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也就是说，只要我们能将自己看作了不起的古典力量的继承人和追随者，并在其中看到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动力。但不要做一个强大的树干上新结的苦果，像收藏家和掘墓人一样，对树干再施下一个凄凉生活的咒语。这样的迟到者的确是一种讽刺性的存在。毁灭始终蹑手蹑脚地跟在他们蹒跚的生活脚步后面。在为过去感到高兴时，他们又在毁灭面前瑟瑟发抖。他们是活着的记忆，而他们自己的记忆则毫无意义，因为没有人来继承。这样他们就沉浸在一种悲伤的想法之中，认为他们的生活是一种不公正，而且任何未来的生活都无法纠正这种不公正。

    假设这些怀古者，这些迟到者，要将他们痛苦的、讽刺性的谦虚转变为某种无耻，假设我们听到他们大声地说：“这个种族已到达它的巅峰了，因为它已经第一次有意识地表现了自己。”我们就会看到一出喜剧，在这出喜剧之中，某种非常有名的哲学的隐晦意义将会为了德国文化的利益而展示它自己。我相信，在本世纪德国文化的进程中，没有哪一个危险的转折点不曾因为这种黑格尔哲学巨大且依然存在的影响力而变得更加危险。不管怎样，相信一个人是这个世界上的迟到者，这是有害而可耻的。但如果这种信仰只是将车轮巧妙地一转，便赠予我们的迟到者以神性，将他们变成了过去一切创造活动的真正意义和目的，把他意识到的不幸当作世界历史的完成，如果这样的话，那这种信仰必定显得可怕而且具有毁灭性。这样的一种观点使得德国人习惯于谈论一种“世界进程”，并把他们自己的时代看作这一进程的必然结果而加以辩护。这种观点还用历史取代了其他的精神力量、艺术和宗教，把历史当作唯一的主宰，因为它是“认识了自己的观念”，是“各民族精神的辩证法”，是“世界的裁判所”。

    这种用黑格尔的方式来理解的历史被轻蔑地称为上帝在地球的逗留————尽管上帝首先是被历史创造出来的。不管怎样，这个上帝在黑格尔的脑袋里变得清晰透明和易于理解，并且已经穿过了所有辩证可能的步骤，上升到自我表现的状态。因此，对于黑格尔而言，在他自己在柏林的存在中，世界进程达到了最高和最终的阶段。他本应该说，在他之后的每一样东西都只应当被视为伟大的历史回旋曲的尾音————或者更不妨说，只是多余的东西。他没有这么说过，这样他就向被他彻底改变的一代灌输了对“历史力量”的崇拜，这种崇拜实际上将每一个时刻都变成了纯粹对成功的惊叹，变成了对现实的偶像崇拜，我们现在已经创造出了一个很有特色的词来形容这种崇拜————“改变自我以适应环境”。然而，曾经学会了在历史的力量面前点头哈腰、卑躬屈膝的人，最终会像中国的木偶一样，对每一种力量都唯唯诺诺，不管这种力量是一个政府、一种公众意见，还是一个数量上的多数。这种力量牵动着绳子，他的四肢便能正确地做出动作。如果每一个成功都是由于“合理的必然性”，每一个事件都展现出逻辑或是“理念”的胜利，那么————赶快下跪，对成功之梯上的每一步都顶礼膜拜！什么，再也没有活着的神话了？宗教只剩最后一口气了？看看对历史力量的这种信仰，还有那些理念神话的教士，以及他们伤痕累累的膝盖！所有的美德不是都在追随着新的信仰吗？如果一个历史的人将自己变成一面所有客观现实的“客观”镜子，难道我们不应该称之为无私吗？宣布放弃天上地下所有的力量，只为了去崇敬力量自身，这难道不是慷慨吗？将力量之天平常握手中，观察哪一个更强更重，这难道不是公正吗？对过去的这种沉思是一所多么彬彬有礼的学校呀！客观对待一切，无所怒，无所爱，理解一切————这会让人变得温和柔顺。即使一个在这所学校中成长起来的人公开表现出他的愤怒，人们也会一样高兴，因为人们知道这只是艺术意义上的愤怒与热爱 （ira et studium），但它其实是无恨无爱 （sine ira et studi）。

    对于美德与神话的这种结合，我的想法是多么过时！但不管人们会怎么嘲笑它们，也必须把它们提出来。我甚至要说，历史总是教给我们“从前曾经这样”，而道德总是教给我们：“不应该这样，或者本应该这样。”因此历史就变成了现实中不道德事物的概要。可如果一个人将历史看作对这些现实中不道德事物的裁判，那他就大错特错了。一个像拉斐尔这样的人不得不在36岁时死去，这样的事实伤害了道德。这样的人是不应该死的。如果你现在要帮助历史，来做事实的辩护士，你就会说：“他已经说出了每一样他内心想说的东西，即使活得再长一点，他也只能创造出一种相似的美，而不是一种崭新的美。”以及其他诸如此类的话。这样，你就变成了一个魔鬼的辩护士 （advocatus diaboli），将成功、事实当作你的偶像，然而事实总是沉闷无趣，在任何时候都更像一头小牛犊，而不是一位神。你为历史所作的辩护还得益于无知，正因为你并不知道像拉斐尔这样一种能动的自然 （natura naturans）是什么，所以当你想到它曾经存在，并且不再存在的时候，你不会感到激动。近来有些人试图告诉我们，歌德82岁的生命太长了，可我仍然很愿意用整车整车新鲜的现代生命时光来交换歌德“太长”时光中的两年，这样我就可以像歌德一样与爱克曼（Eckermann） (4) 进行谈话，从而完全躲开眼下这些先生的“现代”谈话。和那些伟大的死者比起来，有权活着的活人真是太少了！大多数的人活着，那些少数人却不再活着，这只是一个残酷的现实，也就是一个不可改变的蠢事，是“曾经如此”这句干巴巴的话与“本不该如此”这一道德判断对抗。是的，与道德判断对抗！因为不管你谈论哪种美德————公正、勇气、慷慨，智慧和人类的同情心————你会发现，具有美德的人总会起来反对事实的盲目力量，反对现实的残暴统治，并服从一些法则，但却并非那些易变的历史法则。他总是逆着历史的潮流劈波斩浪，要么将自己的情欲作为自己生存中最切近的野蛮事实而与它斗争，要么在自己周围闪亮的谎言之网中训练自己变得诚实。如果历史只是一个“无所不包的情欲与错误的体系”，那么一个人阅读历史就要像歌德希望人们阅读《维特》（Werther ）那样————就好像它在对那人喊道：“做个男子汉，别学我！”不过幸运的是，历史还为我们保留了对那些伟大的“反历史斗士”————也就是反对现实的盲目力量————的记忆。由于颂扬了某些人身上真正的历史性质，历史将自己公开示众。那些人为了能更愉快和更骄傲地跟随着“因此必须这样”，便很少会担心“因此就是这样”。不是把他们这一代拉进坟墓，而是建起新的一代————这就是一直驱使他们前进的动力。即使他们出生较晚，仍有一种生活方式可以让他们忘了这一点————未来的后代也只会认为他们是“先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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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赫西俄德（约生活在公元前8世纪），古希腊诗人。———— 译者注

    (2) 吉洛拉谟· 萨伏那罗拉（Girolamo Savonarola，1452——1498），意大利基督教改革家。———— 译者注

    (3) 威廉· 瓦克纳格尔（1806——1869），瑞士语言学家。———— 译者注

    (4) 约翰· 彼得· 爱克曼（Johann Peter Eckermann，1792——1854），德国作家、诗人，《歌德谈话录》作者。———— 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