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首届督政府

斯当主张联合君主立宪分子，以形成一个稳定的保守派。督政府罢免了反动分子所检举的官员，并委派他们推举的人接任。例如，维约被派往普罗旺斯指挥军事，以致白色恐怖在那里再度猖獗。右派在两院中要求撤销共和四年雾月三日法律和雾月四日赦令，但仅取得了关于获赦者不得担任公职的禁令。右派尤其关心改善神甫的命运。卡诺也希望同教皇和解，当庇护六世在波拿巴的大军威胁下提出和谈要求时，他乘机予以接受。当时，达成事实上的和解完全是可能的，因为教皇的使者在皮包中装有一份要求教士承认共和国政府的敕令。但他没有把这份敕令通知督政府，而督政府又要求教皇撤销1789年来有关法国事务的各项决定，谈判因而破裂了。敕令后来仍交给了督政府公布，结果再次加剧了顽固派神甫与宪政派神甫之间的冲突。在右派的坚持下，两院废除了雾月三日法律中关于对教士仍然严惩不贷的条款，但整个法律应否同时废除仍是个问题。忠于共和主义的行政官员否认有这样的必要。但根据科雄的命令，实际执行又变得对教士有利。信仰管制业已放弃。流亡者和被流放者可自由回国。国有产业已停止出售。

    如同共和三年一样，新的反动对王党有利。在布兰肯堡的不伦瑞克公爵家里暂住的路易十八坚决拒绝同宪政派作任何妥协，这丝毫不能阻止部分王党在选举中获胜；另方面，他准许极权派王党采用暴力手段。他在巴黎的代理人在督政府的警卫中进行秘密策动，事情暴露后，阴谋集团的首领勃罗蒂埃教士及其主要成员均被送进监狱，其中的杜凡纳·德·普累尔供出了英国和王党的阴谋，政府在果月十八日前始终不予公开。

    此外，路易十八的奸细还组织了“秩序之友社”，宪政派王党丹德莱与舒安党人一起将这个团体改组成“慈善会”，并在波尔多打下了很深的根基。维克海姆出资支持办报和组织竞选宣传。但是，各个地区的反动分子也都根据各自的理由自发展开活动。

    大多数国民对旧制度并不留恋，对路易十八也不关心。他们不再担心王政复辟，只想少付捐税和不再打仗。国内战争正日趋缓和，对外作战也接连胜利。舆论因而把实现国内和平、恢复安定和复兴经济置于首位。宗教纠纷令人十分担忧。许多顽固派神甫和共和分子所坚持的革命与天主教势不两立的说法对大多数国民已不起作用。宪政派神甫认为这种说法不能成立；以埃姆里教士为首的“顺从派”神甫把教会与世俗、宗教与政治加以区分，不再强调二者之间的冲突。关于在家庭和社会中必须以神的名义灌输道德和培养服从的信念————或毋宁说习惯和确信————使大多数法国人留恋传统的信仰。一些资产者奉行的旬末礼拜的公民宗教————例如，重新开张的共济会以及由书店老板什曼于1797年成立的和受到拉雷韦里埃保护的有神博爱教————不能打动群众，因为群众宁愿每七天而不是每十天休息一天。最后，宗教分裂甚至引起了家庭的内部纠纷。宪政派教会失去了一些阵地，但它依旧存在，并于1797年举行了全国主教会议。在某些城市，例如在色当，宪政派教会仍保持着上升的势头。罗马教徒为内部分裂而激怒，等级制度开始发生动摇。和平的魅力使好战的督政府所推行的政教分离政策也注定不得人心。

    更多的人把货币危机和财政困难造成的种种恶果都归罪于督政府。土地票的灾难已使一次新的延期偿付成为必要，两院至今仍想方设法调和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在利益上的对立。此外，对流亡者亲属的遗产问题，两院也感到左右为难。在通货膨胀后，接着又出现通货紧缩的困难：由于铸币不敷流通的需要，信贷几告枯竭，物价一落千丈；尤其，1796年的农业收成极好，因而粮食限价已能停止执行。这种情况使政府更难维持公共事业和应付军费开支。政府向两院指出，必须保持财政收支平衡和找到新的军费来源。两院对此不予置理，随意批准军事拨款，拖延增税法案，拒绝恢复间接税，同时对督政府横加指责，似乎政府只要节省支出，国库就能保证开支。右派打算通过切断财源，迫使政府接受和平。左派对政府百般挑剔，借以降低它的威信。左右两派都害怕选举人。虽然纳税人并不像人们所说那样逃避纳税，国家的财源却始终不足。至于军费，于共和五年雾月十六日（1796年11月6日）再次开始的对国有产业的拍卖成为唯一的来源。

    督政府同以往的国王一样穷于应付。它坚持通过发放征用券来征集实物。尤其，它用官职为诱饵同形形色色的金融家作交易；对他们的贷款，督政府根据旬末确定的库存现金零敲碎打地予以偿还，由于国库出纳情况十分混乱，督政府自己对拥有现金的确切数额也不清楚。它还把一些国有产业，例如荷兰根据海牙协定交来的前摄政王的王冠钻石和“付款书”，出让给金融家，使他们能用以作典押，从而取得贷款。它允许金融家签发“通融票据”在银行贴现，国库居然愿为这种空头汇票作保。预售国有产业的凭证终于付诸流通，人们又回到了旧制度下的“预付制”，即把国有森林的采伐权和某些州的收税权交给债权人。供货的商人根据所冒的风险计算价格，借口他们必须应付穷职员的居间勒索而向国家大敲竹杠。当然，他们不免要贿赂公职人员，而且也不放过同政客打交道。巴拉斯和塔列兰等人贪污受贿已尽人皆知；乌佛拉尔和海盖洛不择手段的手腕也臭名昭著。迪戎公司和弗拉沙公司通过其与共和国的肮脏交易使督政府同自古以来所有在财政上染有污点的政府一样威信扫地。

    普通百姓本已深受货币危机和银根紧缺之害，加上政府的贪污受贿，所受损失更大。一般的放款食利者倒了大霉：在他们收回的票据中，四分之一能否换成铸币取决于国家的支付能力，四分之三只能作为“征用券”用于纳税和购买国有产业。为了换取现金，食利者和农民只能把这些票据廉价出让给转手买卖的商人。全国的公用事业都残破不堪：宪兵因无力喂养马匹而将坐骑卖掉；道路因无力维修而毁坏严重；法庭、学校和救济事业完全由同样穷困的地方当局负担。没有钱就办不成任何事情，而钱照例应从纳税人那里收来。但是，困难和亏空照例都被看作是政府的过错。

    四、共和五年的选举以及督政府和两院的冲突

    督政府对反对派的宣传毫无反应。它也许以为，波拿巴的胜利会减少宣传的效果。共和五年芽月的选举————改选三分之一的议员，其中“常任议员”占半数————使右派获得大胜。在九十个州中，仅有一半仍忠于共和国；六十三个州推举了一百八十二名反动的或反革命的议员；二十个州选出了三十四名游移不定的议员；在十四个州，共有三十四名不同倾向的共和分子当选。庇什格律、维约、安贝尔·科洛美、罗瓦叶–科拉尔等人的当选充分表明，右派在选举中占了压倒优势。督政府发生了分裂：勒贝尔主张采取专政措施，卡诺倾向同新的多数派协商一致。凑巧的是，两院于牧月一日（1797年5月20日）用外交官巴特勒米代替了卡诺的朋友勒图尔纳的职务，使卡诺失去了后者的臂助，作为君主立宪派的巴特勒米处事缺乏魄力。至于巴拉斯，他将站在谁的一边呢？他对王党的劝诱毫无推拒之意。

    在右派方面，他们在克里希俱乐部多次会商，仍不能对所应采取的策略达成一致意见。新任五百人院议长的庇什格律始终不敢冒险发动政变。君主立宪派听任舒安党发展，但拒绝给予援助。组成所谓“肚腹派”的那部分人宁愿等待时机。反动分子在外省气焰特别嚣张。“慈善会”到处建立据点。许多地方当局和法院纷纷设法镇压共和派。共和派也试图在巴黎和法国南部建立“宪政俱乐部”等抵抗团体。两院下令予以解散。

    两院先撤销了禁止流亡者亲属担任公职的共和四年雾月三日法律，随后又废止了有关惩治神甫的各项法律。仍然拥有众多议席的左派得到一些让步：为保持平衡，两院同意于共和四年雾月四日获赦的人也可担任公职，教士仍必须声明服从法律。在共和派看来，主要的危险还在于右派力图夺去督政府维持统治和继续战争的手段。行政权力机关的瓦解为复辟作了准备，而在复辟前，这对自累欧本停战后开始谈判的英、奥两国说来也是莫大的帮助。为此，吉贝尔–德斯莫里埃于牧月三十日（6月18日）确实从督政府那里收回了全部的财政管理权，转而交给了充斥着反革命分子的国库。元老院否决了这项决议。但是，勒贝尔和拉雷韦里埃已下定决心作最后一次较量。

    巴拉斯同他们是一致的。由于波拿巴把在昂特雷格的文件中找到的关于庇什格律叛变的证据交给了巴拉斯，显然，后者因此而害怕自己被王党所排斥。不能考虑动员人民的力量：拉雷韦里埃甚至不能像葡月十三日那样争取无套裤汉的帮助。唯一的办法是使用军队。督政府不能相信莫罗：莫罗听任王党在莱茵军团进行宣传；他在作战中从一名流亡者的行李里也缴获了对庇什格律不利的文件，但他在果月十八日前始终没有报告督政府。相反，波拿巴和奥什则表现得比较可靠。现在担任桑布尔–默兹军团司令的奥什离巴黎最近，他于穑月十三日（7月1日）率部赶回。然而，对三巨头的图谋一无所知的卡诺坚持通过更换部长同右派和解。穑月二十六日（7月14日），面对三名督政官的一致主张，卡诺深感失望：反动分子的亲信均被免职，而梅兰和拉梅尔则被留任。巴拉斯让刚从美国回来的、与他同气相求的塔列兰任外交部长。奥什出任国防部长。但其前任佩蒂埃赶紧向两院透露了有关调动部队的消息，危机因此进入了关键的阶段。

    危机如何解决不仅关系着政权的存亡，而且决定着外交方针。反法同盟诸国比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希望看到督政府的衰败。至于波拿巴，他之所以反对两院，无非是为了把决定战争与和平的大权抓到自己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