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希腊文明的崛起与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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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方历史的共性————迅速扩张的波斯帝国————向西扩张的波斯帝国————希腊民族的政治成长————孤立的希腊城邦————早期的希腊文明————希腊城邦的宗教特征————公民权的障碍————城邦：希腊社会的终极单元————希腊人的国民性————希腊人与东方帝国臣民————节日对希腊人的训教————希腊哲学的诞生

    纵观人类历史上的改朝换代，每一次东方帝国的崛起皆出于不二法门————扩张。历史一次次见证了这样的铁律：一旦当权者滋生了征服的欲望，其后满足欲望便是他必然的选择，而奢华和怠惰必然会导致政权的迅速衰败。严格地讲，倘若一个国家的公民缺少国民性，缺乏智力成长的环境，缺失个体独立的精神，那就最好别对这样的国家抱有什么幻想。一个士兵粗鲁蛮勇、统帅肆无忌惮的社会必然会压制臣民，而专制者只好依赖父辈攫取的基业来保障自身的持续繁荣。但假如权力从一个不堪大任的统治者手里流入到另一个同样的货色手中，这样的新旧更迭就不会带来根本改变。那些跟随自己的主子建基立业的跋涉者们随后便成了主子子孙们悠闲的家臣，而后又在新的入侵者面前俯首听命。

    公元前6世纪，波斯人正是依循这样的兴衰铁律而成为东方世界的霸主。尼尼微[1]的领主们将古巴比伦[2]的当权派拉下马，随后就倒在了米底亚[3]君主和他强大的部族统治之下。而米底亚人随即又发现自己的主子正面临更强大的后继者————波斯王居鲁士二世[4]。倒不是缺少食物，而是冬季高原寒流的侵袭才迫使米底亚人就范。这样，伊朗的勇士们席卷了米底亚和吕底亚[5]，把巴比伦和埃及的财富转嫁到自己国家的富人们手里，而这些财富正是富人们以极端的热情为他们的国王攫取来的。

    征服吕底亚为波斯人带来了接触希腊少数部落的机会，这些少数部落的一些同宗部族居住在爱琴海以西，他们将会使世界上最高傲的世俗君主体验到最惨烈的教训，向他昭示自由守法之精神面对用皮鞭迫使奴隶上场作战的暴君之军是如何大获全胜的，让他们见证自由之师是如何制胜基于脆弱的利益纽带而结成同盟的邪恶之师的。这样，欧亚之间的斗争实际上变成了有序政府与毫无约束的专制统治之间的斗争，成为保障思想、言论和行为自由的法律与靠刺客的匕首才能割断其罪孽的暴君的专横之间的斗争。假如波斯王在希腊也大获全胜，就像他曾经撕破埃克巴塔那[6]、巴比伦和孟菲斯[7]的铜墙铁壁一样，他的族人早就遍及各地，从黑海之边到赫拉克勒斯[8]大力神殿，早就把整个欧洲套上紧轭，让自由之火熄灭四百多年了。而这套紧轭依然禁锢着拜占庭[9]帝国的臣民。这位波斯王终究没弄明白，任何障碍都可能阻止他前进的步伐。这并非无理可寻，因为首先挑战并最终打败他的不是那些像他一样强大的统帅军队的领主，而是那些不起眼的“小镇上的人”。他们宁愿挨打也不愿接受施舍，哪怕是面对他乡的同宗族亲，而这些同宗族亲自称是最想击退侵略者的人。波斯人的迫近给希腊的各个城邦带来了极大的恐慌，只有一座城市————雅典例外。“事情因雅典而不同”，做出如此强有力判断的历史学家只有一位————希罗多德[10]。他留给我们一个关于斗争的故事，这个故事堪称现代社会的典范。当塞斯托斯[11]沦陷、雅典帝国尚未建成之时，希罗多德才约六岁。他沉浸在乏味的考据中，这些考据将使他得以展示一系列波斯战争中的是是非非，而这些战争的原因也必须在雅典形成之前去寻找。很明显，直接导致这场剧烈斗争的起因是对希腊庇西特拉图[12]王朝的驱逐，庇西特拉图王朝的坍塌应归因于梭伦[13]对当时贵族阶层排外势力的打击。这些贵族占据着幼发拉底河，试图按照他们的秩序谋求国家霸权。

    居鲁士二世

    埃及的孟菲斯遗址

    雅典城遗址

    希罗多德的雕像

    在很多氏族中，这场人类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变革持续了很久，这些氏族以身为希腊人[14]为荣，也许事情发展的结局远不能证明这一点。尽管这种荣耀的潮汐有时会流入低谷，使他们离最初的目标更加遥远，但这场声势浩大的变革运动突显了人类智力的上升，而这是人类任何其他时代或国家未曾见证到的。从本质上来说，这是多数人在抵抗氏族。这些氏族仅占政治集团中的一小部分，而少数人无权统治整个国家，倒是每一个公民都有权参与制定自己将要遵守的法律。如果说雅典在这场举世的伟大变革中走在前列，倒不是因为他们敢为天下先，也不是因为他们拥有一种胁迫邻人的力量，更不是因为他们拥有“希腊人的领袖”这样的名声。

    的确，希腊不是作为一个我们称之为国家的社会而存在的，称不上紧密而有组织。它由一套各自独立的单元组成，除了各自城邦社区的成员之外，他们怀疑、嫉恨、讨厌一切。这一时期，希腊的城市发展模式成为社会的最终单元。除此之外，整体上看，希腊人没能再次站在人类历史的潮头。波斯战争[15]的结局将希腊逼入一个尴尬的境地，他们必须实行更加宽容、明智的政策。然而，希腊的历史就是一部来自斯巴达[16]的激烈而永不疲倦的反抗史。因为希腊人企图使社会普遍秩序让位于城邦的孤立和无序，希腊人的敌意使自己成了孤家寡人。至此以后，希腊人的历史只不过是一些对抗各个城邦的战争的重复。虽然期间希腊也赢得了或多或少的权威，但看起来倒像是对独立邻国的威胁。在波斯战争之前，情况的确不过如此，但这正是政治和智慧的成长时期。希腊人未曾觉悟这种成长是事情向好发展的前提。这种政治和智慧的成长倒是在大不列颠的土壤上结出了最丰硕的果实。

    那时并没有希腊这样的国家，如果我们考虑到当时希腊各个部落的成长环境，我们就会明白这样的结果顺理成章。不管是肆意独断还是宪法自由，一切雅利安人[17]的社会都有一个出发点，那就是绝对孤立，不和邻人有任何来往。如果我们愿意，也许可以说这无异于兽困于穴，没什么好处。这么说也许并不过分，因为我们不能在这样的事实面前闭上眼睛：所有雅利安人的政治形态都可以追溯到以村为社区的组织构造。在这样的村庄社区里，每个家庭的房屋不只是一座堡垒，更是一座不可侵犯的神殿。这种排外习惯早期使得户与户之间完全隔绝，而后延续了下来，成为希腊或罗马各城邦之间交往的一道障碍。我们又被带回到那样一个时代：倘若超出自己家庭的范围，一个男人在世界上便一无所有。他生来就有也必须有的是敌人。由于天生为敌，也就毫无怜悯，即便是战场厮杀，也毫不留情。和平时期，他会禁止自家人与外邦人通婚，也不因后辈们的过错而放松对他们的管教。但倘若在别处，这个男人就一无是处，只有在家里，他才是绝对的“王”，他掌握着孩子们的命运，妻子只是他的奴隶。男人这样的生活倒是与困于穴中的兽很像。但人们总要继续生存，生存的冲动力促事情向好发展。生存的信念早在人类历史的黎明时期就已存在，这种信念不是写在人类的文明史中，而是烙在原始社会最残忍的记忆之中。假如家里的主人死去了，他不仅像他活着的时候一样依然是王，而且成为被崇拜的对象，成为整个家庭的神。妻子和奴隶们被残忍杀死以陪伴主人的亡灵，通过他们的殉葬、食物以及衣物，主人死后依然能感受到生前的欲望、痛苦和快乐。然而，假如安葬欠妥，即便在亡灵之乡，他还是不能安生。他的葬礼必须由他的合法代表来举行，换句话说，必须由最初进入他家族宗系的初婚妻子所生的儿子来做代表，这个儿子行使他的绝对权力仅仅因为他是死去主人的代理人，他继承了死去主人的权威。到后来，首当其冲的事就是要保持香火不断。于是，神圣婚姻的义务就落在了男人头上，若拒绝服从，公民权便会被剥夺。有时也会没有子嗣，隆重的收养就必不可少。但必须澄清，这种收养基本上是宗教意义上的，这个被收养的孩子就像婚礼上的妻子一样，放弃自己的家庭和信仰的神，转而围着别人家的灶炉，改奉别人家的神。事实上，每个家庭的主人或父亲对别人家里的规矩一无所知，也不承认与任何人有宗教意义上的纽带关系，他只属于他的家庭。然而，随着儿子们长大成人、娶妻生子，家庭的范围有必要扩大，家族群落随之产生，家族成员血脉相连，共祈神祇。这些家族群落就成为后来的氏族，或者用希腊人的话说，是具有同宗家族血缘的胞族或兄弟。从家族发展为氏族的过程中，氏族之间可能结成了同盟，也不会因冒犯对方的信仰而大动干戈。这样的联合并非基于接受陌生人进入氏族或家族私密的信仰之地，那可是不可宽恕的亵渎。而是采用一种常见的同盟仪式，对这种常见仪式的采纳将氏族扩大成了部落或部族。再进一步，城邦或城市中的部落基于同样的宗教而形成了独有的行事作风，这表明了政治成长过程中的局限，而希腊人总是拒绝突破这种局限。

    这样看来，所有古代雅利安人的社会都有浓郁的宗教情结。圣火将永久供奉在市政厅或雅典的某处圣地，守候圣火者定非异族人或外族人。每个部落[18]都有同样的祭坛、仪式和神职人员，氏族的后裔遵守着同样的戒律。而每一个家庭里，父亲像以往一样，是家里的牧师，是神，是王。这样，外族人或异族人之于国家如同他们之于私密的家庭，没有什么空间可言。严格地讲，一个外族人既无权保护他人也无权保护自己的财产，他可能根本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财产。他在这个城市的存在只是一种痛苦，他成为公民根本就是对上帝的一种亵渎，他的参政是一种侮辱。

    显然，这些现状不大可能促进国家快速发展，只能寄希望于当权者与权力之外者的持续斗争或冲突，否则，国家可能根本不会发展。这样的状况下，国家也找不出最便利的资源来塑造权威。有必要保证国家范围内的司法独立性不容怀疑。父亲对家庭其他成员的绝对权威就像教皇对基督教王国享有绝对权力一样。因此，家长权，或者像古罗马法律中所说的父权，远非是希腊人的创造，而只是人类早期的一种社会状况。古代雅利安人既然无力废除这样的法律，也就只能对它做出修正。这样，我们就看到了两种斗争齐头并进，一是当权者基于自身目的急不可耐地盘算着如何塑造权威，毫无疑问这是没有希望的；二是没有公民政治权力的人们竭力争取属于他们的那份权力。后一种斗争使希腊历史与单调乏味的东方历史显著不同，甚至比罗马历史更加动人心魄。在东方，对独裁者忍无可忍的反抗只能换来新旧独裁的更迭，但对于拥有权力的希腊贵族家族而言，冲突基本上是宗教意义上的。地方治安官拥有统辖一方城市的权力，他们施行制裁的权威与一个家庭的主人制裁家人的权威如出一辙，二者的首要义务都是敬奉上帝。他们凭借出身和血缘的力量成为上帝的代理人，而靠着庶民同胞的支持才获得民意的庶民代表则声称要分享贵族的权力。这在贵族看来不但会造成一场可能导致暴民统治的运动，而且简直就是对上帝圣权的侮辱。

    然而，作为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如果城邦发展缓慢，那么彼此之间交流的障碍就永远存在。雅典在强盛时期建立了帝国并竭力稳固帝业，这时自然会削弱，甚至取缔这些古老的偏见。雅典做到了，它将传统的观念踩在了脚下，建立了一个被普遍承认的专断政权，试图将一些视孤立为生命的城市捏成一个整体社会，将法律平等的恩施波及每一个公民。然而，这一企图冒犯了一些人，他们无法接受自己城邦之外的人，认为那已超出法律的界限。于是，作为惩罚，当权者驱逐了他们，而这并不逊于死刑。令人欣喜的是，随着历史的发展，即便是最糟糕的法律也都得到了修正，宗教排外的罪恶某种程度上也经由大城市中那些自治小镇的联合而得到了缓解。

    对阿提卡[19]而言，这个好的变化应归功于忒修斯[20]的强政。这样，占地只与英国小一点的县一样大的雅典成了一方领土的政治中心。然而，希腊的整体情况并没有改变，还是从前的老样子。男人密切的同盟关系依然靠血缘纽带来维系，就像约克[21]、布里斯托[22]、谢菲尔德[23]和伯明翰[24]的居民泾渭分明一样，向彼此宣战依然是他们眼中最高的特权。而实施这种特权不是坚定而必须的，倒是日常正轨中常见的小事。究其根源，完全是因为人们信奉这样一种理论：城市是社会的终极单元。根据这一理论，城市是男人的集结地，每一个男人都在城市政务会里占有一席之地，在立法和管理事务中享有他的那份权力。这样的政务会以公民大会[25]而闻名。而像利物浦这样一座人口众多的城市若靠政务会处理事务，就很难管理。以亚里士多德的观点看，太多或太少都不是一个城市里健全的宪法所需的人数。希腊人不大可能明白一个由男人构成的团体可以通过一个普通的代表来投票。结果便是那些在公民大会中没有一席之地的人们尽管不是外国人，但也得不到政治权利，这无异于异乡人，也无异于携妻执子流浪于塞西亚[26]沙漠的野人。

    忒修斯与埃特拉

    尽管孤立与排外弥漫于城市之间，但在人类现代历史的黎明时分，希腊部落之间的一种属亲关系跃然兴起。他们惯于自称希腊人，这种称谓和习惯使他们有别于其他部落，我们可以宽泛地称之为“国民性”。而将他们维系在一起的最有力的纽带很可能是语言，很可能不管哪个部落的宗教都和希腊人的信仰颇为类似。但假如他们信仰的是同样的神，只是对神的命名不同，希腊人定会疑惑并拒绝承认这种相似性。像希罗多德这样有教养的旅行者，又是历史学家，或许会对埃及神职人员的叙述感兴趣。他们会使这位历史学家相信黎明女神雅典娜[27]这个名字只不过是倒着读的埃及神尼斯[28]的名字，而他的国人对这种说法定会满心狐疑。如果希腊人对语言和名字都不甚通晓，他们立刻就会体察出异样。希腊人直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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