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思想与此下中国学术思想之演变

是圣人。使孔子来端茶，亦无以胜此童子，是不啻谓十室之邑之忠信，皆已是孔子。孔子纵博学，亦无以逾乎十室之邑之忠信。则岂不诚是“归而求之有余师”，更何待于“学不厌”与“教不倦”而终生以之，不知老之将至乎！然则“尊德性”之后，断断不能不继之以“道问学”。为学必先“博文”而后知“约礼”，不能谓仅“约礼”，不必从事于“博文”。惟颜子好学，能道出孔子“博文约礼”之教法。故孔子亦以“克己复礼”告颜子。“礼”易知，“己”不易知。苟非博文，则童子端茶，即已是彼之约礼，但更从何处懂得有“己”之当“克”？“尊德性”属行，是约礼。“道问学”属知，是博文。不博文，无以知性尽性，更从何处去约礼？

    至于清儒义理、考据，汉 宋之争，更属粗疏。只知“道问学”，不知“尊德性”。纵谓宋儒考据有差，亦不能谓其所讲一切义理俱无当。象山有言：“纵不识一字，亦将还我堂堂地做个人。”十室之邑之忠信，固不能如孔子之好学；然不得因其不学，即斥其不忠不信。童子端茶，仅凭一心，不烦更有训诂考据。戴东原讥当时人为学，尽是“抬轿子”，不是“坐轿子”。其实东原亦何尝真坐进轿子？从另一观点言，童子端茶，反而是一面抬轿，一面即已是自己坐进轿子了。清儒尽教人如何读书，却不教人如何做人。仅求博文，不知约礼。孟 荀、朱 陆，在读书方面，一字一句，考据训诂，或不如清儒精密。但他们都懂得“吃紧为人”，懂得着重在做人上用心。清儒只讨论读书问题，如何当得上汉儒之所谓“通经致用”？清儒最多是仅“通经”，而不能“致用”。亦幸值乾 嘉盛世，故能各自埋头做一读书人。道 咸以下，天下乱了。一部《孝经》，挡不住一群黄巾贼；一部《皇清经解正续编》，亦何尝于近代中国国运，尽了几分责任？

    孔子说：“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清代乾 嘉以下诸儒，毕生孜孜矻矻，论其为学工夫，亦是既忠且信。除却其著书成学不论，即论其平常为人，亦不能说他们不忠无信。只是他们学非所学。人之天生本质，依孔子言，大家还是和孔子一般。乾 嘉以下诸儒亦如此。只清儒所群相从事之所谓汉学，应与孔子所好之学有不同，并亦与孟 荀、朱 陆所好之学有不同。同为学孔子，而其学之蕲向与途径则有别。因此乃有所谓先秦儒、汉儒、魏晋 南北朝 隋 唐儒、宋 元 明儒、清儒诸分歧。然而或多或少或远或近，要而论之，亦同为学孔子。故我们不能不说孔子思想之与儒家学术，乃为中国学术思想一主干。中国历史人物，亦可谓大致尽由孔子思想与儒家学术所陶铸。因此，中国文化传统，亦可谓尽由孔子思想为中心而演成。除却孔子思想，将无由有中国人与中国文化。

    四

    今试再要约言之。人之主要成分，大要不出两端：

    一为其天生本质，此属“性”。孝弟、忠信，凡属人，大都相似。

    一为其后天之“学”与“习”。则可以因地、因时、因于外面环境种种不同，而各有传统，各有需要，而互不相一，乃至于相远。

    中国文化之重点，在其重视人性，尤在其重视人性之善良部分，而继之以后天之学，以求尽量发挥其先天之性之善良部分而求至乎其极；务求本于“性”以为“学”，即本于“学”以尽其“性”。故中国人传统论学问，论德性，尤重于“天人合一”。德性原于先天，然贵能致力于后天之学问，以期其畅遂发展。学问起于后天，然贵能一本之先天之德性，以求其圆满归宿。

    继自今，世界棣通，人类文化当日趋于大同，始可有长治久安之和平。然人性之同同于天，世界各大宗教，上帝创世，由于原始罪恶而人类降生，以及灵魂回归天堂诸说，此等皆尚待科学证明。只有孔子言“性相近，习相远”，人生本质“忠信”相似，此可以证之己，证之人，证之古今中外，而未易持异论。至于自然科学之日新月异，层出累进而不穷，亦未必尽属进步。苟若违于人性，则种种技能术艺，适足增人之不安，滋人之苦痛。今日世界种种问题，多由此而起。当知因于人生需要而创造科学，其事易。因于科学开新而求改进人类，其事难。故“道问学”之与“尊德性”，其事相因。一切自然科学，仍是一种明性、尽性之学。人类亦从自然生，仍在自然中，岂能违“性”以成“学”？

    又近代社会种种演变，已逐渐激成两大潮流。一曰“个人主义”，一曰“集体主义”。而莫不从功利观点起步。所争各为财富，而所失则在人性。人性无不好群居共处，既不愿一味封闭自我，摆脱大群；亦不愿专为供奉大群，牺牲自我。孔子所主张之仁道，即为求人、我各得，群、己两遂。此始合于忠信、孝弟之天生本质。遥想全世界人类内心之所终极想望，亦并无以逾此。但为现世界种种束缚，种种纷扰：有民族之各别，有国家之各别，有历史传统之各别，有种种利害得失之复杂形势，与夫种种思想理论之交错纠结；而陷人于莫适所守、莫知所从之困恼。欲解决此等问题，则有赖于孔子之所谓“学”。“学不厌”，当永久向此学；“教不倦”，亦当永久向此教。惟此乃为大仁大智，可以导人于大道。故人必“忠信”以为质，必“仁智”以为极。人类一切问题，则必当从人类自身内心之忠信、仁智求解决。忠信本于先天，仁智成于后天。必两者合一，乃可为人类永久向前指点出一条唯一的出路。

    人类今日种种现象，已非远在二千五百年前孔子之所知。因此亦不复能即凭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当时之所学，解决当前人类之诸问题。然断不能谓当前人类，已非二千五百年前孔子当时之人类。“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孔子时如此，今日人类如此，更复两千五百年后，人类当亦如此。认定了“人性”，知加以尊重，乃始可以言“学”。由“尊德性”而继之以“道问学”，只此是一条唯一不变之大道。一切谋财害命之奇技淫巧，皆所当禁。一切背情伤义之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亦所当绝。一切大思想、大理论、大发明、大创造，莫要跑得过快过远，先要照顾着十室之邑、愚夫愚妇、人所同然之“忠信”本质。惟此乃是人之所以为人之基本。

    所不幸者，乃是此辈十室之邑之忠信，乃有不克在此复杂世界中争存自立之权利与能力。一旦此基层垮了，上面建筑亦必随而垮。人类真正的学问要求乃在此：如何使人类相近的天生本质，孝弟、忠信，历世弥新，永不变坏，永不消失？尤其如何在当前世界权利争存愈演愈烈之形势下，如何能保存与发皇此“忠信”？此中乃有大技巧，大术数。中国古人言“不学无术”。此等救世救人之大技巧、大术数，乃必由一套大学问中来。有此一套大学问，乃为人类中之大智大仁，亦即是人类中之大圣。孔子教人“学不厌而教不倦”，即由此为学，亦由此为教。故孔子之所学所教，一面说，已是两千五百年前一番陈旧过去之事；一面说，还是现在我们面前一番崭新方兴之事。

    孔子思想，实在太伟大了，要研究此，不仅在《论语》，并在先秦以下直至晚清两千五百年来的全部思想史上；并在我们当前现实，一切人、一切事之种种实际问题上。我在此单独提出《论语》里一章所言，请大家注意。只要大家由此生起一番好学心，则孔子即在我眼前，即在我心中。

    有为者亦若是，请大家努力吧！

    （原题《孔子思想与中国文化》，一九七三年台北 孔孟学会讲。载于一九七三年八月《孔孟月刊》十一卷十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