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8章 一次民族复辟：明代

乐皇帝死于1424年，他是大明王朝皇室家族中最后一位伟大人物。在他死后，他的子孙后代们继续掌权达200多年，但再也没有产生过一位非凡人物。像汉、唐王朝末期一样（尽管比较起来要远为迅速），阉党再一次控制了一系列庸碌无能的君主，以他们的名义统治国家。与此同时，在蒙古，卫拉特部（或称西蒙古人）在永乐皇帝的帮助下，取代了成吉思汗的后代，成了游牧部落的霸主，成了一股强大的势力。他们的可汗额森要求娶汉人的公主为妻，这一要求遭到拒绝后，额森便率领自己的大军，劫掠了山西与河北的边境。英宗皇帝在他宠幸的一位太监（他僭代皇帝指挥将领们）陪伴下率兵亲征。没有给养的明朝大军在宣化附近、在北京与张家口之间的崇山峻岭中被切断了，全军覆没。十万具中原将士的尸体散布在山口中，英宗皇帝被俘（1449年）。卫拉特人的胜利大大出乎他们自己的意料，他们继续前进，在北京的城墙下扎下了营盘。但他们并没有做好围攻的准备，几个月之后，他们的可汗额森决定把英宗皇帝给放了。1453年，额森与明帝国握手言和。

    一个世纪之后，来了一次新的恐慌。这一次的危险，并不是来自西蒙古人，而是来自成吉思汗的后代。在15世纪的最后25年里，成吉思汗的家族在蒙古来了一次复辟。这一世系的一位可汗阿勒坦，把自己在内蒙古的畜群赶到了山西北部放牧，在1529至1579年之间对山西与河北的北部地区发动了几次劫掠。在1550年，他一直打到了北京的城门前，他的军队点起大火烧掉了首都的郊区。最后，他承认了明朝的宗主权，他的主要营地被赐名归化（意思是“向文明转变”）。

    蒙古人是中原的宿敌，但如今，在沿海地区出现了新的对手，他们的岛国遥不可及，这使得他们不可征服————这就是大胆勇猛而又难以捕捉的日本人。一大群来自日本群岛各个港湾的冒险家和海盗，开始出没于浙江、福建和广东等地的各个港口。1555年，他们沿长江溯流而上，一直到了南京，劫掠了他们所经过的那些不设防的乡村和城镇。这些海盗只不过是日本扩张的年轻血液，其全部力量，中国人将会在朝鲜事务中领教到。

    冲突终于在明代的第十三位皇帝————万历帝的统治时期（1573——1620）爆发了。在这一时期，统治日本的是日本历史上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大名鼎鼎的丰臣秀吉（1536——1598），他构想了征服明帝国的大胆计划。那些周期性地袭击中亚各港口的海盗毫无疑问对他说到过明王朝的老朽衰弱。无论如何，50年后满族人能够毫不费力地征服北京，这一点至少证明了丰臣秀吉的想法也并非异想天开。为了实现这一计划，有必要为他的军队获得穿越朝鲜的通道，而一直把日本人视为宿敌的朝鲜人则拒绝给他提供这个方便。于是，丰臣秀吉便派出了20万大军，挥师朝鲜。1592年6月12日，他们进入了朝鲜的首都汉城，并朝着满洲的方向一路前进，直抵平壤。日本参谋总部的计划，跟1894年的中日战争期间所采用的计划并无二致。他们的意图是直抵鸭绿江，穿越辽东半岛，通过山海关，直逼北京城。然而，朝鲜人的抵抗，为中国人赢得了时间，使他们能够调动优势兵力进行干涉。日本人被迫撤出了汉城（1593年5月），并向南部沿海溃退。1597年，丰臣秀吉派出了另一支远征军前往朝鲜，但这一次日本人甚至都没能到汉城。他们再一次被打回了南部沿海，这场逐鹿之战演变成了一场围城战（1597——1598）。1598年9月16日，丰臣秀吉去世，他的死导致了日本军队的打道回府，以及敌对状态的终止。日本不得不再等300年，才重新开始这场与中国的角逐。

    从这场他们已经打赢了的战争中，明王朝应该得到的教训是：其国家海军与世隔绝的状态已经结束了。事实上，甚至在这种隔绝状态首次受到日本海盗在华中地区的袭击的威胁时，葡萄牙的航海家们已经在广东沿海出现了。

    1498年，葡萄牙探险家瓦斯克·达·伽马[5]绕过非洲海岸，抵达了印度，通向中国的海路就此向欧洲人打开。1511年，葡萄牙海军将领阿尔布克尔克攻占了马六甲，其商业与战略价值类似于今天的新加坡。1514年，最早的葡萄牙商船到达中国港口。1549至1557年之间的某个时候，葡萄牙人得到了地方官的许可，在位于珠江口的澳门创立了一个本质上属于商业性质的权力机构。1582年，澳门的葡萄牙当局为这一特权向广州的总督缴纳了500两银子作为贡金。

    随着葡萄牙人的到达，在蒙古人垮台之后被赶出中国的基督教，再一次进入了这个国家。负责这次新的传教工作的是耶稣会，尤其是两位耶稣会士利玛窦和汤若望[6]。

    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1552——1610）于1582年抵达澳门，此后在广东地区履行自己的传教使命长达13年。为了让自己能够被人接受，传教士们让自己混同于现存的社会类别。利玛窦（这是他取的中国名字）起初穿着和尚的僧袍，随后，他以非凡的洞察力，抛弃了这身行头，穿上了儒家文士的装束，从而非常聪明地设法把基督教与儒家的国家信条联系了起来。耶稣会士的整个策略，都是基于对中国人心理的恰当了解。1595年，利玛窦已经设法获得了广东要员们的青睐，得以起程去北方。他首先定居于南京，在那里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使命，没有遇到任何干涉。1601年1月4日，他获准去北京，并立即设法与皇帝的宫廷建立了联系，他送给皇帝一架古钢琴、一幅世界地图和两座自鸣钟。他在给万历皇帝的表文中称：“臣先在本国忝预科名，已叨禄位。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7]利玛窦得到了一份月薪，并获准在皇城居住。当他受命给皇帝的一位儿子讲授科学课程时，利玛窦得到了最高的恩宠。1610年5月11日，利玛窦以78岁高龄在北京去世，此时，中国已经有了300多座天主教堂。他的工作包括绘制一幅大的“世界地图”（《万国舆图》），以及翻译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

    真正继承利玛窦衣钵的是德国耶稣会士汤若望（1591——1666）。他1620年到达中国，最初是在西安传教。汤若望是一位数学家、天文学家和卓越的语言学家，他受朝廷之命进行历法改革。最后一位明朝皇帝庄烈帝————其年号为崇祯（1628——1644）————对汤若望表现出特别的尊重。1636年，他在皇宫的附近建造了一家大炮铸造厂。我们将会看到，在满族人征服中国之后，汤若望从新主人那里受到的青睐，丝毫不亚于明朝。

    这位耶稣会士的科学知识在明朝的宫廷里所激发出来的兴趣，表明明朝最后几位君主已经模模糊糊地意识到了国家现代化的必要性，但这种认识来得太迟了。在明代初年（1368年），就技术和机械技能而言，中国和西方多少处于同一发展水平上。到了明朝末年（1644年），欧洲已经拥有了现代的科学和装备，而中国依然处于中世纪。

    明代的文学创作也支持这一判断。最富有生气的作品是小说和戏剧，明代被认为是小说的伟大时代。五部“经典”小说（其中有四部创作于明代）中，有一部以佛僧玄奘的游历为主题，玄奘于公元629年动身去印度，途经中亚。不幸的是，如果你阅读过那位著名的朝圣者本人所写的关于这次旅行的生动记述的话，恐怕很难在明代小说家据此编造出的神奇故事中发现太多的趣味[8]。这部小说并没有那部中世纪文献中的精确而生动的记述————戈壁大漠的沙暴、大雪覆盖的天山山顶、印度的大棕榈树————而代之以奇异怪诞的冒险、魔法和妖术，就像你在西藏故事中所找到的那些一样。另外一些明代小说所处理的通常是多愁善感的风流韵事以及罗曼蒂克的冒险传奇，不过有一点倒是真的，它们常常让你饶有兴味地瞥见了那个时代的风俗习惯。

    明代的绘画可以用一个词来定义————学院派。诸如《芥子园画谱》之类的画论集，研究了宋代山水画的特性，给出了一份详尽细致的配方清单。结果是，所有绘画全都带有一副矫揉造作的样子，比如表现山的绘画中那些不合乎自然规律地高悬于上方的岩石。另一个结果是，绘画中也出现了类似于诗歌中的滥用典故。明代绘画的不幸就在于，人们总是把它跟具有伟大创造力的宋朝时期的那些有压倒性优势的作品相比较。不过，明代的少女肖像及闺阁场景依然颇为可观，在花鸟画上也有不同寻常的精湛技巧，在水墨画中，明代的风景画家们依然表现得相当有力。明代的墓碑肖像————这一绘画类型有一次相当可观的复兴————以其朴素的现实主义、其表达的清晰及其技术的大胆和精确而引人注目，偶尔有某些东西非常接近丢勒、荷尔拜因或克卢埃。

    明代最伟大的艺术是陶瓷。在这里，为公平起见，你应该避免跟宋代比较，而要从它们本身的优点来判断明代瓷器。它们值得这样去评价，尤其是因为明朝的皇帝们也为这一艺术做了大量的工作。1369年，明朝的创立者重建了景德镇的官窑（在江西境内），这一行业的绝大部分标准都是在那里确立的，高岭土就是因为在高岭附近发现的白瓷土而得名的。

    宋代瓷器，主要是单色，或者是从一种色调渐变为另一种色调，在明代瓷器中你依然可以发现这种单色的运用。有各种各样的青瓷，它们即使比宋代青瓷更暗、更浑浊，但依然非常漂亮；它们被出口到伊斯法罕、开罗和伊斯坦布尔。还有福建德化出产的白瓷————通常是佛像的形式————以及其他的紫色和深蓝色的陶瓷。但最重要的，还是多色的使用，尤其是在说明性的装饰中，明代的陶瓷工匠们做得非常成功。景德镇所使用的高岭土，其品质能够抵抗最高的温度，因此使得最驳杂的釉彩能够并存。高温釉彩中最显著的是青花瓷，其钴蓝色依据本地蓝色与“回回青”的混合比例而或者更深，或者更亮。青花瓷的时尚，因为“三彩”（绿、黄、紫）和“五彩”（三彩加上青和红）的出现而黯然失色。这种对“色彩的大胆并列、鲜艳的色调和彩绘装饰”的偏爱，是这一时期的特征。陶瓷越来越倾向于成为绘画的一个分支，瓷器与明代画家笔下的丝绸卷轴争奇斗艳，他们习惯的主题是精巧的女性形象、蝴蝶和花鸟。

    这种风格在清代达到了它的巅峰。

    【注释】

    [1]原注：南京是新取的名字（意思是“南方的首都”）。元朝的都城大都被改名为北平，后来，当明朝的行政机构北迁的时候（南京依然作为陪都），又被改为北京（意思是“北方的首都”）。

    [2]原注：当我们提到明清两代不同的君主的时候，我们将使用他们的“年号”而不是“庙号”。丢掉江山的明庄烈帝当然没有从满族人那里得到“庙号”，但大约一百年后，他被授予“庄烈”的称号（意思是“大胆而坚决”）。

    [3]原注：据传说，天上有一个紫宫（这是一个星座，其中包括北极星），地上也有一个紫宫，后者就是皇帝的住处。

    [4]王守仁：《传习录·答聂文蔚》。

    [5]瓦斯克·达·伽马（Vasco da Gama，1469?——1524），葡萄牙航海家，最早经海路到达印度。

    [6]利玛窦（Matteo Ricci，1552——1610），字西泰，意大利人，耶稣会传教士，1583年来华。汤若望（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1591——1666），字道未，德国人，耶稣会传教士，1622年来华。

    [7]利玛窦：《上大明皇帝贡献土物奏》。

    [8]原注：这部小说极受欢迎，但玄奘的“原作”却很少有人读。它有一个非常好的英文译本，是由亚瑟·韦利翻译的，书名为《猴子》（Monke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