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技术革命

普罗旺斯的某些乡村，但是，从中世纪开始，欧洲就有了两大城市文明的地区：意大利北部和佛兰德。尽管在16世纪，一个威尼斯农学家（无疑也是西方最早的农业家）曾提出过一种没有休闲而有饲草种植的轮作制， [31] 而且在18世纪法国的有关文献中也有这种伦巴第式耕作法的一些资料，意大利的榜样似乎对阿尔卑斯山那边的农业技术没有起到重要的影响。佛兰德则相反，它和布拉班特省 [32] 确实是农耕改革之母。而且它们的耕作法无疑更适宜于我们的气候。但是，人们把属于与我们接壤的佛兰德一小部分的荷兰的影响搁在一旁（且不提在路易十四时代佛兰德就是法国的一部分），却拐弯抹角地从英国再把它引入我国。《论布拉班特与佛兰德的农业》是1650年一本英国书的题目，该书第一次十分清晰地阐述了以饲料草种植为基础的轮作制。 [33] 在英国，最早发展的大工业成了面包、肉类的一大消费者，土地越来越集中在大地产主这些自觉的革新者手中。在这样一个国家，“新农业”找到了适宜的土壤；它在那儿迅速发展并得到极大的完善。但人们不会怀疑，它的先驱者是在佛兰德的平原上找到了基本原则的。随后，在1760年以后，————这一年杜阿梅尔·杜·蒙梭正好发表了《农业因素》————法国的理论家们又从英国的土地上接过了火炬。

    一开始最好先谈谈理论和思想。“没有一个土地占有者，”都兰地区的一个观察家于1766年写道，————很明显，他是指大地产者————“不在考虑……他能从土地中获得的收益。” [34] 格里姆那样的悲观主义者则嘲笑“坐办公室的耕种者”。他们并不总是错的。然而，“思索”、书本对实践的影响，将技术进步建立在理论上的努力，都是有意义的特征。以往时代的农业变化从未有过如此的理论知识的色彩。新学说只是因为在法国社会中遇到了特别有利的环境，才获得了一些成功。

    人口迅速地增长。挂虑公共利益的人得出推断，必须增加日常生活资料，并尽可能地使生产独立于贸易进口之外，因为从国外进口总要冒风险，而且在战时已多次遭到中断的危险。同一人口现象也向地产主们保证了一个相当程度的销售市场，只要他们能够提高农产品的产量。一整套经济学说建立了，它受对生产的考虑的支配，并准备牺牲其他的人类利益。由贵族与市民资产者施行的土地集中建立了大宗的财产，这点十分有利于技术的改进。工业与商业都只能提供一个不足的、经常未定的投资，于是资本自觉转向土地，在土地中寻求一个比领主的地租更可赚钱的买卖。最后一点，启蒙时代（18世纪）的知识界在两大思想原则统治之下。首先它努力替实践及信仰寻找理论依据，并从此拒绝尊敬传统本身。假如古老的农业习惯（人们愿将它的野蛮处与哥特式建筑相比较）只是因为长期存在而没有意义，那它今天应该消失了。其次，它看重个人的权益，再也不能忍受让个人权益束缚在由愚昧的公众奉行的习惯努力的桎梏之下。对农业沙龙的迷恋，流行的“农业癖”，有时引人发笑；那种认为一切财富皆出于土地的重农主义理论的简单幼稚使人大为吃惊。它是时髦的文学吗？系统的学说吗？很可能。但首先它是一股汹涌澎湃的浪潮在智力上或情感上的表露：这就是农业革命。

    说到技术发展的历史，就是说到才智互相碰触的历史。就像所有其他的变化一样，农业的变化也是从某些人类思想的光辉点上产生的：从内阁到地方总督的政府机构中，赞成农业改革的人越来越多；比半官方更进一步的农业协会也出现了；尤其是在乡村，出现了那些实行聪明的经营方式的更简单但更有效的农业之家。创举极少由农民发起。无论哪点，只要我们看到农民自发地支持新方法，我们就可以从农民个别或集体地与那些较发达地区的联系中找到解释：佩尔什地区的小生产者同时又是布商、牛贩子或箍桶匠，他们从前去行商的诺曼底和法兰西岛学得了新耕作法。 [35] 更常见的是，一个从书本或从旅行中获得教益的贵族，一个爱读新书的地方主教，一个锻造工场主或一个想方设法帮助一个个驿站喂好驿马的驿站长————在世纪末，有许多驿站长被关心农业改善的产业主当作农夫————，是这些人将人工草场法引入自己的土地，然后这种样板渐渐推广到四邻。有时，由思想的传播导致了人口的迁移：尤其是从技术进步之乡来的佛兰德人，埃诺、诺曼底、加蒂奈、洛林等地招他们为工人或佃农，还有，科地方的人被引到更落后的布里地区。伴随着草料种植，其他许多技术改善也逐步地实现或尝试了，如农具改革，良种牲畜的选育，植物与牲畜病害的防治等。休闲田开始消失，尤其在大地产居多的地方以及施厩肥较方便的村庄四周，但这个过程进行得极其缓慢。技术革命并不仅仅与习惯势力或经济困难相冲突，它还在多数地区遇上了带有不可动摇的外壳的法律制度的阻力。要让技术革命取得胜利，修改法律势在必行。在下半个世纪，统治者就致力于这个改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