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之心学

只是一义，即指心境之乐言。孔子毕生所学内容，此刻暂置不论。但孔子学时此一种内心境界，则在此《论语》首章已明白悬举。我们此刻正当从自己所学来体会孔子之境界，亦当从孔子所悬举之此一种境界来考验自己之所学。但也不能单在境界一边张望过甚，便会陷入明儒如王心斋《乐学歌》所咏。当须由此深入，乃可透悟到孔子之心学。在《论语》最后一章，则曰：

    不知命，无以为君子。

    “命”便是外在条件，“知命”便是知有此条件，但非不顾此等条件之谓。必使外面条件不足以改变自己内心境界，此始谓之“君子”。《论语》首章末章之所谓“君子”，此一层大堪玩味。

    《论语·宪问篇》：

    子曰：“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明道释之曰：

    为己，欲得之于己也。

    真能得之于己，内心境界宁有不悦、不乐而转有愠焉之感？程子又释之曰：

    为人，欲见知于人也。

    孔子一生，不见知于人，故曰：“知我者其天乎！”（《宪问》）可知虽外面一切条件不够，亦可终不害于此心之悦乐。此所谓“君子无入而不自得”。能自得，能内心有乐，始可以感染及人。明道又释之曰：

    古之学者为己，其终至于成物；今之学者为人，其终至于丧己。

    丧己宁复有乐？而且己之已丧，他人于我，又复何得？

    当知人心最难把握。必得让自心有一条路向前，始有可乐。一人之心如此，天下人之心亦复如此。人人心中有乐，斯乃天下太平，反之人人心中没有一条路，不知由何处向前，则天下必乱。孔子为学大道，即在开示天下万世人心此一条向前之路。《为政篇》：

    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

    此章孔子自述毕生为学经过，然所讲正是此内在之一“心”。“十五志学”不必讲。“三十而立”之“立”字，即“己欲立而立人”之立。这不是如今人般在经济上、职业上之所谓立，而乃是一种人格上之立；所谓顶天立地，独立不惧。人格上的立，即是心性上之立。立于己，立于内，而非立于人，立于外。且看下一句“不惑”二字。“不惑”是心上清清楚楚。群言淆乱，世道纷歧；纵是外面一切利诱威迫，而我能不摇不动，不退不转；此始是个性自由，非如今人所谓之个人自由。循此而后中天下而立，至于“知天命”。知道不行，即是知天命。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即是知道不行，而还是要行，亦是知天命。至于此下“耳顺”与“从心所欲”两阶层，更为心学造诣上之更高境界，此处暂不详论。所以孔子一生学不厌，教不倦，乐天知命。学之所在，即乐之所在，同时亦是人生真意义与真价值所在。即此是“道”，更何所谓“道不行”！

    当知人生之真意义与真价值，决不在提高欲望，使欲望获得满足之谓。欲望多在外面物质上，即不能无外面条件。此且不论。当知自己一身也即是物质。要使外面物质进步，先应使此身进步。所谓此身进步，则当指日常生活言。知得要求日常生活进步，便当知先注重于主宰吾此身之“心”之进步。故一切之学，必以心学为主要，为究竟。

    《论语·里仁篇》：

    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忠恕”二字，就是指此心。中心为“忠”，如心为“恕”。心之在内者为忠，在外者为恕。譬若对朋友：直以己心施之朋友，即为忠。莫以己心之所不欲而施之，即为恕。程子说：“忠者，天道。恕者，人道。”天道，即自然之道。依照吾心自然之道做去，即是人道。忠是体，恕是用。一就是忠，贯就是恕。对外面万事万物，只有我此一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切只凭我此心忠恕，就可达到。

    今天我们确是完成了许多“物”，那是连孔子也不曾梦想到。但又却各自丧失了自己一颗“心”。失去了自己一颗心，即是失去了自己这一个人。因而外面物质纵是不断进步，而各自内心总是感到不满足，不快乐。今天的世界，已然只见为是一个物世界，不见为是一个人世界。一切只为功利，不忠不恕；只见有物，不见有人；甚至不见有我，主要还是不见了我之此心。试看小孩子们多么快乐！小孩子们的快乐，那亦是天道。成年人则失去了小孩时那一颗天赋我们的“赤子之心”，所以总觉得不快乐。人类已能登上月球，若只论物的世界，我们也已发展到高峰；而人的世界则日趋沈沦。只须每天清晨读报纸上所报导，便可得知。孔子说“富贵如浮云”，今天的人类，上不在天，下不在地，只如在浮云中，一片模糊，变幻莫测。

    四

    以上略举《论语》少许章节，便足证明孔子所讲的也是心学。宋 明诸子只是就此发挥。平心而论，汉 唐诸儒比较少讲到这一边，所以为宋 明儒所不满，但《论语》只是孔子门人与门人之门人所记下。此刻要说到《春秋》一书，则是孔子所自著。《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孔子只写下了一万八千字。然后人言《春秋》，《三传》以下，到今无虑千万人，千百万言；其中只孟子一句话，便最说中了《春秋》之作意。孟子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惧”字正指在人之内“心”言。在此二百四十二年间，“弑君三十六，灭国五十二”。平均计之，不到七年，即一君被弑。不到五年，即一国被灭。那真是乱世已极。而孔子《春秋》于此二百四十二年中，“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那些天子诸侯大夫，为孔子所贬、所讨、所退的，那是孔子之所遭际。王事则是孔子之所志所学。汉人说孔子“志在《春秋》，行在《孝经》”。孝行于一身，道明于天下；《孝经》即是“忠”，《春秋》即是“恕”。孔子作《春秋》到今两千五百年，中国由大体上说，常是一个大一统的局面，广土众民，日扩无疆；不像欧洲人到今天还没有一统过。这是何故？这便是孟子所说“《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如果乱臣贼子无所“惧”，大家争为乱臣贼子，一如春秋般，怎会有此两千五百年国家民族大统一、大团结的局面？这也并非说中国此下便无乱臣贼子，只是乱臣贼子心中知惧，比较上亦就少见。至于后世乱臣贼子何以会知惧？此处便是有一番心学妙理，正是孔 孟以下，中国儒家所主要讲究的。

    孟子引《诗经》，说：“他人有心，予忖度之。”孔子作《春秋》，乃是一项大智先见，深入人心，使两千五百年的人心，大家有一戒惧。孔子诚不愧为中华民族的大圣人。换言之，乃是中华民族之大孝子，大忠臣。孔子以“心”教“心”。把他一个“心”来贯穿两千五百年人的心，通达古今。使中华民族两千五百年来成为世界最大之民族。非有此心贯彻在内，何以得此！吾们此刻，正应把握此心，完成此心，不使涣散，不使沦亡才是。

    诸位当知，非有此心，民族将会破碎，历史将会斩断。非有此心，物质纵进步，人道将萎缩，世界末日亦终于会降临。此心在人，人之善保此心，则贵能有学。我们应该反求诸己，也即是反求诸己心。《论语·公冶长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当知所学，亦即以此“忠信”为学。故孔子以“文、行、忠、信”为四教。现在我们应效法孔子，从自己内心出发，去从事学问；在心的基础上建立人世界，再由人世界来建立物世界。后先缓急，本末内外，不应失伦失序。心为本，物为末；心在内，物在外。故心为先急，物为后缓。我们今天当研究孔子之心学，再由孔子下及孟 荀乃至宋 明 程 朱、陆 王，将此一套心学发挥，即是发挥了儒家之最要义。而主要则在自己。从自己开始，到自己归宿。且求自己此心常感悦乐，便是我学得失最亲切之证验。只因中国人讲此一套讲得太多，盼望诸位莫以为只是些老生常谈而忽之，则甚幸甚幸。

    （一九七〇年九月《孔孟学报》第二十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