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印度情思与金字塔夜月

烈的热带色彩。一些吉卜赛女人打扮得更鲜艳：头顶上高高支起尖顶的绸子披巾；两鬓插着珠子花；鼻子的左面挂着环子，也有的嵌着一朵小小的金梅花；脚脖子上戴着几串小铃铛，一走路，哗啦哗啦响，好听得很。看起来，无论女人男人，眼神都显得那么急切，好像是在期待着什么————他们究竟期待什么呢？我在红红绿绿的人群里，爬上山去，开始欣赏那些石窟里精彩无比的壁画。这不是篇艺术论文，我不想多费笔墨去研究阿旃陀绝世的艺术。可是，这些从纪元前二世纪到纪元后七世纪陆续凝结成的精品，实在有吸引人的魔力。传统的宗教主题和真实的印度生活紧紧结合着，每幅画都是那么优美，那么和谐，而表现力又是那么强烈。一两千年前的人物，都用神采动人的眼睛，从墙壁上直望着你。可是你瞧，怎么那眼神就跟我身旁的活人一样，又急切，又热烈。

    从古到今，善良的印度人民究竟一直在期待什么呢？

    一个印度向导说：“你知道吗？我们昨天刚过‘迪拉三瑞’节。”

    这是个历代相传的节日。在这一天，人们一见面就要互相给点糖，握握手。

    我问道：“糖表示什么呢？”

    向导说：“糖就是爱，就是友情，就是幸福，一年一度，谁不盼望这个节日呀。”

    我的心不觉一亮。千秋万世，印度人民期待的不正是这些人生最美好的事物么？

    他们还把自己最美好的理想刻到石头上。我指的是爱楼拉那个神奇的地方。爱楼拉坐落在奥兰格巴城西北上，约莫十七英里远，那里一共有三十四座石窟，一律是石刻，内里有佛教的、印度教的，还有耆那教的石雕。有一本书上这样记载着：“当阿旃陀的僧侣艺术家正忙于显示短促生命中的永恒时，爱楼拉的山岭响彻着雕刻巨匠们斧锤的声音，开凿出他们幻想中的凯拉萨石头神宫。”

    我认为，印度全国的名胜古迹要算爱楼拉最绝，而凯拉萨神宫又是爱楼拉最绝的一处。我走到凯拉萨前，这座神宫一百六十四英尺长，一百零九英尺宽，九十六英尺高，是从一座大山上劈下来一个角，又把这一角石山雕成一座精美无比的宫殿，上下两层，里里外外还刻着许多男女神像，以及跟原形一般大的石像等。神宫背后和左右，又依据原山开凿出三面石廊，廊里的石壁上刻着好多幅十分动人的神话故事。

    有一幅石刻最打动我的心。一个叫鲁万纳的国王，长着十颗头，每天要献给神十九枝花。一天，神要试试他的心，暗地拿走十枝花。鲁万纳一发觉花的枝数不够，他是这样虔诚，便砍他的头代替花，已经砍下九颗头，正要砍最后一颗，神感动了，出面止住他。据说这个神话人物后来竟变成恶魔。且不管结尾怎样，这段故事总是值得深思的。

    当夜，我临时歇在爱楼拉附近一座古帝王的行宫里，心情极其舒畅。我是完全沉醉在美的境界里去了。天上有月亮，满野铺着新鲜的月色，静得很，只有不知名的草虫齐声唱着。我想起当年那些刻石的人们。祖父带着儿子，儿子传给孙子，子子孙孙，前后几百年，如果没有坚定的信仰，深刻的智慧，加上像鲁万纳那样献身的精神，如何能最终创造出这样伟大的艺术啊？生命是有限的，那些人早不在了，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名字。他们从来也没想到把自己的名字刻到石头上，他们刻上的只是自己的生命，他们留给后世的却正是这种用生命创造的美。我不能不好好想一想：作为人类的这一代，我们又能为后世美好的生活做点什么呢？月亮地里，远处旷野上闪着一点野火，有人吹起怪凄凉的管子。印度人民真实的生活可远不像理想的那样美好。我知道，这个吹管子的人，睡在绳子结的床上，能吃到红高粱饼，放点辣子，就是好的。不过我也知道，印度人民像自己的祖先一样，永远抱着美好的理想；而且有毅力，有勇气，他们会为建造他们千秋万世所想望的美好的人生而奋斗，而抗争。

    蚁山

    乍到加纳，我几次发觉旷野里有些奇奇怪怪的小山，都是极细的黄土堆成的。高的高到好几丈，顶儿像锥子一样尖，显得十分精巧。究竟这是些什么蹊跷玩意儿？大使旅馆的守门人巴考告诉我说：这就是非洲有名的蚁山。

    非洲的蚂蚁模样儿也寻常，只是略微大点，时常借着一段砍剩的枯树桩子做梁架，一点一点衔着土粒往上垒。一天一月，一季一年，千千万万蚂蚁抱着那样惊人的毅力，无休止地劳动着，年深日久，终于垒成令人惊叹的蚁山。用巴考的话来说：这简直是蚂蚁世界的摩天大厦。巴考是个怪惹眼的人物。四十几岁，前胸挂着一排叮叮当当响的勋章。他挺着胸脯，老是整理自己那身褪色的旧军装，显得蛮有精神。他的黑头发每根都蜷曲着，鬈的那样紧，鬓角插着半支铅笔，也不掉。头一次看见我，他就用含笑的眼睛望着我，似乎有话要说，又不好先开口。有一天午后，正是喝茶的时候，我从外头回来，又发觉他那好意的眼神，便先跟他打招呼，问起那些奇怪的小山。

    巴考属于那种性格：爽快而又多话，你问一句，他会不厌其烦地说一百句。他先告诉我蚁山是什么，接着问道：“是从中国来的吗？”

    我点点头，他就满脸是笑，伸出大拇指头连声说：“好！好！”随后又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我随英国军队到缅甸跟日本打过仗，看见许多中国人，有的还是我的朋友呢。”我噢了一声说：“怪不得你得到这样多勋章啊。”

    巴考整理整理旧军装的下摆，胸脯挺得更高，露出得意的神气，忽然又舒口气说：“勋章是得了不少，可惜不能当饭吃啊。打完日本后，我退伍回来，就失了业，流落街头，得伸手向人要着吃。当时像我这样失业的退伍兵不知有多少，饿极了，大伙聚集一起，一商量，都叫：找英国总督去！我们就一窝蜂似的奔着总督府去了……”

    刚谈到这儿，一辆汽车开到大使旅馆门前停下，巴考照例走上去，打开车门，恭恭敬敬闪到旁边。车里走出个壮年汉子，穿着一件五颜六色的花衬衫，上头印着许多小野兽，怪里怪气的————我认得这是个叫吉茨的美国记者。吉茨柔声说了句：“谢谢”，往巴考手里塞个先令，轻轻走进旅馆去。这时旅馆门前车来车去，巴考忙着东招呼，西招呼，顾不得继续谈话，我就到旅馆的露天咖啡厅去等候一位非洲朋友。

    吉茨恰好坐在我的对面。我一到加纳，对每个美国人都特别留意。我不能不留意，他们是我正在暗中角斗的主要敌手。请想想，我带着中国人民海样深的情谊，飞越高山大海，到加纳的首都阿克拉来参加全非人民大会。不曾想在会场悬挂的旗子当中，右边挂着两面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旗，而在左边，竟吊着两面蒋匪帮的旗子。四面旗子遥遥相对，明明是故意布置好的“两个中国”的阴谋。是谁在跟中国人民为敌呢？猜也猜得着。原来有三十多个美国人来到大会，顶的都是教授、学者、记者一类发光的头衔，企图暗中操纵大会。他们事前到处收买代表，极力宣扬非暴力政策，现在又搬演“两个中国”的丑剧，用意无非要破坏非洲人民的团结，破坏亚非特别是中非人民的团结，这样来麻痹、分割非洲人民的斗争。我拒绝参加大会。我遍访所有我认识的非洲朋友，说明中国的严正立场，揭露敌人损害中非人民友情的阴谋。非洲朋友醒悟了，立时在大会内部对美国走狗展开激烈的斗争，要求扯下蒋匪帮的旗子，请人民中国的兄弟代表进入会场。斗争已经持续两天，胜负未分。

    现在坐在我对面的正是跟我暗中角斗的角色之一。吉茨的连鬓胡子极重，刮的脸颊铁青；眼窝也是青的。一个脸色黑亮的年轻侍役走过来，问他喝茶还是喝咖啡。吉茨透着一股亲热劲儿说：“谢谢你，我想要一杯冰浸芒果汁。”

    不一会儿，侍役用托盘送来芒果汁。吉茨先望着侍役嘿嘿嘿笑了一阵，然后柔声说：“谢谢你，亲爱的宝贝儿。”

    也许觉察到我在暗暗注意他，吉茨忽然抬起脸朝我一笑，怪殷勤地招呼说：“真是个黑暗大陆啊，天气也使人热的难受————你说是不是，先生？”

    我假装没听见，不睬他。那家伙进一步说：“我在东方学过巫术，如果你不见怪的话，先生，我想告诉你：恐怕你正面临着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吧？”

    我控制一下自己的感情，笑着说：“我在西方也学过巫术，如果你不见怪，我倒想告诉你，不幸已经降临到你的头上。”

    吉茨一惊说：“你能告诉我是什么不幸吗？”

    我说：“你撒的是什么不幸的种子，就要收什么不幸的果实。”

    那家伙嘿嘿嘿笑起来：“妙啊，这真是东方的智慧。原谅我，先生，我不能再多陪伴你了。”便站起身，客客气气一鞠躬，刚转过身去，我从玻璃门里望见他扮了个鬼脸。

    我总等不到那位约好的非洲朋友，有点急，蹈蹈跶跶又转到旅馆门口。守门人巴考正坐在可可树荫凉里歇凉，老远便朝我招手。何不趁这个空请巴考继续谈谈他的故事呢？

    巴考自然爱谈，他拾起先前的话头说：“我不是告诉你我们都奔着英国总督府去了么？总督府就是现在加纳政府的所在地。不到大门口，一群英国兵迎头拦住我们的去路。我们要见总督，人家却让我们先见见刺刀。大伙气极了，高声叫着：‘我们要职业！我们要面包！’英国兵就开了枪，打死两个退伍兵。这一来，可激起加纳人的气愤。当天晚间，阿克拉全城都发生暴动，四处只听见喊：‘独立！自由！’这是一九四八年的事，也是加纳人头一次发出自由的呼声。暴动虽说后来平静下去，人民要求独立的决心却越来越强。直到一九五七年三月，英国人看见势头不对，才改变花招，让加纳独立。可是这算什么样的独立呢？————”巴考的话突然停住，痛楚地叫了一声。原来有只苍白的手悄悄伸到他的鬓边，轻轻一拧插在他鬈发里的铅笔，拧得他的头发生痛。我回头一看：吉茨正龇着牙立在我背后。

    吉茨做出一股怪殷勤的劲儿对巴考说：“原谅我，我的亲爱的，你能帮我喊一辆汽车吗？”巴考的脸气得变成黑紫色，掏出哨子吹了几声：一辆汽车开到旅馆门前。吉茨抬脚要上汽车，几只蚂蚁正巧爬在当路上。只听见吉茨咬着牙小声说：“几只黑蚂蚁，还能挡住我的路啦！”说着用脚尖踏住蚂蚁，只那么一碾，把蚂蚁都碾死了，然后爬进汽车去。

    巴考冲着汽车扬起的尘土吐了口唾沫，气愤愤地对我说：“你看见没有？英国人和美国人还骑在我们头上，横行霸道，这算什么独立！”

    这使我记起一位加纳政界人物的话。他说：“如果非洲不全部独立，加纳就得不到真正巩固的独立。”这次全非洲的代表会聚一堂，正是要确定一条共同道路，连根摧毁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者的枷锁，取得非洲彻底的解放。任它是豺狼虎豹，如果想要挡住非洲人民前进的道路，只有自讨苦吃。不信请看当天傍晚发生的一件轰动听闻的故事。

    吃晚饭的时候，我一进餐厅，只听见议论纷纷，到处哄传着一件新闻，说是当天大会正开秘密会议，讨论到最热烈的当口，一个看守地下室的人跑来说：“地下室里藏着个黑影，从那儿可以清清楚楚偷听到整个会议的秘密。”两个警察立时赶到地下室，捉住那个人，竟是一个美国特务。都说晚报上还登着那个特务的照片呢。

    我匆匆忙忙吃完饭，想去买一份晚报。刚到门口，守门人巴考便冲到我面前，手里擎着张报纸说：“你看看吧，想不到是他啊！”

    报上登的正是那个吉茨的照片，下面还有一行醒目的标题：他能否认是个特务么？我还在细看新闻，那位我一直等待着的非洲朋友突然出现在我眼前，拍拍我的肩膀笑道：“明天你来参加大会吧。大会今天下午已经做出决定，今晚上就扯掉蒋介石的旗子。”第二天我进会场以前，先请别人进去一看，只摘掉一面，还挂着另一面。感谢罗伯逊夫人和杜波依斯夫人，由于她们的正义斗争，美国走狗才不得不在万目睽睽之下，终于把另一面肮脏旗子也扯下来了。

    我进入会场，许多非洲朋友跟我握手说：“这是你们的胜利啊！”

    我却认为这更是非洲人民对美帝国主义所取得的一次出色的胜利。但凡美国海盗还能掌握会场，蒋匪帮的旗子是摘不下来的。看看会场上那种慷慨激昂的情绪，谁能不深受感动？这个跑上台去，连叫三声：“自由！自由！自由！”整个会场都震动起来了。那个扛着块大牌子，往台上一立，牌子上所写的标语立时变成群众怒不可遏的声音：帝国主义滚出非洲去！突然有人用悲壮的高音唱道：阿非利加，回来吧！

    一时会场里头，会场外头，满是一片震耳欲聋的歌声。我觉得，这歌声不止在会场里外，也不止在加纳，而是在整个非洲大陆上都汹涌起来……

    自从一九五八年全非人民大会以来，转眼又是一年有余。非洲人民反殖民主义的斗争真是如火如荼，一浪高似一浪。那个美国特务曾经骂非洲人民是黑蚂蚁，你想没想到非洲的蚂蚁能够垒起蚁山，创造出惊人的奇迹！何况非洲人民目前正在创造的绝不是蚁山，却是真正雄伟的大山。据说，每次火山爆发，就要有新山诞生。现时在整个非洲，火山到处在喷火，通红的熔岩形成火的河流，到处都在燃烧。就在这一片火山爆发声中，新的山峰正在非洲大陆上一个接着一个诞生出来了。

    宝石

    锡兰[1]素来号称“东方的珍珠”，确实不愧是个宝岛。海里产珍珠，岛子上漫山遍野是一片印度洋似的绿色，尽是茶园、咖啡园、椰子林、橡胶树林，还有铁一般坚硬的珍贵乌木。最难得的要算洛塔纳培洛城出产的宝石，五光十色，跟星星一样闪着光彩。临我离开前，邀请我们访问锡兰的檀柘夫人特意托人寻到两颗上好的宝石，赠送给我。一颗是乳白色，另一颗是紫红色，托在手掌上，闪闪发光。

    檀柘夫人能写富有雄辩性的政论文章，能画一笔出色的画，又是个著名的社会活动家。承她送我这样珍奇的礼物，自然要谢谢的。檀柘夫人笑笑说：“谢什么？你们送给我们的宝石，比起这点来不知要高贵多少倍呢。”

    我一时没领会她的话，檀柘夫人接着又说：“在人类生活的矿层里，有些东西也会凝结成光芒四射的宝石。你到过安纽洛培洛古城，应该访问过法显的遗迹吧？”

    我访问过那座叫阿拔亚吉瑞的古塔，高得像小山，足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了。据说，当年晋朝的高僧法显翻山过海，流转十几年，辗转来到锡兰，曾经在这儿住了两年多，钻研佛经。他的住处究竟在哪儿，已经寻不见一点踪迹。可是想象得出，在一千五百多年前，风晨月夕，时常有一位清癯的老僧，披着黄袈裟，赤着脚，绕着古塔徘徊沉思，追索着人生的哲理。有一天，有人送他一把扇子。他望着扇子，久久地沉思不语。一别多年，不想在海外又见到故国的东西，他不能不怀念起自己的祖国。终于他携带着从海外搜集的经典，漂洋过海，重新回到自己的国土。他走了，他的名字却留在锡兰，一直到今天。正当我在古塔前流连忘返的时候，一群穿着雪白衣衫的少女，每人拿着一朵白莲花，飘飘而来。她们一见我，一位姑娘摇着白莲花，笑着喊：“法显！法显！”那位古代高僧万想不到他会变成中国和锡兰人民之间深远友情的化身。谈起友情，必然要谈起法显。

    法显死后一千五百多年，另一个中国人的名字又流传在锡兰人民中间。

    我头一次听见这个人的名字是在科伦坡郊外的苞枸达湖上。几位锡兰朋友原想邀我们去欣赏湖上落日的美景，不想去晚了，太阳已沉入湖底，倒游了一次夜湖。大家坐在湖心的一座水亭子里。湖水轻轻拍着亭子脚，大家也在轻声絮语，谈着锡兰的历史。从很古很古以来，锡兰就在不断遭受着异民族的侵略，到十六世纪，便落到葡萄牙手中。锡兰人是有血性的，如何甘心受人奴役？当时有位民族英雄叫罗达·僧格，人称“狮子王”，跟葡萄牙人整整打了一生。“狮子王”是这样骁勇善战，葡萄牙人一听见他的名字，就胆战心惊。当时流传着这样几句话：“当你听到‘狮子王’的战鼓，葡萄牙人堡垒里的猫肉就要涨价。”“狮子王”一直活到百岁高龄，最后在一次战斗里负伤，死在战场上。他的一生，真是一部英雄的诗篇。“狮子王”之后，锡兰人为着自由，跟葡萄牙斗，跟英国斗，前仆后继，不知又洒过多少英雄的热血。直到一九四八年，英帝国被迫无奈，才不得不让锡兰独立。独立的签字仪式正是在我们畅谈锡兰历史的这座水亭子里举行的。

    这时一位叫库马鲁的锡兰朋友说：“在我们近代争取自由的斗争里，也有催阵的战鼓，最有力量的鼓手还是个中国人呢。”

    我不禁问道：“这是谁呢？”

    库马鲁说：“他叫米欣达（译音），是从西藏来的一位和尚，在锡兰住了多年，写了许多激昂慷慨的诗歌，鼓舞着我们人民的斗志。你听，这是多么振奋人心的诗句————”他便抑扬顿挫地背诵起来：

    别国人民正为自由而战，

    世界人民都为自由而生，

    僧伽罗人啊，你们看不见么？

    你们也在为自由而献出生命。

    米欣达的诗写得又多又好，确实不愧是位战斗的鼓手。后来我在锡兰旅行当中，曾经见过他的画像，不止一次听见人背诵他的断句。他最有名的诗集叫《自由之歌》，一位锡兰朋友替我找到一本。我带着诗集走进科伦坡一家旅馆的餐厅，侍者看见了，立刻拿起来，好几个别的侍者都围上来，一齐低声念着。可见诗人的诗是十分深入人心的。可惜他死得太早，四十岁时便与世长辞了。他的遗体葬在苞枸达湖边上，墓前经常供着各色新鲜的庙花、莲花、娑罗花，飘散着醉人的浓香。他用心血浇灌过锡兰人民的自由，锡兰人民自然会记着他的。檀柘夫人提起法显，我联想到米欣达，这两个人的名字在锡兰都是发光的。也许檀柘夫人说我们送给他们的宝石，正指的是这两个人吧。

    檀柘夫人却说：“不，我指的是中国人民对锡兰人民的友情。真正的友情是人类生活的结晶之一，比宝石还要透明，还要高贵。从法显起，特别是今天，你们的友情是那样深，那样重，早已凝结成一座宝石山，相形之下，我现在送你的这两块小宝石，又算什么呢。”

    原谅我，檀柘夫人，我不能同意你的话。自从来到锡兰，锡兰人民对我们的情谊，就是万丈深的印度洋水，也不及这种情谊深。表现这种深情厚谊的是金银丝编织的花环，是乳白色的椰子花，或者是跳着大象舞捧送给我们的一叠布辣支树叶。现在这两颗光彩夺目的宝石，不更象征着锡兰人民纯真的友情么？我细心地珍藏起这两颗宝石，正是要珍藏起锡兰人民友情的结晶。

    鹤首

    鹤首是一种式样古雅的日本花瓶，色彩鲜亮，瓶子颈又细又长，跟仙鹤似的，因而得了名。送我这只鹤首瓶的是东京赤羽庄的女主人。临离开日本前夕，有些日本作家替我饯行，邀我到赤羽庄去。小院里正开着紫色的木笔，门口挂着鸟网和几只野味，情调够别致了。一进屋，中岛健藏、石川达三、白石凡、芹泽光治良等多人都在座。

    中岛先自笑着说：“今天要请你吃一种特殊风味的菜，叫作‘御狩场烧’。”

    我笑着问：“是不是要自己亲自狩猎呢？”

    中岛说：“一会儿瞧吧。”

    菜真有点特殊。有从山上新采的蕨薇，有蜜蜂蛹儿，有鹌鹑。最后赤羽女主人端来几盆火，上头搁着浅浅的平底铁锅，又端来几盘切碎的野鸭子。石川解释说，古时候诸侯打猎，猎到的野味，当场烤着吃，现在正是仿照古代狩场的吃法。女主人便亲自替大家烧烤野鸭，加上各种各样的作料，一尝，鲜美极了。

    饭后，女主人弓着腰说：“今天有远来的稀客，想送客人一件礼品，表表心意，不知道肯不肯收？”便捧出一只鹤首瓶。

    瓶子做的是那样精巧，不愧是件艺术品。我正在反复细看，中岛说：“你该想不到，这还是从中国传来的呢。”就递给我一页说明，上面约略说唐代有个和尚从中国到日本，带来鹤首瓶，传到时下，能造这种瓶子的只剩一个人了。

    我不觉对瓶子发生异样的兴趣，拿在手里再三摩挲，舍不得放手。我摩挲的是日本的艺术品，里面却含着中国古代能工巧匠的心血。这只鹤首瓶，正是中日两国人民文化交流的结晶之一。当年有人把瓶子从中国带到日本，现在我却又要把瓶子带回中国去，多有意思。

    究其实，类似鹤首瓶这样的事，还多得多呢。不妨让我再略记几件。

    一天后晌，我冒着细雨到武藏野去访问龟井胜一郎，老远就望见龟井打着伞立在板门前，满头银丝，笑眯眯地迎着客人。

    龟井一直把客人迎进屋里坐下。一抬眼，我瞥见窗前一树梅花，开得像雪一样。龟井笑指着说：“梅花在迎客呢。”我一时觉得，满头银发的龟井倒像是迎客的梅花。

    龟井是著名的批评家，慢言低语地谈着日本文学，又拿出几幅他自己去年访问中国时画的画儿，最有诗意的是那幅《姑苏城外寒山寺》，于是我们便谈起诗来。这时候，他女儿跪在茶几旁边一炉炭火前，研着什么，又调着什么，不一会便捧着一只挺古拙的大杯送到我眼前。我双手接过来一看，齐杯底是又稠又绿的香茶，喝一口，味儿有点苦，却是很提神的。龟井微笑着说：“这是日本的茶道，古时候从中国传来的。”

    我说：“中国不再这样喝茶了。”

    龟井夫人从一旁说：“你喝茶的那只古杯有三百多年的历史了，杯外边有只鹤，杯里有只龟，是我们的家宝。”

    我说：“中国有句古语：千年龟，万年鹤————都是长寿的征兆。”

    龟井不觉微微一笑说：“日本也是这个意思。”

    我就说：“你看，我们两国人民的风俗人情怎么这样相像？难怪我到日本以后，尽管是初次来，一点也不生疏，处处都有点乡土的感觉。”

    这种感觉在川端康成家也很亲切。

    去访川端那天，已经是深夜。这位小说家有六十多岁了，头发灰白，脸很瘦，两只大眼却挺有精神。他为人沉默寡言，你问一句，他答一句，有时不答话，只用热情的大眼望着你。听人说他家里藏着丰富的文物，很想看看。川端也不说什么，站起来走进里屋，一转眼搬出件东西来，亮给你看。来来往往有那么几次，席子上早摆满东西。这里头有叫作“蜡缬”的唐三彩陶瓶，有宋汝窑瓷，有明朝文徵明写的十札，还有清乾隆年间画家罗两峰的画稿。这位画家造诣挺新奇，一幅画上画着一片火光，吓得一只兔子落魂丧胆地跑，题词是“忽看野烧起”。

    川端指着那只兔子，含有深意地一笑，我也笑了。

    陪我同去的松冈洋子帮助主人端出酒来。川端喝了一盅，脸色绯红，有些酒意，话比较多起来。他说他翻译过《红楼梦》，又说郭沫若在千叶的藏书，都完好无缺地收在吉祥寺，原叫郭沫若文库，后来又加进些别的书，改叫亚细亚图书馆，他自己也参与了这件事。川端说着，又殷殷勤勤替我斟茶，指着茶杯说：“这是明朝的瓷器，看得出吗？”

    茶杯是白地画着蓝色的竖纹，像窗格一样，不是中国风格。我说出自己的看法。川端说：“这种花色叫麦秸纹，日本最流行，杯子可确实是从中国来的。也许是当年日本特意向中国定制的。”说着他又用热情的大眼望着我。从他那眼神里，我总觉得他心里藏着一句话，一种情意，还没表露出来。该是句什么话呢？

    隔两天，我去拜访井上靖时，不想倒从井上靖口里听到这句话。

    井上的家是座两层小楼，园子里红梅乍开，红梅小阁，又是一番风情。主人是个五十来岁的人，长脸，油光的大背头，自己说年轻的时候就有心愿要写作，可是直到四十岁才动笔写小说。他的小说有现代题材，也有历史题材。历史小说突出的特点是多半采取中国的汉唐故事。像《楼兰》《天平之甍》等都是。可惜我不能读他的原作，不清楚他的历史观点，也就无法跟他详细谈论这些作品。不如且听作者的自白为是。

    井上说：“我对中国的历史总有点怀古的感情。我写了秦始皇，写了汉武帝，写到汉人和异民族的战争，也写到汉人对黄河沙漠等大自然的斗争。长安洛阳曾经产生过多么丰富的文化，曾经在人类历史上开过多么灿烂的文化之花啊。前几年我访问了中国，在中国做了一次极其愉快的旅行。我还想再去，特别是去看看那些孕育过中国古代文化的摇篮地带。”我说：“今天的中国是更值得看看的。”

    井上说：“是啊，今天和过去的历史不能割断，我想寻找一下今天和过去的联系。”说到这里，他停了停，又轻轻说：“我确实是热爱中国的。”

    这是井上靖的一句话，实际也是无数日本人民的心头话。赤羽女主人那只鹤首瓶，不正表示着同样的话意么？

    我不禁反复寻思：这许多日本朋友跟我各有自己不同的生活经历，不同的思想，但在一见之下，彼此却那样容易理解，感情又那样容易结合，原因在哪儿呢？是不是因为我们两国人民的历史文化自古以来便一脉相通，互相交流，生活感情上有许多共同点，我们的心灵才这样容易互相拥抱？究竟是不是，还得请日本朋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