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

    关于庄荷卿的惨剧，忽然传遍了全城，尤其是教育界，学校里，大家都纷纷地谈论，而梦华是早就对于这件事存着一番好奇心的，但并没有机会探听，到了现在，由于这故事已经演到了结局，由于大家的传说，由于她从前院的毛老先生和毛老太太，从学校中在那周记中曾提到庄荷卿的学生，更其是从洪太太那里，她才完全知道了事情的原委。洪太太是从一个姓温的那里当面听说的，这姓温的是洪思远的中学同学，又是庄荷卿的大学同系，但自从地方沦陷以后，他就离开了教育界，因为自己有几间街面上的房子，又因为自己平日有些积蓄，便剪掉了头上的长发，留起一撮日本式的小胡子，在自己的房子上经营起了小本生意。庄荷卿归来后曾经一再地同他谈到自己的恋爱，并谈到了他在郧阳的情形，所以洪太太从温子升那里听来的消息是最为可靠的。

    庄荷卿是一个生性孤僻的人。他在大学时候是专门研究商学的，除了计算数目以外，他几乎甚么事都不关心，这也就更造成了他的狭隘与固执。他的家庭是非常富裕的，因此从来不会感到过匮乏，也就从来不知道有所求于他人，但如果别人有求于他，譬如借些零用钱，或托他帮助些小困难之类，他也从来不肯答应，遇到这类情形，他又总不肯明白拒绝，只是如同不曾看见你的脸色，如同不曾听到你的声音，总之，以不理会为拒斥一切不情愿费力的要求。时日既久，新旧朋友都已了然他这种处世态度，自然也就不再自讨没趣。他生得既高大而又肥硕，实在应当算是一个魁梧的丈夫，但由于他太过于爱好装束，尤其是在他头发的式样和颜面光泽上，不但把那丈夫气抵消了，反倒添了很多女人的情态。他最喜欢穿的是中式的裤褂，而且多是丝料的，软软的黄色鹿皮底中式布鞋，总是有两双或三双在脚上交替着，从不见些尘土和泥滓，这样，走起路来虽然也有些飘飘然，但由于他的眼光总是向下窥探或是悄悄地向两边睥睨，他的飘然之致就含了几分偎琐的成分。象这样的一种气派，自然也许为某些人所不喜，但有一派青年女人却特别愿意同他亲近，何况这位庄某在朋友们中间虽然不免吝啬，但在女人面前却实在非常的豪华，那位既是同乡又是在大学同学，毕业后又同在一个地方工作的施小姐，就是既慕其身世，又爱上了他的豪华的一个人，然而所遇非时，他们订婚刚刚不久，芦沟桥的大炮就响起来了。在女的这一方面，一切问题都非常简单，她绝不因为战争的到来而离开她的家庭，因为她在家庭中间有很好的享受，而参加战时工作，或者跟从学校流亡，那是太痛苦而且也太危险了。至于庄荷卿问题就非常不容易解决。最初，他极力劝说她，希望她一起跟学校迁徙，他自然有一套很好的理论，而这也正是那时大家所知道的，所常常听到看到的理论，但是甚么国家民族之类的大帽子，象施小姐这样的人是绝不喜欢接受的，她不听他的。后来他就想，他应当留在家里，他应当陪伴她，他们本来说定于订婚之后半年或一年就要结婚的，那就不如暂时留下，等结过婚以后再说。但别些人的意见却又不然，连政府的号召也是说：战时教育绝对不能停止，学校，教员，学生，应尽量向后方疏散，假如留在沦陷区内，那就只有等待敌人的侮辱与杀害，敌人对于我们的知识分子是深恶痛绝的，经过这么一番宣传与酝酿，于是他心里想道：“难道我不是知识分子吗？”就象他在女人面前才特别意识到他是一个英雄一样，只有在敌人即将到来的时候他才特别意识到他是国家的一个优秀人物，敌人之一定要杀他，那是毫无疑义的。他觉得恐惧起来，觉得非走不可了。一面是生命的威胁，一面是爱人的留恋，而结果还是生命要紧，因为没有生命时，爱情也就无谓了，他就哭哭啼啼地同他的爱人分别了，虽然当他上了最后一列火车，当火车就要开出时，他也还是犹豫不决的。

    他同雷孟坚洪思远本来不是在一个学校的，等到出了省境，许多不同的学校才完全集合了起来，成为一个整体的新组织。但庄荷卿同他们却并不怎么谈得来，也正如他在大学时候是一样，他的意见总时常和大家的不一样。他们在郧阳地方安定下来以后，也就时常得到一些家乡的消息，因为在正式的通信里既然不敢写什么事实，所得的消息也只是凭了各方面的传闻。当人家说敌人在故乡如何残暴，留在沦陷区的人是如何的痛苦时，庄荷卿就提出了相反的消息，原来他由于一种特殊心情，是只相信了好消息，却绝不相信坏消息的，而当人家谈到抗战的前途，说抗战一定胜利，光明就在前边时，他就说不见得，说大家在外面奔波只是徒然地吃苦罢了。当别人也在等待一些更好的机会，以便参加到其它战时工作中，或并无所等待，只是在各人应分尽的教育责任上时时要求进步要求新鲜时，他却只是把他所教的数学工作看作一种无聊的勾当，一种吃逃难饭的工具，积压了成堆的学生练习，他不去批改，却只于无聊时照了一本从当地图书馆里借出来的《书法大全》在写他的悬腕大字，他原是用了这方法来消磨时间，来支持他的长期等待，他所等待的不是别的，乃是回家的机会，和一同回家的旅伴。他的爱人一再写信催他回去，到了最后竟用了决绝的口气说道：“假如你再不回来，我就不能等你了！”

    他终于等到了一个机会：既已打听明白了归家的路线，又得到了一个同志，一个同行的伴侣，这个人就是米绍棠。

    米绍棠本来只是一个中学毕业的学生，在抗战前，不知受了一种甚么短期的特别训练，居然在一个中学校里担任起了训育工作。他生在农村的小康之家，由于颇善活动，一九二七年以后就参加了所谓“革命”团体，他的目的却是在一乡一县之中为老百姓所尊重，所敬畏，并能由于权势地位的方便，可以增加自己一些田产物业，使自己儿女结得一门有钱有名人家的婚姻，那就于愿已足了。而结果他也并未失望，他终于作了县党部的委员，他仰着他的铁青色的扁形面孔在县城的灰土道上昂然的走着，一面左顾右盼，一面回答人家给他的敬礼。自从他作了委员，他的家里也就不断地有人送礼品，也时常有人来托他父亲去关说人情，办理诉讼，就连他一个本房叔叔，在牲畜市上买了人家一头黄牛，当人家向他索取现款时，他却说：“难道我这委员的叔叔还会不给钱吗？你如逼得紧，就到县党部里向我的侄子去要！”这番话自然很有效力，那卖牛的人以后就只好等他的高兴，而县党部委员的这个叔叔大人的势力，便在这一方老百姓中膨大了起来。然而倒了霉的却是委员的父亲，不知因为甚么，竟被自己的委员儿子到县政府去告了一状，县长就把这位委员的老太爷关进了黑屋子，县长说：“既然是米委员的意思，那当然是非办不可。”至于米委员本身呢，好象表示他大公无私，就是自己的父亲犯了法，也是绝不留情，后来还是由地方上绅士长老们说情，才把他那莫名其妙的父亲放了出来。但这个老人由于太受委屈，到家不久就一病不起了。

    抗战以后，他毫不犹豫地跟同学校向后方迁移，他相信在这种大变动中可以抓住更好的上进机会，不料他所获得的却是吃不饱与睡不暖，他完全失望了。他那光光的脑袋两边本来突出着象牛角似的两块骨头，流亡以来这两块突出的骨头显得更突出了，那青色的扁形脸孔上又总是象洗不净似地冒着一种油腻。他本来就没有甚么功课，战时青年学生又不大受人们管束，他就天天用肥厚的大手掌拍着自己的大肚皮，不但拍击出波波的声音，以怡悦自己的听觉，并且拍出不少混了汗污的黑色小泥粒，以炫示这一举动的成绩，而他心里所想的也就是：还是回家去吧，到自己的家乡，既可吃得饱，又可睡得暖，最重要的当然是老婆孩子的团聚。

    同庄荷卿既是志同道合，自然常在一块谈论，他们最关心的自然莫过于战事的消息，因为从战事的转移上，可以知道哪一条道路可以不至于碰到火线，其次所注意的就是从沦陷区逃出来的人，或者因为工作上的必要而从战线上回来的人，每逢这种机会，他们一定切实打听一番，他们的主要目的还是在于归家的道路。

    他们的行期决定了，这在那个流亡团体中算是一件大事，一方面是大家虽不肯象他们一样走回头路，但怀念家园之情是人人都有的，现在看到有人要回去，自不免引起许多思想与情感，另一方面则关于走回头路的是非问题也引起了许多议论，而事情本身的危险性也使大家把这件事看得相当重大。但对于这问题看得很简单，觉得实在没思虑之必要的人也不是没有，所以到了有些人提议举行一次大聚餐来为他们两个送行时，就有些人置之不理，既不参加这种提议，也不出席聚餐会的，就是雷孟坚洪思远等人。他们的聚餐是很热闹的，他们还吃了不少的酒，仿佛是在送两个凯旋的将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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