买鸟

呀？”一个中年人问我道。

    “你问店里的人去吧。”我说。

    “它们可会叫吗？”又一个人开口道。

    “你花了几个钱买来的？”第三个人问道。

    我约略地回答了，像一个大贵人那么地走了开去。因为我是这一群中国人的一个可骄傲的养鸟人哩。有一种东西使这些人们聚了拢来，一种共同的喜悦，完全是自然而本能的。这种自然与本能解放了我们人类的共同友好与打破了同陌生人不理不睬的矜持。当然，他们是有权可以问我关于这些鸟儿的，正如有权可以问我种种问题，如果我当着他们的面中了“航空奖券”。

    我带了我的孩子和我的小鸟笼走去。每个人都转过了头。如果我是那孩子的母亲，我便要以为他们是在赞羡我的孩子了，但因为是一个男人家，所以我知道他们是在赞羡我的鸟儿。我自己寻思道：难道这些鸟儿是稀见的吗？不，他们只是对于一般的鸟都感到兴趣而已。我走进了一家馆子，那时是在午后还早的时光，楼上是空着的。

    “要一碗馄饨。”我说。

    “这是些什么鸟啊？”那堂倌问道，肩上搭着一块毛巾。

    “我要一碗馄饨，一碟白斩鸡。”我说道。

    “是了，会叫的吗？”

    “白斩鸡会叫的吗？”

    “噢，噢，——馄饨一碗——白斩鸡一盆！”他对着楼下的厨房喊——或不如说唱——下去。“这些是外国鸟呢。”

    “噢？”我只是为了客气一点问道。

    “它们是生在山上的。山，你知道，大山。喂，掌柜先生，这些是什么鸟呀？”

    所谓“掌柜”便是账房先生。他戴着一副眼镜，正像所有的能识字能写字的账房先生一样，对于任何儿童的玩物，或除了洋钱角子以外的任何事情，你是难以希望他发生兴趣的。可是当他听见有鸟的时候，他不仅答应着，且竟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地，摆着腿寻起拖鞋来，离开了账柜，缓缓地向我的桌子走来了。当他走近到鸟笼边时，他那板着的脸也和缓下来了，他变得像小孩子一样的有说有笑了，这对于他的样子是有点不合适的。于是他说出他的判断来了，头朝着天，肚子突出在短褂外。

    “它们不会叫的。”他正色地说道，“只不过样子好看，给小孩子们看着玩玩罢啦。”

    于是他又回到他那账柜的高座上去了，这时我也恰好吃完了馄饨。

    我在归家的路上也受到了同样的命运。人们都俯着身子来看看我手里拿的是什么。我走进了一家旧书店。

    “你们有明版书吗？”

    “你这是什么鸟呀？”那书店里的中年老板问道。这一问使那店里的三四个顾客把注意转到我手里的鸟笼上来了。当时又有了一阵扰动——我说的是鸟笼外面。

    “让我看看。”一个学徒说道，他把那鸟笼从我手里拿了过去。

    “你拿去看个仔细吧。”我说道，“你们可有什么明版书吗？”但我已不再是受注意的对象了，人家丢着我让我自己四处搜看着。我搜看了一番毫无所得，便拿了鸟笼走出来，可又再度成为被注意的中心了。人们对着鸟儿微笑，或因为我有着那些鸟而对我微笑。

    于是我在四川路与爱多亚路的转角上坐了一辆出租汽车。便是在这地方，我清楚地记得，那是在最后一次我从城隍庙买鸟回来的时候，那人走出来看看我的鸟。这一次他并没有细看，我也不高兴去引起他的注意。但当我走进了车子，那车夫的眼光看见了我的小鸟笼，他的脸舒展了，他也像我上次买鸟时的车夫那样，显得孩子气起来了。他对我极友好，我们简直无所不谈，到我抵家的时候，他已不但告诉了我养鸟以及怎样叫鸟儿啼叫的秘密，而且也告诉了我全部云飞汽车公司里的秘密，他们有多少辆车子，他们有多少生意，他的整个幼年时代的历史，以及他的所以讨厌婚姻的原因等等。

    我现在知道了我在人群堆里怎么办，以及怎么去平静一群发怒得像要吃你的血一般的中国人了。我要带一只鸟笼去，给他们看一只青雀或一只很会啼唱的黄莺。这会比水龙或催泪弹更有用，而且可以比狄莫生[狄莫生（Demosthenes），希腊雄辩家。]的一篇演讲更快地说服他们，于是我们便可和好无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