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哉孔子

    一

    孔子乃中国一圣人。“圣”之一字，为中国传统文化中一特有名称。人格修养，达于某种境界，某种标准，则尊为“圣”。中国文化主要在讲究如何做人。以今语说之，可谓中国人做人道理是“大群主义”的，与西方社会之崇奉“个人主义”大不同。个人主义乃求在大群中完成其个人，大群主义则主以个人来完成此大群。故一主“分”，一主“合”。一重“争”，一重“和”。大群和合之最先一步则为“家”，其更大象征则为“国”，尽其量则曰“天下”。中国文化之主要目标，处家则求“家齐”，处国则求“国治”，处天下则求“天下平”。其一切工夫，则从各个人之“修身”做起。修身指人之品德言。具此品德始能成此事业。其事业最明显之表现则为政治。人能具此品德，成此事业，始为“圣”。

    中国自古已多圣人，如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故中国至西周时代，兼包黄河、长江两流域，已完成一和合大群，表现出一民族文化和平统一之大国。当时称之曰诸夏。夏之外尚有夷。其时中国则尚未达成一“平天下”之境界，然距此境界已不远。

    下逮孔子时，周德已衰。孔子之所慕，则为周公。周公虽未登王位，然实际完成西周一代和平统一之大业者，则皆周公之功。孔子之志，则在此。孔子虽未在政治上得意，然其品德之修养，则犹有超乎自古圣人之上者。故其弟子称之曰：“孔子贤于尧 舜远矣。”又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如孔子也。”后人承此意，尊孔子曰“至圣”。孔子以下，遂皆不得称圣人。如颜子、孟子，亦仅称“亚圣”。

    二

    然孔子未尝自居为圣。《孟子》记之曰：

    昔者子贡问于孔子曰：“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我不能，我学不厌而教不倦也。”

    子贡曰：“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

    孔子常以“仁智”教人。孔子所谓“仁”，即犹本文所说之大群主义。惟其志在大群，故其所需之知识亦自与专为个人谋者有不同。欲修养其品德，即有待于种种知识，种种学问；而孔子则仅自居为一学者。孔子志在学古圣人，故曰：

    述而不作，信而好古。

    又曰：

    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

    盖古圣人有其业，而孔子则仅能阐其道。故孔子不欲以圣自居。

    孔子又曰：

    焉知来者之不如今。

    当我身不能行此道，果此道传于后世，则后世必有能行之者。故孔子具此志而学，又推此心而教。孔子亦自居为一教者。中国大群主义之人文传统遂不专限表现在政治上，更重要乃表现在教育上。此一大群主义之人文大道，遂广泛普遍流传于全社会，则自孔子始。孔子之功，乃尤大于周公。故后人又尊孔子曰“先师”。

    中国人常称“天地君亲师”。人生天地间，必求其能群。群道行于上，有国，斯有君。君者，群也。非其人之能群，又乌得为之君？群道行乎下，有家，斯有亲。“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不知亲父母，又何群之有！故中国人在家知“孝”，在国知“忠”，此皆人群大道。而传其道者则为师。故师与君亲乃得并列而为三。古书有之曰：

    作之君，作之师。

    又曰：

    能为师者然后能为长。能为长者然后能为君。

    师亦有“众”义。使其人无道，不得为人师，又乌得长其群而为之君？故就中国文化言，师犹当在君之上。中国人群大道之创建，先有君，而继之师；此诚中国文化传统之演进得以卓绝人寰之一大表现与大成功。自孔子以下历代国君，莫不知尊孔子。君位相承曰“治统”，三四百年无不变。孔子之教曰“道统”，则两千五百年来无有变。“道统”在“治统”之上，斯又中国大群主义之文化大统之所寄也。

    三

    自孔子以后，中国乃有四民社会，农、工、商之上有士。为“士”则学孔子。此乃中国之学统，亦即道统之所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有一乡之士，有一国之士，有天下之士。以友天下之士为未足，乃上友古之人。孔子乃古之至圣先师，尊师孔子，亦上友古人之极则矣。自孔子以下，全部中国史即莫不以“士”为中心。然天下之士则代不数人。范希文生北宋时，当唐末五代道统将绝之际。范希文为秀才时，即以天下为己任，曰：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孔道又昌，国运又隆。顾炎武生明 清之际，其言曰：

    国家兴亡，肉食者谋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自有炎武，而中国民族之文化大统仍得延续不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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