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 导言

    第一章 文学之界说

    我国学者于文学之观念向极模糊。陈义虽多，而求其合于文学之根本原则者实鲜，是用众说纷呶、莫衷一是。治文学史者既苦于界说之不立，因而彷徨歧路，盲目操觚，泄沓支离，不可究诘。益以年世悠邈，作者实繁，派别枝分，千头万绪，其间源流变迁盛衰倚伏之故，绝无有系统之说明。卒之杂摭经传子史阑入文疆，而于真纯文学，反摒诸竹帛之外，瞠目茫然无所睹。凡此胸无绳墨、举措乖违，皆昧于文学界说有以致之。故凡有志于此者，务先明文学之界说。界说不立，则文学史可无作已。

    说文：文，错画也，象交文。章，乐竟为一章。从音从十。十，数之终也。夫曰错画，曰乐章，则文学之为艺事复何待言。故《广雅·释诂》训文为饰。《文选·七启》“尔乃御文轩”注训文为画饰。而《礼记·月令》“文绣有恒”注更直训为画。《说文》别有彣彰字，从彡。彡，毛饰画文也。义亦相类。段玉裁以为文章其省文。此皆文之本义也。《易》曰：物相杂，故曰文。又曰：参伍以变，错综其数。通其变，遂成天地之文。《释名》曰：文者会集众采以成锦绣，会集众字以成辞义，如文绣然也。《诗大序》曰：声成文，谓之音。《乐记》曰：文采节奏，声之饰也。又曰省其文采，注云：文采，谓节奏合也。此皆文之引伸义也。总之，文学之意义不外两端：一曰声，二曰色。色者翰藻，声者宫商。作者连属字句、组织篇章，和其声、设其色，以倾泻其思想情感于寸楮尺素间，而文学之能事毕矣。

    吾人既知文学为独立之艺术，不可不更进而求其范围。范围若何，视其作者之旨趣与篇章之纯驳而已。仪征阮氏曰：凡说经讲学，皆经派也；传专记事，皆史派也；立意为宗，皆子派也；惟沉思翰藻乃可名之为文也。《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见《揅经室三集》。沉思翰藻云者，即所谓情思丰富有声有色之纯文学也。盖上自六艺三传、庄列史汉，旁及百氏支流，下逮唐宋杂笔，其不合于文学条件或虽合而不以文为主者，举不得以文称焉。善乎萧统之言曰：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界画疆分，区以别矣。斯文家之极轨也。

    虽然，六朝文家之倡文艺论者，尚不止昭明一人已也。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曰：夫五色相宣，八音协畅，由乎玄黄律吕，各适物宜。欲使宫羽相变，低昂舛节。若前有浮声，则后须切响。一简之内，音韵尽殊；两句之中，轻重悉异。妙达此理，始可言文。刘勰《文心雕龙·声律》亦曰：凡声有飞沉，响有双叠。双声隔字而每舛，叠韵杂句而必暌。沉则响发而断，飞则声扬不还。并辘轳交往，逆鳞相比。迂一作迕其际会，则往蹇来连。其为疾病，亦文家之吃也。又如《情采》有三文形文、声文、情文之论，《丽辞》明四对言对、事对、反对、正对之殊。凡兹所云，可谓抉文论之精微，发艺林之秘奥。同符真理，蔑以加矣。故余谓从来文人之真能认识文学者，无过于六朝，而文学极盛之时代亦无过于六朝。后之人反横指为八代之衰，务为从横恣肆佶屈生涩之杂笔以相胜，抑何其愚且谬也！近人章炳麟先生复痛诋阮氏说为自陷，乃变本加厉，谓凡云文者，包络一切著于竹帛者而为言。故有成句读文，有不成句读文，兼此二者，通谓之文。详见《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是又辞之蔽哉。

    第二章 文学之起源

    文学者不凭虚起，有之自有语言始，成之自文字孳乳以后始，而靡不以自然及人生之各种关系为其发动之枢机。详推其故，可得而言。

    一、关于自然者 刘勰曰：文之为德也大矣，与天地并生者何哉？夫玄黄色杂，方圆体分。日月叠璧，以垂丽天之象；山川焕绮，以铺理地之文。此盖道之文也。道者即老子自然之谓，非后人文以载道之谓也。道之文云者，即天地万物自然之文也。自然之文，实为一切文学所自出。故又曰：傍及万物，动植皆文。龙凤以藻绘呈瑞，虎豹以炳蔚凝姿。云霞雕色，有逾画工之妙；草木贲华，无待锦匠之奇。夫岂外饰，盖自然耳。至于林籁结响，调如竽瑟；泉石激韵，和若球锽。故形立则章成矣，声发则文生矣。《文心雕龙·原道》。彦和此论，盖谓文艺声色之事，本自然界所固有，吾人日受其暗示而摹仿之，即为文学之嚆矢，不必果具篇章也。大抵初民之世，山居谷处，猎牧为生。见羽毛之美，则取以文身；聆泉石之鸣，则引声而唱。拟色即形文之原，拟声则声文之始。余故谓文学之发生，乃人类用其本能以摹仿自然者也。

    二、关于情感者 人类所以异于他动物者，以其有七情也。有情斯有感，有感斯有应。应而后有声，有声而后有言，而后有文辞。故《乐记》曰：凡音之起，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动，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动，故形于声，声相应，故生变。变成方，谓之音。此音乐起源论也，亦即文学起源论也。《诗大序》云：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此诗歌起源论也，亦即舞蹈起源论也。诗也，乐也，舞也，分流而同源，异辙而同归者也。盖感而为声，咏而为诗。初民止有讽诵之诗，无著于竹帛者。动而为舞，比而为乐，而莫不由于感情之冲动，特其进展之程序微有异耳。古者诗必入乐，乐必有舞，三者相连，未尝或间，殆以此乎？锺嵘曰：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诗品》。刘勰曰：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文心雕龙·明诗》。朱子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夫既有欲矣，则不能无思。既有思矣，则不能无言。既有言矣，则言之所不能尽而发于咨嗟咏叹之馀者。必有自然之音响节族而不能已焉。此诗之所以作也。综览众说，情感实文学之源泉。诗歌为文学之先导，不亦彰明较著也哉。

    三、关于需要者 《传》曰：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又曰：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此文学之功用论也。何谓志？思想情感是也。语言者，表达思想情感之工具，而其用有时而穷者也。盖不独古昔之言，未能传诸今日，吴越之语，无由达于燕齐，即方俗殊音，对语亦多膈膜。故欲济其穷，通其变，使能传之久远，则非文辞不为功。阮元曰：古人以简策传事者少，以口舌传事者多。以目治事者少，以口治事者多。故同为一言，转相告语，必有愆误。是必寡其词，协其音，以文其言。使人易于记诵，无能增改。且无方言俗语杂于其间，始能达意，始能行远。此孔子于《易》所以著《文言》之篇也。古人诗歌箴铭谚语凡有韵之文皆此道也。《文言说》，见《揅经室三集》。今案论语记孔门四科，言语与文学并重。其教人也，则曰“行有馀力，则以学文”。盖春秋时诸侯聘会燕享之仪，行人周旋酬酢之际，最重辞命。所谓“子产有辞按即言辞，诸侯赖之”是也。愿欲善其辞命，必借助于文学。故曰：不学诗，无以言。又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吾人第观其时不辱君命，责在行人。宴席赋诗，已成定例。则知孔子之言良有以也。宰我子贡善为说辞，而孔子许赐也可以言《诗》。文学与语言之关系如此。

    西方学者多谓文学源于宗教，言之亦颇成理。盖上世人类思想简单，往往睹宇宙万象森罗，以为冥冥中必有主宰。当夫利害纷呈、吉凶叠见，必不免惊悸骇愕而生其趋避之心。趋避之心生，则祈祷之事作。祈祷之事作，而文学之事以起。如《礼记·郊特牲》之伊耆氏《蜡辞》。《史记·滑稽传》之穰田者祝是也。虽吾国宗教观念向极薄弱，此种文学绝少留传。即间有之，又多不可信。然此一则由于生活之需要，一则由于情感之冲动，有如舂人之相、邪许之歌，发生于劳苦倦极之余，以为调剂宣泄之用者，则不以古今中外殊也。

    若夫篇章之成立，必在文具完备以后。古者人事至简，竹帛力漆之事无有。心有所触，宣之于口。降及后世，制作浸备，乃有篇章之记载。观于战国时功名之士游说人主，咸骋言辞，靡有书奏。迄乎嬴秦，李斯始以书谏，为章奏之祖。盖其时文学之工具既备，言事者在笔而不在口也。

    第三章 文学之流变

    王筭州曰：三百篇亡而后有骚赋，骚赋入乐府而后有古乐府，古乐府不俗而后以唐绝句为乐府，绝句少宛转而后有词，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见《艺苑卮言》。顾亭林曰：三百篇之不能不降而楚辞，楚辞之不能不降而汉魏，汉魏之不能不降而六朝，六朝之不能不降而唐也，势也。见《日知录》。二氏之说，可谓略具文学史之眼光，顾未能十分明晰耳。夫我国文学之历史至长，派别至多，而其源流变迁又至复杂，骤理之，几不能得其端绪。细察之，其条理脉络盖有丝毫不能掩者矣。

    我国三千年来之文学，南北二派而已。南北二派之文学，诗赋而已。诗之祖为《诗经》之四言诗，一变而为汉魏六朝之五言乐府在内，再变而为唐之七言律诗在内，三变而为宋人之词，四变而为元人之曲，五变而为现代之语体诗清代在内。此一系统也。赋之祖为骚体之楚辞，一变而为汉赋，再变而为六朝之俳赋及骈俪文，三变而为唐宋之律赋及四六文，四变而为明清之八比。此又一系统也。然两派虽对峙，而楚辞实受《诗经》之影响。惟荀卿之辞赋，则又沟通南北而中绝者也。后世小说发达，上溯高曾，抑亦辞赋戏曲之裔欤。其变迁系统图如下：

    兹为便利计。特依下列之图叙述之。其支流末节无关闳旨者略焉。

    我国文学发祥之地，原在黄河流域，大约西元前千一百年至五百年间。其文学之主要作品为四言诗。《诗经》三百篇即可代表古代北方之韵文。此就大部分言之，其中亦有南方诗歌。《诗经》之形式除极少数之杂言自一二言至八九言。外，余皆以四言为主体。其时代虽极难确定，然大抵最早者不过周初，最晚者在陈灵公被弑之际。前六百年。此种四言诗盛行至五六百年，此五六百年间之文学，吾人称之为《诗经》时期。

    夫四言之形式至简也，其用易穷也。穷则变，变则通，故屈原起而从事于文体之解放，变束缚为驰骤，去规矩为参差，由是骚体之文以立。骚体者，战国时崛起于南方之革新文学也。尝考其革新之动机，远在周灵王时，前五百五十年顷。《说苑》所载《越人歌》，实为楚辞之滥觞。迄安王时，前四百年顷。浸浸盛矣。至战国末，屈宋起而张其军，是为楚辞之全盛时代，而《诗经》之势力遂衰。此数百年间之文学可称为楚辞时期。

    楚辞盛行之结果，一变而为汉赋。楚辞亦赋也，余另有专论，兹就其形体之变迁而区别之。《卜居》、《渔父》实肇其端，相如、枚叟复振其绪。体则托为问答，词必尽其声貌：或侈陈畋猎之盛，或极夸宫阙之美，箉文铺采，动辄千言。虽雕虫篆刻，不免淫丽之讥；然其义归惩劝，亦风骚之遗也。降及东京，作者继武，子云而后，摹仿滋多，大抵雷同剿说，不出前人窠臼，自郐以下，无足观已。顾两京辞赋变骚体为散体，其形式尤极自由，故能畅所欲言，淋漓尽致。就文学史观之，亦韵文一大进步也。此种文学盛行于两汉者垂四百年，吾人称之为汉赋时期。汉赋自魏晋以后，其自身又分为二派。一为六朝之徘赋及唐宋之律赋，一为六朝之骈丽文及唐宋之四六文。后一二百年又变为一般文学史家极不重视之八比文。此又赋之极变也。

    四言诗变至辞赋而极矣。然辞赋虽为韵文，其性质实与其他散文无异，故四言诗之自身亦莫不时时蜕化而谋其演进，此西汉以来所以有五言诗之发生也。五言诗是否始于苏、李，姑勿具论，然考其起源，大抵略后于贾谊。下逮建安，作者飙起，掞藻抒华，蔚为大观，由是而魏而晋，而南北朝，发达乃臻鼎盛。计其间前后约五百年始变为唐之律诗，此可称五言诗时期。

    五言诗之末流，以对偶字句、调协声韵为工。故齐、梁以后，渐有变律之势酝酿既久，以迄于唐。唐人踵其遗规，更为严其绳墨，平仄字数，皆有一定，凛不可犯，而律诗始告成功。盖辞章之进于艺者至是而极，而其规律之束缚又莫此为甚也。律有五律、七律、排律亦称长律。之别。其截律诗四句以成之者有五绝、七绝，其扩张五言以成之者有七言古诗及六言体等，诗体既繁，作家亦伙，盖历代以诗鸣者无与比伦。故有唐三百年初盛中晚之诗，实文学史上之一烜赫时期也。

    词之兴也，盖由于古乐府之亡，中唐以后之新音乐文学也。朱子曰：古乐府只是诗，中间却添许多泛声，后来人怕失了那泛声，逐一声添个实字，遂成长短句，今曲子便是。《朱子语类》。《全唐诗》附录注云：唐人乐府原用律绝等诗，杂和声歌之，其并和声作实字。长短其句以就曲拍者为填词。方成培曰：唐人所歌，多五七言绝句，必杂以散声，然后可被之管弦。后来谱其散声，以字句实之，而长短句兴焉。故词者所以济近体之穷，而上承乐府之变也。引见《词学集成》。盖古乐府至唐，音乐之效能已失。唐人所拟，但借题抒意而已，而言入乐则不可。唐人所谓新乐府亦然。此为文学与音乐脱离关系之始。然其时近体诗歌律绝之类。盛行，歌诗者尚多取以协乐，以故诗乐之关系赖以不断。惟诗歌之形式有定，而乐调之变化无穷。以有定之歌辞，谱变化之声调，势必捉襟见肘，有扞格不入之病。于是作者造作长短句以御其穷，声则实之，拍则合之。故歌辞与乐调遂无龃龉抵触之处，而词以成。迄于两宋，歌诗之法既亡，歌词之法大盛，文人学士竞造新声，词人之多，难更仆数。故此数百年间之文学可称为宋词时期。

    曲之起，亦与词同，盖亦音乐之文学也。在昔词曲固无分别，凡可被之管弦，宜于歌唱者，通名为曲。金元以远，词曲始判为二。然曲与词同牌名同句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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