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编 澄怀

    谁赋豳风七月篇

    ————农村的记忆

    一

    我平生好读陆放翁“今皇神武是周宣，谁赋南征北伐篇”的这首诗，觉得他有燕赵慷慨悲歌之气。但现在的心情，慢慢的转变了。对于流亡的人来说，则《豳风·七月》的诗，较之歌颂宣王南征北伐的诗，更有亲切之情，更增加对乡土的慕恋。

    《豳风》，据说是周公自作，或与周公有关的诗。《诗经》把它列在十五国国风的“变风”之末，有人说这是孔子删诗所定的次序。大儒王通推原孔子定这种次序的用意说：“言变之可以正也”。好像《易经》上的剥极必复、否去泰来一样，以见人道之不可终穷。我想，中国圣人的用心大概会如此。圣人之所以为圣人，正在他的悲怀宏愿，不肯使人类走上了尽头路。

    《豳风》主要的诗是《七月》。《诗序》说：“《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后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七月》这首诗，一面是歌咏农民的辛勤，同时也是歌咏农民的德性。农民的辛勤和德性，在周公，至少是在作《诗序》的人看来，就是周朝王业和风化的根本。周公作这首诗叫瞎子唱给成王听，用共产党的术语说，是要成王向农民学习。做皇帝的人，不可忘记农民，要向农民学习，要算是中国政治思想的主要内容之一。所以国家迎寒、迎暑、祈年等大典，都要歌《七月》。郑康成根据《周官》，以为《七月》兼风、雅、颂三义，则其应用的范围更广。自此以后，《豳风·七月》成为政治的教材，成为艺林的佳话，下开田园诗人、田园画家的广大分野。钱宾四先生在《中国文化史导论》中，把农业文化的静穆敦厚之美，描写得有声有色；而我的朋友程兆熊先生，是学农而由艺以进乎道的，在他的许多文章中，常以幽峭空灵之笔，写绵绵不尽之心，总是把人类的前途，归到土的上面，归到农的上面。依我看，两位先生对农业的厚意深情，都可说是《七月》篇的流风余韵。

    农村，是中国人土生土长的地方。一个人，一个集团，一个民族，到了忘记他的土生土长，到了不能对他土生土长之地分给一滴感情，到了不能从他的土生土长中吸取一滴生命的泉水，则他将忘记一切，将是对一切无情，将从任何地方都得不到真正的生命。这种个人、集团、民族的运命，大概也会所余无几了。刘裕把他未做皇帝时的耕具，陈设在庙里，想藉以使他的子孙，能睹物兴怀，知创业之所自。可是他的儿子（或者是孙子）走进去看到这些东西，简直觉得原来出身微贱，惭愧万分，赶快叫人搬走。这恰符合了我们这一代的智识分子的心情；而刘裕的子或孙，也符合了我们这一代的智识分子的命运。

    几千年的农业社会，假定其中没有蕴蓄着一点可宝贵的生命，则中国历史的存在，全是偶然；而管理众人之事的政治家，假定对他所管理最大多数的农民，缺少最低的同情与了解，则他的管理方针，自然会牛头不对马嘴。中国过去做官的人，多半是从农村中来；官告一段落了，也多半依然回到农村去；他们的身上多少总有点土气，他们的脑子里多少总还沾点民情，所以坏也有个限度。清末以来，智识分子虽然多数是从农村中来的；但一离开农村，便永远不想农村，永远不回农村。即使官没有了，也把农村括来的钱，多的汇到外国，到外国去参加人家的现代化；比较少一点的，也竭尽一切的方法，住在都市上，过各种层次的现代化生活。这些人的心中，根本没有自己的钱从何处来，自己的祖宗从何处来，乡下人何以要拿钱来供给自己的现代化生活等问题的存在。所以大家可以心安理得的骑在农民的头上，无穷尽的油滑、浮夸、诈骗、流荡下去。油滑、浮夸、诈骗、流荡，这正是我们都市的“市气”。而“市气”就是这些人的现代化。台湾层出不穷的学生流氓组织，据保安司令部负责指导的人分析其原因说：“父兄位居显要。”“受都市不良生活之感染，不谙物力艰难及农村之疾苦，养成其趋腐逐臭之习惯。”（见六月廿五日军闻社讯）这是当然的，正因为这批孩子的显要父兄，忘记农村疾苦，不谙物力艰难，整天沉浸于腐臭“市气”之中，所以他们的孩子才家学渊源，箕裘不坠。中国过去是以市井之徒为可鄙，以市井之气为可羞。而这却正是现代智识分子的生命，一直到海外逃亡而不自觉。当着这些“市气”冲天的现代人，假定也有人出来再赋《豳风·七月》之篇，使这些忘本的现代人，也亲一点土气，也想一想他的父亲、祖父、曾祖父，一代代的来源，或许可以使他们稍敛一点虚伪浮夸之习，稍存一点朴厚凝重之心，到未尝不是促使大家在流亡中重新想问题的起点。更不说什么戚继光练兵，要“再换清水”（农民），曾国藩用人，特注重“乡气”了。

    ……

    所以我纵使也是一个伟大的诗人，也能像周公一样，重写一篇《豳风·七月》的诗，以咏叹农民的辛勤，歌颂农民的德性……而自由中国的大人先生们，也会视我为落伍，妨碍了他们的现代化。我将更陷于进退维谷的境地。幸而我不是诗人，更不能做像《七月》那样伟大的诗篇。但农民这一代所受的欺凌诬蔑，好像一个天真无邪的处女，被人加以强奸后，不说强奸者是强盗，反骂被奸者是娼妇，我实在因此而心酸。只要是一个中国人，不管他现在是如何的现代化，但试就他本身推上去，他的若祖若宗，若父若兄，若亲若戚，若乡党中，总可以记忆出若干农村的生活史；在这些生活史中，有的是可敬，有的是可怜。如何能在记忆中，一二三四的数出那样多的罪恶？农村中含有可恶的因素，那一定是由商业资本及贪官污吏所直接间接带进去的罪恶。这是稍有良心、稍有常识的人，所不能不承认的结论。因此，我痛恨我自己不是诗人，坐视这一代忘本的人们，随意将农民加以欺凌侮蔑，除了心酸以外，再无其他方法表达这一代农民所受的积苦烦冤；因此，我更希望中国还会有伟大的诗人，作出新的《七月》篇来，唤起现在人的记忆，在记忆中抓住一点自己生命的根子，重新在历史的车轮中站起。

    二

    真正说起来，我就是这群忘本的人们中的一个。我的家庭，我的村庄，我的亲戚，都是道地的农民，所以也都是道地的穷苦。砍柴，放牛，捡棉花，摘豆角，这都是我二十岁以前，寒暑假中必做的功课。我父兄的艰辛，一闭目都到我眼前来了。所以我真正是大地的儿子，真正是从农村地平线下面长出来的。但我每一想到我在外面的生活情形，虽然比贪官污吏，阔少洋奴，要整饬微薄得多，但一和我乡下的生活对比，便不觉满身汗下；我真的忘本了，我的生活，和我的父兄亲戚，依然有这样大的距离。我的妻，初结婚时，人情世故，一窍不通，简直把她无办法。抗战发生，到乡下去住了两年，居然前后两人，美德呈显，娇习尽除，大家都说她贤德。我常想，农村环境的教育力量真算大。假定现在做官的人，也有机会在农村中住一两年再出来，一定会和我的妻一样，在做人做事上大有进步。可是我现在常拿以前的农村生活故事，来教导我的孩子，他们却只当笑话听。可知人是最容易忘本的动物。二十年前，我有一次坐长江的江船去上海，江船的客厅里，坐着许多客人聊天，有母女两人，也坐在客厅的角落上。母亲大约五十多岁，衣着是乡下小康之家的样子，整洁质朴；女孩十八九岁，蓝褂黑裙的学生装。母亲拿一块在船过芜湖时所买的酱豆腐干，自己吃一点，分一半给她的女儿，脸上是表现着无限的慈爱，无限的安静自然；可是她的女儿把眼睛向四周一望，满脸通红，以很生气的神情推回母亲的手，于是慈爱的母亲当时也觉得非常惘然了。她不知道她的女儿已经现代化，船上坐的都是现代化的人，在官舱客厅里分芜湖酱干吃，有失她现代化的女儿的面子。这一小场面，给了我这样深的印象，到现在还不能忘却。那不仅说明了市井与乡下人之不相喻，也说明了今日谈中西文化者之不相喻。像那位女孩程度的西化论者，对她慈爱的母亲都要翻她一白眼，则对其他的人当然更要目为国粹派、冬烘先生，而值得拿去枪毙了。……

    说农村是落后，那是当然的。生产技术的不进步，基层政治的腐化贪污，教育的不发达乃至不适合，都是落后的主要原因。假定能改进技术，澄清政治，普及教育，农民岂有不欢欣鼓舞之理？更有什么丧心病狂的人来反对呢？但我们说农村是落后，这是拿外在的东西作尺度去说的。若就一般农民作人作事的基本精神而论，则我觉得不仅不是落后，而且是中国能支持几千年的一种证明；也是中国尚有伟大的潜力，尚有伟大的前途的一种证明。“市气”人物之不了解这种精神，脱离了这种精神，甚至诬蔑这种精神，正是现代悲剧之所在。

    ［南宋］马和之　豳风图

    上面所说的不是理论，而是一个社会性的事实。农业生产，是人力直接用向自然，是人力直接为了自己，这其中，能缺少人类的一段真精神吗？而人类的真精神，是蕴蓄有无限的可能性和发展性。

    有人骂农民是赋性游惰。但我们试想一想，农村最闲散的时期，是稻已收场，麦刚播种，一直到第二年菜花结果的前后。这种闲散，是来自农业本身的季节性，如何能说是农民的游惰？即在这种闲散时期，农民一面忙着清理本年的生计，一面赶着计划来年的生计。同时，农桑收场，正是农村手工副业的开始。我家是在冬季做蜡烛，夜晚总是忙到三更才睡。没有副业的人家，都羡慕能有一点副业。我们的手摇纺车还没有淘汰，诸姑姊妹，更是起五更，睡半夜，赶着纺点棉线拿去卖，或以此弥补一年的亏空，或以此添置过年的新衣。最可爱的是小康之家，在除夕的前十多天，一家大小，都是紧张而愉快，忙个不休。一年劳动所得的一丝一粟，此时都蕴蓄着生命之花，与劳动者以安慰、鼓励。新年到了，“教化子也有三天年”（教化子即乞丐），讨债的只能讨到除夕为止。这一不成文宪法，打断了穷人生活上的纠缠，使他也能随春到人间而松一口气。除夕到了，全村大扫除，贴门神、春联，放爆竹。自此之后，一直到灯节，各人堆上笑脸，满口都说吉利话，一团喜悦，一片温情。整年劳苦，亲戚朋友都少往来。新年大家带点礼物，彼此来往一番，聊通一年的款曲。农村的新年，才真是人情味的世界，才真可以看出是人的世界。“张而不弛，文武弗能。”在弛之中，更合上发乎人情自然的礼节，如腊祭、迎年、乡饮酒之类；这种先王之教，一直浸润在农村，使中国的农村，不是由鞭子所造成的冷酷黑暗，而富有温暖光辉，以积蓄发展民族的生命，这实在是支持中国历史的主力，我已有二十多年没有在乡下的家过新年了。大概此生此世，是永远不会的。都市的年，好像搀了水的白酒，没有真味，因为都市的人情味早已搀假了。

    有的大人先生们，或许因此大发议论，说上述情形正是表现农民的懒惰，无计划，不紧张，攸攸忽忽。但是，这是完全失掉了记忆的人，或者是完全没有良心的人的说法。新年一过，我父亲便把一句成语告诉我们，“一年之计在于春，一日之计在于晨”，要我们各人早作各自的准备。这句成语，是家喻户晓，引以互相警惕的。严氏《诗辑》说：“《七月》之诗，一言蔽之曰：豫而已。凡感节物之变，而修人事之备，皆豫为之谋也。”程子曰：“此诗（《七月》）多陈节物大要，言岁序之迁，人事当及时耳。”可见三千年前，中国农民，已经是有计划的生产……现在的大人先生们，难说对这一点都分不清楚？农民第一计划的是粮食如何能新陈相接；其次是肥料的积集分配；再其次是就去年的经验，今年那一丘田应该种什么；至于人力的计算，有余如何利用，不足如何补充，更要费一番打算。一个忙季来了，譬如插秧，割稻，种豆，耘田，农民都要抓住那几天内做完才有利，过了那几天即不利，总是全家大小，不分昼夜的去争取这种天时。稻子收早了“没有煞浆”（谷子尚未十分成熟之意），收迟了便会生芽，更要抢着天气好。所以我村子的人，常常问“你是割了多少稻子才天亮的呀？”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叹气说：“我有很久是两头不见大二了。”近村传为笑谈。我乡里称母亲为“大二”。早出时，母亲未起，夜归时，母亲已睡，所以说两头不见“大二”。都市的时间，是以钟表来计算；农村的时间，是以各个人的生命力来计算。这种以生命力来争取时间，用摩登的话说，是“抓住重点，突破困难”。《千家诗》上载范成大的诗“昼出耘田夜绩麻，村庄儿女各当家”，又“乡村四月闲人少，才了蚕桑又插田”。五十岁以上的大人先生们，难道《千家诗》也不曾读过？

    朱柏庐的家训，正是反映农村的生活秩序，所以也特为农村所重，常常把它写作“中堂”挂。开首就是“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要内外整洁。既昏便息，关锁门户，必亲自检点”。我父亲在乡下教书，但在严冬时也是每天东方刚发白便起来捡猪粪牛粪，积蓄肥料；全村人都仿效起来。夜间关门，总要招呼一声门闩闩上没有？乡下人骂关门不关上的说：“你怕关掉了尾巴吗？”后来我见到许多都市称暗娼为“半开门”，我才明白乡下人为什么骂半关门了。

    三

    “勤俭”两个字，是农村经济的骨干，但在政治不安定的时候，与其用“勤俭”两字去表征农民的活动，无宁用“勤苦”两字更为恰当。我小的时候，常常晚上没有饭吃，那还可以说是太穷。但我祖母的时候，听说粮食是够吃的。因为要存点粮食备粜，慢慢再添一点产业，便在农闲的日子，晚上只喝点米汤或吃点豆子当饭。我妻的前一代也是如此。问起来，乡下人大半都是如此。真西山：“数米而炊，并日而食者，乃其常也。”这确是农村之常。家里有老人，每月初一和十五的两天，能买两次肉给老人吃，那就算小康之家。此外，乡下人吃肉，便要靠过节、祭祖和过年了。自己死了人，要给吊丧者以大块的肉吃；送葬时要请一对喇叭开路；尤其是老人的棺材和寿衣，几年前就应准备好；这是乡下人有一个孝的观念、有一个礼的观念在驱使他不得不如此。至于“大出丧”这一类的玩意儿，那只是极少的缙绅之家，尤其是上海人爱来这一套，农业社会是当不起的。谁能把这一套硬栽在农村里去，以指实农村的罪恶？

    因农民的普遍穷困，生存的要求太迫切，所以农民打算的范围很窄，有时表现得很小气。我村子里常常用酒杯借油借盐。假若一酒杯的油和盐借后没有还，那就很难再借第二次。但乡下人并不是没有大方的时候：割谷割麦收豆子的日子，可以让女人小孩去捡，有时还要送他一把。过新年的头三天，以及有婚丧庆吊，对于乞丐都特别大方。尤其是遇着插秧割稻，彼此都是无条件的帮工。乡下做屋，只有木匠泥水匠要工钱，小工都来自亲戚邻里，照例是不要工钱的。只要自治稍有轨道，农村的守望相助，最为容易。农村的保甲，比市镇容易编。征兵征工征粮，完全是落在乡下人身上，大人先生们对于都市是不敢轻易下手的。农民的自私，是迫于生活的煎迫，他有什么资格和商人、和官商合一的大人先生们去争一日之短长呢？并且安分守己的自私，岂不贤于朝市中的勒索诈骗吗？

    因农业本身的制约，不能鼓励人的冒险，也不能有什么飞跃性，这是真的。但谁能因此而抹煞农民的奋励上进的精神呢？抚孤守志，教子成名，农村这类的伟大母亲，代不绝人，蒋母就是伟大的例证，这都是农民坚贞奋励的标志。中国历史上的人物，多半出于乡下贫困之家，所以有“茅屋出公卿”的成语。我和我同时住师范的几个朋友，都是穷得没有“年饭米”的人家，若非父兄咬紧牙关，忍饥挨饿，如何能有升学的资格？就是现在的显要中，总还有不少是这样出身的。在生死之际能坚持一种信念，立下自己的脚跟，如忠孝节烈、耕读传家之类，这是中国文化在农村中最深厚伟大的成就。吸收农村这些美德而伸长到政治上的，一定是贤良的士大夫，一定是政治清明的时代。抹煞农村这种美德，骑在农民头上，吸农民的脂血而还骂农民没出息的，一定是最无良心的智识分子，一定是最没落的朝代。

    自由中国的人们！多增加你对农村的记忆，对农民的记忆，对你自己在农村流过汗流过泪的父兄亲戚的记忆吧！在这种记忆中会使你迷途知返，慢慢的摸出走回大陆的土生土长之路。流亡者的灵魂的安息地方，不是悬在天上，而是摆在你所流亡出来的故乡故土。

    （原载《民主评论》第3卷第16期，1952年8月。）

    旧梦·明天

    “明天”，的确是一个动人的题目。尽管许多人说，“瞬间”，“刹那的瞬间”，才是我们生命的实体；伟大的诗人，便在于能把握住自己生命的瞬间，而加以表出。但我不是诗人，对于自己生命在刹那生，刹那灭的每一瞬间，总是糊涂地让它过去；好像用手在水中捉月，到头总是一无所有。因此，我也和许多人一样，把一切的希望，都安放在“明天”。而一说到明天，当下所涌出的便是返归故里的“旧梦”。

    我的故里，是出浠水县城北门再走六十华里路的团陂镇、黄泥嘴、徐塆、凤形湾。因为“凤形湾”太僻、太小了，所以每向朋友介绍时，已经成为习惯地，在它上面还要加上两个地名。“凤”有一个头，并张着两个翅膀。十一二家的土砖房子，便分布在张着的翅膀里面。一口水塘，淤塞的沙土，似乎从来不曾挑干净过。再前面，便是从右向左，一直延伸到一条小河的“大畈”，这是我们一连四个塆子生命所寄的稻田、麦田。正面对着我们塆子的有一个像馒头样的山————“鳣鱼脑”；鳣鱼脑上面，便是拔出于群山之上的“落梳峰”。大家都说曾有一位仙女坐在一块平阔的大石板上梳过头，却一个不小心，将梳子掉下；所以石板上到今还留有仙女的脚印和梳子的痕迹。这个峰，像一口大钟伏在地下，显得特别秀整。在我以放牛、打柴为生的幼年，这里是经常上下处所之一。此外还有上下得多的是“大山背”。不过，从我能记事的时候起，四个儿子的人，很少有一家能终年吃饱饭。除开春夏天的景色以外，有时，只是荒寒、破落；大家好像整年过着冬天的生活。

    我十二岁到县城读高小，十五岁到武昌读师范，这已经是四分之三离开我的故里了。北伐军来后，一直到离开大陆，其中仅有几次，偶尔回去住上两三天。抗战胜利，我真想永远住在故里，过后半生身心干净的生活。但一回去，农村的百孔千疮，简直淹没了天伦之乐和塆前塆后的草木的光辉；便又在自己精神的压力下，逃避出来了。真的，我对自己的故乡，一直是在逃避、抛弃。

    但是一说到“明天”，自然感到这必须是和我的生命连在一起的事物。岂仅政治上受骗、骗人的一套，早从我的精神中，绝尘远去；连走遍大半个中国所曾经留恋过的许多名都胜境，也都和我漠不相关。甚至连目前冥心搜讨的所谓学问，也都漂在我生命的外面。我的生命，不知怎样地，永远是和我那破落的塆子连在一起；返回到自己破落的塆子，才算稍稍弥补了自己生命的创痕，这才是旧梦的重温、实现。

    父亲、母亲、哥哥，都已经磨折地死去了。嫂嫂、弟弟，不知道是否还在人间？我回去后，把离散了的侄儿侄女，重新团聚在老屋里面，这是一件大事。我和受了现代教育的儿女，应作共同的努力，使我家里乃至塆子里的男女，能过着谷吃完后有麦吃，麦吃完后有谷吃；一年到头有油盐、有酸菜、青菜；客人来了，能买一块豆腐，甚至一小瓦壶酒；每月初一、十五，过年过节，有点猪肉吃的这种生活。这是我们当时所希求的生活，也正是“明天”的本分而正常地生活。假使那时（明天）的政治还有点“人地”气息，我将提议在团陂镇开设一个苗圃，让只要是山，便有树木；只要是隙地，都是果园。还要把半掩没了沙土的池塘，挑得又深又广，里面养满了鲢鱼鲤鱼乃至大头鱼。假使还有力量的话，要把三里以内的三条小河，在上游筑成水坝，让河水能流进每一家的田里；河岸上都是密密地杨柳树和其他的树。

    当然，返回故里的第二天，便应去看看在“罗家榜”埋着的祖父、姑母，十六岁便夭折了的姐姐的坟，不知还是否存在？我的父亲母亲哥哥的坟，也预定安放在这里，不知是否得到允许？假定这些坟已经被毁了，我也要作一种象征式的恢复。然后在旁边，为自己和妻，留下两个穴地；并预先吩咐，在我死后的墓石上，刻下“这里埋的，是曾经尝试过政治，却万分痛恨政治的一个农村的儿子————徐复观”三十个字。我流落在外面，常常想到“罗家榜”。这是一个小小山凹，没有风水，也没有值得说的景物。但在我四五岁时，随着父亲到离家二里的“小河”私塾去玩时，从塆子左手青龙嘴，一直顺着半山的小道走去，一定要经过这里。到了八岁，在距家三里的白洋庙正式发蒙读书时，也一定要经过这里。以后将近有七八年时间，寒暑假都起居在小河的村塾，每年有三四个月的时间，都要经过这里，每经过一次，眼睛自然会向路上边的坟墓注视一次。十多年的岁月，这个山凹，不仅埋葬的是自己的亲人，并且于不知不觉之间，也注入了自己的生命。假定每一个人，要有一个埋骨之所的话，这就是我“明天”埋骨之所了。

    当我返回以后，希望还有能认识我的父老；而不相识的儿童，也不会把我当作仇人、敌人。假使原有和我小时同过学的朋友活着，有如“大山背”的陈六哥等人，那便是我明天的真正朋友。故乡的习俗，在上元节的那一天，整年劳动的妇女，一大早，便结伴出外踏青。当我刚读师范时，有一次，偶然在踏青节看到陈家的三位姐妹；直到现在，我觉得这三位女孩子，才代表了人间所能见到的最圆满的女性。等我回去后，她们当然早已老了，或者已经死了；但我依然要打听一番，或者去凭吊一下。我初看到她们时，回家后瞒着父亲，曾偷偷地做了几首打油诗，现在还记得“古佛拈花唯一笑，痴人说梦已三生”一联。“明天”本来就是梦，我希望能在梦中说梦。

    假使还有生活的闲暇，我便要补偿宿愿未偿的故乡山水的游兴。“斗方山”上的庙，石梁石瓦，听说是神仙一夜中吹上去的，我要去。“小灵山”上听说有位和尚种了不少桃树，我要去。“天福寨”的天福寺，我曾经来往过一年；土壤和泉水非常的美好，我要去看看是否已经好好地利用？离我们十多里路的“桃树塆”，有座“狮子山”，以前曾去过一次，看到几个石洞、石壁上刻了许多字和神像；我要再去考证一番，知道一个究竟。至于“四望山”寨的“四望寺”，我要常常去借住的。这里山势崔嵬秀丽，够得上“林泉之胜”；寺和寺里的许多尊铁佛，以及半山上的田产，都是我们先人捐出来的。我父亲在里面教过一年书；在武昌师范学校还没有开学时，我曾住在寺里。有一天，来了一位姓贺的朋友，写得一手好字，于是大家提议，在门、窗、大殿、戏楼的柱子上面，要都贴上对联；“初生之犊不怕虎”，由我作，由他写，一口气作了写了二十多幅。记得其中有一联是“松菊有缘，半笠烟霞还旧梦。圣芬不远，五洲风雨共斯文。”除了这种“烟霞旧梦”，还有什么值得称为“明天”呢？苏东坡在海外的诗，有“管宁投老终归去，王式当年本不来”两句，每读一遍，辄为之怅惘不禁。但他毕竟是归到他所愿归去的地方了。生于今日，不会“明天”永远是“明天”吧！

    一九六三、十二、七于东大

    （原载《自由谈》14卷1期，1964年1月。选自《徐复观文录选粹》。）

    春蚕篇

    蚕月条桑，取彼斧戕，以伐远扬，猗彼女桑。（《豳风·七月》）

    戴胜初来水染蓝，女桑浓叶满江南。谁家少妇青丝笼，知向香闺饲女蚕。（王渔洋《蚕词》）

    我的故乡，不是蚕桑区域。但一到每年的蚕月，村里的姊妹们，都聚精会神的用小筐小篮，各人养着百把几十个蚕。从孵卵起，她们整天做的，说的，想的，都是为了各人所养的这一撮小动物。有时拿出来互相比较，“你看，我这个长得多么旺呀！”她们似乎觉得每一个蚕都是随着自己的希望、嬉笑而生长。一直到蚕上了小小的架子，开始摇着头来吐丝，大家心里才感到轻松，但每天还要去看几次。一下子发现已经是亮晶晶的或黄或白的茧了，那种欢天喜地的情形，只有我们陪着帮过闲的小孩子们，到现在还可以在追忆中仿佛一二。茧摘下来以后，到底作了什么用场，我倒说不清楚。因为父母伯叔们，总是把这一个蚕月分给姊妹们作私房（私房是私人的存积），姊妹们可以随意处理，很少打算在家计之内。我们故乡的蚕，与其说是被姊妹们养大的，倒不如说是被她们欣赏大的更为适当。所以在我心目中的蚕，这是几千年，甚至是几万年，由中国女儿们的心，由中国女儿们的魂所共同塑造成的最高艺术，是中国女儿们纯洁高贵的心与魂的具像化。没有参加过这一伟大民族艺术塑造工作的摩登女人们，我除了到化妆店里去了解你们以外，你们还能给我了解一些什么呢？

    壮年我曾在浙江住过三年，这才是中国有名的蚕丝出产地。我曾看到绿荫似海的桑田，也曾看到高烟囱林立的缫丝工厂，又看到一些改良蚕桑的意见书，却没有看到蚕，更没有看到乡下养蚕的女儿们的实际活动。在我的脑子里，觉得江浙的蚕只是特产，只是经济，只是商场，只是工业，而不是艺术。女儿们纯洁高贵的心魂，早被商人的算盘，经济家的计划，污浊得一干二净了；我不能回忆它，我不愿回忆它。在我脑子里的春蚕，永远只许它和“女桑”“香闺”绾带在一起的。

    春蚕在我生命中另一个永远不能抹掉的痕迹，是由李义山“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一句诗刻上的。这是十几岁似懂不懂的时候所喜爱的一句诗，现当迟暮之年，依然常在无端的怅惘中无端的想起；而一想起之后，总是不知从什么地方吹来一息凄恻的微风，使我的心情得到一两小时的寂静。这句《无题》诗，为什么对我有这样一股永恒的魅力呢？我有时也私自嘲笑我是如此的不长进。

    春蚕的丝，是从它自己的生命力中化出来的。它的生命力何以不稍停在自己的生命之中，而一定要化成一缕一缕的丝，把它吐出在自己躯壳的外面？而且一直要到把自己的生命力化完吐完为止？这真是一个生命的谜，也是一个生命的悲剧性的谜。李商隐便抓住这样的生命悲剧性的谜，来象征他无可奈何的爱情；而爱情的本身，对于任何人，对于任何时代，都是无可奈何的，都是谜的，都是悲剧性的，都是从自己的生命力中化出来随风飘荡，不可捉摸而却又是剪不断，理还乱，并且一直要把它化完为止的。每个人接触到这句诗，每个人便接触到隐藏在自己内心深处的这一部分的生命力，所以这句诗的魅力，只是每个人生命力的魅力。生命力的魅力无穷，这句诗的魅力，作为这句诗主题的春蚕的魅力，也是不尽。

    一般人，容易把“爱”和“爱情”混淆在一起。其实，不仅“感情”不是“爱情”，所以再好的朋友，也只能说彼此有深厚的感情，却不能说彼此有深厚的爱情。即使是“父子之爱”、“母子之爱”或“伟大的母爱”，若把“爱”字下面加上一个“情”字，便自然感到不很妥当。在这些地方，“爱”和“爱情”的分别是很显然的。“爱”与“爱情”的混淆，常是来自夫妻的关系。某某夫妻的情感很好，容易误称为某某夫妻的“爱情”很好。其实再美满的夫妻，也只能有“爱”，而决不能有“爱情”。爱情与夫妻，是势不两立的两种情景。夫妻一开始，爱情便死亡；继着而来的，只是在“爱情”的尸体上所蜕变而成的一般人所说的“爱”。

    爱和爱情的分别在什么地方呢？“爱”的内容是单纯的，情境是明朗的，味道是甜甜的，情意是欢笑的；并且爱是可以清楚的意识得到，而又可以把握得住的。美满的爱，好似一篇美满的散文；它的条理、情调，我们可以清清楚楚的说了出来的。“爱情”的内容却经常是混沌、矛盾的，情境是如在醉中，如在梦里，暧昧难明。使人有时觉得它是在自己生命之中，有时又觉得它是远离生命而他去。味道是甜酸苦辣的杂拌，情意是悲欢离合的混和。人永远不会意识到它；当你意识得到它时，它已经随风飘去；人永远想把它抓住，却又永远抓不住它，所以只有化出全部的生命力去作无穷的追逐，一直追逐到生命的天涯。因此，没含有矛盾混乱的不是爱情，没有甜中带苦，笑中带泪的不是爱情；不是如醉如梦，于不知不觉之中，抛掷出自己全部生命力的不是爱情。夫妻们刚刚接完了一个吻，立刻浮上柴米油盐的问题，这如何可以说是爱情呢？我们原始的生命力，常常被普通所说的理智之光而弱化，而浅薄化了。只靠了爱情，才能把这种浮光掠影的理智，唾弃在一旁，让原始的生命力和盘托出，以完成它自己。蚕的尸体是用它自己生命力所化出的丝来包裹，这比用其他任何东西来包裹更为庄严。人的尸体也应当用它自己生命力所化出的爱情来包裹，这才证明人性的崇高伟大。歌德为了要表现这一点，所以才写下一部《少年维特的烦恼》，并且因此而造成少年维特的风潮。其实，十多万字的小说所要表达，所能表达的并没有比这“春蚕到死丝方尽”的七个字的诗多出一点什么。现代人的生命，被机器，被权利欲，熏染得已经僵化了。这些人，只有“撒野”，决没有爱情，更不能从原始生命力中流出一滴眼泪。于是春蚕的位置，只好让人造丝、尼龙等等来代替。而现代人也是不断的吐丝，但他们是蜘蛛吐丝，吐出来作构陷他人之用。这真是值得对照的。

    （原载《新闻天地》474期，1957年3月16日。

    选自《徐复观杂文补编》第一册。）

    无惭尺布裹头归

    一
<... -->>
本章未完，点击下一页继续阅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