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宣言 二

    写在《植物小世界》创刊号之后

    《植物小世界》是七位小朋友合力编成，今天与大家初次见面，是值得称赞的一件事。不久以前，一位先生谈及本校缺少生物学教师，这个需要应待解决。我听见这话，觉得生物学教师未到校前，我们也应该充分运用自然环境来教育我们自己和小朋友。我于是非正式地和几位顶小的孩子闲谈，问问他们南瓜是怎样长出来的，绿叶对于南瓜之长大有什么关系，两种南瓜花有什么作用。这时南瓜的雌花特别少，有几位小朋友自动去找，居然找着了，讨论观察更觉得切实有趣了。于是小同志就由一两人而增加到七位了。我对于植物学的根底最浅而且完全是书本的，对于实物认识很少。所以我和小朋友只可以说是共学而不能说是教导。我们立了几条共学的原则：

    （一）从生物到书本；

    （二）从实践到原理；

    （三）从具体到抽象；

    （四）从个体到系统；

    （五）从近处到远处；

    （六）从用手到用脑；

    （七）从肉眼到显微镜；

    （八）从好玩到学习；

    （九）从不用钱到不得不用钱；

    （十）从不轻采摘到不得不采摘。

    上述原则，着重点虽分先后，但实际是分不清，大部分是交流，是相互发展。我现在要举两个例子来说明我们的方法。

    一天我说要看看双子叶植物的发芽，请王治平去弄南瓜来培养。王治平问西瓜子是不是好替代？我说可以，他说西瓜子发芽是现成的。三周年纪念时吃西瓜摔的西瓜子正在发芽咧。他说着就走出去拔了一根来————最好的双子叶标本！

    昨天我想到，既有双子叶标本，最好还得有单子叶标本来比较。谷子发芽要等好多天，如何可以快些办到？江贵和走来，我问他，我们要看谷子发芽，你有办法吗？他说：有，买点谷种来，摆在水里。我一个钟头之内就要看谷子发芽，你能想出办法来，就算你本事好。他想了一想，向门外一看，说：田里有，割稻时掉下的谷子都发芽了。我说，好，请你拿个碗去把大的小的拔十几根来。五分钟内，他拿了回来，我看了很高兴，因为这就是不花钱的、不费时、不用等待的单子叶植物发芽标本。这一碗里的谷芽是缺少顶小的一种，仇玉良自告奋勇再去采来补足，经郭富昌整理陈列，构成谷子发芽的活动影片。

    小孩们干得很高兴，有的提议要出壁报。野心真大，学了一个星期的植物学就要出壁报，我虽然觉得他们没有把握，但是相信出壁报发表可以增加他们努力学习的兴趣，所以也赞成。这就是《植物小世界》的发芽的小史，希望大家帮助指点，踊跃参加，使它长成一个植物大世界，那就更庆幸了。

    新中国的新教育

    四种力量联合了，不单可以打退日本，并且可以造成新中国。新中国的新教育就应该根据这一点。否则就有教育也不过是“教死书”“死教书”“教书死”；那读书的也不过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新中国的新教育，应是帮助中华民族争取自由的教育。新中国的新教育，应该启发中华民族的抵抗力量，应该促成联合战线，不惟要促成，并且要推动；应认明中华民族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应培养中国的斗士。

    我们的目的既定，技术如何？我们技术方面，有四个办法：

    第一，我们应该认社会做学校。破庙、亭子间、晒台、客厅、一片空地都是现成的学校，中国不须再造几千百万的学校，就有几千百万的学校。

    第二，我们应该即知即传。我们今日所知的事，今日即传给别人，我传你，你传他，大家教来教去。同样，学生今日学的，今晚就可教给别人，一人可教十人八人，多至三四十人，少至一人二人。如果你不肯教人，我也就不必教你。中华民族小小的这一点事，你都不肯帮忙，我教了你，将来大了，也是一个败类，实在无须教你。

    中国人求学，往往不在服务，在出风头。他们将学问往头颅里边装，学问一装，头颅就大，越装越大，再装再大，大得不可再大，就要出洋。出洋回来，头脑更大，从此就锁起来，不再开了。开必须金钥匙，否则永远不开。这种人无以名之，名之曰守知奴。今天的守知奴，是将来的亡国奴。我这回到星加坡，听说星加坡的中国人，十人有八人不认得字。如果十人仅有八人不认得字，有二人认得字，那倒容易。认得字的二人，每人教四个人就得了。

    第三，要有新文字。新文字有人赞成，有人反对。可是，大家都要抗日救国，枪杆对外，大家携手、妥协，等到共同的敌人打完了再说。

    学新文字只要三四分钱，时间不过个把月，学会了，就可以看新文字印成的报。现在广东话的、客家话的、福建话的新文字都已出世，很便当了。文字写出来要可以听得懂，愿意听。不过学新文字，汉字也不能丢掉。

    第四，用汉字写文章，要写得人家听得懂。最好请教四位先生，这四位先生也是不要花钱的：

    一是耳朵————写了文章，要读给耳朵听，看看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就要改到听得懂。

    二是老妈子————写了文章最好读给家内的老妈子听，问她听得懂听不懂，听不懂就要改到使她听得懂。

    三是人力车夫————也是一样，读给他听，不懂改到懂。

    四是小孩子————还是一样，读给他听，从中改好。

    这些先生，有时可以把我们的文章改得非常的好，好得自己想不到的好。记得有一回，南京小先生们成立一所“自动学校”，这名目已经来得可喜，所以我寄一首诗去送他们，道：

    有个学校真奇怪，大孩自动教小孩；

    七十二行皆先生，先生不在学如在。

    不到三天，他们回信说，好是很好，可是里头有一个要改，“大孩教小孩”，难道小孩不会教大孩吗？“大孩自动”，难道小孩不能自动吗？所以“大”字要改为“小”字，“大孩自动教小孩”一句，改为“小孩自动教小孩”，真佩服极了。

    新教育和老教育不同之点，是老教育坐而听，不能起而行，新教育却是有行动的。譬如抗日救国，须有行动，可是，行动又不能错误，所以要有理论。“抗日救国”是目标，“联合战线”是步骤，新中国将从行动中生出来！

    文化网

    文化细胞虽是最下层的组织，但是光棍的细胞是没有多大用处的，我们必须把一个个的“文化细胞”联合起来，结成一个文化网。

    在都市里，每一铺户里的识字者与不识字者组织一个生活教育团，继续不断地共同教、学、做，便成了一个“文化细胞”。有了这个“文化细胞”的组织，这一铺户里的人便可以活到老做到老，教到老学到老。如果一条街上之“文化细胞”都联了起来，成了一街的文化组织，再进一步，一区的街文化组织都联了起来，成了一区的文化组织，以至全市的文化组织，那便是有了文化网的作用了。我们可以称它为街文化网、区文化网、市文化网，乡下的可以称为村文化网、乡文化网等等。

    “文化网”的目的无论在乡下，或是在城里，都是要把单个的“文化细胞”联合一气，把它范围里面的人一齐捞到时代的岸上来，不使一个漏掉。

    “文化网”对于“文化细胞”负有两种使命：一是培养新的“文化使者”去创造新的“文化细胞”。例如这一条街上或这一个村里，有一半的人家家里没有识字的人，我们就可以叫每一家派一个人来，一面学一面回到家里去创造新的“文化细胞”。二是从外界吸收新血液，向着范围内的每一个“文化细胞”继续不断地灌注进去，使它们可以继续不断地生长。例如某街某村之“文化网”必得运用说书、滩簧、留声机等等，把“文化细胞”的分子每星期号召来开一次会，以磨擦出来新的精神。范围较大的区域，更可运用演戏、电影、无线电话来号召。我们要寓教育于娱乐，才能发挥这“文化网”的作用。如果到会的人觉得是单单来受测验或是受训练，不久将要变成一桩枯燥无味的事情，大家都要望而生畏了。

    文化细胞是基本的组织，文化网是提纲挈领的作用，从事普及教育者必须兼筹并顾，方能发生广大深刻的效力。

    从穷人教育想到穷国教育

    假使一个农家有四个小孩，只能给长子上学，余下三个孩子，一个要看牛，一个要耙狗屎，一个要在家里打杂。那个读书的儿子，渐渐地手也懒了，脚也懒了，看不起务农了。种田的爸爸、养蚕的妈妈，打杂、看牛、耙狗屎的弟弟妹妹，都不放在眼睛里了。他把知识装满一脑袋，一点也不肯分给亲人，大家也不以为奇。因为做先生是要得了师范毕业文凭才有资格。他初小毕业，欠人的债已把老子的背脊骨压得驼起来了；等他高小毕业，老子又卖了一匹老牛。他从小学考进初中、高中、师范的时候，他的老子是从自耕农跌到佃农、雇农的队伍里去了。弟弟们有的短命死了，有的长得像茅草一样了。他自己是学了师范弄不到教员做，毕业不啻是失业，老起面皮做“守知奴”，吃着没知识的人的饭，还嫌不卫生，受人栽培还骂人愚笨。这一家是难免家破人亡。

    假使这个长子进的不是消费的传统学校，而是富有意义的工学团，日里从工学团里学了生活所需的知识技能，晚上便和盘托出献与父母，教导弟弟妹妹。他对于学问是贩来就卖，用不着的便不要。他认得一个字便有资格教这个字，便认定是他的责任把这个字教与别人知道。如果弟弟守牛没有回家，他便到草地上去施教。倘使父亲是个种棉花的农人，他一定想法子把种棉学术与他父亲沟通起来，他与其浪费时间学跳舞，宁可去请教人家如何选种条播。他学得几样不费钱的卫生法必定是当天传给家里的人。他是一个社会人，只是从家里出发。他其实是要把他做得到的学问立时贡献给社会。他是与社会、家庭共同长进。学问没有止境，他的进步，他的家庭的进步，社会的进步，都没有止境。他是活到老，做到老，学到老，教到老。一直到进了棺材才算毕业。一样的穷人，走的路线不同。结果是一个天一个地。

    上面所说的是穷人所走的两条路，即是穷国所走的两条路。第一条是灭亡之路，以前的中国便是马上加鞭在这条路上飞跑。第二条是生命之路，从今以后，中国必须悬崖勒马朝着这条路上走来才能起死回生。其实说破不值半文钱，只要转过头来，即是康庄大道！

    斋夫杂谈

    行是知之始

    阳明先生说：“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我以为不对。应该是“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我们先从小孩子说起，他起初必定是烫了手才知道火是热的，冰了手才知道雪是冷的，吃过糖才知道糖是甜的，碰过石头才知道石头是硬的。太阳地里晒过几回，厨房里烧饭时去过几回，夏天的生活尝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热。雪菩萨做过几次，霜风吹过几次，冰淇淋吃过几杯，才知道抽象的冷。白糖、红糖、芝麻糖、甘蔗、甘草吃过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甜。碰着铁，碰着铜，碰着木头，经过好几回，才知道抽象的硬。才烫了手又冰了脸，那么，冷与热更能知道明白了；尝过甘草接着吃了黄连，那么甜与苦更能知道明白了；碰着石头之后就去拍棉花球，那么，硬与软更能知道明白了。凡此种种，我们都看得清楚“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富兰克林放了风筝才知道电气可以由一根线从天空引到地下；瓦特烧水，看见蒸汽推动壶盖便知道蒸汽也能推动机器；伽利略翁在毕撒斜塔上将轻重不同的球落下，便知道不同轻重之球是同时落地的。在这些科学发明上，我们又可以看得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墨辩》提出三种知识：一是亲知，二是闻知，三是说知。亲知是亲身得来的，就是从“行”中得来的；闻知是从旁人那儿得来的，或由师友口传，或由书本传达，都可以归为这一类；说知是推想出来的知识。现在一般学校里所注重的知识，只是闻知，几乎以闻知概括一切知识，亲知是几乎完全被挥于门外。说知也被忽略，最多也不过是些从闻知里推想出来的罢了。我们拿“行是知之始”来说明知识之来源，并不是否认闻知和说知，乃是承认亲知为一切知识之根本。闻知与说知必须安根于亲知里面方能发生效力。

    试取演讲“三八主义”来做个例子。我们对一群毫无机器工厂劳动经验的青年演讲八小时工作的道理，无异耳边风。没有亲知做基础，闻知实在接不上去。假使内中有一位青年曾在上海纱厂做过几天工作或一整天工作，他对于这八小时工作的运动的意义，必有亲切的了解。有人说：“为了要明白八小时工作就要这样费力地去求经验，未免小题大做，太不经济。”我以为天下最经济的事无过这种亲知之取得。近代的政治经济问题便是集中在这种生活上。从过这种生活上得来的亲知，无异于取得近代政治经济问题的钥匙。

    亲知为了解闻知之必要条件已如上述，现再举一例，证明说知也是要安根在亲知里面的。

    《白鼻福尔摩斯》一书里面有一个奇怪的案子：一位放高利贷的被人打死后，他的房里白墙上有一个血手印，大得奇怪，从手腕到中指尖有二尺八寸长。白鼻福尔摩斯一看这个奇怪手印便断定凶手是没有手掌的，并且与手套铺是有关系的。他依据这个推想，果然找出住在一个手套铺楼上的科尔斯人就是这案的凶手，所用的凶器便是挂在门口做招牌的大铁手。他的推想力不能算小，但是假使他没有铁手招牌的亲知，又如何推想得出来呢？

    这可见闻知、说知都是安根在亲知里面，便可见“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行知行

    谢育华先生看了《古庙敲钟录》之后对我说：“你的理论，我明白了，是‘知行知’。知行底下这个知字是安得何等有力！很少的人能喊出这样生动的口号。”我向他表示钦佩之意之后，对他说：“恰恰相反。我的理论是，‘行知行。’”他说：“有了电的知识，才去开电灯厂；开了电灯厂，电的知识更能进步。这不是知行知吗？”我说：“那最初的电的知识是从哪里来的？是像雨一样从天下落下来的吗？不是。是法拉第、爱迪生几个人从把戏中玩出来的。说得庄重些，电的知识是从实验中找出来的。其实，实验就是一种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有创意的把戏。把戏或实验都是一种行动。故最初的电的知识是由行动中来。那么，它的进程是‘行知行’，而不是‘知行知’。”

    “既是这样说，你就应该改名了。挂着‘知行’的招牌，卖的是‘行知’的货物，似乎有些不妥。”

    改名！我久有此意了。在二十三年前，我开始研究王学，信仰知行合一的道理，故取名“知行”。七年前，我提出“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的理论，正与阳明先生的主张相反，那时以后，即有顽皮学生为我改名，常称我“行知吾师”。我很乐意接受。自去年以来，德国朋友卫中先生，即傅有任先生，每每欢喜喊我“行知”。他说：“中国人如果懂得‘行知’的道理而放弃‘知行’的传统思想，才有希望。”近来有些人常用“知行”的笔名在报纸上发表文字，我不敢夺人之美，也不愿代人受过。本来，“知行”二字，不是我姓陶的所得据为私有。我现在所晓得的，在中国有黄知行先生、熊知行先生，在日本有雄滨知行先生，还有几位无姓的知行先生。知行队中，少我一个，也不见得寂寞，就恕我退出了吧。我对于二十三年来天天写、天天看、天天听的名字，难免有些恋恋不舍，但为求名实相符，我是不得不改了。

    读书与用书

    一、三种人的生活

    中国有三种人：书呆子是读死书，死读书，读书死。工人、农人、苦力、伙计是做死工，死做工，做工死。少爷、小姐、太太、老爷是享死福，死享福，享福死。

    二、三帖药

    书呆子要动动手，把那呆头呆脑的样子改过来，你们要吃一帖“手化脑”才会好。我劝你们少读一点书，否则在脑里要长“痞块”咧。工人、农人、苦力、伙计要多读一点书，吃一帖“脑化手”，否则是一辈子要“劳而不获”。少爷、小姐、太太、老爷，你们是快乐死了。好，愿意死就快快地死掉吧，我代你们挖坟墓。倘使不愿意死，就得把手套解掉，把高跟鞋脱掉，把那享现成福的念头打断，把手儿、头脑儿拿出来服侍大众并为大众打算。药在你们自己的身上，我开不出别的药方来。

    三、读书人与吃饭人

    与读书联成一气的有“读书人”一个名词，假使书是应该读的，便应使人人有书读；决不能单使一部分的人有书读叫做读书人，又一部分的人无书读叫做不读书人。比如饭是必须吃的，便应使人人有饭吃，决不能使一部分的人有饭吃叫做吃饭人，又一部分的人无饭吃叫做不吃饭人。从另一面看，只知道吃饭，不成为饭桶了吗？只知道读书，别的事一点也不会做，不成为一个活书架了吗？

    四、吃书与用书

    有些人叫做蛀书虫。他们把书儿当作糖吃，甚至于当作大烟吃，吃糖是没有人反对，但是整天地吃糖，不要变成一个糖菩萨吗？何况是连日带夜地抽大烟，怪不得中国的文人，几乎个个黄皮骨瘦，好像鸦片烟鬼一样。我们不能否认，中国是吃书的人多，用书的人少。现在要换一换方针才行。

    书只是一种工具，和锯子、锄头一样，都是给人用的。我们与其说“读书”，不如说“用书”。书里有真知识和假知识。读它一辈子不能分辨它的真假，可是用它一下，书的本来面目就显了出来，真的便用得出去，假的便用不出去。

    农人要用书，工人要用书，商人要用书，兵士要用书，医生要用书，画家要用书，教师要用书，唱歌的要用书，做戏的要用书，三百六十行，行行要用书。行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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