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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督政府与反法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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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 />     四、奥地利的投降以及累欧本的预备和约

    不久,幸运又一次从一个阵营转到另一个阵营。阿尔文齐于1797年1月沿阿迪杰河向南发展,普罗弗拉则从弗留利地区向曼图亚前进。这是意大利军团取得的最出色的战功。1月14日,波拿巴将进攻里沃利高地的奥地利几路大军打得丢盔弃甲,儒贝尔于第二天把奥军残部收拾干净。波拿巴立即又率领马赛纳师于16日迫使普罗弗拉投降。曼图亚终于投降。胜利的陶醉,加上勃罗蒂埃阴谋案的暴露,促使督政府改变了既定方针。克拉尔克接到了维护西斯帕纳共和国的指示;共和五年雨月15日(1797年2月3日),督政府又致信波拿巴,要他摧毁教皇政权,但不久又收回成命。波拿巴和克拉尔克要求督政府准许他们为伦巴第颁布宪法,督政府仅允许以将军个人名义设置临时行政机构。随后,交给奥什指挥的桑布尔–默兹军团于4月16日和18日渡过了莱茵河,迅速进逼法兰克福;20日,莫罗也渡过该河。督政府下令克拉尔克推迟停战,因为德意志再次成为主要的战场。时间已经太晚了,波拿巴抢先采取了决定性行动。

    波拿巴在夺取曼图亚后,乘胜向罗马进军,但无意走得太远。他从克拉尔克处得知,如果他自己不签订和约,督政府会把伦巴第转让给维也纳;因此,他必须赶在奥军的前面。他在托伦蒂诺与庇护六世匆忙地实现了和平。教皇除出让阿维尼翁和几个管辖区外,只付了几百万赔款。3月20日,波拿巴开始向卡尔大公指挥的奥军发起进攻,莱茵方面派出的援军已使他在兵力上占了优势。他顺利地到达了塔尔维河,马赛纳师更深入到赛姆林山谷的脚下。双方全权代表于4月7日在累欧本全面谈判。和谈建议是由波拿巴于3月30日主动向卡尔大公提出的。由于莱茵军团的援军尚未开始进攻,奥军能够从容地进行阻击,法军的后方也不甚稳固。波拿巴看到,如果对图古特不以利相诱,就不能实现自己的计划,因而在开战之前,曾先向图古特表示可让出威尼斯的部分土地。他的部下于3月在布雷西亚和贝加莫挑动的革命自然先得到他的认可。接着,他们还试图煽动大陆的农民起义;但是,农民在教士和贵族的影响下,对军事占领十分不满,转而反对法国人。4月17日,维罗纳驻军遭到偷袭,死伤甚众。波拿巴的地位不稳,加上他决心不惜代价平定意大利和守住已占领的地区,促使他向哈布斯堡王朝提出了以下的选择:或者出让比利时和伦巴第,以保留伊斯的利亚、达尔马提亚和直至奥格利亚河的全部陆地,但威尼斯除外;或者收回伦巴第,仅保留威尼斯以及塔利亚门托河,但放弃比利时和莱茵地区。这就等于要奥地利用威尼斯的土地去换回伦巴第,把莱茵地区留给德意志帝国,使皇帝能保住面子。波拿巴在既没有委任、又未征询克拉尔克(当时在都灵)意见的情况下,断然于4月18日签署停战协定和预备和约。事情已经定局:共和国在阿尔卑斯超出了自然边界,而它最想得到的莱茵地区却没有得到。这项协议是瓜分波兰的可耻翻版,它任意牺牲一个独立国家,把意大利部分国土拱手交给了德意志帝国。

    波拿巴立即发信通知莱茵前线法军停止前进,并且不让督政府知道就抢先公布和议成立的消息。共和五年的选举刚刚结束,督政府能否对舆论和将军有所冒犯呢?它没有这样的胆量,于是便不顾勒贝尔的反对,批准了协议。如今,波拿巴在蒙贝罗的克利威立宫驻跸设帐,俨然以国君自居。他在伦巴第颁布了宪法,兼并了西斯帕纳共和国、瓦尔特利纳和部分威尼斯领地,进而成立了西萨尔平共和国。他力图说服瓦莱州让新成立的国家从辛普龙取得一条同法国联系的通道;失败后,他立即萌发了出兵瑞士的打算。但是,热那亚的雅各宾分子发动了革命,成立了置于波拿巴保护之下的利古里亚共和国,波拿巴的出海通道也已经随之而打开。

    正式的对奥和约尚待签订。为了迁就督政府,波拿巴表示他打算占有曼图亚和取得莱茵地区。5月2日,他自动向威尼斯宣战;12日,威尼斯的共和分子推翻了寡头统治,欢迎法军入境。波拿巴于16日同前政府的代表进行了谈判,这使他可以不承认新政权。波拿巴既已把威尼斯掌握在手,便打算实现自己的目标。图古特并不拒绝谈判,但同时还想得到教皇管辖区。和谈会议在乌迪内开始举行。

    五、英国的危机

    正当奥地利放弃斗争的时候,英国刚从一场严重的危机中脱身,这场原因复杂的危机从1796年已经开始。巴塞尔协定和海牙协定的签订以及西班牙的参战给英国的贸易带来了一些困难:1797年的出口额同上年相比略有下降,虽然仍高于1792年。法国的海盗船只最多达七百艘,英国议会已禁止没有护航的商船航行。但困难主要来自财政方面。皮特不主张用提高捐税的办法来维持军费开支。他于1796年12月略为增加了由富人负担的附加税。财政收入由1792年的一千九百万英镑上升到1797年的二千一百五十万,增加部分主要来自关税和间接税,同1792年相比,进口额和出口额分别提高了百分之十七和十四。可是,支出却由1792年的二千六百万增加到1797年的七千五百万。

    皮特依靠借债弥补赤字:1797年发行的统一公债达四千三百万,占支出的百分之五十七。公债仍嫌不够,他主要以未来的税收作抵押,要求伦敦银行借款二百万;他又发行财政证券————短期国库券————一千五百万至二千万,其中部分留给银行,余下的由他支配。伦敦银行拥有的银行券1795年末约为一千三百万,1797年约为一千零五十万,但其流通额并未增加:1795年为一千四百五十万,1797年2月甚至下降为九百六十万。同1790年相比,1797年的物价上涨了百分之四十一————只是由外省银行造成的通货膨胀就能促进物价的上涨。但伦敦银行的黄金储备正在减少。

    国库必须用黄金维持国外部队和资助反法同盟诸国,这使黄金储备更加减少:自1794年至1797年,价值约二千一百万英镑的黄金流向欧洲,总数至少高达五百万英镑的奥地利两笔借款尚不计在内。此外,还有殖民地部队的垫款、外国人拥有的统一公债的利息,为英国服务的中立国船只的运费和保险费,也都要用黄金支付。更糟糕的是,1796年必须花二百五十万英镑从海外购买粮食。金币在国内日渐稀少,伦敦银行出现了用银行券挤兑铸币的现象。黄金储备已告枯竭。

    奥什的远征企图也许触发了信用危机的出现。塔脱在威尔士登陆的消息于1797年2月25日在伦敦造成了普遍的惊慌。伦敦银行只剩下一百零八万六千英镑现金。根据大臣会议的命令,自27日起停止兑换铸币;这项命令直到1823年才停止执行。经济形势也不容乐观,但比1793年略好些,皮特认为尚不需国家提供贷款,伦敦银行放宽其贴现政策已足以解决问题。后来,随着铸币越加减少,纸币的币值开始疲软。暂停执行金本位制没有造成不可收拾的灾难。企业界人士从公民的责任心出发,没有忘记资本的利益与共,在收款时同意接受纸币和铸币各一半。在1812年前,不需要实行纸币的强制流通。国民情绪的恢复镇定,期票的流通和存款的复原,以及由于大陆战争的停止而英国不需再出钱资助,这一切终于使伦敦银行于1797年8月重新把黄金储备增加到四百万英镑,并逐渐补足亏空。

    英国刚渡过以上难关,便遇到奥地利的背盟,它的痛苦是可以想象的,尤其皮特刚提出全面谈判的新建议。英国陷于与法国孤军作战的境地,而法国则随时可能利用已经开始的爱尔兰暴动。就在那时,岛国的屏障————海军舰队————也闹出了乱子。这与政治动荡没有关系:水兵不但伙食恶劣,薪饷停留在十七世纪的水平,而且没有任何假期,动辄遭到无情的打骂,这种苦难的生活使水兵感到绝望。眼看无人理睬他们的怨愤,他们于1797年4月16日在斯皮梯特举行暴动。经过一个月的坚持,在部分要求得到满足后,水兵终于归顺。但在此期间,北海舰队在泰晤士河口也闹了起来,邓肯率领在荷兰沿海巡航的部分军舰参与了北海舰队的行动,陆军部队也开始不稳。当局作了一些让步,赦免了包括其头目派克在内的部分闹事水兵,但仍有二十三人被处以绞刑,直到6月中旬才恢复了秩序。当时,督政府正与两院发生纠纷,错过了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在英国,议会和舆论向政府进行猛烈攻击。鉴于法国的局势和巴特勒米就任督政官,皮特决定建议和平,以寻求国内的稳定。马兹姆伯里再次前往利尔,其使命是尽力而为,即使法方拒绝一切,也不使谈判破裂。谈判于1797年7月7日开始。英方希望得到锡兰和好望角,督政府因与其盟国有约在先,不牺牲它们的利益,因而予以拒绝。塔列兰任外交部长后,气氛立即发生变化:在同英国政府联系后,他让督政府请求荷兰和西班牙给他一定的自由。协议似乎已可望达成,特别是英国的最后盟友葡萄牙代表也已与法国议和签约。

    六、果月十八日政变的背景

    在乌迪内和利尔举行的谈判都毫无结果,因为图古特和皮特对巴黎的动向一清二楚。前者试图转移谈判的地点;一名秘密使者会见了卡诺和巴特勒米,要求否定波拿巴的和平条件,表示愿意用莱茵地区换取教皇管辖区和德意志境内的割地。两位督政官声称无能为力,除非两院能制伏波拿巴。利尔谈判中出现了通敌行为:塔列兰(也许还有巴拉斯)接受了贿赂,许诺力争让督政府同意放弃一些殖民地。在巴特勒米的授意下,马雷把协议的内容透露给了葡萄牙,格伦维尔赶紧辟谣。同图古特一样,皮特也等着看督政府的命运如何确定。从大革命开始起,法国的对外政策总是同国内的政局变化相联系,这种联系如今变得更加密切了。如果督政府在英国和王党的阴谋打击下垮台,外国为和平付出的代价自然将便宜得多。

    右派纷纷攻击将领们的抗命行为。威尼斯事件已点燃了导火线。穑月五日(1797年6月23日),迪莫拉尔在一篇充满愤怒的演说中历数波拿巴的种种罪行。作为反击,将军发表了一篇咄咄逼人的公告,并于7月14日那天向全军将士宣读。其实,他在玩弄两面派手腕:他同卡诺保持通信联系,并派奥热罗去面见督政府和执行政变使命;但是,他又根据随同来到巴黎的副官拉瓦莱特的建议,不交出他曾许诺的三百万里佛。奥什对其中的曲折一无所知;如果督政府聪明一点,奥什近在咫尺,政变行动本可以由他来领导。共和国的命运很可能因此而变化。这位士兵公民在果月十八日政变过后几天就不幸去世,忠于共和主义的国民至今仍亲切地怀念着他,认为他是忠勇兼备的青年的象征。

    士兵们完全追随他们的将军。意大利军团的各师分别发出了语气强硬的宣言;桑布尔–默兹军团不久也跟着这样做。许多战士始终对革命和“不可分割”的共和国怀有无比的忠诚;他们为革命和共和国浴血奋战,认为自己有权阻止由百姓造出的王党胡作非为。情况当然并不都是如此:在有些部队中,军官的态度也起一定的影响,例如莫罗指挥的莱茵–摩泽尔军团远没有同其他两个军团采取一致行动。

    将军们在共和国中的政治影响大部分来自他们在部队中的威望,而他们威望的提高又在于士兵心理状态的迅速变化。这种变化最初是随着部队实行混合编制后出现的;从那时起,志愿兵和应征新兵都必须根据革命政府关于整顿军纪的规定,严格遵守正规军的纪律。热月党人执政后不断强调自下而上的绝对服从。军事法庭开庭时不再设陪审团,法官中不再有普通士兵。此外,在督政府统治期间,由于逃兵甚多,留下的士兵几乎可以说都是志愿兵。他们之所以留下,只是因为他们喜爱打仗和冒险,或者因为一旦离开部队,他们不知道干什么是好。他们逐渐变得不同于普通百姓,特别在共和二年的大举征兵后再没有征召过新兵,军事胜利又使他们离法国本土越来越远。这些驻守国外的职业军人怎能不以他们的军官马首是瞻呢?但是,他们毕竟不是雇佣军,士兵和将军只是应资产阶级的召唤,才在果月十八日和雾月十八日发动了政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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