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农田状态：长形敞地

    农田状态不仅仅表现在轮换的耕作秩序上，每一种状态都形成一种由技术方法与社会组织原则组成的复杂的网络。下面研究一下存在于法国的各形式。

    在研究中，我们不考虑临时性耕作的土地，（这种土地被弗朗什孔泰的一位农学家称作“随意耕作”，后面我们将回头探究其形成的线索。在这种土地上耕作者“为自己的农活”确定“开犁”方向， [19] 有规律的组织制度可以草草实施一下，但不会牢固建立。）同时我们也将避免局限在由特定自然条件决定的某些教会辖区的特殊情况分析中。高山地带的优势在牧业，它的农业生活与低地及丘陵地带就显然不同。在旧时的法国，这种差别较之今天还不很明显。我们农村文明诞生于平原与丘陵；高海拔地带也采取了平原的制度，而不是创造自己独特的制度。此处我只想指出————尽管可能很简单————各种农田状态的基本特征，若要将各种状态的细微差异都展示出来，就需要写整整一本书。

    首先要谈的是长形敞地，这种耕地是农田状态中最明了、结构最紧密的一种。

    农村居民区在通常情况下具有一定的重要性。但这种制度与人数不多的居民点并非不能相容，特别是在刚开垦不久的地区。但从起源上看，它与村庄而不是小村子联系更紧密。那时在住宅周围，人们有自己的园地与果园，它们总是被圈围起来。所谓园地，就是圈地。园地与圈地两词在当时意思差不多，而园地一词源于日耳曼语，最初并无其他意思。圈地的篱笆是一种标志，它告诉人们在任何情况下也不允许在圈地里进行公共放牧。在耕作者土地上还可以看到其他圈地：如葡萄园，至少在北方是如此（在南部则相反，葡萄园是开放的，一旦葡萄收获后，尚活着的葡萄树就任牲畜啃食），大麻田亦是。靠近河流的地方是水草肥美的牧场。然后是耕田或延伸到耕田中的牧场。我们来看一下耕田。

    耕田第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广为开放。

    不要就此以为那儿见不到任何栅篱。首先要区分两种情况，一是久永性圈占，一是临时性圈占。在中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当气候宜人的季节开始时，人们一般临时筑起篱笆，这当然不是在每块耕田周围，而是在每一组耕田周围。有时人们更愿掘沟圈占。农村历法在春季农事中安排这个活。12世纪在阿拉斯圣——瓦斯特修道院的一个村庄中，一个世袭执达更还在可能是领主的土地上，“于收获前重新修了沟”。 [20] 收获一过，人们便拆篱填沟。以后，从12、13世纪起，这种产生于土地占有仍相当松弛时代的习惯逐渐在各地消失了。而常有牲畜光顾的荒地也处处伸延到可耕田中间来了。大清整后的土地并入大片耕田，更加密集，更加远离牧场，此时这种珀涅罗珀式的工作 [21] 也就没有意义了。相反，许多普遍实行敞地制的地区在某些耕作带周围却长时期地保留着栅篱。在克莱蒙，道路旁耕田边设立的篱笆一开始是临时性的，后来随着时间的推延，往往渐渐变成坚固的荆棘墙了。 [22] 在埃诺，在洛林，通常都在道路两旁或村庄周围修起篱笆。在贝阿恩，篱笆用来保护进行规律性播种的“平原”，而在“坡地”，除了几块临时性耕田要圈围外都自由放牧。于是就像在苏格兰一样，“内田”（in field）与“外田”（out-field）间形成了一堵墙，外田用来放牧或进行间歇耕作。其它地方如阿尔萨斯，在阿格诺周围，人们用篱笆将地块围成若干大片。

    现在让我们穿越这些防线，如果有这种防线的话（许多地方没有）。我们的视线和研究步伐是不会被任何障碍阻挡的。从一块地到另一块地，从一组地块到另一组地块，没有其他的分界线，至多有一些打入地面的界标，有时只有一道未播种的犁沟，更为经常的是，只存在一条纯粹想象中的边界。这就给那些农民们称作“犁垄吞食者”的人有侵占土地的可乘之机。几年耕作中犁铧越出法定界限，耕地就扩大了几个新沟（或“垄”），就是说，从多数情况看，一定数量的土地只要地块狭长，犁头一偏就可带来可观的收益。有人提到，一块地在60年中面积可扩大三分之一。这种“最巧妙最不宜证实”的“偷窃”被中世纪说教者与旧制度的官员揭露过，曾是————可能现在仍是————从一块地进入另一块地时没有任何界线的“光平乡野”的社会特征之一。如18世纪一份文件上讲的，由于没有凸出障碍物挡住视线，“农耕者一眼就可发现平原中以至于所在区域中自己田里发生的一切。” [23] 人们认出了————因为在这个问题上土地景象没发生什么变化————莫里斯·巴雷斯 [24] 所珍惜的那种“清除干净”的面貌。

    不过，不存在圈围现象并非意味不存在占有边界。这种边界分隔是双重的，构成一种奇怪的构图。 [25] 首先是大块地的分隔————从十几块至几十块不等。如何称呼它们呢？叫法五花八门，农村语言从常规上讲就变化多端，给我们留下了各种名称，它们在地区间甚至在村落间都是不同的。其中有“quartiers”、“climats”、“cantons”、“contrées”、“bènes”、“triages”等等。在卡昂平原，名称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称作“delle”（它在被丹麦人长期占领的英国东部可以找到）。例子不一而足，为简化起见，一律称为区。每个地区的相应名称从地籍的意义上讲构成了特定地点，如“Grosse Borne 的区” （quartier）、“Creux des Fourches 区”（climat）、“Trahisons 区”（delle）。有时，这些区的界标是可以看到的，如起伏的地带、小溪、人工垒成的斜坡或篱笆。不过大部分地面上没有明显的标志，只靠地垄的方向与相邻地块区别。因为一个“区”由众多的小块地组成，这些小块的地垄都朝同一方向。每个土地所有者都要这样做。在洛林，地方当局指责战争结束后回来的农民不遵守旧传统的诉状中就有抱怨他们“随意乱垄”的文件。

    分成格的许多小块地在大地表面构成了十分细密的————因为小块地为数众多————形状奇特的网络：因为它们的形状几乎完全一样，但却极不对称。每块地都随着耕垄延伸，其宽度与轴线长度比起来就小得多了，往往只有长度的二十分之一。有的地块只有几垄之宽，却长达100多米。以后由于土地为继承人多次分割，此状态有所改变。当地块越变越窄时，人们一般同意只作拦腰分割，从9世纪至12世纪，那些幅员广大的旧领主领地在农民之间分配后，又扩大了长形地块。当然这都是古老土地的基本特征，近代众所周知的土地合并与其说加强了这个特征，倒不如说减弱了这个特征。中世纪的文件在描述这种形状的土地时，为了指出一块耕地的位置，一般只记录“区”的名称，处于这种长形地两端土地的所有者的名称，即：一组互相平行的长带状土地中某一长带地的位置。

    显然，每块地尽管十分狭长，在总的地块中却只占很小面积。每个开发者，哪怕再微不足道的开发者都会拥有，也确实拥有相当数量的分散各处的小块土地。土地的狭小和分散是古代的土地的一个规律。

    两种习惯深深触动了农田生活，补充了上述体系：这就是强制性轮作 [26] 与强制性公共牧场。

    农耕者要根据习惯的季节秩序安排农事，就是说每块地要随所属田区进行传统的轮作周期循环：在规定的年份中秋播，下一年春播（如果是三年轮作制的话），休耕时则弃置土地。由一些区组成的大规模轮作田经常与区本身一样具有被语言证实了的世俗合法地位：在克莱蒙的南蒂鲁瓦，人们以 Harupré 、Hames 和 Cottenière 区分三种轮作田（“royes”）；在勃艮第的蒂耶河畔马尼，以 Chapelle-de-l’Abayotte、Rouilleux 和 Chapelle-des-Champs 来称呼三部分轮作田（“fins”）。在一些教区里，这些轮作田几乎全部归属于一个所有者，以至于在生长季节中，两三个大耕作区明显地表现出所种植物的区别：一处是不同高度与颜色的冬小麦或春小麦；另一处则是“初翻地”（sombres）或“初耕地”（versaines），它们在一年中不种庄稼，任绿油油的青草生长。近代洛林地区的一些村庄尤其如此，可能由于17世纪大规模战争结束后，土地有了重新调整的机会，因而在这些地区中耕作分布极为规律。其他地方，每种轮作田都由不同几个田区构成，都保持一定的统一性以便用一个特定的名称来称呼：土地占有历经沧桑，造成了地块的分散，在博斯，土地极为零碎，以至于 sole（轮作田）这个词都不讲了，“田区”（quartier）取而代之，成了轮作的因素。每块地内部都有严格的统一性，毋庸置疑，在每块地或每个区，播种、收割等主要的耕作都要同时进行，具体日期则由集体或习俗而定。

    这种体制建立在传统基础上，但也并非完全没有灵活性。有时村社可以决定将一个“区”从某轮作阶段转入另一阶段。像勃艮第的让西尼，教堂背后的一个田区在1667年后不久，秋播就从“河港田”改到“红棕地”进行。强制性轮作的原则虽不可违，有时却也遇到一些意外的障碍。18世纪时，马斯河与艾尔河谷三个地方（即丹村、瓦雷讷、克莱蒙）的教会辖区中，有人“违反常规，随意耕种”，（当然这些地多在住宅周围，较容易获得粪肥。）不过即使在这些地方，随意耕作的土地也只一小部分，其余地块都“服从于规律性轮种的管理习惯”。同样，在克莱蒙地区（我们对该地的耕作习惯格外了解），自由耕作的土块只存在于三个我们刚列举了名称的居民点周围，它们都是小镇，它们的居民比其他人更倾向于个人主义。而普通村社，则毫无例外地可用1769年的一个文件来总结：“全部土地要分成三个轮作周期，不可由耕作者随意变动。” [27]

    小麦收获后耕地休闲。土地“空了”，“闲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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