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菠萝园里的生命泉

亚洲也见过，只不知非洲的又是怎样的风情。昨儿晚间新落了场雨，今早晨还半阴着，怪凉爽的，正好出游。朋友们兴致都很高，我也极想去看看野兽，只是这周围不止一处这类地方，该到哪儿去呢？好在司机是本地人，由他去吧，带到哪儿算哪儿。

    一路上穿过绿得像海的原野，人烟稀稀落落的，尽是非洲风光，不去细记。迎面蓦然立起一块牌子，写着“肯尼亚”。一转眼间，司机早驾着车子冲过边境。

    我惊问道：“怎么到了肯尼亚？”

    司机漠然笑道：“本来要到肯尼亚嘛，领你去看生命泉。我们经常从坦噶尼喀到肯尼亚，来来往往不用护照。”

    生命泉，多新鲜的名字，看看准有意思。车子三绕两绕，不知怎么绕到一个叫“查峨”的民族公园去，方位在肯尼亚南端，土色赤红赤红的，一眼是望不见边的野草杂树，不见人烟。几千年，几万年，几十万年前，或许就是这个样儿吧？荒野里偶尔能看见一种树，树枝上密密麻麻挂满果实。那不是果实，都是鸟巢。这种鸟非洲人叫作黑头织鸟，织的巢像口袋一样，挂在树枝上。最多见的树是一种叫“奇漠鲁鲁”的，又细又瘦，小叶儿，满是针刺，却最对大象和长颈鹿的胃口。那边刚好有一群长颈鹿，脖子挺着，小脑袋差不多跟树梢一般齐，悠闲自在地围着树挑拣针叶吃。一只鸟落到一头长颈鹿的角上，扑着灰翅膀，振着头上的红缨，咕咕咕自言自语着，那长颈鹿也不理它。

    看见斑马了，好几十匹，浑身是黑白相间的条纹，肥墩墩的，俊得很，也机灵得很，用怀疑的眼光望了我们一会儿，转眼都藏进树林里去。我也曾问人：能不能养熟了，备上鞍子骑。说不行。有人试过，骑两步它就卧倒，满地打滚，可会捉弄人呢。远处树丛里现出另一匹斑马的影子，大得出奇，冲着我们直奔过来。原来是一部专为人看野兽用的高座汽车，车身画着斑马的花纹，是捉弄野兽的。

    接着出现的有神气蛮横的犀牛，鬼鬼祟祟的麝猫，俏皮的羚羊，怯生生的角马，还有一摇一摆迈着八字步儿的鸵鸟等等。这许多野生动物杂居一起，熙熙攘攘，和和睦睦的，活现出一派升平景象。

    那位阿拉伯朋友看得出神，笑着说：“这儿倒真像和平世界呢！”

    正赞赏着，草丛里闪出一堆白骨，不远又是一堆，又是一堆。……我正自奇怪，司机说，这多半是斑马，叫狮子吃了，剩下的残骸。那情景，竟使我想起“沙场白骨缠草根”的古句。我就笑着说：“看来这儿还是有压迫，有侵略，有战争的根源。”

    一路说说笑笑，不觉来到一片老树林子前。石头上坐着个青年人，闪动着两只大眼，默默地望着我们。从他那身黄咔叽布制服上，猜得出他是个守卫。

    我走下车问道：“好兄弟，这是什么地方？”

    那守卫懈懈怠怠地说：“生命泉。”便做个手势，叫我们跟他走。

    我们跟他穿过一片灌木丛，来到一个木板搭的小草楼下，他又做手势叫我们上去。我上了草楼，眼睛一亮，下面呈现出好大一池子水，清得不染半点灰尘，可以直望到底。但我看不出究竟有什么异样的特色，值得跑这么远来看。守卫觉察出我的疑惑神情，挤上来，用两只手捧着嘴叫：“……喽喽喽……”只见远远的池子那边的水面上涌出十几只怪兽，鼓着隆起的大眼，喷着水，慢慢游来。河马呀。于是我们也学守卫那样，叫着，唤着，那群河马便都从水面探出庞大笨重的身子，也朝我们呣呣地叫，答应着我们。

    我问守卫道：“是不是因为水里有河马，才叫生命泉？”

    守卫说：“也许是，我不知道。不过靠这泉水活命的，并不止河马。每年雨季过后，九月间，草黄了，浅水干了，泉水周围集合着大大小小的野兽，狮子、象，什么都有，都来饮水。”我又问道：“可是今天怎么不见狮子？”

    守卫说：“你来的不对时候。狮子顶喜欢干燥，夜晚爱睡在干爽的草地上。昨儿晚间刚下了雨，狮子都到山上去了。”

    我对这守卫发生了兴趣。他的表面好像冷淡，骨子里是又殷勤，又善良。就问他道：“你是哪一族人？”

    守卫答道：“吉库尤。”

    “这一带是吉库尤区吗？”

    他点点头。

    我的精神不觉一振。谁都记得，当一九五二年肯尼亚人民拿起长矛短斧，高喊着“乌呼噜”，挺身而起，跟白种统治者做着生死肉搏时，那场烈火腾腾的“茅茅”起义正是吉库尤族人首先发起的。起义的地点在肯尼亚首府内罗毕附近，这场烈火却烧遍各地。谁敢说在生命泉上，不曾有起义的勇士捧起泉水，润湿他烧焦的喉咙，重新唱起乌呼噜之歌呢？

    我觉得，在起义战士们的内心深处，也积存着一湾生命的泉水，永远不会枯的。

    巴厘的火焰

    ————诗岛杂忆

    火山

    凡是到过印度尼西亚巴厘岛的人，不能不承认，这岛子确实有股迷惑人的力量。究竟从哪儿来的魔力，看法就不一致了。西方的游客好猎奇，看见家家户户的庭院里都有着宝塔似的神龛，处处竖立着怪眼圆睁的湿娃石像，于是对巴厘印度教抱着奇特的趣味，叫巴厘是“魔鬼之岛”。也有更多的人沉醉到别具风格的巴厘舞蹈和音乐里，被精美的巴厘木雕弄得眼花缭乱，忍不住从心里发出赞叹，叫巴厘是“诗岛”，是“天堂岛”。我自己呢，使我梦魂难忘的却是人，是性格炽热的巴厘人。写到这儿，我的心微微颤抖，从心底涌出一些聪俊的影子：有舞态轻盈的少女，有神采飞扬的少年乐师，有刚强英俊的战士，有端庄敦厚的长者。……他们的身份阅历也许极不相同，但从他们的眼神里，从他们跳动的胸口里，我却看见了一点极其相同的东西。这是一股潜伏着的火焰，暗地里滚动飞舞，时刻都会喷发。我仿佛看见了巴厘的火山。

    从东到西，整个巴厘岛横着一条火山的链子，形成岛子的脊椎骨。最高的是阿贡火山，不久前还大发过雷霆，喷着怒火。当我强忍着一股刺鼻的瓦斯气味，飞过阿贡火山时，我望见那火山张着参差不齐的大口，黑洞洞的，深不见底。喷溅的熔岩淌遍山野，白惨惨的，满山满野的树木都烧死了，只剩下干枯的枝干。那情景，恍惚是满山积着白皑皑的大雪，一片荒寒。更远处，望得见另外的火山，山口吐着浓烟，酝酿着一次新的爆发。这种惊心动魄的景象是十分少见的。但是想不到从巴厘人炽烈的眼神里，跳跃的胸口间，我又依稀看见了火山的影子。

    巴厘人

    巴厘人的内心是一团火，巴厘人却又异常朴实可亲。所以朴实，倒不是由于“锉牙”的缘故。锉牙是当地一种风俗。每逢男女到了青春妙龄，就择个吉日，穿上盛装，躺到一座花布扎的彩台上，由一个教士锉锉当门的六颗牙，说是可以驱除贪爱财货等六种恶习，使孩子长成个好人。从这古老的习俗里，可以领会到巴厘人是怎样善良。

    谁要以为巴厘人是善良可欺的，就错了。我到巴厘后听到的第一个故事，便含着警策的深意。五十年前，这里有一位国王，受到荷兰殖民军的侵略，奋勇抵抗，率领全军一齐战死，也不投降。酷爱自由的信念已经化成热血，流淌在人民的血管里。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好男儿，不惜洒出自己的热血，溅红了巴厘的史册。

    一个晴暖的日子，我们到北德川村去瞻拜一座烈士陵墓。那陵墓修成宝塔的样式。陵前竖着两根竿子，上头挂着嫩椰子树皮编的灯笼，气氛很庄严，显然是专为我们这一群聚集在巴厘的作家谒墓布置的。墓道两旁站着两排少男少女，唱着节奏激昂的歌曲，迎接客人。先有人敲了几下木钟，我们便祭陵，围着陵墓转了一圈，往上撒着新鲜花瓣，然后走进陵前的一座纪念馆。

    翻开一本史册，当时的许多英雄出现在我们眼前。为首的英雄叫诺拉·雷。那时是一九四六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印度尼西亚已经宣布独立，荷兰殖民军在巴厘登陆，打算重占这个千岛之国，诺拉·雷带领着人民，跟敌人展开了生死的搏斗。荷兰军见武力一时不能取胜，设法诱降，又假装要和平谈判。诺拉·雷识破敌人的奸计，一口回绝。在北德川村一次激烈的战斗里，诺拉·雷倒下去了，许多战士自尽殉国，没有一个投降的。争取自由的火焰是不是熄灭了呢？没有。诺拉·雷早已依山傍险创立了根据地，当地人民仍继续战斗下去，前后延续三年，荷兰军终于败走，巴厘岛还是巴厘人的。

    我翻完那本史册，把本子阖上，久久不说话。

    一位印度尼西亚朋友坐在我旁边，问道：“你想什么呢？”

    我说：“我在想历史。”

    印度尼西亚朋友接口说：“历史反复告诉我们，对于帝国主义，必须斗争到底，才能胜利。”我说：“不幸世界上有那么一种人，厚颜无耻地向帝国主义投降，还夸口说这是什么为了人类的和平和幸福，有朝一日，历史会裁判他们的。”

    他说：“何必等待历史，人民已经判决他们了————特别是像今天在场的烈士子女，更不许任何人背叛他父亲的革命事业。”

    我还不知道呢，站在墓道两旁的少男少女，都是烈士的子女。烈士牺牲时，儿女还小，一转眼，都长成人了。现在他们穿着白上衣，青裙子或者青裤子，守护着父亲的陵墓，父亲的信仰，父亲的事业。多么叫人喜爱的青年啊。我走上去，一个一个跟他们握手，细望着他们洋溢着生命力的脸。在行列尽头，我发现一个姑娘，不到二十岁，眉眼分外细致清俊，面熟得很。刚刚在那本史册上，印着个年轻而英俊的战士，这姑娘，活脱脱地不就是那战士的形态么？

    我紧握着那姑娘的手说：“好孩子，你多么荣幸，有那样一位顶天立地的父亲。”

    姑娘微笑着说：“谢谢你。我父亲也不过是个普普通通的人，一生就是不肯向恶势力低头，忠于革命，热爱生活。”

    百岁老人

    那天，本来是到巴厘首府连巴刹附近一个乡村去看博物馆，看完后，同去的印度尼西亚朋友问我们：“愿不愿意会会民间艺人？”当然愿意。

    那村子叫鸟百德，艺术生活比别处更加丰富多彩。人烟很稠，街道房舍蛮整齐。印度尼西亚朋友领我们来到一家门口，门旁立着棵参天的老榕树，铺展开好大的荫凉儿。我们走进院子，院里静悄悄的。四下一望，我不禁疑惑起来：这是个艺术馆，还是个农户呢？瞧啊，满墙都是壁画，满院竖着精雕细刻的神塔和石像，满梁满栋都是玲珑剔透的雕花，使人呼吸到一种浓得像黑咖啡的艺术气息。

    我正在凝思，屋后转出一位老人，跳下台阶，三步两步迎上来。

    印度尼西亚朋友说：“这是主人，一位老艺人。”

    老人光着膀子，系着条白地紫花的纱笼，头发像雪一样白，披在脑后。我起先只当他六七十岁，一问，上百岁了。一百岁是个很长很长的岁数，当中该经历过多少人事变迁啊。我紧望着老人的脸，很想探索出一些人生的奥妙。老人却垂着眼，神情挺严肃，只说：“我是个务农的人，痴活了这么多年啊。”

    我问道：“你是怎么学起艺术来的？”

    老人说：“人嘛，谁心里不想点什么，谁不懂得忧愁和欢乐。我们贫苦人又没念书，写不出，闷在心里不好受，我就刻呀，画呀，拿木头石头刻画出我的心情，我的想法。”

    “你一生完成了多少作品？”

    “记不得了，家里存下的就只这点。”说着，老人引我来到一座石头雕像前，也不说话，拿眼示意叫我看。

    这是个年轻的男像，跟真人一般高，眉眼之间含着股刚烈的英气，使我记起唐人的两句诗：“野夫怒见不平处，磨损胸中万古刀。”斜对面竖着另一座石雕，是个少女，眉眼低垂着，嘴角含着几乎觉察不出的柔媚的微笑————大约她想起什么甜蜜的回忆，忍不住暗自微笑呢。我一面看，一面赞不绝口。老人的神色还是那么严峻，也不答言，又领我来到一座半身石像前。是位妇女，神态从容，眼睛大胆地正视着前面。

    印度尼西亚朋友说：“这是一位革命妇女领袖，叫卡蒂妮，一八七一年生，一九〇四年就死了。”

    老人立在像前，细细端详着，一时似乎忘记了旁边的人。他的嘴唇轻轻动着，自言自语着什么。他的心显然沉到六十年前的旧事里了。从神情里，看得出他对这位妇女领袖是怀着多么深切的敬意。

    不知什么时候，院里出现好些人：妇女、青年、小孩，藏在母亲怀里吃奶的婴儿……都是老人的子孙后代。他家已经有七代人了。

    这时一个热心肠的农民插进来，指点着说：“你注意没有？他的作品总留着一点没完成的地方。”就指着院里一座智慧之神的神塔，上面果然缺少一个魔头。

    我奇怪道：“这是为什么呢？”

    那农民答道：“这是说，他一生完成不了的事业，让他子孙去继续吧。”

    陪我来的印度尼西亚朋友笑着说：“他家有七代人，一代完成不了的，还有下一代，总有人继续的。”

    百岁老人叫恩约曼，我会见他时是一九六三年七月。

    赤道雪

    最近我在东非逗留了一阵，着实领略了一番坦噶尼喀的奇风异景，有的是世界别处绝对看不到的。我的印象尽管五光十色，细细清理一下思路，却也只有十二个字，也许可以概括全貌，这就是：

    历史应当重写

    道路正在草创

    一 历史应当重写

    让我从一座山谈起。在坦噶尼喀东北部的莫希市，有一座高楼大厦的门上刻着这样的铭文，说乞力马扎罗山是被一个德国人首先发现的。

    乞力马扎罗山逼近赤道，海拔一万九千多英尺，是非洲的最高峰。山头经常云遮雾绕，好像是在沉睡，可是，照当地人的说法，如果有贵宾来到，那山便要用手拂开云雾，豁然露出脸来。天啊！谁想得到紧临赤道，背衬着碧蓝碧蓝的天空，这儿竟会出现这样一座山，满头是雪，仿佛戴着一顶银光闪闪的雪盔，终年也不摘下来。难道这不是奇迹么？“赤道之雪”就是这样得名的。

    有说不尽的神话故事流传当地。据说在遥远遥远的古代，天神恩赅想迁居到山顶上，可以从最高处看望他的人民。恶魔不喜欢恩赅来，从山内点起把火，山口便喷出火焰来，抛出滚烫火热的熔岩。恩赅神一怒，当时召唤雷云，带着霹雳闪电，倾下一场奔腾急雨，一时搅得天色昏黑，地动山摇。人们都潜伏在小草屋里，吓得悄悄说：“神在打仗了。”恩赅在极怒之下，又抛下一阵冰雹，直抛进火山口去，把火山填满，恶魔点起的火就永久熄灭了。恩赅神迁到雪山顶上，把乞力马扎罗的姊妹山梅鹿山赐给他的爱妾，在那里，恩赅用暴雨浇灭恶魔从山口喷吐的热灰，肥土和森林围绕着梅鹿山涌出，神便教导他的人民刀耕火种，生活是富足而美好的。

    所谓神的人民指的就是自古以来散居在雪山脚下的瓦查戛族。第一个发现乞力马扎罗山的自然是瓦查戛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德意志帝国才把坦噶尼喀抢到手，怎么会是德国人头一个看见赤道雪山呢？倒是有一件关于乞力马扎罗山的事，牵涉到德国。那是上一个世纪，英国维多利亚女皇在德国威廉皇帝生日那天，特意把这座非洲最高峰————乌呼鲁峰，当作寿礼送给威廉。这是殖民主义者给赤道雪山打上的奴隶的烙印。山如果有灵，当会在山头积雪上刻下铭文，记着不忘。

    自从我来到乞力马扎罗山下，我就深深地被“赤道之雪”那雄壮瑰丽的景色吸引住，极想去探索一下曾经引出源源不断的神话故事的火山口。比较方便的去处是“恩根窦突”喷火口，在梅鹿山旁边，也不很高，来去容易。一到山脚，先看见一块诗牌，上头写着含意深沉的句子：“无数年代以来，这儿就是宁静与和平的境界……”这儿也确实宁静，静得使人想起“山静如太古”的诗句。满山都是古木苍林，阴森森的，透出一股赤道的寒意。树木多半是奇形怪状的，叫不出名儿。有一种树不长叶儿，满树是棒槌模样的玩意儿，齐崭崭地朝上竖着，整棵树看来好像一盏大灯台，上头插满蜡烛。我能认识的只有“木布郁”树，树干粗得出奇，十几个人连起胳臂，也抱不过来。树心却是空的，大而无用。另有一种珍贵植物，叫“木布雷”，长九十年后才成材，极硬，拿它做家具，永远不会腐烂。听说一棵树能值两千镑。当地人告诉我说，早些年梭罗门住的房子，就是从乞力马扎罗山一带砍去的木材造的。这类传说往往能给山川增色，还是不去深究的好。在树木狼林里，有时可以看见一种类似辣椒的东西，足有一尺多长，赤红赤红的，说不定真是大辣椒呢。

    我穿过阴森霉湿的森林，慢慢爬上山顶，火山口蓦然呈现在脚下，约莫上千丈深，百亩方圆，口底一半是水泽，铺满碧草，另一半丛生着各种杂树。“恩根窦突”是梅鹿族人土语，意思是野兽。这里该有野兽吧？是有。你看，在火山口底的水草旁边，有一群小黑点在移动，那是犀牛，饮水的，吃草的，也有吃饱了草卧着打盹的。你再看，离犀牛不远有两棵小树，上半段交叉在一起，好像连理树。那不是树，是两只长颈鹿。索马里语叫长颈鹿是giri，中国古时候直译原字音称作麒麟。那两只长颈鹿该是一对情人，长脖子紧贴在一起，互相摩擦着，又用舌头互相舐着，好不亲热。我站在火山口的沿上，一时间好像沉进洪荒远古的宁静里，忘记自己，脑子里幻出离奇古怪的神话，幻出顶天立地的恩赅神，神就立在乞力马扎罗山的雪盔上……

    实在想去爬一爬赤道雪山啊。可惜上下得五天，我的时间不足。不能爬山，好歹也得去玩玩。有一天午后，我跟一位叫伊萨的印度尼西亚朋友坐上车去了。一路上尽是荒野，土地肥得要流出油来，渴望着生育，就生育着长林丰草，一眼望不见边。丛莽稀疏的地方，有时露出圆筒形的小屋，上头戴着尖顶草帽模样的草盖，本地人叫作“板搭”。“板搭”旁边长着香蕉、木薯一类东西。碰巧可以看见服色浓艳的农家妇女刚采下香蕉，好一大朵，顶在头上，该有几十斤重。汽车渐渐往山上爬，终于停到林木深处一家旅舍前。

    乞力马扎罗有两座著名的山峰，一座叫“基博”，另一座叫“马温齐”。这家旅舍就取“基博”做名字，意思是山顶。凡是爬雪山的人都要先在这儿落脚，换服装，带口粮，爬完山回来，也要在这儿洗洗满身的雪尘。我们走到旅舍后身的半山坡，想欣赏一下雪山的奇景，不想望上去，一重一重尽是郁郁苍苍的密林。来到跟前，反倒望不见雪山顶了。朝山下望去，肥沃的麻查密大平原横躺在眼前，绿沉沉，雾腾腾，烟瘴瘴的，好一番气象。后来我们回到旅舍的前廊里，要了壶非洲茶，坐着赏玩山景。廊里的布置也很别致。墙是碗口粗的竹子拼成的，墙上挂着羚羊角，悬着画盾，交叉着青光闪亮的长矛。地面上摆着象腿做的矮凳，还有大象脚挖成的废纸箱，处处都是极浓的非洲色彩。

    伊萨是个爱艺术的人，喜欢搜集有特色的工艺品，到了这座名山，怎么肯空着手回去。他走到旅舍的柜台前，那儿摆着各色各样的木雕，有人物，也有坦噶尼喀的珍禽异兽。其中有只黄杨木雕的犀牛，怒冲冲的，神气就像要跳起来，触人一角。

    伊萨向柜台里问道：“请原谅我，这只犀牛卖多少钱？”

    柜台里坐着个英国妇人，三十多岁了，打扮得挺妖娆，低着头在算账，眼皮儿也不抬说：“十八个先令。”

    伊萨说：“这样贵啊！便宜一点行不行？”

    那妇人把铅笔往桌子上轻轻一撂，望着伊萨严肃地说：“对不起，先生，我们不像当地土人，欺诈撒谎，骗人的钱。你要买，就是这个价钱，我们是不还价的。”

    伊萨爱上那犀牛，虽然嫌贵，还是买了。

    黄昏时分，我们回到山下的莫希市。有几位朋友坐在旅馆二楼的凉台上乘凉。我加入他们一伙，大家一面喝啤酒，闲谈，一面看山。雪山正对着我们，映着淡青色的天光，轮廓格外清晰，像刻在天上似的。

    没留心伊萨走来，手里拿着犀牛，冲着我笑道：“我刚在市上问了问，跟这一般大的犀牛，你猜多少钱？”

    我沉吟着问：“便宜些吗？”

    伊萨笑道：“便宜多了————只七个先令。”

    恰巧有一个瓦查戛族的孩子来卖报，身上穿着一条破短裤，瘦得肋巴骨都突出来了。伊萨挑了一份周刊，掏出几个零钱给那孩子。那孩子睁着溜圆的大眼，指着刊物上的价钱，小声说：“一个先令，半个便士也不多拿。”

    我不禁望着孩子瘦嶙嶙的后影说：“多诚实的孩子！”

    伊萨嘲笑说：“那个高贵的英国妇女却骂人是骗子呢。我倒想起一个笑话：白人刚到非洲时，白人有《圣经》，黑人有土地；过不多久，黑人有《圣经》，土地都落到白人手里了。”坦噶尼喀人的忠厚淳朴，十分可喜。你半路停下车，时常会有人殷殷勤勤问：“占宝（“你好”的意思），我能帮助你什么呢？”如果车子坏了，投不到宿处，也不用愁，总会有人引你到他的“板搭”里，拿出最好的东西给你吃，让出最舒服的地方给你睡，还怕你怪他招待不周。当地人之间自然也有纠纷，裁判纠纷的方法也朴直有趣。譬如说，他们彼此住处的分界不砌墙，只种上一溜叫“麻刹栗”的灌木做篱笆。万一两家争起土地来，主持公道的人就摘下“麻刹栗”最高梢的叶子，蘸上黄油，叫你吃。叶子是不毒的，可是，如果地不属于你，据说吃了就会死的。想赖地的人绝不敢吃，是非也就分晓。“马沙裔”是个勇猛的部族，风俗比较特殊。女人剃着光头，男人喜欢拖着假发编的长辫子。一位久居坦噶尼喀的亚洲朋友告诉我说，有一回，一个马沙裔人潦倒半路，拦住他借钱。他想：这个流浪汉人生面不熟的，借了钱去，还不等于把钱抛到印度洋去，没个着落。但他还是借给他了。谁知过不几天，那马沙裔人亲自上门还了钱，还弹着弓琴唱了支歌，唱出他心底涌着的情意。

    请看，坦噶尼喀人就是这样质朴善良，有情有义。一到殖民主义者笔下，可就变得又野蛮、又凶残，不像人样。实际呢，坦噶尼喀人有着极为悠久的历史文化，旧石器时代的遗址相当丰富。最惹人注目的是奥尔迪乌山谷，那儿的湖床里发现不少已经绝种的哺乳动物的骨骼化石，还有最早的人类遗骸，其中就有世界著名的“东非人”（Zinjanthropus）头骨，历史总在五十万年以上了。别的古代遗墟、古代石画，到处都有，值得人类特别珍视。千百年来，异民族的侵略统治使这儿的人民陷到奴隶的痛苦里。阿拉伯人、葡萄牙人、土耳其人、德国人、英国人轮流喝着坦噶尼喀人的鲜血。坦噶尼喀人于是纷纷起义。七十岁的老人今天还能絮絮不休地告诉你当年他们袭击德国军队的英勇故事。他们的历史充满斗争，终于从斗争中取得今天的独立。

    不幸这部历史却蒙着厚厚的红尘，甚而被殖民主义者歪曲到可笑的地步。历史是应当重写了，而人民也确实在用自己的双手写着新的历史。

    二 道路正在草创

    坦噶尼喀的首府达累斯萨拉姆，按原意译出来，是和平的城市。乍到的时候，我望着蓝得发娇的印度洋，望着印度洋边上一片绿荫荫的树木，望着树木烘托着的精巧建筑，似乎真给人一种和平的感觉。有两座异常豪华的大建筑实在刺眼，细细看去，一座是英国标旗银行，另一座是基督教堂。我心里不舒服了。我这种感情并非来自偏见。接着我发觉那花木幽静的一带原来是欧洲区，有的去处叫什么“皇家境地”，坦噶尼喀独立前，压根儿不许非洲人进来。我寄居的英国旅馆叫“棕榈滩”，小得很，听说刚独立不久，达累斯萨拉姆市长去喝冷饮，竟遭到拒绝。欧洲区以外还有印度区和非洲区。印度区称得起生意兴隆，也还整洁。一到非洲区，满街扬着沙尘，房屋多半是泥墙，顶上搭着椰子树叶，那种景象，恰似得血吸虫病的人那样。

    这其实不足为怪，哪个长期受压迫的国家不是这样？今天，坦噶尼喀也像别的新独立的国家一样，正在逐渐清洗着殖民主义的遗毒。

    想不到坦噶尼喀竟这样富庶。产金刚石、金子、银子，以及犀牛角、象牙等珍贵物品。土地也肥沃极了。山也好，平原也好，处处绿得发黑，黑得发亮。有时你会发现大片的耕地，整整齐齐的，种着咖啡、甘蔗一类热带作物，你准也会发现很舒适的欧洲住宅。当地朋友就会告诉你说：这是约翰森先生的种植场，或者这是伯敦先生的庄园。……反正不是非洲人的。剑麻（本地叫西沙尔麻）最著名了，全世界五分之二的产量出在这片国土上，坦加又是这片国土上最著名的产地。我在坦加逗留了两天，那是个港口，满山满野都是大片大片的剑麻地，远远看去，倒像一幅大得无边的绿绒条纹地毯，平铺在大地上。剑麻长得又壮，有的比人还高，不愧是上好品种。间或看见剑麻丛里长出树杆子来，树梢上挂着小穗子，那是要留剑麻籽儿。凡是留籽儿的剑麻，叶子老了，抽不出纤维来，根本没用处。二月的东非，太阳像火烤一般。正割剑麻叶子的非洲工人光着膀子，前胸刺满花纹，晒得汗水直流，像要融化了似的。

    陪我参观的是坦加市的新闻官，一个英国人。我问他道：“这样大规模生产，是谁经营的？”新闻官说：“希腊人、英国人、瑞士人、荷兰人、德国人，也有印度人……”

    我又问道：“非洲人呢？”

    新闻官说：“你看，剑麻需要大量肥料，长得又慢，不到三年不能收割。非洲人资金不足，自然无法经营。”

    后来他带我去看了一家坦加最大的剑麻公司。那是瑞士人经营的，经理叫俄曼，眼有点斜，留着短短的上髭，胸脯微微挺着，显得很自信。俄曼说剑麻田里没什么趣味，便领我去看剑麻洗剥场、化验场、机器修配场等等。他走到哪儿，工人都对他说：“占宝”，向他举手行礼。俄曼客气地点着头，两手插在裤兜里，一路冷冷淡淡地说：“我们这儿总共有八千多工人。养这么多人，不是儿戏啊。从生产到生活，需要的东西，我们完全可以自给，不必仰赖别处。”

    我说：“这不成了个独立王国吗？”

    俄曼淡淡一笑说：“也许是吧，不这样也不行。让我举个例子，种植园的拖拉机坏了，市上根本无处修理，你没有自己的修配场，岂不得停工。”

    我问道：“工人最低工资每月多少？”

    俄曼支吾着说：“这就难讲了。临时工多，来来去去像流水，不好计算————重要的是福利事业……”便指点着说：“那边一片房子，你看见么，是工人宿舍，水电都有，完全免费。孩子要念书，有学校，教员都是欧洲人。病了，可以到医院去，也是免费……”

    我有心去看看那些福利设施，俄曼先生却很有礼貌地掉转脸，用手掩着嘴打了个呵欠，又看看表说：“对不起，我能领你看的，就这些了。我还能替你效点别的劳吗？”

    我便感谢他的好意，握握手告别。走出工厂，路过一个小市场，肮脏得很，是这家剑麻公司设立的。几个面貌憔悴的非洲妇女摆着小摊儿，卖椰子、柠檬等。旁边泥土里坐着个两三岁的小男孩，光溜溜的，蹬着两只小腿直哭。市场柱子旁倚着个工人，还很年轻，身上挂着碎布绺绺，伸着手讨钱。那已经不像只手，只剩一个手掌子，连着半根拇指，显然是叫机器碾的。我的耳边又响起俄曼先生动听的话音……

    还是有非洲人经营剑麻的，虽说只一家，到底开始了。那家人藏在深山里，正在烧山砍树，翻掘泥土。已经栽种的剑麻缠着荒草，有待于清除。主人出门了，主人的兄弟从地里赶回来，在木棉树荫凉里招呼我们。谈起事业来，自然有些难处。缺机器，资金也不宽裕。向银行借款，又得抵押。可是一丝儿也看不出他有灰心丧气的神情。他的脸色透着坚毅，透着勤奋，也透着信心。这种精神，清清楚楚写在每个坦噶尼喀人的脸上。就凭着这种精神，坦噶尼喀人民正在打井，开辟生荒，建设新乡村；正在创办合作社农业实验站；正在实行“自助计划”。许多人都腾出空余的时间，参加义务劳动，用劳动的成果来纪念祖国的独立。

    从坦加坐汽车回达累斯萨拉姆的路上，我们穿过深山，发现一条新路。只见滚滚红尘里，魁伟美壮的非洲青年驾着开山机，斩断荆棘，凿开山岭，开辟着道路。这新路还远远未修成，前头尽是深山丛林，崎岖不平。但我深信，非洲的丛莽中自会辟出坦坦荡荡的新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