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版前言

    本书初版售罄之后，伦敦经济学院给了笔者极大的荣誉，将本书列为重印系列中的一种。另外，他们还惠允我撰写新版前言。我想，与其详述本书的由来或是纠正一些错误，我宁可利用这一机会，就本书所陈述的经济学理论作一些评论，而且我还认为，按照被普遍接受的经济学原理进行思考的思路，也需要发展及修正。当然，我是假定这种努力还在继续进行。现在，我想提出几个问题以供本书现在的读者讨论。

    一

    首先，正如本书内容所揭示的，我对经济学的兴趣从一开始就特别集中在理论的含义、理论推论所必需的先决条件，以及理论前提与现实的偏离上。本书的大部分内容在1915～1916年康奈尔大学的博士论文中首次得到了体现，此后，本人的这一兴趣还在增长。这些年来，我的时间都花在大学课堂的“理论”课上了。如果说，这一时期的一般趋势是盲目地反对“古典主义”，那么，美国的情况尤为明显。这种环境加上欧洲民主国家疏远自由主义的政治趋向以及经济学的受宠，再加上还要向一大帮没有什么学术兴趣或社会兴趣的学生灌输经济学————所有这一切都激发了我的思考 和质疑。我一直特别致力于弄清经济学前景看好的各种“分析方法”，而对这一问题有这么多令人费解的议论。我颇为不安地承认，这是某种方法论“体系”，或各种方法论造成的结果。虽然用其他研究来替代经济学价格理论的提议似乎都站不住脚，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也赞成与之相反的看法，我希望就价格理论能干什么和不能干什么，有一个完整的阐述，并且就相同论题提出的其他分析方法进行适当的考察。

    基于功利主义假设的经济学理论，即从“经济学”一词的本义所说的所有经济学理论，是一种纯粹抽象和形式化、且没有实质性内容的学说。一般来说，它讨论的是某种规范的“经济”原则，并不涉及要利用什么或是如何利用的问题；更具体地说，价格经济学讨论的是一种社会制度，在这种社会制度中，每个个人只把其他所有人和社会作为他自己这一个人经济（privatwirtschafter ）的手段和条件、一种鲁滨逊经济的机械组织来对待。它讨论的是给定的“所有者”，根据给定的技术体系对给定资源的使用以满足给定的欲望的过程，如何通过完全的市场体系组织起来。任何在给定时间和地点所发现的问题，诸如资源和技术等，都一定会在制度史上找到答案，因为与市场关系本身的客观体系一样，所有这类事情都显然是文化史的产物。（确实，在某种意义上，“经济”动机和过程意味着，通过在每种易于产生“收益递减”的投资途径上，对资源正确配置的努力，使给定资源条件下的给定收益最大化，这种努力或许也是文化史的组成部分。参见下文。）

    但是，这里还有另外一层更深的含义，即从驱动体系的欲望方面看，价格理论天生就没有实质内容。因为在这种分析中，欲望必 须视为对已生产出来的物品和服务从事买和卖以及消费的欲望。但重要的是，这种欲望既不现实，也太抽象。在一个非常有限的范围内，商品和服务缺乏内在属性；大体上，商品和服务就是社会关系或理想价值的象征性目标。古典经济学家犯了两个极为不幸的错误（其中一个稍后再论），这两个错误与把饮食当成一种经济利益相关。事实上，饮食本身也是一种极为重要的社会利益，但这里至少还没有提到“更重要”的欲望，比如说服装，因为这样会对分析带来不同程度的扭曲。当然，人们为了生理的舒适需要食物和具体的必需品，但是，满足这种需求所需要的手段实际上也要依靠历史上形成的社会标准。由于任何内在的性质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来说，都是一个最小的因素，所以绝大部分欲望都要通过市场获得满足。对经济生活任何合乎实际的论述，尤其是涉及到与经济生活相关的问题，都要求对动机的大小以及采用物理手段来实现目的的纯经济层次的范围，即所使用的手段的量的作用，有一个准确而清晰的认识。我们可以简单地举些例子来揭示这一问题的实质。

    与生存和舒适相比较，欲望中有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就是审美因素（æsthetic）。在某种普遍意义上，审美的吁求要取决于其内在的本质，即在多大程度上它是文化的固定特征的结果，在多大程度上，它又是一个流行的或社会一历史的偶发事件的结果。长期以来，深藏于经济学讨论之内的这些问题才是最让我着迷的问题之一。与欲望中的审美因素交叠的大部分因素，是由具体的经济物品体现的纯粹的“社会”欲望，这与在竞技场上得分的渴望一样。社会欲望在很大程度上分属于这类两极化的形式，如相似与相异， 自由与权力，但在分析过程中，却从没有对此进行清楚的区别。另一个因素是想给人留下印象的愿望，这种印象可以是天使，也可以是恶魔，或两者兼有，或是一种中庸的形式。社会动机也很少与经济动机绝对不符。类似的还有亲近感和新奇感，对一些特别满意的活动和成就的兴趣，以及对较广泛的利益产生影响的不确定性因素。（在本书的不确定性分析中，我仍然觉得这一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我对许多学者坚持对可选择结果的不确定性进行分析感到困惑。他们分析不确定性，就好像是对一个已知的数学概率下赌注一样。尤其是，我可能说过，我对庇古教授在《福利经济学》附录一中将不确定性作为一个因素加以处理的方法实在不解，或者具体地说，对他的一般因素概念弄不明白。）

    最后，动机中的非理性因素所具有的最大实际意义就是评估。在我看来，从某种意义上讲，大部分深思熟虑的行为（deliberate action）都受到要得当或做得正确之意愿的影响。但是，希望做得对，或尽可能解决问题，并不能归类为指望得到什么特殊的结果；一旦对一个问题感兴趣，人们甚至不愿意别人为他找出正确的答案。这一结论对经济学理论来说，更是意义深远。在某种意义上，它必定涉及到行为的目的，或者说，它与经济概念无涉，更不必说与经济问题有关。但是，根据科学数据能被视为目的的唯一概念，只是个人心中对一种可描述事物或现有状态的意愿。当前社会心理学中好几派理论都趋向于同一种看法，即大多数自觉意愿，说到底就是希望在人类社会中以某种方式起到一定作用，或成为某类人物而已。我们已经指出，个人和社会的理想不能从物理形态上加以描述，因此也不能纳入根据有关所谓“科学”的描述而获认可 的论题的范围之内。这些内容实际上已经属于意义和价值范畴（好或坏、聪明或愚笨不在考虑之列）。

    但这并不意味着难题的解决。对任何社会理论来说，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我们对这类事情所作的描述，在自然科学的意义上是非科学的，我们同时也要明白，这种讨论还必须深入到从智性上讲更为棘手的领域。一旦人们开始讨论 这种理想，就会要求一种必须遵从的准则，即一种在规范的或道德的层面解决问题的因素。对理想的讨论不能局限在纯粹的描述中————虽然诸如此类的描述还是可能的。实际上，从不同的意义上说，所有的科学都是这样。科学描述的是观察者应该见到的事物，以及如果他观察正确的话，他将会看到的事物。选择何者作观察则纯粹是一种自我思想感情的流露，一种自我启示，与之相关的任何兴趣都是文学的，而非科学的。相应的是，任何社会科学都暗含对“真实社会价值”的识别与讨论。所有这一切的意义在于，经济学不能只是经济的而不包括政治和伦理学的内容在内。要获得这种具有科学性的方法，只有努力弄清不同层次的描述和评估的关系后才有可能。这里的困难在于，阐述者的趋向是完全相反的，对数据感兴趣的人力争用具体实际来进一步强化真实情况，对政策感兴趣的人则试图通过渲染其观点的科学客观性来增加自己的感染力。因此，对经济学理论在解释清楚价格与价值，或是解释清楚分析与宣传二者的关系上，进展得如此之缓慢，我们一点都不感到奇怪。

    以不同的行为观为基础，或者，以那些多少受到专门注意的行为的不同方面或行为的各种要素为基础，我们大约有六种分析经济现象的主要方法。（1）排除主观的或人的因素，对具体数据，即 对商品和价格进行统计学分析。因为除了自然资财必然成为商品的一个类别之外，其使用也是这样，所以这种讨论只暗含了经济学，无法真正开展。（2）将动机看成一种事实而进行的分析。这是一种多少与传统经济学概念极为相似的概念，进行此种分析的学者不太重视政治取向。但因为与被观察的行为结果相关的动机，只能客观地进行定义和分类，所以，如果这种方法自称具有完全的客观性，那么就会撞上第一种方法。如果这种方法实事求是地对动机进行了分析，它就必须承认，相对于社会形态而言，这类分析方法是抽象的，而且通过两方面的谬误，即达成一个目标的错误和目标本身的概念上的错误，而迥异于实际的行为。（3）对动机、社会信条（social-symbolic）及伦理中的其他因素的识别，将使分析从人文意义上更实际、更真实，从客观的自然科学意义上讲，则少了一些科学性。

    （4）上述第三种方法不可避免地涉及到对社会政策的考察，但在这种分析中，由于政策和结果都是一种事实，所以这种分析也具有一定的客观可能性。然而，因为所讨论的方法本质上是诸种游戏规则以及不同游戏或社会制度的结果，所以，这些概念与自然科学的概念相去甚远。科学工具主义设想每个个人都竭力为了自己的私人目的而与他人竞争。这一点靠“科学的”手段是做不到的，因为，从技术上讲，这里主要采用的是强制、说服和蒙骗的手段，这种手段从人与客观对象的关系上讲，没有任何意义。社会结果的特征意味着无需对其进行评论。（5）对合乎制定者的心意或其所期望的社会政策进行公开鼓吹或是宣传。对作为一种科学的经济学来说，在有限的范围内，区别开期望的东西和合意的东西，是关 乎生与死的事情，但当前却有一种混淆两者的趋向。与（4）和（5）相关联，保存具体意义上的目的和社会关系形式上的目的之间的区别，也很关键。对一种抽象关系即自由的分析，造成了对古典经济学传统概念的严重损害。这些学者不仅是将对自由的鼓吹与对自由制度的分析相混淆，而且以一种极为错误的方式将自由设想成一种以极大化愉悦为目的的手段。从人类自身的经济福祉看，除了那些能让他们更为聪明地做决策，而不是为他们做决策的信条之外，人类所渴求的或许是，或实实在在就是自由。同样明显的是，人们或许会视自由为一种价值，一种责任，为禁止个人摆脱法律的约束，所有的西方法律制度都如此看待自由。（另外，在一个较为宽泛的限度内，人们或许会提倡将自由作为一种选择，即对政府因试图履行自己无法履行可能有益的职能而使自己元气大伤的一种选择。）古典思想家们似乎也忘记了，经济自由是使用经济权力的自由，其内涵涉及从奴隶制到依仗对经济权力的分配而奴役他人的诸多方面。古典思想家们甚至提请人们注意每个人改善自己状况的渴求，包括改善其继承人的状况的渴求，但他们没有注意到，用权力获得更多权力的自由，涉及到不平等的一种累积趋势。

    （6）将注意力集中于历史和历史因果关系而产生的多种多样的“分析方法”。如我们已经指出的那样，一旦我们超越了静止经济的抽象前提条件进行讨论，或是讨论的内容发生了变化，涉及的就是这样一种分析立场。实际上，求助于经济动机来解释历史变化，是一种普通的做法，是所谓马克思主义信条的第一款，而这种做法也轻易就被那些从未对经济学概念作过审慎研究的历史学家囫囵吞下。（在历史学家对历史进行经济学解释的时候，经济学家 也在致力于经济学的历史解释，这有点像许多心理学家成为18世纪那种唯物论者，而物理学家却在唯理、唯心和空想。）简而言之，如果、且在一定程度上，经济条件的变化是“理性”节制（而不是 “等待”）和投资的结果的话，影响经济生活的条件之变化本身，就可以用经济学术语进行解释。这一点也适用于变化、情感需求、资源和技术三个领域。人们把对现在与未来的权衡，看做与其他经济比较相似的事情，并非没有意义。但是，除了已经提到的经济动机的视角的局限性以外，就未来所作的当前牺牲，也必然意味着一种直接的、确定的并可预见的牺牲，意味着从各个相反方面对人之未来的保障，意味着已经明白，这一未来主要存在于做出选择之人的生命期间之外。经济发展涉及的是“现在物品”永久性地 转变成收入，实际上，是短期内的大笔收入转变成长期内的小笔收入。值得提出的是，我们能否把“作为一个整体”的未来的利息，从经济上看做是完全合理的东西，实际上，如果这类利息在实际储蓄和投资上有什么作用的话，那也是很小的一种作用。即使这样，真实的动机差不多或完全就是真实的消费动机，也就是说，是象征性的和抽象的动机。

    由于古典经济学没有能够，而且在很大程度上现在也没有能够对既定条件下一种系统的运行，包括趋向于均衡的运动，以及既定条件或制度本身内在的变化，做出清晰而准确的理论区别，所以，我必须将此视为古典传统中一种主要的谬误。这种情况在涉及到这类历史变化时滥用经济动态概念的表现中得到反映，严格地说，这里涉及的只是既定条件下系统趋向于均衡的运动。古典经济学家没人用一种意思恰当的语句————一种可被视为历史变化 之定义的表述，来进行这种区分，尽管这里也涉及到不可改变的理念。一般来说，历史变化颇有些自我增强或累积的趋势。除非有某种大变故或不可思议的颓废的道德现象的干扰，否则，（任何方向的）进步总是开启更大的进步的途径。（如果没有指明历史的变化涉及两条截然相反的增长途径，即需求与供给水平，历史的变化就不能视为是增长。我们可能对两者给出一个确定的完整的定义，但我们仍然有必要对整体的变化与整体不变条件下的方向或形式的变化做出分析性的区分。）

    二

    现在我们简单地讨论一下在对历史地看所谓静止经济的分析中所使用的价格理论的详细内容，这里我想提出几种方法，我认为，依靠这几种方法，我们得到的材料会比通常的材料更为可靠、实际而且恰当。（其中的许多观点已通过我和其他人的著作，获得了一定的关注，但还没有被纳入公认的基本原理中。我不承认原创性————不管怎么说，经济学中任何完全原创的东西都会有错————但因为对这类研究的关注多于它们所应受到的关注，而且，读者或许也会回想起最近的讨论，所以我想说，十几年来，我就是按照这种思路提出问题的。）

    1．除了在少数几个领域中，销售品失去了特性，生产是按照规格进行的之外，几乎所有经济物品和服务的供应者都享有某种程度的垄断。每位供应者都在某种具体的市场范围 内拥有一定的垄断，竞争的有效性只存在于市场与市场间的边际领域。均衡的 条件在增量成本和增量收益之间是均等的。价格，也就是说产品（见下述），在市场范围内，可能会有分类，也可能不会有分类。（a）一名供应者，不管是个人还是团体，都是一个商业单位，或一名厂商，所以，一定不会与技术单位或工厂设施相混淆（与庇古在《福利经济学》第219页的说法相反）。工厂的规模和范围，就像所有其他的机器或建筑设计一样，对商业单位来说，只是一种技术细节。公司的效率和规模之间的关系，是最为重要的理论问题之一，从本质上说，与工厂设施的关系相反，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性质问题和历史事实，不是一种纯概念的一般原理问题。但问题之所以特别重要，是因为获取垄断收益的可能性，为公司持续和无限制 的扩展，提供了一个强大的刺激力量，但即使在存在界限竞争的条件下，这股力量也会随着规模的增大，受到某种导致效率降低（在货币收入的生产方面）的同样强大的力量的抵消。（b）一家公司是沿着几个方向或轴线扩展的，理论也需要在市场领域或供求领域概念上有所发展。地理范围上的细节已经引起了人们的注意，但我认为这还很肤浅，我认为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商品或服务的范围，即通常意义之外的另一种“效用面”（utility surface）。事实上，商品必须通过确定其市场范围（或其他方面）而获界定；包括运输成本和林林总总的销售成本在内的所有成本，都与商品的范围相适应，而公司的规模则通过汇总其在不同价格水平或不同名称条件下销售的不论什么商品才能被人认识。（c）一般说来，公司的扩展（多少与规模的变化和不同规模的技术单位的重新分派有关）不能通过双向的职能关系来体现，因此，除了取决于最终的适应条件外，均衡的达成取决于这一过程中所有的偶然事件和错误。

    2．当前在货币理论和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兴趣，显示出经济学理论在标准表述方面的重要缺陷。从科学上讲，这固然情有可原，但实际上却很严重，因为，甚至连经济学教授们通常都不具有科学头脑，公众们就更不用说了。不管怎样，这种情况表明我们需要重视货币的理论性难题。如果一个社会的交换媒介不具备真正的服务价值，那么，随着影响个人货币需求的不确定性的量被减少到零，流通的速度也必定接近于无穷大。如果货币具有独立的使用价值，其价值也将接近价值的极限。

    3．均衡的概念来自于力学。经济学中使用均衡暗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即经济系统内所有原因和结果的关系都可以用一组联立方程来表示。但这一方程要有意义，从准确的意义上说，方程必须是“动态的”。方程必须包含向均衡运动的某一过程，而不仅仅是描述均衡的条件，因此，方程必须类似于运动方程。这就要求在每一种所要表达的关系中，原因和结果实际并持续地并存。很明显，众多事实都不符合这一假设，而且，对理论尤为重要的是，这一假设还混淆了一些经济规模大小的概念。多数经济学理论的内容都与原因与结果间的滞后 相符，这一点不会通过仿效力学中加速的范式，靠玩弄概念而摆脱掉，更不必提他们根据“摩擦”这一掩盖了经济思想中那么多过错的有害比喻所作的差强人意的分析了。

    我们有必要对力学范畴在经济分析中的应用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检查，但在这里我们只能就现实的经济动态问题做一些提示。在经济学中，不存在类似于力学中的动量或能量、或是守恒定律那样的东西。对经济学而言，在力学的三个基本维度中，只有时间是真实的。这里不存在具有确定意义的经济空间（因此也没有方向 或速度），也不存在质量。从定量分析的角度看，在解释经济现象时，不可避免地要用到力和阻力的概念————实际上已经超出了力学的范围————分析均衡时也是一样。在复杂的关系中，甚至在一个完整的系统中，毫无疑问明显存在一种趋向于均衡的真实趋势。也存在多少有些类似于惯性和摩擦的东西，尽管这种惯性一定没有质量和摩擦，也没有能量转换。在均衡运动中，力和阻力的关系是心理上的，它会对消费者和生产资源的管理者与拥有者的学习过程（消除“谬误”的过程）产生影响。这种学习可分为对实现目标的新过程的学习，对截然不同的新目标（一种历史性变化）的“学习”，虽然这两者间尚未有清楚的界线。从行为这方面说，存在一种“黏滞度”（viscosity），这种黏滞度部分是依据其速度而产生物理变化的成本问题，而且多少是可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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