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论语》与中国文化传统

    一

    凡关心吾中华民族之生命前途，必连带关心及于吾民族文化之传统。凡关心吾民族文化传统者，又必关心及于吾古圣先师之孔子。吾民族远自伏羲、神农、黄帝以来，已历两千五百年之文化累积；下及春秋晚世，乃有孔子之诞生。故孔子乃是吾民族文化积累两千五百年以后之一结晶。使非有民族文化两千五百年以上之积累，则何得出生有孔子！而自孔子以后，迄今又逾两千五百年。此一结晶，乃光辉灿烂，色泽鲜润，历久而弥新，屡化而益厚。故吾中华民族五千年之文化传统，实惟孔子一人，承前启后，可以作为其代表。

    关心孔子，则必连带关心及于《论语》之一书。“语”者，孔子语。大抵自孔子三十以后，迄于其死，前后四十余年，因时因地，因人因事，而有所语。其具有主要意义者，皆载此书。“论”者，“讨论”义。孔子四十年间所语何限。凡所记载于此书者，皆其门人弟子，及其再传、三传以下之弟子，日常所讨论，而所拳拳服膺以终者。论又有“经纶”义。孔子语，经其一传、再传以下之弟子常所讨论，而会合编制，成此一书。论又有“抡选”义。凡孔子语，经讨论制成此一书外，尚有余语，未经录入，今尚散见于《孟子》《中庸》《易大传》，以及《春秋三传》，及《孔子家语》，乃及其他书中者，又何限。故《论语》者，乃孔子语，经其后世所讨论，所经纶编制，由抡选而成之一书也。

    二

    今就《论语》一书之编制成书言，大概可分两阶段。自《学而》至《乡党》共十篇，称《上论》。此为《论语》编制成书之第一阶段。编制此十篇者，主要大概出于孔子门人有子、曾子两人之再传弟子之手。编制成书之年代，与主编人、助编人之详细，则皆不可考。孔子死后，其门人弟子追念孔子，群认为尊师讲学，乃人生惟一大乐事；乃寻求选一人继孔子为师，而相聚讲学如旧，庶人生此乐犹获维持。乃欲群推有子继孔子为师，谓有子似孔子。而曾子独加反对，谓：“师事孔子，如秋阳以曝，江 汉以濯。吾师既死，谁堪为继。”其议遂不成。此故事见于《孟子》书之记载。则知当时孔门弟子，必曾有一时群尊有子，欲推以为师；而曾子独持异议，同学们始悟初意之非；则曾子亦必同时见尊。今《论语》第一篇，首章为孔子语，次章即为有子语，第三章又为孔子语，而第四章则为曾子语，则知此上论前十篇之编制，殆必由有子、曾子之门人弟子主其事。若以曾子语即为第三章，则若迳次于有子语之后，似于两人有高下之分。今在曾子语前，仍取孔子语居其先，则可避免此嫌耳。

    惟孔子既死，其弟子各自分别开门授徒，势散不复聚。但其所教，则共尊孔子。故孔门之三传，乃亦同尊孔子，过于其亲受业之师。乃有因其师言，亲赴曲阜，以仰谒孔子之故居，而低回不忍去；并有在此相聚而讲学者。此风至战国之末，下迄汉初而不衰。是必此辈相聚于曲阜 孔子之故里，各出具随身携带，长日所讨论讲诵之孔子语，而互为对勘；乃有合编一书之动议。其事决不限于有、曾两家之弟子。或可始于两家弟子之初传，而必当待于有、曾两家以外其他门人之再传弟子，或更待及于三传弟子之时，而《上论》之书始成。则更若合适也。及《上论》既成，此风已开，而各项材料尚络续汇集，于是乃有《下论》十篇之再次编成。则其事更后。

    故《论语》一书之成编，当上距孔子之死，有两百年之久。其事当在秦并六国之前不久，而天下复归于一统。故《论语》成书，实乃当时吾中华民族学术界一共业也。孔子自言：“我学不厌，教不倦而已。”孔子以其所学，公之其门弟子，又各自广其师传，以公之于各自之门人。至其编成此书，则不知出于谁何人、几多人之手。要之，则已历两百年之长时期。此非一共业而何？

    三

    今再就《论语》一书之内容言之。其《上论》首篇《学而篇》之首章：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孔子之道亦大矣，何以教人？首之曰“学而时习”，继之曰“朋来远方”。人孰不当学，学又曷可无朋？孔子教人首在此。至于学之所得，他人之知不知，则可勿以为重。则孔子之教，即在教人一共业也。孔子所教，最重在仁道。然仁道极难讲。《学而篇》第二章：

    有子曰：“孝弟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有子提出“孝弟”二字，其谁不当学？又谁不能学？仁之本即在孝弟，亦一共业也。第三章又为孔子语，曰：

    巧言令色鲜矣仁。

    仁道难学，先求其毋不仁。日常人生中，言不求巧，色不求令，此又可知而可学者，仍是人人一共业也。第四章则为曾子语，曰：

    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

    孝弟行于家门之内，忠信则推之家门之外。孔子之教人最首要者，在教人孝弟、忠信。孔子曰：“学而时习。”曾子则曰：“传不习乎？”曾子则时习孔子之所传。曾子不自立教，即教孔子之所教。孔子亦言：“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则孔子亦未尝自立教，即自述其好古而学之所得耳。是则所谓学者，非人生一共业而又何耶？此之所谓“共业”，即孔门之所谓“道”也。使非人人行之，则又何得为道！而人人由之，则即是一共业矣。

    《学而篇》先有子，后曾子，亦非于二人有先后之分。有子言孝弟，宜在前。曾子言忠信，宜在后。《论语》先及此两人，亦非于两人有特尊。有志仁道，则孝弟、忠信宜先及也。苟使习于巧言令色，则又乌得为人忠信？然则即观于《学而篇》前四章之编列，则《论语》一书，岂不经精详之讨论，而可率尔拉杂以成之乎？然而此等艰苦经营，其出于谁何人、谁几人之手？则姓名泯灭，无可考矣。孔子更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论语》前十篇之编成，则洵出于后生可畏者之手。孔子之言，亦信而有征矣。

    兹再考《下论》后十篇。首《先进》：

    子曰：“先进于礼乐，野人也。后进于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我从先进。”

    孔子弟子分前后两批，孔子去鲁赴卫前从游者为“先进”，孔子自卫返鲁后从游者为“后进”。孔门讲学，其未用则多讲孝弟、忠信。及用之，则讲礼乐。此乃于政治、社会、教化、陶冶见大作用。前辈弟子心切用世，故于礼乐仅讲求大略。后辈弟子已值孔子晚年，用世之心已淡，而讲求礼乐则日益精详。故前辈于礼乐犹野人多质朴之气，后辈于礼乐日臻文雅，有君子之风。而孔子则有“如用之则我从先进”之慨。此见孔门学风先后转变。而孔子心情之所寄，则尤在彼不在此。故次章继之曰：

    从我于陈、蔡者，皆不及门也。

    相从于陈、蔡之门人，则全属先进。先进中有未从孔子出游，而先孔子卒者。有从归而先卒，或者出仕，未能常相聚于孔子之门者。于是继之以孔门四科之分德行、言语、政事、文学。所举其成材者之名字，惟最后文学一科，游、夏两人为后进，其前三科则皆属先进。则孔子心之所重，其偏在先进尤可知。故孔子曰：“甚矣，我衰也，久矣我不复梦见周公。”是则孔子屡常夜梦周公，逮其不梦，乃叹自己精力之衰。斯其有志用世，亦可谓情见乎辞矣。

    然孔子又曰：

    君子不器。

    又曰：

    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

    人生在世，不能离群独为一人，必在群中为一人。曰孝弟，曰忠信，曰礼乐，皆在群中为人，即“为己之学”者。只求完成其己，不求供人使用。器则供人使用，又乌得为君子？孔子晚年最称颜渊，曰：

    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

    当知为世用，则须行使出你那一套道来。世不用你，则须把你一套道好好藏起。如此则无论用、舍，总是好好完成了你一己，此之谓“为己之学”。孔子又称子贡曰：“汝器也”。问：“何器”？曰：“瑚琏之器。”此乃宗庙宝器，虽亦是器，然亦不能随便使用。故孔子教人为己，为君子。君者，群也。只在教你为群中一理想人。人人为群中一理想人，则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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