試談辛棄疾詞

    一　辛棄疾在詞學發展史上的地位

    一般所謂長短句的詞，原是爲着配合當時流行曲調，因而創造出來的新形式的詩歌。這種新形式是要接受每個曲調的嚴格約束的。晚近在敦煌發現的唐寫本《云謡集雜曲子》，要算是詞的最早總集。它所收集的作品，很多是抒寫征婦怨情的，和盛唐詩人王昌齡等所作《閨怨》、《從軍行》一類詩歌的題材相近。這類歌詞反映了當時社會的普遍情感，爲廣大人民所共喜愛。詩人們抵不住這一股洪流的激蕩，開始轉移方向，把平日所最熟習的五、七言近體律、絶詩解散開來，依着各個流行曲調的節拍，寫成參差不齊的長短句，作爲緊密結合音樂的歌詞。這種歌詞，由于詩人們的加工，就以嶄新的面貌出現于樂壇，而被認爲是直接樂府詩的傳統。但這新形式一爲士大夫所掌握，一方面固然提高了它的藝術性，一方面却又限制了它的内容發展，乃至進一步作爲統治階級以及幫閑文人的消遣品，助長了他們的奢淫生活。明人王世貞説：“温飛卿所作詞曰《金荃集》，唐人詞有集曰《蘭畹》，蓋取其香而弱也。”（《藝苑卮言》）把這個“香而弱”作爲詞的傳統，那它的内容怎樣能够豐富得起來呢？

    自晚唐、五代以至北宋初期，這“香而弱”的詞風分别向西蜀、南唐發展，最後匯合於汴京（開封），作爲令詞的極盛時代。宋仁宗朝（1023——1063），社會經濟有了相當的發展，因而作爲首都的汴京，歌舞聲伎的娱樂，也就伴隨着都市的繁榮而大大興旺起來。恰巧有個落魄文人柳永，應教坊樂工的請求，替他們所創的新腔填上詞句，這樣促成了長調的向前發展。可是他的作品，爲了迎合一般小市民的趣味，很多是不够健康的。天才詩人蘇軾，奮起和他展開劇烈的鬥争。經過這一鬥争，把詞的内容幾乎完全變了質。王灼説他“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弄筆者始知自振”（《碧鷄漫志》卷二）。這表明詞到了蘇軾，已經漸漸脱離了音樂上的某些束縛，而自成其爲内容充實、形式多樣化的新體格律詩。這新體格律詩由于長期以來受着音樂的陶冶，每一個調子都有它的不同節奏，可以利用它來表現各種喜、怒、哀、樂的不同情感；它可以不必依附管弦而抗音高歌，自然收到能移人情的功效。如果没有蘇軾展開這一場鬥争，那就不會有人能把這“横放傑出”的藝術手段，大膽地運用到這長短句歌詞領域中來；而這“大聲鏜鞳，小聲鏗鍧，横絶六合，掃空萬古”（劉克莊《後村大全集》卷九十八《辛稼軒集序》）的豪傑之詞，也就没有發榮滋長的餘地。所以金詩人元好問把黄庭堅、晁補之、陳與義和辛棄疾都作爲是接受蘇軾的傳統（《遺山文集》卷三十六《新軒樂府引》），這是完全有理由的。

    一般所謂蘇、辛詞派，其實也就是自由作他的新體格律詩，因而把内容擴充得異常廣泛，洋溢着作者的生命力，不但是“龍騰虎擲，任古書中理語、瘦語，一經運用，便得風流”（劉熙載《藝概》卷四），爲稼軒詞的特色而已。詞發展到了稼軒，才真正在文學史上奠定了它的崇高地位；儘管漸漸脱離了它的娘家————音樂，還一直綿延着它的生命，以至影響到現在，所有傑出的人物都免不了要向它“染指”，從而放射出異樣光芒來。辛棄疾在詞學發展史上的創造精神，是多數學者所一致承認的。

    二　稼軒詞裏所表現的作者本懷

    辛棄疾是一個有肝膽、有魄力、有謀略、有遠見卓識而一意以恢復中原自任的傑出人才。他出生在山東濟南歷城縣四風閘，病死于江西鉛山縣期思市瓜山之下（1140——1207）。他在六十八年的生命過程中，雖然經歷了許多艱難險阻，受盡了許多讒擯摧抑，却時時刻刻總在作着“甘心赴國仇”的準備。他那火一般的愛國精神，貫穿在他的一切言論行動中，也貫穿在他的所有文學作品中。

    我們要了解辛棄疾那種“横竪爛漫”（劉辰翁《辛稼軒詞序》）的詞格是怎樣構成的，就得結合他的生平史實，參以所謂“詩人比興”之義，才能找出他那代表作品中的思想本質來，從而明白它的真價所在。

    在辛棄疾出生的時候，他的老家所在，早于三十多年前就淪陷在女真族金人的統治下了。他家是一個“世膺閫寄”的濟南大族，祖父辛贊常把“忍辱待時”的苦心寄希望于這個孫兒，而且教他借着應試的機會，兩度進入燕京，刺探敵方的虚實，作爲報仇雪恥的準備。恰巧在宋高宗紹興辛巳（1161）那年，金主完顔亮大舉南侵，辛棄疾就趁着金國内部動摇，毅然投筆，集合了二千人馬，投奔在當時山東農民起義軍領袖耿京的部下，當了“掌書記”，替他規劃一切。他勸耿京“奉表歸宋”，耿京派了他跟着另一起義軍領袖賈瑞同去建康（南京），見到了高宗皇帝趙構。在他帶着南宋朝廷的任命歸報耿京的旅程中，耿京却被叛將張安國殺掉了。辛棄疾回到海州，激動了忠義人馬，悄悄地夜劫金營，把張安國活捉了來，馳送建康，斬了首。這二十二歲的青年是何等的機智果決！

    像這樣一個青年鬥士，冒萬死從淪陷區回到自己的祖國來，論理該是要被朝廷重用的。可是在那樣一個半壁偷安的小朝廷下，哪會有他發抒才智的份兒呢？難怪他晚年在退休生活中還發着這樣的感嘆：

    壯歲旌旗擁萬夫，錦襜突騎渡江初。燕兵夜娖銀胡 ，漢箭朝飛金僕姑。　　追往事，嘆今吾，春風不染白髭鬚。却將萬字平戎策，换得東家種樹書。（《鷓鴣天·有客慨然談功名因追念少年時事戲作》）

    他所擁的“突騎”，大概被朝廷奪掉了，只給他一個江陰簽判的小小職位。不久，趙構把皇位傳給了他的過繼兒子趙眘（孝宗）。這孝宗即位之初，曾一度想有所作爲，起用了主戰派的張浚。不料很快遭到符離之敗。這時（1163）辛棄疾雖然地位很低，却很關心淮河南北的局勢，曾先後上過《論阻江爲險須藉兩淮》和《議練民兵守淮》的兩道奏疏。到二十六歲那年，他又奏進了《美芹十論》，把敵我情況和怎樣充實國防完成恢復大計分析得非常清楚，却不曾引起一些反應。直到三十一歲那年，才被孝宗召見。他立即向宰相虞允文獻上《九議》，提出了三個進行恢復大計的要點：一是“無欲速”，二是“宜審前後”，三是“能任敗”，都説得很中肯，但也没有什麽下文。在這幾年中，朝廷給他遷過通判建康府、司農主簿、知滁州、江東安撫司參議官、倉部郎官等内外官職，實際不曾對他加以重視。

    當時的統治階級，是怯于對外而勇于對内的。恰巧淳熙二年（1175），茶商軍賴文政在湖北、湖南、江西等地鬧得不可收拾，朝廷才把辛棄疾任命爲江西提點刑獄，付給他以“節制諸軍，討捕茶寇”的重任。在辛棄疾的本懷，原是爲的“思酬國恥”，而趙姓王朝却要他去鎮壓這一支武裝暴動的茶商軍，借以鞏固他的統治。在這種情勢下，爲要取得朝廷的信任，以便進一步提出對外的要求，他接受了這個使命，是具有苦衷的。且看他在這一時期所作《書江西造口壁》的詞：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聞鷓鴣。（《菩薩蠻》）

    他在江西提點刑獄任上，是駐節虔州（贛縣）的。他偶然登上郡城名勝的鬱孤臺，俯瞰白浪滔滔的贛江水，不覺新愁舊恨驀然兜上心來。他想起當年南渡君臣的怯弱無能，使得金兵長驅直下，逼着趙氏親屬包括隆祐太后在内，以及千千萬萬無辜受累的人民朝南奔竄，不知在這一帶受過多少驚恐，掉下了多少眼泪。抬頭北望，只見“胡塵暗天”，故都却隱没在重重疊疊的青山之外，一方聯想着故都的長期淪陷，不就是爲了那些當權的奸佞們蒙蔽了皇帝的耳目，以致忘却不共戴天之仇；而疊嶂重巒僅供小朝廷作爲半壁偷安的保障，這是多麽使人痛心疾首！再一轉念，這重疊青山，除了遮住望眼，使在朝者暫時麻木，不作恢復的念頭之外，却對那像江流東逝一般的南宋頽局，到底没有挽救的可能，這又是何等的可悲！作者奔迸的沉痛心情，也就伴隨着這滔滔逝水而急劇涌現于腕底筆端，難自遏抑了。江上斜陽映射着冷清清的流水，泛出瀲灧的金波，很快就要消逝，正象徵着小朝廷的悲慘結局，這是多麽辜負了本人“突騎渡江”的初志！然而想到恢復大計，正是阻礙重重，一聲聲“行不得也哥哥”的鷓鴣，却在耳邊啼個不住。像這樣情景凑拍，把作者的悲涼懷抱，用千迴百折的筆調都表現出來了。這證明辛棄疾的本懷，是一貫以恢復中原自任；而鎮壓茶商軍，却是不得已之事。

    果然，因他消滅了賴文政，取得了朝廷的嘉奬，把他由江西提點刑獄而差知江陵府，兼湖北安撫，遷知隆興府（南昌），兼江西安撫，召爲大理少卿，出爲湖北轉運副使，改湖南轉運副使。在這四五年間，好像朝廷給了他以相當的倚重；可是把他調來調去，違反了他早在《美芹十論》裏提出過“久任”的初衷，也就使他没有從容發揮的餘地。在這錯綜複雜的情況下，他唱出了他最傑出的代表作：

    更能消、幾番風雨，匆匆春又歸去。惜春長怕花開早，何況落紅無數。春且住！見説道、天涯芳草無歸路。怨春不語。算只有殷勤，畫檐蛛網，盡日惹飛絮。　　長門事，準擬佳期又誤。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縱買相如賦，脈脈此情誰訴？君莫舞！君不見、玉環飛燕皆塵土。閑愁最苦。休去倚危闌，斜陽正在，烟柳斷腸處。（《摸魚兒》）

    這首詞是淳熙己亥（1179），辛棄疾年正四十，將由湖北轉運副使調任湖南轉運副使時，同官王正之（正己）在小山亭替他餞行，因而觸動了他的滿腔心事，把它傾吐出來的。我們要了解它的内容，就得在他到湖南安撫使任時給孝宗《論盜賊劄子》裏所説“臣孤危一身久矣！荷陛下保全，事有可爲，殺身不顧”那一段話，再和他在這前幾年的經歷結合起來看，才能够深入體會，究竟他説的是些什麽。我們知道他替朝廷鎮壓了茶商軍，不到兩年，連續給了他以湖北安撫、江西安撫的職位。這個所謂“帥”職，是有兼掌軍事、政治大權的。作者的意圖，總以爲孝宗對他漸漸有了信任的傾向；而且他在十多年前早就有過“恢復自有定謀，非符離小勝負之可懲”的話，而把“不以小挫而沮吾大計”（《進美芹十論疏》）寄希望於孝宗，到這時似乎有了舊事重提的機會。可是他也感覺到，孝宗是個容易動摇的人，禁不起多方面的摇惑，有如大好春光，一經風雨，便又匆匆地溜走了。作者對恢復大計早就提出過“無欲速”和“能任敗”的正確方針。所謂“惜春長怕花開早”，正表明他對軍事準備没到充分有把握的時候是不肯輕率地向敵挑釁的。可是當日的朝廷，不但不去作好準備以防風雨的横來，而一般士大夫意志消沉，有如黄榦所説“江左人物，素號怯懦，秦氏和議又從而銷靡之，士大夫至是奄奄然不復有生氣矣”（《勉齋集》卷一《與辛稼軒侍郎書》）。這好比林際落花，隨風飄蕩，哪還會有留住芳春的可能呢？觸景傷懷，作者情不自禁地向着司春之神發出大聲的呼喊：“你且留一歇兒仔細考慮一下吧！請你張開眼睛來看，像這漫天的芳草，你如果不自己拿定方向，哪會有你的前程呢？”可嘆這“故作癡聾”的司春之神，一直不肯作出明朗的表示；而滿朝奸佞，憑着他們那花言巧語，捏造一些情況來“粉飾太平”，借以迷亂朝廷的視聽。這恰如屋檐間的蛛絲網，黏上一些飄零的柳絮，而漫然説是“好春長在”，這謊話是教人十分痛心的。這在作者另一首《晚春》詞裏也曾説到：“斷腸點點飛紅，都無人管，更誰勸流鶯聲住？”（《祝英臺近》）這和上面一段的用意是消息相通的。想起孝宗對自己是有過相當認識和了解的，他就借着漢武帝時陳皇后的“長門”故事，説出皇帝原有再度親近他的意思，而且作過一些暗示，可是不久又落空了。究竟原因何在呢？他明白了，原來像自己這樣一個忠心耿耿的人，一旦取得了皇帝的信任，這對那一批“奴顔婢膝”的奸佞們是不利的，因而引起他們的妒忌。在這樣一個惡劣環境中，就是想和陳皇后一樣用了千金重幣求取大作家司馬相如代寫一篇哀婉纏綿的《長門賦》，來表示自己的忠貞，然而這中間的許多曲折，又怎能分辨得清楚呢？想到那一羣“讒諂蔽明”的在朝人物，忍不住怒火燃燒起來了，因而指責着説：“你們也不要太高興了！難道你們不曾見過歷史上的教訓嗎？那最被君王寵愛的楊玉環、趙飛燕，不都是同化塵土了嗎？”從“長門事”以下，就是“借古喻今”。接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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