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人类的教师：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

    释迦牟尼、孔子、苏格拉底、耶稣四人，在很早之前就被推举出来，称作“世界四圣”。这一说法大概是明治时期我们日本的学者最先提出的，在这里就没有详加考证的必要了。但是，这种所谓“四圣”的说法，却包含着一种态度，即不是只偏向于西方，而是能够广阔地纵观世界的文化。印度文化以释迦牟尼为代表，中国文化以孔子为代表，希腊文化以苏格拉底为代表，征服了欧洲文化的犹太文化则以耶稣为代表，这是将此四种文化及四个人物都平等地予以极高的评价。那么，为什么这几个人物，就能够代表这几种庞大的文化潮流呢？任何一种文化潮流肯定都包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绝不可能简单到能以一个人就完全代表的程度。然而，人们却选出这几个人物作为这几种文化潮流的代表，而且其他人也会感觉到合适，这究竟是为什么呢？我自己认为，这几个人物能被选出来，因为他们都是“人类的教师”。

    这一答案，粗看恐怕会让人觉得有矛盾之处。其原因在于，这几个人物都被视为几种相异的文化潮流的代表，因此势必要展现出不同文化潮流的特异之处，倘若将其奉为人类的教师，就无法展现出这种文化的差异性了。其实，这当中并无矛盾。之所以感到矛盾，因为我们拘泥于一些极其抽象的设想之中了，例如“完全不带一丝特殊文化色彩的、普遍的人类的教师”，又或者是“完全不承担任何一种普遍意义的、绝对特殊的文化”。在现实的历史中，不受到任何一种文化传统的束缚和限制，绝对普遍意义上的人类的教师，从来没有出现过，恐怕也不可能出现。此外，因为“文化”这个词本来就表示一种普遍的定义，那么不可能有哪种文化只以一种特殊文化的姿态存在，而完全不带一丝普便性。这种事物从来没有出现过，恐怕也不可能出现。最特殊的事物，包含有最普遍的意义和价值，这一点绝不仅仅适用于艺术作品，人类的教师也是同理。

    我们在这里用了“人类的教师”这样一个词语，但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同存在“人类”这样一个统一的社会。即便到了现在，世界往来已经如此活络的时代，地球上的每个人想要完全融入一个统一体之中，恐怕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更何况在上面的四圣出现的时代，映入他们眼帘的人，不过只是地球上所有人中的一小部分罢了。孔子想要教化的是黄河下游的人，其地域面积大体相当于日本的一半；释迦牟尼想要说法的对象不过是恒河中游狭小地域中的人们而已；到苏格拉底的时候，则只以雅典城的市民为交谈对象；耶稣的活动范围不过是一个纵四十里、横二十里的小地方罢了。尽管如此，我们仍旧称他们为“人类的教师”。这种情形之下的“人类”，既不指向地球上居住着的所有人，也不指向人这样一种生物。进一步讲，这个“人类”，也不指向一种同“封闭社会”（或曰“人伦社会”）相对立的“开放社会”。倘若没有了一个个小的人伦组织结构，也就谈不上什么人类的生活。实际上，这四位“人类的教师”所教诲的内容主要都是人伦的道与法，并没有什么人伦社会以外的内容。他们之所以是“人类的教师”，因为在任何时候，在任何社会中的任何人，都可以接受他们的教诲。从事实性上讲，他们直接教授过的人极其有限；但是从可能性上讲，他们却可以教导任何人。正是在这一点上，他们拥有“人类的教师”这一资格。因此，这种情形之下的“人类”，指的不是事实上的哪个人，而是在任何地方、任何一种历史之中的任何人。因此，这个“人类”，并非一种事实，而是一种“理念”。

    一般认为，人类的教师所具备的这种普遍性，是基于教师的人格与智慧。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在直接见到这些教师的活动的人当中，必定有一些人能直接洞察出他们作为人类教师的品格。因此，讲述这些教师生平故事的人，往往会描绘出一些少数人，他们在这几位人类的教师并不为周遭所承认，反而最受迫害、最受侮蔑的时候，就承认了他们作为人类教师的地位。不过，只有少数人承认其为真正的教师，而大众并不予以承认的人，果真就是人类的教师吗？在任何时候，任何社会之中，都存在着一些为少数狂热信徒所环绕的教师。现如今我们的社会里，这样的例子同样不胜枚举。这样的人，在世界的历史中，成千上万地出现过，随后又如同泡沫般消失了。因此，少数者的洞察，并不能最终决定谁能成为人类的教师。

    那么，如果大众直接对眼前的某位教师的人格和智慧进行礼赞呢？这种情况下，这样的人是否会在生前就成为人类的教师呢？很遗憾，事实并非如此。大众所礼赞者，未必都是优异之人。可以说，天才之人，在生前就受到大众欢迎的例子往往才是极少数。更不用说，被誉为“人类的教师”之人，在他们的时代就受到大众承认的例子，一个也没有。作为人类教师的深刻智慧和伟大人格，很难轻易为大众所瞩目。受到大众的礼赞，在生前就确立了伟大地位之人，并非人类的教师，而应当被称为“英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并非所有受到大众礼赞之人都完全是英雄，大众屡屡将稻草人也错奉为英雄来礼赞。但是，在生前没能获得大众礼赞的英雄，一定是不存在的。在这一点上，人类的教师和英雄之间的差异就一目了然了。是否成为人类的教师，同样不取决于是否获得了同时代大众的承认。

    那么，人类的教师在被承认为“人类的教师”之前，都经过了一个什么样的过程呢？换言之，人类的教师是怎样获得这种普遍性的呢？

    一般而言，从人类教师的传记来看，人类的教师都有很好的弟子，这当中有被称为“十哲”“十大弟子”“十二使徒”之类的优秀人物。这样的弟子往往坚信自己的老师是真正的“道”的体悟者，或曰“仁者”，又或曰“觉者”。同时代的大众无论怎么迫害其师、侮蔑其师，这种信念都绝无动摇。但如果仅仅只是这样的话，就和前面说过的能够坐拥狂热信徒的教师没有什么区别了。更主要的区别并不在这里，而在于接下来的事情。其师被毒酒赐死，或者受十字架之刑而死之后，或者未能尽享天年，满足地死于二三个自己的弟子之手后[1]（《论语·子罕·十二》），弟子们仍旧会致力于宣传其师的道与真理。这种努力很快就开花结果者，乃是苏格拉底。其弟子柏拉图和徒孙亚里士多德，很快就完成了其师的事业，创造出了西方思想的源头。其弟子的伟大事业受到世人承认以后，苏格拉底也就作为灵魂永远活在了弟子们的事业之中，因而不得不被认定为更伟大的教师。至于其他三人，则弟子们的努力往往历经了一代、两代，仍未完结，现如今留下来关于他们的最古老的资料，均被认为是由其徒孙辈编定。关于释迦牟尼，《阿含经》中最古老的部分是这样；关于耶稣，《保罗书信》和《福音书》也是这样；关于孔子，恐怕也是完全一样。《论语》中最古老的部分也只是其徒孙辈为了教诲更晚一辈的弟子而记录下来的内容。因此，想要根据其中最古老的记录来了解这几位教师，最多也只能站在曾徒孙这一辈的角度了。但是，这也意味着这些教师的人格和思想，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能够贯通几个世代，产生了影响。而且，他们产生的这种影响，随着时间推移，其感化的力量还在不断增大。纵然他们在自己生前只能感化少数几个人罢了，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受其感化的人数反而不断增加。这样一来，从未能够感化同时代大众的教师们，却在历史的长河中，感化了更多的普遍大众。由此，他们伟大教师的身份无可撼动地得到了承认。

    然而，这几位伟大的教师想要获得一种普遍性，成为人类的教师，还需要一种重大的契机。那就是孕育了这些伟大教师的文化，要作为一个整体，成为日后出现的文化的模范，也即它们的教育者。反过来说，这些古代文化，在孕育出这些伟大教师的同时，也就到达了自身的巅峰，并暂时走向完结。孕育了苏格拉底的希腊文化，经由弟子和徒孙将其师的伟大构筑起来时，也就迎来了最终章。之后便是这种希腊文化向世界传播的时代，即希腊化时代，再往后则是在这种文化的影响之下形成的罗马文化。即便日后为东方的宗教所征服，基督教教会内部的哲学思索，仍旧在苏格拉底及其两代弟子的深刻影响之下。更往后，在打破了东方宗教统治的欧洲，哲学的模范不仅是承认苏格拉底及其两代弟子，而且往往认为这种新文化的魂魄，是希腊文化的重生。在这样的情形下，雅典的伟大教师苏格拉底，就获得了作为人类的教师的普遍性。与之相似，孕育了耶稣的犹太文化，自保罗将其神学基础筑牢以后，其身影就消失在了罗马的世界帝国之中。然而，这种消失绝不意味着其存在的消亡，这样一种不可思议的文化当然还存在。但是，和《旧约》中的那些文艺作品被创造出来的时代相比，甚至是和当初犹太人以死海一隅为据点的时代相比，保罗以后的犹太文化，都已经呈现出了完结的旨趣，并且就这样保留在了《旧约》中。不过，这种犹太文化和耶稣的福音相结合，征服了罗马帝国；再到了中世纪的时候，征服了整个欧洲。这样，使欧洲诸民族将其背负的各族传统通通抛弃，并且让他们坚信，《旧约》所传为人类唯一正确的历史。以一族之文化，对他族进行教育，能够将感化浸润到这个程度，这是独一无二的例子。即便进入近代，在希腊文化重生以后，这种感化也不易衰退。又或者可以说，只是在欧洲有所衰退，却在世界其他地方实现了复苏。在这样的情形下，耶稣作为犹太人的救世主，却获得了作为全人类的救世主的普遍性。

    那么，释迦牟尼又是如何呢？孕育了释迦牟尼的印度文化，在他之后就迎来终章了吗？我认为是这样的。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必须反省，所谓“印度”究竟是什么。印度，并非像希腊或者罗马那样，是一个国家或者一个文化圈的名称；印度和欧罗巴一样，是一个地域的名称。这个地域之内居住着多种民族，各式各样的国家先后兴亡，各式各样的文化在此形成。从印度以西过来的雅利安人侵入这一地域，并在恒河流域定居，从《吠陀》到《奥义书》的文化先后形成之后，释迦牟尼才出现。这里有着牢固的四姓制度，基于贵族政治，小国林立。作为对这种古老文化传统的革新者，释迦牟尼尝试挑战婆罗门的权威，摒斥“我”（man）的形而上学，从内部打破四姓制度。在这里，我们不得不说，释迦牟尼是对一种悠久古代文化的否定性的总结。果然，释迦牟尼死后五十年（或者是一百五十年），在亚历山大的影响之下，印度地域建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帝国，这颠覆了一直以来压制武士阶层的婆罗门的权威。印度社会，由此就和释迦牟尼以前的印度社会产生了差异。而后，希腊人入侵印度西北，建设成了希腊风的城市和国家。再往后，斯基泰人由北进入印度，建设成了强大的国度，势力范围甚至延及恒河上游。不得不说，释迦牟尼以前的古代文化，到这一时期已经一度中断了。不过，作为一种古老文化结晶的释迦牟尼的教诲，却教育了这些新的国度。因为佛教兴隆而闻名的阿育王，深深沉醉于佛教之中，这一点通过其遗留下来的碑文能明显看到。他想要打破四姓的差异，在政治之中注入慈悲。而后，希腊人在进入印度之后也被佛教所感化，知名的《那先比丘经》便是明证。再往后的斯基泰人受佛教的感化，可以见诸迦腻色伽一世的事迹。佛教在教化这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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