附录 左传讲稿

    马总《意林》引桓谭《新论》云：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

    《论衡·案书》篇云：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

    《晋书》三十四《杜预传》：时王济解相马，又甚爱之，而和峤颇聚敛。预尝称济有马癖，峤有钱癖。武帝闻之，谓预曰：卿有何癖？对曰：臣有《左传》癖。

    《史通·自叙》篇：予幼奉庭训，早游文学。年在纨绮，便受古文《尚书》。每苦其辞艰琐，难为讽读。虽屡逢捶挞，而其业不成。尝闻家君为诸兄讲《春秋左氏传》，每废书而听。逮讲毕，即为诸兄说之。因窃叹曰：若使书皆如此，吾不复怠矣！

    《左传》一书合《春秋》经文计之，凡一十九万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据郑畊老说。按今本《春秋》为一万六千五百七十二字，则传文实有十八万零二百七十三字，在群经中字数为最多。连《春秋》算接近《礼记》字数的二倍。按《礼记》九万九千零二十字。唐代试士，《左传》、《礼记》同为大经。《左传》字数最多，试明经者皆竞读《礼记》，绝少有习《左传》者。

    学习《左传》应该注意的几件事：首先必须记熟鲁十二公的先后次序及其在位年数。《春秋》编年从鲁隐公元年周平王四十九年，前七二二起，至鲁哀公十四年周敬王三十九年止，凡二百四十二年。即：隐公十一年，桓公十八年，庄公三十二年，闵公二年，僖公三十三年，文公十八年，宣公十八年，成公十八年，襄公三十一年，昭公三十二年，定公十五年，哀公十四年，但《左传》记事则至哀公二十七年，尽哀公一朝而止，比《春秋》多十三年。鲁十二公记熟，然后记熟某文某事在某公某年，一翻即得。要不然，亦须记得比较熟，庶不致翻检时茫无涯涘。

    《左传》纪事，前后相续，往往一事始末，动隔多年。若但读一篇，则原委不悉，了解可能发生障碍。因此必须参考纪事本末一类读本，以节省翻检时间。此类书以马骕《左传事纬》为较好，高士奇《左传纪事本末》亦可。又坊间通行《左传纪事本末》一种，是宋人章冲所编，与高书同名，不如高本之善。按章冲字茂深，章惇曾孙，叶梦得之婿，别有《春秋类事始末》五卷，见《书录解题》。《春秋》列国纪年及兴废极其纷错，传中人名又前后不统一，官谥名字参差互异，多者至四五个不同的称号。如子产又称子美襄二十五，又称公孙侨二十二，又称郑侨二十四。是宜常看《春秋二十国年表》及冯继先《春秋名号归一图》。前者可以对照诸侯各国纪年及兴废大事，后者既可以查对不同名号，又可考其见于鲁公何年，分国列载，检查极便。以上二种，坊行《春秋左传》多附刻之。

    一 《左传》的名称

    《左传》之名乃《春秋左氏传》的简称。

    《汉书·楚元王传》：歆校秘书，见古文《春秋左氏传》，大好之。

    《汉书·儒林传》：汉兴，北平侯张苍及梁太傅贾谊、京兆尹张敞、太中大夫刘公子，皆修《春秋左氏传》。

    王充《论衡·案书》篇：《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按此指民间所传者。

    许慎《说文解字序》：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按此指中秘书所有者。《春秋左氏传》之名乃本书的全称，一简而去“春秋”，单称《左氏传》，如《艺文志》载《左氏传》三十卷是也。再简则只称《左氏》或《左传》。它更早的名称似乎不是《春秋左氏传》，更不是《左传》，而是称《左氏春秋》，例如：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鲁君子左丘明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汉书·楚元王传》：及歆亲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于学官。《汉书·儒林传》：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纳之。又赞曰：平帝时又立《左氏春秋》。

    由于《左传》是用古文字写的，所以又称为《春秋》古文。例如：

    《史记·吴泰伯世家》：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此本僖五年《左传》“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为说。

    为什么知道《春秋》古文就是《左传》呢？按《汉书·楚元王传》谓《左氏传》多古字古言；又谓《春秋左氏》皆古文旧书，《说文解字序》谓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可见司马迁所谓《春秋》古文就是指《左传》而言。

    但《左传》在先秦时代亦有径称为《春秋》者。如《韩非子·奸劫弑臣》篇引楚王子围弑郏敖及崔杼弑齐庄公，其事本见昭公元年及襄公二十五年《左传》，而谓《春秋》记之曰云云，这是因为先秦史籍多号“春秋”之故。《楚策》《孙子谢春申君书》引此二事，亦作《春秋》戒之曰云云。《韩诗外传》亦引此作《荀卿谢春申君书》，称《春秋》之志。又《楚策》虞卿谓春申君曰：臣闻之《春秋》，于安思危，危则虑安。即襄十一年（引书曰）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云云。试看《墨子》书有所谓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见《明鬼》篇。乃至百国《春秋》。见《史通·六家》篇引《墨子》。而晋之《乘》、楚之《梼杌》，亦皆得蒙《春秋》之号。见《国语·晋语》及《楚语》。《左传》乃春秋时代周王朝及诸侯各国的历史，荀卿韩非等称它为《春秋》，正符合当时的习惯，不足为怪。

    根据上述文献看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即《左传》一书的名称，在先秦一般只称为《春秋》或《左氏春秋》；到了汉代尤其是东汉才称为《春秋左氏传》或《左氏传》，这是没有问题的。按《史记·五帝本纪赞》：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十二诸侯年表序》：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旨著于篇。以《春秋》、《国语》并称，盖《春秋》即指《左传》也。然则西汉《左传》亦称《春秋》。为什么汉代学者要改称《左氏春秋》为《春秋左氏传》呢？这是因为他们对于本书有不同的看法。原来汉人解经之书谓之传。例如《春秋公羊传》和《穀梁传》，《尚书大传》，《韩诗》内、外传，《毛诗故训传》，乃至《离骚传》等。汉代学者认为此书与《公》、《穀》二传同为解释孔子《春秋》的书，故应该加以传的称号。这是从经学角度来看的。但当时另一部分人如太常博士们，却不同意这种看法，以为《左传》记事者多，解经者少，坚持《左氏》不传《春秋》之说。所以与刘歆欲立《左传》，哀帝命五经博士同刘歆讨论，博士们竟拒绝出席参加讨论。歆《移书责博士》有云：专己守残，党同门、妒道真。到清代刘逢禄更认为《左传》旧名《左氏春秋》，好比《晏子春秋》、《吕氏春秋》一样，冒称《春秋左氏传》，则是东汉以后以讹传讹的说法。见《左氏春秋考证》。但《汉书·翟方进传》云：“方进虽受《穀梁》，然好《左氏传》。”可见西汉时已称为《左氏传》了。即或以为这是班固叙事的话，然既以《左氏》与《穀梁》并称，《穀梁》是传，那么《左氏》又是什么呢？毫无疑义，翟方进是把《左氏》看作《春秋传》的。如果坚执传注训诂之说，则《尚书大传》不尽解经；《韩诗外传》全属故事，与《公羊》、《穀梁》颇不相同，而皆谓之传。《左氏》配合《春秋》编年，以鲁为主，以隐公为始。依经述事，经意因而易明，为什么反不能谓之传呢？这是说不过去的。至于《晏子春秋》、《吕氏春秋》等书，体裁性质与《左传》根本不同，虽冒《春秋》之名，不能与《左氏春秋》同日而语。所以我认为《左传》一书，先秦两汉名号各殊是可以的。这不仅反映了各个历史时期学术界的不同看法，也反映了汉代一部分学者对《左传》一书的新认识。后来这种分歧越来越发展，成为我国经学史上今古文二家学派长期争论不决的问题。而争论的焦点只在于《左传》是不是传《春秋》的书。其实在我们今天看来，《春秋》的微言大义，都不必深究；《左传》解释经义究与《公》、《穀》二传孰优孰劣，也是极不重要的问题。但《左传》这部具有很高的文学价值的历史巨著，保存了《春秋》二百几十年的珍贵史料，那是值得我们重视的。因此，我认为《左传》这部书，无论叫《左氏春秋》也好，叫《春秋左氏传》也好，都没有什么重大关系，对它的本身价值也没有增损。我们今天应该实事求是，摆脱过去一切封建学者门户之见，扫除历来许多无谓之争，对《左传》一书的真实面貌、历史价值以及同《春秋》的关系是可以更好地理解的。

    二 《左传》的作者

    《左传》的作者是谁，这是过去学术界一个争论的问题。大概唐以前一般都认为《左传》是左丘明所作；唐以后则异说纷纭，莫衷一是。直至今天，由于《左传》作者所牵涉的有关问题，仍然需要我们进一步地探索。

    首先说《左传》是左丘明作的是司马迁。他在《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里这样说：

    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辞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

    司马迁这段话的意思是说，因为《春秋》之文，多寓有讥刺褒贬之意。其中微言大义不便写出，只是口耳传授。左丘明恐各人体会不同，久而失真，乃依照《春秋》年月，纂集有关事实，编成《左氏春秋》也就是《左传》这部书。这不仅指出《左传》的作者，而且还说明作者撰述的动机以及《左传》同孔子《春秋》的关系。那么，左丘明是什么人呢？《论语·公冶长》篇孔子曾经提过他，所谓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是也。此外事迹别无可考。祝穆《事文类聚》引《符子》，鲁侯欲以孔子为司徒，将召三桓议之。左丘明有与狐谋皮、与羊谋羞之喻。这很像战国策士的话，恐不可信。又司马迁《报任安书》及《史记·自序》并有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之文。后人多认为这个失明的《国语》作者左丘氏，就是作《左传》的左丘明。后来刘向《别录》，见《春秋左传序》孔疏及《经典释文》引、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桓谭《新论》，见《经典释文》叙录、《史通·申左》篇、《意林》、《御览》六百十引、班固《汉书·艺文志》、《司马迁传》、陈元《后汉书》本传引奏疏、孔颖达《左传序》疏、杨士勋《穀梁序》疏、刘知畿《六家》、《申左》等都根据司马迁的说法，以为《左传》和《国语》都是左丘明一个人作的。

    到了中唐时期，赵匡始持异议。他认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为世所称道，决非与孔子同时。自秦焚书，《左传》、《国语》的作者莫得详知。司马迁爱奇多谬，刘歆阿其所好，后人传虚袭误，信以为真，其实并无明文可据。又谓《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更多乖剌，定非一人所为云云。见陆淳《春秋啖赵集传纂例·赵氏损益义第五》。从此以后，谓《左传》不是左丘明所作者越来越多，而以宋人的主张为最力。现在择其比较重要的几说，简略地介绍如下：

    叶梦得作《春秋考》，断言《左传》的作者非左丘明。他的理由是：

    《春秋》终于哀十四年，而孔子卒；《传》终二十七年，后孔子卒十三年。辞及韩、魏、智伯、赵襄子之事，而名鲁悼公、楚惠王。夫以《春秋》为经而续之，知孔子者固不敢为是矣。以年考之，楚惠王卒，去孔子四十七年按当作四十六年；鲁悼公卒，去孔子四十八年；按《鲁世家》，鲁悼公在位37年，则去孔子卒为48年，若据《表》，悼公在位为31年，则去孔子卒为42年。赵襄子卒，去孔子五十三年按当作五十四年。察其辞，仅以哀孙于越尽其一世之事为经终，泛及后事，赵襄子为最远，而非止于襄子。不知左氏后襄子复几何时。岂有与孔子同时，非弟子而如是其久者乎？以左氏为丘明，自司马迁失之也。……今考其书，杂见于秦考公以后事甚多，以予观之，殆战国周秦之间人无疑也。

    郑樵在《六经奥论》中更提出八项明验，证左氏为六国时人。他在前人的基础上补充了几点，现举其重要论证如下，其与前人之说同者从略。

    一，战于麻隧，获不更女父。又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及晋战于栎。秦至考公时，立赏级之爵，乃有不更、庶长之号。按不更见成十三年，庶长见襄十一年。

    二，《左氏》云：虞不腊矣。秦至惠王十二年，初腊。这是又一明证。按朱熹亦据此谓《左氏》为秦人语。按虞不腊矣，本宫之奇语，见僖五年。

    三，《左氏》云：左师展将以公乘马而归。三代时，有车战，无骑兵。惟苏秦合从六国，始有车千乘，骑万匹之语。按左师展见昭二十五年。

    四，《左氏》序吕相绝秦，声子说齐，其为雄辩狙诈，真游说之士、捭阖之辞。按吕相绝秦见成十三年，声子说齐见襄二十六年。

    此外叶氏还谓《左传》序晋楚事最详，断定左氏为楚人。郑樵则谓左氏世为楚史。见《春秋地名谱·自述》。朱熹又进一步谓左氏乃楚国左史倚相之后，故其书说楚事较详。见《朱子语类》。按朱子又谓《左传》是后来姓左的人作的。王应麟因之谓左氏之后，乃以官为氏者。见《困学纪闻》六。至清人姚鼐则谓《左传》非一人所成，其书于魏事造饰尤甚，盖所以媚魏君者，多出于吴起之手。见《左传补注序》，钱玄同先生谓战国魏人所作，盖用姚说。而今文经学家刘逢禄谓《左氏》解经之文即书法皆刘歆所窜入《左氏春秋考证》。至清末康有为等更直指《左传》为伪书。有为著《新学伪经考》，武断地说《左传》一书乃刘歆从《国语》分出，伪造以欺世者。而章炳麟坚决反对，作《春秋左传读叙录》，对刘说逐条驳斥，其言甚辩而有据，颇足为古学者张目。按郭老即本姚、章之说以为吴起就各国史乘纂集为《左传》。见《青铜时代述吴起》。近人又有谓《左传》乃子夏所作者。瑞典人珂罗倔伦则以《左传》非鲁国语言，如“若”与“如”、“於”与“于”，在《左传》与《论语》中有区别，证知《左氏》非鲁君子作。这都是由于今古文经学家坚持门户之见，由《左传》与《春秋》的关系问题牵连到本书的作者和真伪问题。虽然彼此都持之有故，言之有故，要之皆不能无偏，有很大的主观片面性。例如庶长之官，早见于秦宁公时，见《史记·秦本纪》大庶长弗忌。腊祭之礼亦非秦所创，《秦本纪》惠文君十二年始腊，《正义》谓始效中国为之。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已驳其说。其实既曰虞不腊矣，则明是虞有腊祭。虞非中国而何。乘马本不必关乎骑兵，吕相、声子之辞，究与战国雄辩有别。至于《左氏》采辑诸侯各国史记，多寡不同，岂能据此而定其作者？又各国的史官叙其本国之事亦容有曲饰，仍其旧文，亦属常有，焉得以此一端县断全书作者必为某人？因此，前人种种说法未必成为定论，还必须作进一步的探索。

    现在看来，《左传》这部书，即不是左丘明所作，也不是刘歆所伪造，而是战国初期公元前四〇〇左右一个充分掌握春秋时代诸侯各国史料的历史家所编纂的。这位历史家大概与孔子有较密切的关系，也就是鲁国的史官。可能以官为氏，他的名字是失传了。古者天子诸侯都设有史官，有左史、右史等称号，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礼记·玉藻》篇：天子玄端而居，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左氏，卫邑名，又见《内储说》上。《左氏春秋》固以左公名，或亦因吴起传其学，以地名也。犹齐诗、鲁诗之比。（《春秋左传读》）司马迁因为书名《左氏春秋》，便误认为作者是左丘明，或者在他以前早已有此传说，亦未可知。至于这部书基本上是出于一人之手，虽然不免有后人窜入之处，那也只是个别地方，无损于原书的真实面貌。现在把我的理由提出如下：

    一、《左传》预言祸福，往往灵验，这是因为作者及见后事，从而傅合之。例如，闵公元年《传》，卜偃言毕万之后必大。初，毕万筮仕于晋，辛廖占之曰，吉。公侯之子孙必复其始。又襄公二十九年《传》，吴公子季札适晋，说赵文子、韩宣子、魏献子曰：晋国其萃于三族乎?观此可见作者及见三家分晋。又如季札聘鲁，闻歌《郑风》，曰：其细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可见作者还看到郑国的灭亡。考韩灭郑，在三家分晋之次年公元前三七五。上距赵襄子之死五年，智伯之灭七十八年，孔子之死一百零四年。这不但与孔子同时的人不可能见到，即孔子及门弟子中最少之曾参亦不可能见到。故可断定《左传》决非左丘明所作。庄公二十二年，初，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是谓凤凰于飞，和鸣锵锵，有妫之后，将育于姜。五世其昌，并于正卿。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又陈厉公生敬仲，其少也，陈侯使周史筮之，曰：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也。又昭八年《传》，晋侯问于史赵曰：陈其遂亡乎?对曰：虞之数未也。继守将在齐，其兆既存矣。观此，可知作者及见田氏篡齐。王应麟曰：八世之后，莫之与京。其田氏篡齐之后之言乎?公侯子孙，必复其始。其三卿分晋之后之言乎?（《困学纪闻》六）

    二、《左传》这部书，司马迁早已读过，即所谓《春秋》古文。不但读过，而且在《史记》中大量采用，特别是春秋列国世家及《十二诸侯年表》中采用最多。又不但《史记》，先秦诸子如虞卿、吕不韦、韩非等，“往往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今所见《韩非子》、《吕氏春秋》、《战国策》中，殆无不引用《左传》以说事。又不但先秦子史，晋太康二年汲冢发现的《论语·师春》一篇，乃钞录《左传》中卜筮之事，与原文无异。则魏襄王时公元前三〇〇左右《左传》一书即已流传。魏襄王以周赧王十九年卒，当公元前296年。可见它决不是刘歆所伪造。至于今文家谓刘歆分割《国语》为之，或云太史公未见《左传》云云，则《史记》不但明言《左氏春秋》已见前引，而且屡次以《春秋》、《国语》并提。《五帝本纪》云：余观《春秋》、《国语》。《十二诸侯年表》云：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其所谓《春秋》，即《左氏春秋》，也就是《左传》。何况《国语》与《左传》体裁文笔各自不同，其中有的记载二书皆有，晋公子重耳出亡，《左传》、《国语》亦颇有同者。《左传·庄十八年》曹刿论战，《国语·鲁语》上亦有之。《左传·昭二十八年》魏献子辞梗阳人贿一段，亦见《晋语》九。或一事而二文不同，或详略互异，决非一家之书，前人多已指出，故刘歆分《国语》为《左传》之说断断不能成立。《左传》、《国语》文笔不同，崔述、梁玉绳等皆有说。记事不同，傅玄、刘炫皆有说。傅说见哀公十三年《左传正义》引，刘说见襄公二十六年《正义》引。又参考《困学纪闻》六及注。

    《左传》的作者为谁，虽不可考，但有两点可以肯定：第一，这个人不是魏人，也不是楚人，更不是秦人，一定是鲁国人，很可能就是鲁国的史官。第二，这个人同孔门必有相当的关系。因为《左传》一书也和孔子的《春秋》一样，叙事都以鲁国为本位，如云杞侯来朝，齐师伐我之类。作者如非鲁史，则口气必不如此，也不能掌握如此丰富的史料。又《左传》编年纪事， 自鲁隐公至鲁哀公，全与《春秋》相配合，且书中引用孔子之言二十余处，作为衡量人物和是非标准。僖三十二年引出门如宾，承事如祭。昭十二年引克己复礼仁也。并出《论语》。所记哀公一朝事如孔子请讨陈恒，亦与《论语》相同。又哀公十六年，续《经》且特书孔子之卒，《传》又载哀公诔辞云云。可见《左传》的作者是崇拜孔子的人，从书中所记孔门弟子看来，或竟是七十子后学者亦未可知。

    三 《左传》的时代

    春秋时代是我国古代社会发展史上一个遽急变化的时代，也就是奴隶制社会逐渐向封建制社会转化的时代。这个转化过程的完成，是在春秋战国之交，正是阶级斗争最剧烈的时期。《左传》的作者就在这一时期编写了一部春秋列国二百数十年间的历史，比较全面地反映了那时代的复杂的阶级斗争的情况。现在举几件重大的事实来说明它。

    一，由于生产力的发展，生产关系起了根本变化，首先是春秋中叶鲁宣公十五年公元前594开始采取按亩征税的办法来增加国家收入。这一经济制度的改革，是当时一件大事，因为这在事实上承认了土地私有权，为封建土地私有制打下了初步的基础。后来奴隶逐渐解放，铁的农具普遍使用，农业生产力进一步提高了，私田越来越多，诸侯大夫越来越富，私田的数量既超过公田，原来的土地国有制逐渐被破坏，因而促使奴隶制的崩溃，由奴隶制社会逐渐转入封建制社会。

    二，《左传·昭公六年》公元前536，郑子产铸刑书。铸刑书是把刑法铸在金属的鼎上，公布出来给人民知道，使人民不敢犯法，即使犯了罪，政府只能按照法律处理，不能任意轻重，要怎样就怎样。子产铸刑书，晋叔向遗书责之。昭二十九年，晋亦铸刑鼎，著范宣子所为刑书。可见此乃大势所趋，不得不尔。那时郑国商业发达，贵族统治阶级向来利用不公开的随意轻重的刑罚来压迫商人和新兴的土地所有者。子产公布了法律，贵族统治阶级的特权便有了一定的限制，对于人民来说是有利的。子产这一措施，为后来申不害、韩非等人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学派打下了基础，在当时有进步意义。

    三，由于社会起了根本变化，春秋末年各国统治阶级内部争取人民的斗争也十分剧烈，同时也反映了那时代人民的生活情况。例如《左传·昭公三年》，齐国晏婴同晋国叔向的一段谈话：

    此季世也。吾弗知齐其为陈氏矣，公弃其民而归于陈氏。齐旧四量，豆、区、釜、钟。四升为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则钟。陈氏三量，皆登一焉；钟乃大矣。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山木如市，弗加于山；鱼盐蜃蛤，弗加于海。民参其力，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公聚朽蠹，而三老冻馁。国之诸市，屦贱踊贵。民人痛疾而或燠休之，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欲无获民，将焉避之?

    这是把齐国旧政的腐败和陈氏新政对比。陈氏用大斗出小斗入的办法来同齐侯争取人民，是很成功了。当时人民歌之曰：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为什么齐国的旧政这么不得人心呢?原来是社会制度的关系。奴隶社会的旧制度本来是那样，商业是国家经营，自然无须乎自己为自己涨价。时代进步了，社会旧制度就显得不合理。木材水产的市场价格同出产地一样。人民受到如此榨取、剥削，生活困苦极了。因此犯罪刖足的人也多了。这是旧制度的结果。可见春秋末年，齐国的旧社会制度也正在走向崩溃。所以晏子谓之“季世”。

    四，《左传》常常记载劳动人民敢于同统治阶级斗争，甚至敢于起来反抗、报复。例如宣公二年筑城工人竟敢当面嘲笑华元“于思于思，弃甲复来”。襄公四年鲁国人民讽刺臧纥：“朱儒朱儒，使我败于邾!” 哀十七年，卫庄公役使工匠，不得休息，工匠“攻公，闭门而请，弗许。踰于北方而队，折股”。庄公曾破坏戎州人民的村落，这时戎州人民也起来攻他，杀太子疾、公子青。庄公逃到戎州人民己氏家中。“初，公自城上见己氏之妻发美，使髡之，以为吕姜髢。既入焉，而示之璧，曰：活我，吾与女璧。己氏曰：杀女，璧其焉往!遂杀之，而取其璧。”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那时的劳动人民也就是奴隶，一有机会就起来同统治阶级作无情的斗争。这也说明奴隶们逐渐觉醒，奴隶主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奴隶社会已经面临崩溃的前夕。

    由于社会基础起了变化，人们的思想意识也在逐渐变化。春秋以前的许多迷信思想也在动摇。他们一向认为与人们吉凶祸福密切联系着的自然现象的变化，现在是不相信了。一切吉凶祸福多为人事的关系。这是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必然趋势。下面的记载都是显著的例子：

    （一）郑内蛇与外蛇斗于南门中，内蛇死。厉公问于申曰：犹有妖乎?对曰：妖由人兴。人无衅焉，妖不自作。庄十四

    （二）宋国陨石，六鹢退飞。襄公问周内史叔兴曰：是何祥也?吉凶焉在?对曰：是阴阳之事，非吉凶所生也。吉凶由人。僖十六

    （三）有星孛于大辰大火，心宿，西及汉。裨灶谓子产曰：宋卫陈郑将同日火。若我用瓘珪也、斝玉爵也、玉瓒勺也，郑必不火。子产弗与。明年夏五月，火始昏见，丙子风。七日，宋、卫、陈、郑皆火。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昭十七、十八

    （四）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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