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0章 社会危机

    唐代中国，从此再也没有完全从安禄山叛乱所造成的震荡中恢复过来。皇家世系的复位，看上去似乎给叛乱画上了句号，但再也没能恢复国家从前的繁荣。叛乱期间，中国丢掉了除安南之外的所有外国领地。八年内战（755——763），加之劫掠带来的损失、财富的毁灭和农田的弃耕，导致人口大量减少。在内战前夕，经过140年的和平时期之后，754年的人口普查显示了相当于5200万人口的户数。到839年，复辟的王朝已经花去了四分之三个世纪的时间抚平内战留下的创伤，人口普查表明，当时的人口总数不超过300万。

    人口数量的急剧下降，伴随着空前的经济和社会危机。在唐代，国家在理论上依然是土地的唯一所有者。但在实际上，它只不过是个分配者而已。每个农民在达到成年的时候都会分配到一份农地，从七亩半到十五亩不等，这块地一辈子都是他的，还会得到一块不超过三亩半的所谓“地产”，除了这块地产他可以传给子孙外，其余土地全都不能转让。这些慷慨恩赐使得农民有责任承受捐税、劳役和兵役。当他去世的时候，他的分配地将会被收回，用于重新分配。只有官员才能获得大片的地产，而且————这一点甚至更重要————可以通过继承来保持它们。由此产生的大地主，则把他们的土地交给农业工人去耕种，支付给他们年度佣金。这些大地产，要么交给管家打理，要么出租给佃农。

    在8世纪中叶，农民的小片土地（在每个乡村，农民的生活都依赖于小块土地给耕种者的恩赐）突然消失了。安禄山的反叛使得帝国的财政彻底破产，而平定叛乱又使得不断增长的征兵成为必要。马伯乐写道，捐税、劳役和兵役变得如此沉重，而农村人口的债务又是如此紧迫，以至于大多数农民无视禁止卖地的法律，把他们的土地卖给大地主，成了佃农或农业劳工，确切地说，比农奴好不了多少。他们的小块土地就这样消失不见了，被那些大庄园给吞掉了。到了8世纪末，拥有土地的家庭不超过总人口的百分之五。中国现在只有一种农业无产阶级，而不是富裕的农民。

    贸易也衰败了。781——783年间，国家没收了每个商人的部分货物，为的是补充被内战耗空的国库。在执行完这些措施之后，都城长安————主要的商业中心，是丝绸之路的起点和来自印度及波斯的沙漠商队的目的地————荒芜得就像是遭受了蛮族的洗劫一样。政府的财政勒索是如此苛刻，以至于最终导致了骚乱。国家依然在对买卖双方、对每一种商业业务和交易征收极其繁重的苛捐杂税。例如，793年，来自四川的茶叶要交纳百分之十的税。

    革命的舞台已经搭好了。它终于在875年年底爆发了。其主要的发动者是一位心怀怨恨的知识分子，名叫黄巢，此人是一个智商很高、精力充沛而又肆无忌惮的人，是一次明目张胆的司法不公的受害者。叛乱在河北南部与山东的交界处爆发，这一地区一直是叛乱的发源地，从黄巾起义到义和团运动。这是一个人口稠密的地区，贫困的村庄散落在低洼的冲积土和黄土平原上，没有一英寸土地被浪费，但却容易遭受干旱和洪水的袭击，这些天灾毁坏谷物，导致可怕的饥荒。875年的运动是从一场农民暴动开始的，一些铤而走险的人揭竿而起，组成了“大军”打算四处劫掠。为了平定这次叛乱，政府采取了一个只会加剧动乱并使之普遍化的步骤。朝廷下令，让农民把自己武装起来，并为他们提供相应的手段。等他们刚一武装起来，那些被苛捐杂税逼得买田卖地的农民，还有那些被收税人弄得破了产的店主，便迅速地加入了叛乱者的队伍。

    黄巢把所有这些五花八门的成员联合在一起。数月之内，他扫荡了山东的部分地区以及富庶的河南开封平原。从那里，他领着自己的人马，挥师南下，劫掠了华南两个大港口：福州（878年）和广州（879年）。广州是当时最大的商业中心之一，是“最大的外轮停泊港口，以及整个海上贸易的仓库”。阿拉伯的地理学者（他们把广州称为“广府”）告诉我们，那里有非常重要的阿拉伯和波斯商人的侨居地，这些人有着各种不同的宗教信仰————穆斯林、基督徒、摩尼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是丝绸、瓷器、茶叶、樟脑、芦荟以及其他中国产品的出口商。当黄巢的人马到达的时候，广州人关上了城门，做好了抵抗围城的准备。黄巢提出了讲和的条件：朝廷任命他为广州节度使。大臣们拒绝了，“广州市舶宝货所聚，岂可令贼得之”。[1]他强行攻下了这座城市，屠杀了全城百姓，包括阿拉伯侨民，劫掠他们的货仓，从屋顶到地窖。“除此之外，他们还砍掉了整个地区的桑树，这样一来，在很长时间里就再也没有丝绸输往阿拉伯人的帝国。”（879年夏）。在此期间，黄巢叛军中的农民（北方各省的土著）被广州的热带气候折磨得够呛，大批大批地死于疟疾。他领着生还者回到了北方，攻占了都城洛阳和长安，洗劫了这两座城市，屠杀了城里的居民（880年12月20日和881年1月15日），而朝廷再一次溜之大吉，逃往四川。

    在穷途末路之时，唐王朝向一个被称为沙陀的突厥游牧部落求助。最初来自戈壁大漠的沙陀部落，后来在鄂尔多斯河套地区作为大唐的盟友而站稳了脚跟。当时，他们利用大唐的内战定居到了山西北部（878年）。他们的首领李克用[2]当时只有28岁，是他那个时代最富有同情心的人之一。这个突厥人的勇敢和忠诚，与唐朝衰亡这出大戏中其他主角的败德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朝廷向他求助，以便把他们从叛乱者的手里解救出来。他答应了，此后再也没有动摇过他对大唐事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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