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表大会

    然后用同样平静的声调又说：

    “现在你们两个握握手，规规矩矩的。我这里不准胡闹。”

    两个人服从了。第二天，我听说堂亚历山大辞退了工头。

    我感到孤寂向我逼来。我怕再也回不了布宜诺斯艾利斯。不知道费尔南德斯·伊拉拉是不是也有这种恐惧，但是我们常谈到阿根廷，谈我们回去之后想做些什么。我怀念九月十一日广场附近胡胡伊街一座建筑门口的狮子塑像，怀念我不常去的一家杂货铺的灯光。我骑术相当好，时常骑马出去，跑许多路。我还记得我常骑的白花黑马，现在多半已死了。某个下午或者某天夜晚，我或许到过巴西，因为边境只是一道有界石的线。

    我学会了不再计算日子，一天晚上，堂亚历山大突然通知我们：

    “我们早些睡。明天一早趁凉快动身。”

    回到河下游之后，我感到高兴，想起喀里多尼亚庄园居然有点亲切。

    我们恢复了每星期六的会议。春天的一次会上，特威尔要求发言。他以惯用的华丽辞藻说世界代表大会的图书馆不能只限于收集工具参考书，世界各国、各种语言的古典作品是真正的历史见证，我们如果忽视就太危险了。他的发言当场通过，费尔南德斯·伊拉拉和身为拉丁文教授的克鲁斯博士承担了挑选必要书目的任务。特威尔已经和尼伦斯坦谈过这件事。

    在那个时代，巴黎城是每个阿根廷人的乌托邦。我们中间最想去巴黎的或许是费尔明·埃古伦，其次是费尔南德斯·伊拉拉，他们的动机却不一样。对于《大理石雕》诗集的作者来说，巴黎就是魏尔兰和勒孔特·德·李勒 [11] ；对于埃古伦说来，巴黎是胡宁街高档的延伸。我觉得埃古伦同特威尔取得了默契。特威尔在另一次会议上提出大会代表应该用哪一种工作语言，并且建议派两名代表分赴伦敦和巴黎了解背景。为了装得不偏不倚，他先提我，略经迟疑后又提他的朋友埃古伦。堂亚历山大一如既往地同意了。

    我想上文已经说过雷恩开始教我浩如烟海的英文，作为我教他意大利语的交换。他尽可能略去语法和为初学者准备的句型，直接进入形式要求简练的诗歌。我最初同那以后充实我一生的文字的接触，是斯蒂文森 [12] 精彩的小诗《墓志铭》，然后是帕西 [13] 用以揭示庄重的十八世纪的民谣。我去伦敦前不久读了斯温伯恩光彩夺目的诗篇，它们使我像犯了过错似的对伊拉拉的英雄体诗是否卓越产生了怀疑。

    我是一九○二年一月初到伦敦的，我记得雪花飘落在脸上的爱抚感，我以前没有见过雪，因此特别高兴。幸好我没有同埃古伦一起旅行。我住在不列颠博物馆后面一家便宜的小客店，每天上下午都去博物馆附属的图书室，寻找适合世界代表大会使用的语言。我没有忽略世界性的语言，我涉猎了世界语 [14] 和沃拉普克 [15] ，《情感历法》杂志把前者称为“平等、简单、经济”语言，后者试图探索语言的各种可能性，动词一概变格，名词一概变位。我权衡了重新启用拉丁语的正反两种意见，人们对拉丁语的眷恋多少世纪以来一直未衰。我也研究了约翰·威尔金斯的分析语言，这种语言从组成每个词的字母上就能看出词的意义。正是在阅览室敞亮的圆拱顶下，我认识了贝雅特丽齐。

    本文是世界代表大会的简史，不是我亚历山大·费里的故事，不过前者包括了我和其他所有人的遭遇。贝雅特丽齐亭亭玉立，眉清目秀，橙黄色的头发经常在我记忆中浮现，不像歪门邪道的特威尔的红头发那样永远不会叫我想起。贝雅特丽齐当时不满二十岁。她从北方的一个郡来伦敦的大学文科学习。她出身和我一样低微。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血统仿佛不很光彩；我发现伦敦却有不少人认为意大利血统有些浪漫的意味。没过几个下午，我们便成了一对情人；我向她求婚，但是贝雅特丽齐·弗罗斯特和诺拉·厄夫约德一样，是易卜生的忠实信徒，不愿和任何人束缚在一起。她嘴里说出的一个词是我不敢启齿的。啊，夜晚，分享的温馨朦胧，像隐秘的小河一样悄悄流淌的情爱；啊，两人合而为一的幸福时刻，纯洁真挚的幸福；啊，欲仙欲死然后陷入睡梦的结合；啊，晨光熹微，我凝视着她的时刻。

    在巴西凄清的边境，我时有思乡之情；伦敦红色的迷宫给了我许多东西，我毫无那种感觉。尽管我找出种种借口拖延归去的日期，年终时不得不回去。我和贝雅特丽齐一起过圣诞节。我答应她堂亚历山大会邀请她参加代表大会；她含糊地回答说她喜欢去南半球看看，她有个表哥是牙医，已在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定居。贝雅特丽齐不想看到轮船；她认为离别是一种强调，是不明智的庆祝不幸的行动，而她讨厌强调。我们便在上一个冬天相识的图书室告别。我是个怯懦的人，我没有把通讯地址留给她，以免等候信件的焦急。

    我一向认为回去的路程比来时短一些，但是横渡大西洋的航程充满了回忆和忧虑，显得很长很长。我想到贝雅特丽齐的生活分分秒秒、日日夜夜和我的生活齐头并进，觉得非常伤心。我写了一封厚厚的信，离开蒙得维的亚时又把它撕毁了。我星期四回到祖国，伊拉拉在码头上迎接。我回到我在智利街的老住处；星期四、五两天，我们一直散步聊天。我想重新熟悉暌违一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我听说费尔明·埃古伦还赖在巴黎，觉得松了一口气；我比他早回来，多少减轻了我长时间淹留国外的内疚。

    伊拉拉情绪低落。费尔明在欧洲大肆挥霍，不止一次地违抗叫他立即回国的指令。这也是始料所及的。使我更为不安的是别的消息；特威尔不顾伊拉拉和克鲁斯反对，抬出了小普林尼的“开卷有益”的名言，说是再坏的书也有可取之处，他建议不分青红皂白地收购《新闻报》的合订本，买了三千四百册各种版本的《堂吉诃德》、巴尔梅斯 [16] 的书信、大学论文、账册、简报和剧院的节目单。他早说过一切都是历史的见证。尼伦斯坦支持他；经过三个星期六的“热烈讨论”，堂亚历山大批准了建议。诺拉·厄夫约德辞去了秘书职务；接替她的是一个新成员卡林斯基，也是特威尔的工具。堂亚历山大的邸宅的后屋和地窖如今堆满了大包小包的书籍表册，既无目录，又无卡片。七月初，伊拉拉去喀里多尼亚庄园住了一星期，泥水匠们已经停工。问起时，工头解释说这是主人的吩咐，现在日子闲得无法打发。

    我在伦敦时已写好一个报告，现在不值一提；星期五，我去拜访堂亚历山大，并且把报告交给他。费尔南德斯·伊拉拉陪我同去。下午风很大，往屋里灌。阿尔西纳街的大门前停着一辆三套马车。人们弯腰扛包，往最深的一个院子里卸货；特威尔指手画脚地在指挥。在场的还有诺拉·厄夫约德、尼伦斯坦、克鲁斯、唐纳德·雷恩和另外一两个代表，仿佛预感有什么事要发生。诺拉和我拥抱亲吻，使我回想到别的拥抱和亲吻。那个黑人代表乐呵呵的，吻了我的手。

    一个房间里方形的地板门已经打开，土坯的梯级通向黑洞洞的地窖。

    我们突然听到了脚步声。

    我没有见人就知道是堂亚历山大。他几乎是跑步来的。

    他的声音同平常大不一样；不是那个主持星期六例会的不紧不慢的老先生，也不是那个阻止持刀决斗、向高乔人宣讲上帝言行的封建庄园主，倒像是上帝的声音。

    他谁都不瞧，命令说：

    “把地窖下面堆的东西都搬出来。一本书也不留。”

    这件事几乎花了一小时才完成。我们在泥地院子里堆成一座很高很高的小山。大家来往搬运，唯一不动窝的是堂亚历山大。

    他接着又下一道命令：

    “现在把这些大包小包点火烧掉。”

    特威尔脸色煞白。尼伦斯坦好不容易才咕咕哝哝地说出一句话：

    “我尽心竭力选购了这些宝贵的工具书，世界代表大会不能没有它们呀。”

    “世界代表大会？”堂亚历山大说。他嘲讽地哈哈大笑，我从来没有听他笑过。

    破坏之中含有一种神秘的快感；火焰劈啪作响，亮得炫目，我们都贴着墙站，或者躲在屋子里。到了晚上，院子剩下一堆灰烬和烧焦的气味。一些没有烧着的书页在泥地上显得很白。青年妇女对老年男人常有一种爱慕，诺拉·厄夫约德对堂亚历山大也怀着这种感情，她不理解地说：

    “堂亚历山大知道自己做什么。”

    文绉绉的伊拉拉找了一句话：

    “每隔几个世纪就得焚毁亚历山大城的图书馆 [17] 。”

    这时候，堂亚历山大吐露了他的心思：

    “我现在要对你们说的话是我经过四年才领悟出来的。我现在明白，我们进行的事业是把全世界包括在内的庞大的事业。不是几个在偏僻庄园的棚屋胡说八道的、说大话的人。世界代表大会从有世界以来的第一刻起就开始，等我们化为尘土之后它还会继续。它是无处不在的。代表大会就是我们刚才烧掉的书籍。代表大会就是击败恺撒军团的喀里多尼亚人。代表大会就是粪土堆里的约伯 [18] 、十字架上的基督。代表大会就是那个把我的财产挥霍在婊子身上的、没出息的小子。”

    这时我忍不住插嘴说：

    “堂亚历山大，我也有过错。我这份报告早已写好，但我为了一个女人的爱情仍旧赖在英国乱花您的钱。”

    堂亚历山大接着说：

    “我已经料到了，费里。代表大会就是我的牛群。代表大会就是我已经卖掉的牛群和那些已经不属于我的土地。”

    人群中响起一个惊愕的声音，是特威尔：

    “您是说您已经卖掉了喀里多尼亚庄园？”

    堂亚历山大不慌不忙地回答：

    “不错，我卖了。如今我一寸土地也不剩了，但我并不为我的破产而悲痛，因为我弄懂了一件事。我们也许不会再见面了，因为代表大会不需要我们，不过在这最后一晚，我们一起出去看看代表大会。”

    他陶醉在胜利之中。他的坚定和信仰感染了我们。谁都不认为他神经错乱。

    我们在广场坐上一辆敞篷马车。我坐在车夫旁边的位置，堂亚历山大吩咐说：

    “师傅，我们去城里逛逛。随你拉我们到什么地方。”

    那个黑人坐在脚踏板上，不停地微笑。我不知道他是否明白。

    词句是要求引起共同回忆的符号。我现在想叙述的只是我个人的回忆，与我共享的人都已作古。神秘主义者往往借助于一朵玫瑰、一个吻、一只代表所有鸟的鸟、一个代表所有星辰和太阳的太阳、一坛葡萄酒、一个花园或者一次性行为。这些隐喻都不能帮助我记叙那个欢乐的长夜，我们那晚一直闹到东方发白，虽然疲惫，但感到幸福。车轮和马蹄在石子地上发出回响，我们几乎不交谈。天亮前，我们来到一条幽暗的小河畔，也许是马尔多纳多河，也许是里亚楚艾洛河，诺拉·厄夫约德高亢的嗓子唱了帕特里克·斯彭斯民谣 [19] ，堂亚历山大则用低沉的声音走调地唱了几句。英语的词句并没有使我想起贝雅特丽齐的模样。特威尔在我背后喃喃说：

    “我原想干坏事，却干了好事。”

    我们隐约看到的东西一直留在我记忆之中——拉雷科莱塔 [20] 的粉墙、监狱的黄墙、两个男人在街角跳舞、有铁栏杆的棋盘格地面的门厅、火车的栏木、我的住所、一个市场、深不可测的潮湿的夜晚——但是这些转瞬即逝的东西也许是别的，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感觉到我们的计划（我们不止一次地拿它当取笑的话题）确实秘密地存在过，那计划就是全宇宙，就是我们。多少年来，我不存指望地寻找那个晚上的情趣；有时候我以为在音乐、在爱情、在模糊的回忆中捕捉到了，但除了一天凌晨在梦中之外，那种情趣从未回来过。当我们大家发誓决不向任何人提起时，已是星期六的早晨。

    除了伊拉拉之外，我再也没有见到他们。我们从不评论这段往事，我们的语言都将是亵渎。一九一四年，堂亚历山大·格伦科埃去世，葬在蒙得维的亚。伊拉拉已于去年逝世。

    我有一次在利马街遇到尼伦斯坦，我们假装没看见。

    * * *

    [1] 费里（Ferri），在拉丁文中作“铁”解，“伟大的马其顿人”指亚历山大大帝。

    [2] 巴斯克，西班牙和法国边境比利牛斯山脉附近的地区，当地居民不喜与外界接触，保存自己的风俗习惯和语言。西班牙文中“巴斯克”和“母牛”谐音，因此作者联想到母牛和牛奶。

    [3] “塔比亚”（Tapia）和“帕雷德斯”（Paredes）在西班牙文中意为“围墙”和“墙壁”。

    [4] 法国小说家大仲马《三个火枪手》里的人物。

    [5] 指《人类拯救通鉴》，亦称《穷人的圣经》，用连环画形式叙述《圣经》故事，每帧图画附有拉丁韵文解释，12世纪有手抄本流行，1462年刊印成书。

    [6] 指18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于编纂总三十五卷《百科全书》的过程中以狄德罗和达朗贝尔为核心形成的学术派别，对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有重要影响。

    [7] Pierre Larousse（1817——1875），法国词典编纂者，编纂出版了十五卷《十九世纪百科大词典》。

    [8] 西班牙和拉丁美洲长度单位，1巴拉约合0.836米。

    [9] Miguel Hernández（1910——1942），西班牙诗人。

    [10] Rafael Obligado（1851——1920），阿根廷诗人，以描写阿根廷潘帕斯草原风光和高乔人生活著称。

    [11] Leconte de Lisle（1818——1894），法国象征主义文学前驱帕尔纳斯派诗人的代表人物，著有《古代诗篇》、《蛮族诗集》、《悲剧诗》等。

    [12] Robert Louis Stevenson（1850——1894），苏格兰小说家、诗人和旅行作家。斯蒂文森自撰的《墓志铭》是首短诗，把死譬为水手远航归来，文笔清新。

    [13] Thomas Percy（1729——1811），英国诗人，研究早期英语，编纂《英诗辑古》三卷，收集了英格兰、苏格兰民谣一百七十六首。

    [14] 又称希望语（Esperanto），波兰医生柴门霍夫于1887年发表的国际辅助语言方案。

    [15] 德国牧师施莱尔于1879至1880年间创制的国际语言，目前几乎无人使用。

    [16] Jaime Balmes（1810——1848），西班牙长老会教士、哲学家，著有《应用逻辑学手册》和《欧洲文化中新教教义与天主教教义比较》等。

    [17] 亚历山大城，埃及地中海沿岸港口城市，由马其顿亚历山大大帝于公元前331年建立。城内曾有世界上最大的图书馆，公元前47年被恺撒的军队焚毁过半，后重建，又屡被毁，公元391年又遭火灾。

    [18] 据《圣经·旧约·约伯记》载，上帝为了考验约伯，允许撒旦祸害约伯，搞得他家破人亡，从脚掌到头顶长满毒疮，坐在炉灰里用瓦片刮身体，但约伯不变初衷。

    [19] 即著名的苏格兰民谣《帕特里克·斯彭斯先生》。斯彭斯是苏格兰英雄，远征挪威，归国途中船只遇险，无一幸存。

    [20] 布宜诺斯艾利斯东北部的墓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