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八章

审讯室的房门，没有给她再提问的机会。只见房内坐着两个人，是另一名法国探员与杜朗所说的那个女人。周子兮跟在杜朗身后走进去，直到他拉了张椅子坐下，她眼前没了那一片宽阔身胚的遮挡，才看清对面那个女人的面孔，分明就是宝莉华莱士。

    周子兮点头，这几句对话叫她察觉到些许性别优势。杜朗这样的人都乐意给她行些小方便，也都不拿她当回事。她忽然明白，这或许就是吴予培把这件事派给她的原因，但心中又有种宿命的讽刺——她到法国的第一站便是马赛，至今还记得自己在码头上宛若听到天书般的惶惑，而杜朗偏偏就是马赛人，口音很重。

    她说的的确有道理，吴予培犹豫良久，才又看着她道：“找了鲍律师之后，不管保释成与不成，你都不要再插手，就只当没有过这件事，也不要对别人提起。”

    “还有这个，”她从手提包里拿出那本记事簿，交给吴先生。

    宝莉听完她的英文复述，却是有些生气，像是耐着脾气，冷冷答道：“是啊，实在太遗憾了。当时我被破门而入的人撞了一下，照相机摔在地上，摔得不巧，胶卷仓弹开了。”

    “对。”

    宝莉想了想，回答：“华界老城，还有外滩，我到此地不算太久。”

    但周子兮哪是这么容易打发的，即刻打断他，说的还是捞人的事：“华莱士小姐在此地曾经小有名气，一时半刻也无从筛出一个肯定不认识她的美国律师，难保会有麻烦。但鲍律师那里，我至少还能事先准备一番说辞。”

    “陈佐鸣？”

    周子兮将这句话译做英语，旁边的警员则用法语记录下来。

    “懂了，你放心。”他想了想，总算促狭一笑，仿佛心领神会，这才前往薛华立路中央巡捕房捞人。

    所幸周子兮早已经想好说辞，无奈回答：“这些我都明白。今天也是因为另一桩案子去巡捕房，正叫我好撞上了。要是我不管，她一定又会找上唐竞。以他们过去的交情，更不知道要生出些什么事来。所以我才想，不如在我这儿就把事情了了。”

    “什么游行？”周子兮继续。

    宝莉见杜朗不语，反倒开口问：“我至今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是不是应该聘请律师？”

    “这倒不必了，”高官笑起来，“罪犯才有责付一说。陈教授他们几位，都只是配合我们问话调查而已。只是同案带进来的那名西侨，我们人手暂缺，还需等候英文通译，或者也可直接交给公共租界捕房。”

    周子兮知道事情成了，这才放下心来道谢。

    她报了辣斐德路上事务所的地址，等到车跑起来，远离了总巡捕房，才拿出包里的东西来看。那是一本棕色皮封面的记事簿，扣着一圈橡皮筋。她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打开了。看过之后反倒觉得没什么可怕，她将本子重新扣好，放回原处。

    “教师。”

    “是哪一位联系了您？”

    “那广告是哪儿登的？”

    “这是要回去了？”他倒是一副熟人攀谈的样子。

    “我与他们不熟，只知道陈教授是本地大学的教员，其他几位都是他的好友，想要进修英语，今日是第一次开课。”

    不等周子兮反应，吴予培又关照了几句：“你在此地做事，就得守着巡捕房的规矩，只做通译即可，他们说什么，你就译什么，别的都不用讲。结束之后就回事务所，书业公会的案子还要开个会。”

    周子兮权且点了头，她可不能保证自己不插手，但有一层意思已然领会，吴予培所说的这个“别人”也包括唐竞。

    高官听身边两个人都这么讲，又看看周子兮，觉得未尝不可，点头道：“那好，就麻烦周小姐做审讯通译。事情问清楚之后，也就可以放人了。”

    吴予培接过去，没有多少意外，也不做解释。

    “职业呢？”

    “杰西泰勒。”宝莉回答，十分自然。

    离开政治处审讯室，她穿过走廊沿着扶梯一路下来。迎面遇到几个法国巡官，她还对人家笑一笑，一半客气一半娇俏。她自觉做得很好，镇定得不像第一次。直到身后有人叫她，脚步声追在后面，她才意识到自己有多紧张，既没有回头，也不曾慢下来，差一点踏空一级台阶。

    “没有必要，”杜朗开口，“请告诉这位女士，完全没有必要聘请律师，我们只是例行询问，请她在此稍候。”

    “美国。”

    “她说什么？”杜朗问。

    周子兮只好跟着笑，挂了电话，去吴予培那里复命。

    “当心！”是崔立新在身后搀了她一把，待她站稳便收了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十分绅士。

    她走进去，关了门，开宗明义：“里面的是华莱士小姐。但她用了化名，持美国护照，说自己来上海一边旅游一边教书。”

    “教授英语。”

    “如果你不放心，”吴予培退了一步，与他讨价还价，“就先由我‘责付’他们出去。之后有什么问题，你尽管找到我头上，保证随传随到。”

    “他不是什么人，或者说什么人都是。这样的角色巡捕房里不少，哪边都搭得上，哪边都不得罪。”吴予培打开本子看了看，笑了，“里面本来还有一张两千元的不记名本票，就是以防万一用来做买路钱的，应该是崔律师留下了。”

    吴予培与这位“高官”却是谈笑风生，仿佛老朋友一样。周子兮朝他们走过去，他对她视而不见，嘴上继续道：“……陈教授是我大学同窗，其余几位也是我常来常往的朋友，履历人品我都清楚，今天这件事只是一场误会……”

    忽然，她顿悟，又或者他们这些旁观者全都错了，吴予培就是吴予培，从来不曾变过。

    话说得言简意赅，恰如师父教导徒弟。而这徒弟也听话应下，心里却很清楚，书业工会并没有什么会要开，审讯室等着她的绝不是做通译这么简单。

    周子兮又将这句话用英语复述一遍，而后便又是那几个问题，反反复复。

    杜朗犹豫了一下，似乎不该说，但终于还是说了：“华界那边有线报过来，说她参与煽动罢工与游行，我们也只是例行问话。”

    杜朗“唔”了一声，似是附和，却又突然话锋一转，道：“可在警探进入时，您却曝光了所有底片。”

    “同您在一起的那几个中国人是什么身份？”

    时至午后，宝莉仍旧没有获释，也没人来告诉她究竟是什么罪名。杜朗一时半会儿想不到其他要问的，只是在等着隔壁审讯室的结果罢了。周子兮无事可做，低头眼观鼻鼻观口，又熬了许久，总算被放了出来。

    “她犯了什么事？”周子兮又问。

    周子兮记得吴予培的关照，没有跟着同去，一直候在辣斐德路事务所里等着听消息。不过一个多钟头，鲍德温去而复返，又打一通电话过来。

    “是啊，”宝莉点头，也顺着他聊天，“此地的景致非常有意思，在别处看不到。”

    周子兮这才确定，吴先生老早就看见她了，此刻几句话却说得好像只是随手兜来一笔生意。这举动搁在别人身上或许十分平常，但吴予培不一样，她不禁觉得其中别有深意。

    “上海泰晤士报，就是上个月末，登了一个礼拜。”宝莉答得明明白白，看样子也不怕查证。

    杜朗班长肤色黎黑，留着厚厚唇髭，大约有些北非血统，来上海之后很是过了几年好日子，身胚粗壮了一圈。他领着周子兮沿捕房中间宽阔的回字型楼梯上去，一直到了三楼。看到墙上的指示牌，周子兮方才意识到自己已身在政治处。

    “您与他们不熟？那又是怎么认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