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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反感。

    这是耻辱!

    那报告,到今天我还没有看到。最近读了一篇关于日本文坛动向的论文,使我想到,大概就是《麦雨士兵、土雨士兵和花雨士兵》吧?作者大概是火野苇平吧?

    中国有没有“伟大的作品”呢?有的!

    中国有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

    并且,墨水写成的“伟大的作品”,假使是血写成的“伟大的作品”的复写,那不久也可以出现的。

    那作品,将伟大于火野苇平的《麦雨士兵,土雨士兵和花雨士兵》的!

    否则,是中国的耻辱!

    我是这样才写《南京》的。

    但是自己没有伟大的野心,自己的心不过在愤怒着而已。

    写战争,有许多的难处。

    火野苇平是通信士,他明了某一战役的全般情况,又体验了士兵的战斗生活。这是他的作品得以完成的客观的条件。

    在战争里,将军和士兵所知道的完全不同。将军不知道兵是怎样打法,兵也不知道将军是怎样判断,怎样下决心,怎样处置的。自然,这不过是就一般而言。世界上的大河并不是完全向东流的,而东流的大河也不是一条直线的。但是,无论如何,这是真实。在战争里,将军所看见的是森林,不是树;而士兵所看见的恰好是树,而不是森林。

    所以,将军写出的战争,往往是将军式的战争,而士兵写出的战争,又往往是士兵的战争。前者是大战回忆录,后者是《西线无战事》。

    将军能够写得好,士兵也能够写得好。不反对将军用兵的写法,或者士兵用将军的写法,只要能够写得恰到好处。但是,不能勉强将军从士兵的地位去看去写战争,也不能勉强士兵从将军的地位去看去写战争,那是没有希望写好的。

    何况是一个拿笔的人呢?他不是将军,或者他是将军而不是士兵,他不是士兵,或者他是士兵而不是将军,生、旦,净、丑集于一身,要求是苛刻的,不合理的。

    因为,战场是瞬息万变的,像初秋的云,没有固定的形态,在你略一凝想的时候,一只小绵羊已经变做两朵白蔷薇花了。你能够把天所看见的云,完全描写出来么?你只能够说,今天所看见的是堡状积云和鳞纹云,不是伪卷云。只有这样。写战争,也只有这样。

    况且,军事行动是那样秘密,比爱情还要秘密,甚至比外交还要秘密。往往将军所知道的,兵不知道,连长所知道的,排长不知道;这一单位所知道的,那一单位不知道。战地记者,在走马看花里,要把握一切,是很艰难的。

    由于兵种的不同,任务的不同,步兵不完全知道炮兵,前卫也不完全知道预备队,在技术上,在战术上,在装备上,在动作上,在行动上,在空间和时间上。写战争,只说军事,也需要多方面的知识,这,即使是对于一个军人作者,也不能够求全责备。

    但是,既然写起战争,这些问题都需要作者解决的。

    我所以敢大胆的写,是因为自己修习过军事课程,在战壕里生活过几天。但是,动笔时,涌出的不是如泉的文思,而是重重的困难。譬如,第一次写的时候,才写成两章,就发现了两处技术性的错误,虽然在写作之前我曾经请教过有专门知识的人。

    再以追击炮的射击口令做例吧。这口令,包括着炮弹种类、信管种类,药包数量,目标、射击方法,在间接瞄准的时候不指示目标,指示瞄准点。这些因素,是一个也不能够缺少的。没有目标,那就是无的放矢,那就没有方法决定射击距离,也就不可能命中目标。摆射,散布射、梯次射的口令更加复杂。一个口令就有这许多的问题。

    所以,“追击炮!————二千公尺!————放!————”这样的口令是荒唐的;“洞!洞!……”那样的射击也是不可能的。

    这是聪明人的错误。

    自己也许也有这样的错误吧,虽然我的心是诚恳的,不敢卖弄聪明。

    还有一个问题。

    怎样使一篇小说情感完整,统一起来。

    提出这一问题的,是在一起生活了半年的朋友楷。他和我一样,并不是学文学的。但是,这问题有它的重要性,值得重视,值得思考。

    一般说,一篇小说的情感发展,是和小说中人物性格的发展相平行的。这是说,用一个或几个人物把一篇小说的情感贯串起来。读者的心的跃动,和小说人物的心相一致:他欢喜的时候,我们欢喜;他忧愁的时候,我们忧愁;他饥饿的时候,我们即使在苹果园中,甚至正在咬吃苹果,也忽然会失去味觉;他奋斗的时候,我们的肌肉会在手臂上凸起来,我们的血液会汹涌得象春涨中的江水;他在苦难中的时候,我们仿佛自己在风雪中逃走,仿佛自己病倒在只有旧蜘蛛网和在黄昏里乱飞的蝙蝠的破庙里;他胜利的时候,我们忽然变做英雄,好像天上的太阳也属于我们。

    但是,在本书里,我却不能够这样做。

    因为,写南京的一战,得从每一个角落写,得从每一个方面写,争取写出一只全豹来。

    而且,事实上,抗战并不是某一个英雄的业绩,也不是少数人壮烈的行为,而是属于全民族、属于全体中国人民,每一个将士都有血肉在内的。

    我怎么能够创造一个或者几个英雄,步兵也是他,炮兵也是他,淳化镇的一战有他,雨花台的一战有他,挹江门有他,渡江有他,和战车血肉相搏又有他?

    那么,让我的作品的情感支离破碎么?

    也不能!

    怎么办呢?我固然相对的放弃了用人物把一篇小说的情感贯串起来的做法,但是我却企图把这个情感用事件贯串起来,用战争贯串起来,而求它的完整。这不过是我的一个大胆的尝试。

    这里,还有两个问题。

    第一,本书是报告呢,还是小说呢?我回答不出。

    书里有真实的故事,有从别处移植过来的、真实的故事,有部分真实的故事。这很像报告。

    但是,书中也有虚构的故事。尤其由于材料搜集的困难,真实的故事往往是一个轮廓,仅仅是一个轮廓,不得不由我给以颜色,给以血肉,给以构想。这又很像小说。

    我不敢把它作为报告,也不敢把它作为小说。

    第二,书中有一些术语,所谓“军语”,还有近于操作的动作,这使本书颇像“操典”。

    这是无法避免的,甚至是必要的,田为所写的是战争,而又要求形象的写出。我只觉得写得太少。我诚恳地说,这无所谓卖弄军事的才能。————由于必要,我倒可惜我没有足够卖弄的军事知识。

    两篇中篇报告完成以后,我就决心开始写南京了。

    但是,没有写作的环境。而什么是写作的环境,又很难说。火野苇平不是放一枪又写一笔的么?想到火野苇子,我是怎样惭愧和怎样愤怒啊!

    我决心:我和我的作品即使离开“伟大”很远,像南极到北极,像麻雀比铁鹫,我也要写,我也那样写,那样写得多,那样放一枪又写一笔的写。我不能让敌人在兵器上发出骄傲一样,在文字上也发出他们的骄傲来!我们要在军事上胜利,也要在文艺上胜利!

    但是,真正惭愧的是,我不但在写作上一无所成,在战争上也一无所献!

    从受伤的那一天起,我就脱离了第一线。去年十月,为了梦想的王国————当时的打算是,暂时脱下军衣来吧,我到北方来了,奔走在风沙里。今年四月,我病了,转到西安来,终于又是闲着两只手,半年了!

    我的心在咬痛。无论如何,我在为了抗战的动机里实际上脱离了抗战!我不但放下了我的枪,两个中篇报告完成以后,差不多又放下了我的笔了!

    可诅咒的我的牙齿啊!可诅咒的我的小资产阶级的血液啊!我为什么只是等待凤凰呢!我应该有麻雀就捉麻雀!

    直到七月,我受到鼓励,也受到心的谴责,才第二次开始提笔。

    但是,这个时候。今年春天在我所爱的山水间写成的两章和别的文稿,全不在身边。搜集来的一些材料和地图,也没有带出来,为了想病好了再回去的缘故。一切得另行开始。一切又得在记忆中捉摸。没有报,没有书,手中所有的,仅仅是一本《在战场上》和一本《六个月来的抗战》,和偶然从旧书中发现的几张地图,这已经万分不易了。

    本书终于写完了,假使能对抗战有一点点用处,我的负罪感才多少可以轻松一点。

    胡风先生一次一次的激励我,给我宝贵的指示,在这里谨致谢意!“我希望你把握住现实主义的精神,不要被主观的激动弄得架空了。”当我拿起笔来写的时候,他的这一句话我是常常体味着的。

    其次,对于几个朋友,楷、昌、宁,沐,他们也从各方面给我鼓励,尤其是以前并不相识的丽然,远远的从西康给我来信,给我不害怕困难的力量,我一并表示感谢。

    一九三九,一O,一五。

    西安,北城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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