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章 禅堂和僧侣的生活

语录》《槐安国语》。《临济录》是记录临济宗祖师临济义玄言行的语录。《碧岩录》，如前所述，则是百则公案的评唱。《无门关》也是公案选集，共四十八则，包含禅宗特有的评论，也比《碧岩录》简单扼要许多。《虚堂和尚语录》收录宋代虚堂和尚的语录、开示、偈颂和其他作品。虚堂是大应国师的师父，他的法脉在日本仍然很兴盛。《槐安国语》是白隐的作品，记录大灯国师[12]的开示以及评论古德的偈颂。对于一般读者而言，这些书有点像是“以晦涩的语言解释难懂的问题”。除非僧人见性，否则听了一连串的开示，或许像以前一样，仍然如堕五里雾中。如此的莫测高深，并不一定是因为典籍的晦涩难解，而是因为听众的心仍然被计执分别的意识硬壳裹住。

    在“接心”期间，除了开示以外，僧侣们还得“参禅”。所谓“参禅”，是面见师父，提呈他们对于公案的见解，让师父评定。在“大接心”以外的日子里，一日或许会“参禅”两次，在大接心期间（结制），则每日要入室四五回。面见师父不是公开举行的活动，僧人必须个别到师父的方丈里去，并且以最正式且庄严的方式对话。僧人在入室前必须三顶礼，到了室内，则合十胸前，到了师父跟前，再顶礼一次。礼拜完毕以后，就不必再管什么世间法。如果从禅的观点有需要的话，掌掴相向也无妨。诚心开显禅的真相，是唯一关心的事，其他事情都是次要的。呈示见解以后，僧人和入室时一样行礼退出。这个功课对禅师而言也是极大的考验，因为每次三十个僧人的“参禅”都要花一个半钟头左右，而且要全神贯注。

    僧人对于师父的见地要有绝对的信心，但是如果僧人自认有理由怀疑师父的能力，也可以在独参时和师父分个高下。因此，无论是对于师父或僧人，呈示见解绝不是无聊的把戏。的确，那是极为严肃的事，正因为如此，这种禅修也就有极大的伦理价值。为了说明这一点，我们且以白隐（现代日本临济宗的创立者）的一则轶事为例。

    在一个夏天傍晚，白隐去面见他的师父正受老人要呈见解，师父正在玄关乘凉，很粗鲁地说：“胡说！”白隐不甘示弱，大声回嘴说：“胡说！”于是师父抓住他，拽他的耳朵，把他推出玄关。当时下着雨，可怜的白隐昏倒在泥泞的水滩上，当他醒了过来，回到玄关向正受老人稽首，老人说：“这鬼窟里死禅和子！”

    又有一天，白隐认为师父不明白他的悟境深浅，很想和师父法战一番。当白隐入老人之室，决心拿出本事和师父一较高下，决不让步。老人气坏了，抓住他掌掴几下，又把他推出玄关外。他跌到数尺外的石墙脚下，几乎不省人事。老人低头看着他开怀大笑，这时白隐恢复意识，他满身大汗地回到老人跟前，但是老人不放过他，仍然像以前一样骂他说：“这鬼窟里死禅和子！”

    白隐万念俱灰，想要离开这个老和尚，有一天他到村里头乞食，一个小插曲[13]让他顿然省悟以前不曾见的道。他喜不自胜，得意洋洋地回到师父那里。他还没踏进前门，老人就知道他有所变化，于是向他招手说：“今天有什么好消息吗？快快进来！”白隐告诉老人当天发生的事，老人便轻拍他的背说：“现在你会得了，你终于会得了！”自此以后，老人就不再呵斥他。

    这就是日本现代禅宗的祖师所经历的训练。正受老人把他狠狠推到石墙脚下，这不是很粗鲁吗？但是白隐在这么多辛苦难堪以后破茧而出时，他又是多么的慈祥！的确，在禅里头做功夫不可以不冷不热，将心待悟。不冷不热就不是禅了。它要我们澈照自性，但是除非放下知见妄念的葛藤，回到赤裸裸的自己，否则是无法领悟的。正受老人的每一次掌掴，都在褪除白隐的妄想和虚伪。的确，我们都活在妄想和虚伪的外衣里头，而看不见我们内心深处的自性。为了让学生悟道见性，禅师经常使用看似很不人道的手段，的确，完全说不上是慈悲心肠。

    在禅堂的生活里，没有像学校教育那样有固定的毕业时间。有些人待了二十年仍然毕不了业，但是以一般的根器，加上发长远心，不放逸懈怠，约莫十年的光阴，习禅者应该可以一窥禅门宗风的堂奥。然而，在生活的每个弹指间去做工作，也就是完全融入禅的精神，却是另一回事。一辈子的时间恐怕也不够，经里说，就连释迦牟尼和弥勒菩萨都还在自修呢。

    除了解悟，还要经历“长养圣胎”的时期

    要成为合格的禅师，仅仅解悟是不够的。他必须经历一段所谓“长养圣胎”的时期，“长养圣胎”这个词源自道教，但是在现在的禅学里，则意指解行相应。在合格的禅师指导下，一个僧人或许可以完全把握到禅的奥秘，但是那至多只是知见上的解悟。僧人仍然要在生活里就一切境缘以所悟之理去实修实证。因此，自我训练是绝对必要的，因为在禅堂习得的，都只是以手指月，终究还得要他努力向它走去。但是如此他就不一定要待在禅堂里，相反，他的解悟必须放在世间生活里去验证。而“长养”的功夫并没有固定的规则，每个人必须就触境逢缘自行调适。他或许会隐居山林，或是在市廛里随顺一切世间法。据说六祖向五祖辞别以后，和山里的猎人队共处了十五年[14]。在他下山听印宗法师讲经时，他还是默默无闻。而慧忠国师在南阳四十年，不曾到城里去。但是他的清净梵行却远近驰名，由于皇帝下诏延请，他才离开草庐[15]。沩山则隐居山里七年，以橡栗充饥，和猿猱为伍[16]。然而，山下村民知道了他，便在他草庵旁兴建梵宇，此后禅风大盛，僧众有一千五百人。京都妙心寺的开山祖师关山慧玄禅师（1277——1360），以前在美浓伊吹山结庵修行多年，和村民一起务农，没有人认识他，后来因为偶然而被发现身份，朝廷便诏请关山任妙心寺第一任开山。[17]白隐早年曾在骏河一座破落的古寺担任住持，那座寺庙是他在世上唯一的财产。我们可以从以下的文字想象它荒废的景象：“这里可以说没有屋顶，夜里星光洒进来，也没有像样的地板。下雨的时候，如果要到大殿，必须着雨帽和高跟木屐。所有庙产都在债主手里，僧物也都质押给商人。”

    在禅宗的故事里，可以看到许多伟大禅师隐居一段时间后再回到世间的例子，他们不是要苦行，而是要“长养”自己的德行善根。玄关外有许多蛇蝎窥伺，如果不踩死它们，它们就会再度抬头，梦想中的整个道德架构就会毁于一旦。对于禅门弟子而言，反律法主义也是个危险的陷阱，必须时时警惕。

    当然，从某个方面来说，在禅堂里盛行的丛林教育，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是其宗旨，例如简朴的生活、节制欲望、珍惜光阴、自给自足，以及他们所谓的“阴德”，都是放诸四海皆准的。尤其是“阴德”的概念，更是禅门修行的特色。它意味着不浪费自然资源，无论在经济或道德上，珍惜眼前的一切，对自己和世界都心存感恩和尊敬，它也意味着“为善不欲人知”。一个孩子溺水，跳下去救他，而孩子也获救了。所作已办，就这样离开，决不回头看，再也不去想它，犹如白云飘过，碧空廓然依旧。禅宗称之为“无功用行”，并且以“担雪填井”比喻之。[18]

    耶稣说：“你施舍的时候，不要叫左手知道右手所作的。要叫你施舍的事行在暗中。”[19]这就是佛教所谓的“阴德”。但是当他继续说“你父在暗中察看，必然报答你”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佛教和基督宗教之间的深层差异。无论心里想着任何人，管它是上帝或魔鬼，知道我们的行为而且会回报我们，这时候禅就会说“汝非我辈，不与我同类”。由这种念头产生的行为，会留下“踪迹”和“影子”。如果有鬼神追踪你的行为，他随时会抓住你，要你解释它，禅则不会如此，犹如天衣，里外皆无缝，那是完美的作品，没有人知道哪里是线头。在禅里头，行善以后绝对不会有任何骄慢或自夸的踪迹，更不会去想什么赏报，即使是上帝的也一样。

    列子曾经生动地描绘这种境界：

    横心之所念，横口之所言，亦不知我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彼之是非利害欤；亦不知夫子之为我师，若人之为我友：内外进矣。而后眼如耳，耳如鼻，鼻如口，无不同也。心凝形释，骨肉都融；不觉形之所倚，足之所履，随风东西，犹木叶干壳。竟不知风乘我邪？我乘风乎？[20]

    德国神秘主义者把这种德行称为“神贫”，陶勒（Tauler）[21]定义说：“当无论有谁受惠于你或亏欠你的，你都把它忘记，那么你就拥有绝对的贫穷，正如在死亡的最后旅程里，你会忘记一切。”

    在基督宗教里，我们似乎太在意上帝了，尽管我们说我们在他内里居住行走，并且拥有我们的存在。禅要把这最后一点“上帝意识”都给抹去。这就是为什么赵州禅师说：“有佛处不得住，无佛处急走过。”[22]

    禅堂里对僧侣的所有训练，无论是实证或理论的，都是基于这个“无功用行”的原则。云峰志璇禅师以诗偈描绘如下：

    竹影扫阶尘不动，月穿潭底水无痕。[23]

    总而言之，禅非常重视个人体验，如果有什么东西可以称为“极端的经验主义”[24]的，那非禅莫属。无论看经说教，或是静坐观想，都无法造就一个禅师。生命必须在它的流动当中去体会，为了审视或分析它而阻断它，无异杀了它而抱着冰冷的死尸不放。因此，禅堂的一切事务，以及修行功课的每个细节，都是要突显这个理念。在整个东亚佛教史里，禅宗能在中国和日本的所有佛教诸宗里占有独特的地位，无疑要归功于“禅堂”的制度。

    注解：

    [1]　比较《圣经》之《诗篇》128：2。“你要吃劳碌得来的。你要享福，事情顺利。”

    [2]　见《五灯会元》卷第三。“师凡作务执劳，必先于众，主者不忍，密收作具而请息之。师曰：‘吾无德，争合劳于人？’既遍求作具不获，而亦忘餐。故有‘一日不作，一日不食’之语流播寰宇矣。”

    [3]　1英尺=30.48厘米。

    [4]　1英寸=2.54厘米。

    [5]　“五观”：计功多少，量彼来处；忖己德行，全缺应供；防心离过，贪等为宗；正事良药，为疗形枯；为成道业，应受此食。

    [6]　或将碗往前推。

    [7]　《圣经·约翰福音》6：12。

    [8]　舍利（sarira）意译为“所依之身体”，但是在佛教里，则是尸体荼毘后留下来的矿物质。佛教徒认为这种遗物的价值和圣者的成就相应。

    [9]　见《五灯会元》卷第五。

    [10]　见《五灯会元》卷第八。

    [11]　见《缁门崇行录》序下。

    [12]　大灯国师即宗峰妙超（1282——1338），为日本南北朝时期南朝国师，与北朝梦窗国师齐名。

    [13]　他在沿门托钵时，被一个老婆婆莫名其妙地痛打一顿，遽然省悟。

    [14]　见《六祖坛经·行由品第一》。

    [15]　见《五灯会元》卷第二。“自受心印，居南阳白崖山党子谷，四十余祀不下山。道行闻于帝里，唐肃宗上元二年，敕中使孙朝进赍诏征赴京，待以师礼，初居千福寺西禅院。及代宗临御，复迎止光宅精蓝十有六载，随机说法。”

    [16]　见《五灯会元》卷第九。“是山峭绝，敻（xiòng，远）无人烟，猿猱为伍，橡栗充食，经于五七载，绝无来者。”

    [17]　见梁晓虹《日本禅》。

    [18]　见《五灯会元》卷第十二。“大似担雪填井，傍若无人。”

    [19]　《圣经·马太福音》6：4。

    [20]　《列子·黄帝篇》。“夫子”：指老商氏；“若人”：指伯高子。

    [21]　陶勒（Johannes Tauler，1300——1361），德国神秘主义神学家，受埃克哈特大师影响甚深。

    [22]　见《五灯会元》卷第四。

    [23]　见《五灯会元》卷第十六。

    [24]　极端的经验主义（radical empiricism），为实用主义者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提出的学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