿处。根据《孟子》的说法，孔子拒斥了弥子的邀约，并且肯定不会利用嬖臣来获得卿大夫的地位。孟子认为，孔子这样的人肯定不会借宿于痈疽与瘠环。不过，从这里引发出来了：

    孔子欲行王道，东西南北七十说而无所偶，故因卫夫人、弥子瑕而欲通其道。（《淮南子·泰族训》）

    孔子道弥子瑕见釐夫人。（《吕氏春秋·慎大览·贵因》）

    之类的传说也产生了。孟子力陈他的观点，反而导致了反效果。如果从这个地方继续溯源，就不难猜想，孟子是为何而战。孟子是基于自己的见地，和那些想要将孔子从神坛上拉扯下来的传说进行战斗。这样，孟子就必须辩解，孔子宿于陈的司城贞子之家，既没有阿附于权势的意义，也能够免于宋司马桓魋的迫害。因此，孟子在这里认为，孔子宿于弟子或者与弟子有亲缘关系之人的家里，是合适的。而如果寄宿在高官之家，尤其是那些有恶评的政治人物的家里，就不合适了。孔子的流浪，并非是一种有结交政权动机的举动。不同腐败的现实政治勾结，应当说才是孔子的伟大之处。

    这样，孟子从自己的见地出发，竭力阐明孔子的伟大。这样的例子，在《孟子·公孙丑·上》中随后的数章里也屡次出现：

    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也。

    宰我曰：“以予观于夫子，贤于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后，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于走兽，凤凰之于飞鸟，泰山之于丘垤，河海之于行潦类也。圣人之于民，亦类（然）也。出于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于孔子也。”

    前面这几句，第一句颂词出自孟子本人，其他则是记叙下来的孔子其他弟子的话。当然，这些都是《论语》中所没有的句子。孔子比尧舜还优秀，自人类诞生以来还从未有过孔子这样的贤者，这一类的想法，在我想来也不曾在《论语》里出现过。如果尧舜的故事是在孔子之后百年才出现，那么这段话也绝不可能出自孔子的直系弟子宰我之口。而子贡将孔子作为一个政治批判者、百世之王的批评者加以赞美，和《论语》中所见的子贡也不相合。所谓“百世”这句话，可能和《为政篇》中孔子回答子张问时，所说的一句“虽百世，可知也”[16]有什么关联，但子贡不是一个对这类问题感兴趣的人。子贡常常在实践领域向孔子求取智慧，也常常希望得到孔子对其人格方面的批评。然而这里的子贡，则将作为《春秋》著者的孔子，礼赞为自有人类以来最高的贤者。这是《孟子》中出现的子贡，却并非《论语》中所出现的子贡。

    将孔子视为《春秋》的著者，与认为孔子是一个超越于现实政治之上的最高政治批判者，这两者是联系在一起的。关于《春秋》，孟子有如下之语：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

    当然，上述孔子之语同样不存在于《论语》之中。如果真的是孔子作成了《春秋》一书，那么，如此重大的一件事，应该会以某种形式流传下来，例如孔子的直系弟子应当会问及此书。津田左右吉氏认为《春秋》、尧舜传说、《诗经》都是在公元前四世纪前半叶左右形成的。这一说法是否妥当暂且不论，唯一被视为孔子之作的《春秋》，在一部连孔子衣食住行的琐事都记录下来的《论语》中，竟然一句话也没有被提及。这一事实，应当得到高度的重视。如果真如津田氏所言，《诗经》和《春秋》均是从一开始就是作为孔子学派的经典而被编述起来的话，那么上述事实也就容易理解了；而如果要将《春秋》视为孔子的著书，那么我们无论如何都很难解释上述事实。而《史记·孔子世家》对这一问题没有抱任何怀疑，只是继承了孟子的说法，然后发展为如下的样子：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全集》，一九七五）

    “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云云，原本是《论语·卫灵公篇》中对君子的规定的一章[17]，并且和其他四章是并列，这句话全然看不出来和著述《春秋》有什么关系。然而，《史记》作者却选取这一章，作为孔子著述《春秋》的动机，并让孔子说出“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这样的句子。然后将孟子所说的“乱臣贼子惧”处理成了“后有王者”发生的事情，并将“知我者其惟《春秋》乎”替换为“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这和孟子想要说的意思，实在相去太远。孟子固然主张《春秋》是孔子本人真意的体现，但他全然没有谈过什么要留名于后世的问题。这是《孔子世家》作者的意见。而且，如果孔子真是基于这一动机而述作《春秋》，但了解这一事实的孔门弟子却根本没有力陈这一点，从而彰显孔子之名，这实在是太难以理解了。因此，我们很难相信《史记》的这一记载就是事实。

    如果说，在孟子谈及孔子的那些记叙部分，尚且极为明显地出于孟子本人的见地，那么，被认为在孟子以后（恐怕是在汉代）才形成的《礼记》也好、《左传》也好，其中关于孔子的记叙有几成真几成伪，也就自不待言了。关于孔子的生平传记，唯一可以信凭的材料就是《论语》。那么，可以认为《论语》就是对确切史实的记载吗？在下一节，我们必须对《论语》再进行考察。

    [1] 乔治·格罗特（George Grote，1794——1871），英国历史学家，伦敦大学创立者之一，有十二卷巨著《希腊史》（History of Greece），并撰写有《柏拉图以及苏格拉底的其他学侣》（Plato and the Other Companions of Sokrates）。

    [2] 爱德华·策勒尔（Eduard Zeller，1814——1908），德国哲学家、哲学史家。新康德派早期代表人物，著有六卷本《希腊人的哲学》（Die Philosophie der Griechen）。

    [3] 阿里弗雷德·富勒（Alfred Fouillée，1838——1912），法国哲学史家，1872 年起任教于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其哲学史著作 1886 年即由日本知名学者中江兆民译为《理学沿革史》，在日本影响颇大。

    [4] 阿里弗雷德·泰勒（Alfred Taylor，1869——1945），英国哲学家，著有《苏格拉底》（Socrates）一书。

    [5] 约瑟夫斯（Josephus，37——100），古代犹太历史学家，曾见证了公元 70 年提图斯摧毁耶路撒冷城。

    [6] 古巴比伦人的一种祭典。

    [7] 宇井伯寿（1882——1963），日本曹洞宗僧侣，印度哲学研究者，1931 年以《印度哲学研究》一书获学士院赏。

    [8] 作者将“发愤”训读为“いきどおる （气愤、生气）”，与国内一般学者的理解不同。

    [9]《论语·卫灵公·二》：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

    《论语·卫灵公·三》：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

    [10] 《论语·公冶长·四》：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

    [11] 《论语·子张·二十三》：叔孙武叔语大夫于朝曰：“子贡贤于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门者或寡矣。夫子之云，不亦宜乎！”

    [12] 《论语·季氏·一》：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于孔子曰：“季氏将有事于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冉有曰：“夫子欲之。吾二臣者，皆不欲也。”孔子曰：“求！周任有言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危而不持，颠而不扶，则将焉用彼相矣？且尔言过矣！虎兕出于柙，龟玉毁于椟中，是谁之过与？”冉有曰：“今夫颛臾，固而近于费。今不取，后世必为子孙忧。”孔子曰：“求！君子疾夫舍曰欲之而必为之辞。丘也闻有国有家者，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盖均无贫，和无寡，安无倾。夫如是，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既来之，则安之。今由与求也，相夫子，远人不服而不能来也，邦分崩离析，而不能守也；而谋动干戈于邦内。吾恐季孙之忧，不在颛臾，而在萧墙之内也。”

    [13] 原文作“乡党·三”，疑有误。按今本《论语》改为“十六”。

    [14] 津田左右吉（1873——1961），日本历史学家，任教于早稻田大学。曾因批评《日本书纪》中的一些历史记叙而被勒令辞职，由此导致了日本思想史上著名的“津田事件”。

    [15] 《孟子》原文及和辻哲郎原文均作“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这里的“兄弟”实则指现代汉语的“姊妹”，故译文有所调整。

    [16] 《论语·为政·二十三》：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17] 《论语·卫灵公·二十》：子曰：“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