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中国人民的心

避现实，逃避战争，然而在内地再没有一寸平静的土地了，哪儿是天堂？

    香港，这个美丽的海岛，暂时还是平静的，因此便成为富人的桃花源了。那儿有香，有色，有幸福，有享乐，而招引他们的最大的饼饵却是大英帝国的旗子，那面有着中国舞台上花脸一样斑斓纹理的旗帜！

    旅客们剥着蜜柑，吃着牛肉干，互相兴奋地谈笑着。西装男子翻开英文报纸，眼睛却望着一些穿长衫的客人，似乎在说：

    “英文都不懂，你们配到香港吗？”

    一个讨厌的消息忽然传开来。车厢里，千百只嘴金头苍蝇似的嗡嗡着：

    “怎么，还要换车吗？”

    “在哪儿？”

    “石滩！”

    火车开到石滩，已经是黑夜了。这里有一座桥昨天炸坏，还不曾修理完好。广州和九龙对开的火车必须停在桥的两端，等两方面的旅客互相换完车后，火车便各自驶回原站。

    这是一段长长的路，旅客须得提着行囊，走过破损的桥梁，才能跳上对岸那辆火车。

    夜很黑，虽然铁道两旁树木上每隔一段距离便挂一盏灯，这并不能给予乘客多大的帮助。

    我提着一只小皮箱，挤在人群里，脚下的碎石块时时会把我绊一个踉跄。人们争着向前抢，胸脯，脊背，大腿，胳膊，挤做一堆，搅成一团，反而半步也迈不动。

    “下边走，下边走……”

    我随着一部分乘客冲下高起的路基，沿着一带水边向前奔走。路是又黑又泞，随时都有跌进水塘的可能。

    “上边走，上边走……”

    怎么回事呀？原来已经来到木桥，于是大家又争着往上爬。爬呀，爬呀，脚下一滑，连人带行李滚下来，后边的旅客也被打倒。

    路基全是石块砌成，石缝生着青草，浓重的夜露把草叶都濡湿了。

    草露滑得像油，我摔了两三跤，等到第二次爬上路基，大队的旅客已经不见了。

    落后的人们慌慌张张向前奔跑，害怕耽误火车。跑过木桥，追上大队，我的衬衫早被汗水湿透。

    忽而，这又是怎样的一次冲锋呵！

    一团一团黑压压的东西塞满每个车门，没有头，没有脑。孩子的哭声，女人的尖叫，随着黑色的怪物一起翻滚。

    只一跳，我仿佛跌进急转的漩涡，全身失去自主的能力，任凭人潮的振动而忽东忽西。

    可是我抓住铁栏了，蹬上梯级了，攀上火车了，终于挤进散布着汗臭的车厢。我的眼前是一片模糊，揉揉眼，汗水已经渗入我的睫毛。

    人们从过度的紧张跌入疲倦。大家坐着，站着，肉贴着肉，谁都不说一句话。

    而脚下，车轮飞快地碾动着，驶过石龙……平湖……粉岭，奔向最终的目的地————九龙。

    “进入英国管地了！”谁在快意地舒一口气。许多张脸立时转向车窗。窗外是漆黑的原野，漆黑的天空，夜风吹送着潮湿的青草气息飘进车厢，这里暂时还是“自由”的天地。

    抛在他们身后的是残酷的战争，丑恶的现实！

    潼关之夜

    经过整天劳顿的旅程，这是我第一次吃饭。一碗汤面，夹杂着泥沙的汤里加进多量的酱油，我的因饥饿而烧热的肠胃舒畅地膨胀起来。虽然小粒的沙石时时震动我的牙齿，我不曾埋怨堂倌一句。

    “有炒饭吗？来一碗鸡蛋炒饭。”第二个客人跨进来，身边带着一阵凉风，桌上煤油灯的火焰跳跃了两三下。他的脚步又轻又快，走向小饭馆里独一无二的食桌前，坐在我的对面。短时间，我们的目光交织成一条直线。他年轻而健康的脸膛曾经给我留下一点新鲜的记忆。就是今天下午，他身上穿的也是这件军用的黄色棉大衣，头上也是这顶垂着两只耳朵的灰色军帽，不过背后还背着一个大包裹，对于他矮小的身材似乎过分沉重。他坐在黄河渡船的舷板上，前后左右挤满人群。旅客们十分嘈杂，但这不能够淹没一个婴儿的啼哭声。婴儿的母亲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妇人，站在人堆里，不停地用手拍着小孩，虽然明知道这不能止住孩子的哭声。

    “给他点奶吃就好了。”有人这样说着。

    泪水沿着妇人瘦削的脸颊流下，滴到小孩的红棉袄上。她仿佛对自己申诉说：

    “哪有奶？大人都没有吃的！”

    他————年轻的军人————站起来，把座位让给抱婴儿的妇人，又从衣袋里摸出一块干硬的馒头交给她，用类似女人的柔声说：

    “孩子是饿了。嚼点馒头给他吃吧。”

    现在，当他同堂倌说话时，声音仍然带着女性的气味，这和他矫健的举动似乎不大调配。

    我们这是第二次见面，但彼此全把脸埋在食器上，保持着静默。

    刚刚吃完面，隔壁客店送我来吃饭的茶房过来招呼我说：

    “警察来查店了，请您回去看看。”

    巡警盘问得很详细。他们从我的行李中检出一本《中国分省新图》和一些零碎的通讯稿，于是抱着绝大的怀疑，追询我许多问题。最后，我拿出八路军的护照，他们才认为满意。退去时，一个警察摇摆着头说：

    “对不起，越是你们知识分子汉奸越多！”

    像是黄蜂的毒刺，这几句话刺痛我的心。不到一刻钟光景，我听见警察从对面房间走出来，皮鞋后跟撞击在穿堂的砖地上所发的声响，渐渐地消失下去。谁在敲我的门？

    “请进。”

    板门轻快地推开，那位青年军人站在我的眼前。一种熟悉的柔软的话语滚动在我耳边：

    “请别见怪，同志也是从八路军前方来的吗？————我住在对面房间里，警察问你的话，我全听见了。”

    原来我们是同时离开前线，同时坐上同蒲路的窄轨火车，同时渡过黄河，现在更住到同一个客店里，我们热烈地握着手，五分钟以后，便成了很熟的朋友。

    “杨同志……”

    “黄同志……”

    我们毫无拘束地哗笑着。

    我提议到路上散散步，他高声叫道：

    “茶房，锁门。”

    这家旅店坐落在潼关城外，接近陇海路车站。虽然不过八点钟，除去饭馆和水果店外，马路两旁的店铺已经早早关上门。灯光从闸板的隙缝泄露出来，仿佛一星一点的磷火。潼关的城墙和城楼衬映在星空之下，画出深黑色的轮廓，比较白天似乎更加突兀，雄伟。

    我们横穿过一条小巷，停留在黄河岸上。河水在暗夜里闪动着黑亮的波光，时时还有一点两点潮湿的渔火浮动在水面上。

    这其间，黄同志不停地哼着各种救亡歌曲。他手里拿着一只电筒，四下照射着，忽然，我听见他兴奋地喊道：

    “喂，你看，这里全是战壕。”

    果然，显示在白色电光下的是许多条挖掘得十分整齐的壕沟，蜿蜒在河岸上，一直伸入到无边的黑暗里。

    “来，我们下去看看。”他说着，敏捷地跳下去。我跟随在他后面。他把身子俯在战壕边上，电筒一扳，做了一个射击的姿势，继而懊恼地咕哝着：

    “你不知道，杨同志，我们两个从广东跑到山西，本来都想加入游击队，谁知八路军只准他加入，偏叫我到延安去学习。”

    “他是谁？”我一点不明白他的话。

    “我的丈夫呀！”

    “怎么，你是位女同志？”意外的惊讶使我不自觉地把语音特别提高。

    黄同志用电筒向我脸上一扫，也许我的表情太惊奇，遏制不住的笑声从她的嘴里迸发出来，仿佛黄河的浪花，四处飞溅着。末了，她喘息着说：

    “算了吧，男女有什么关系，值得这样大惊小怪。”

    “你们结婚多久了？”

    “两年，还有一个男孩子————”她突然静默下来。她的革命意志虽然坚强，但她的心始终有血有肉。她一时沉入寂静地回忆中，更用简单的语音把我领进她那回忆的门限。

    她的小孩刚刚一周岁，又白又胖。她的热情高扬在民族革命的怒潮里，时时吸引她走向生死的战场，然而小孩总在牵掣她。她的丈夫几次激励她说：

    “勇敢点吧，你该做大众的母亲，不要做一个小孩的母亲。”

    她当然是勇敢的。因此，一天早晨，她同丈夫背着一点应用的衣物，带着点钱，离开家庭。

    抛在身后的是他们可爱的小孩和一封留给父母的信。

    有时乘船，有时坐车，有时步行，他们跋涉在遥远的旅途上，终于到达预定的目的地————山西。

    冷风夹着大片的雪花，飞舞在北方荒寒的大地上；居民潜伏在黄土小房里，吃着粗糙的粮食，过着艰苦的生活。

    可是他们呢，这一对生长在南国的夫妇！他们耐不住寒冷，睡不惯火炕，吃不下小米。

    “动摇了吗？”时常，他们彼此故意讥笑着。

    然而，当他们看见前方的战士们怎样在吃苦，为了国家，为了民族，他们感到羞惭，感到渺小。

    “我一定打游击去，决不后退！”丈夫坚决地说。

    “我一定追随着你！”妻子也不曾动摇。

    虽然她很勇敢，可是环境并不允许她。她被分配到延安“抗大”去学习。

    “去吧，革命不一定在前线。”丈夫极力安慰她。

    当天，黄同志就离开前线，恰巧同我走到一路。

    “我真焦急，只想立刻飞到延安。”她张开两臂，做一个飞翔的姿态，黑暗中，差一点打掉我的帽子。

    谈话愉快地进行着，没有人留心到渐渐逼近的轻细的脚步声。突然，我的眼睛受到强烈电光的照射而感到晕眩，同时听见有人在壕沟上骂道：

    “什么人？滚上来！”

    这意外地袭击使我们暂时失去镇静，但不久就恢复了我们的神智。我们爬出战壕，黄同志亮一亮电筒，发觉对方是一位武装的士兵，右手拿着手枪，左手是一只正在放光的电筒。

    “你们是什么人？”士兵激怒地喝道。但当他知道我们是来散步，而且验过我们的护照，就十分客气地说：“对不起。我刚在城门口放哨，看见这边一亮一亮的，当是有汉奸了。”

    他走开几步，停住脚，又叮咛我们说：

    “近来这里很严，同志们最好早早回客栈去。”

    ……这是一个多么富有传奇意味的夜晚————在潼关。

    昨日的临汾

    鸡叫了。

    曙色像一片翠蓝的湖水，流动在原野的尽头。从模糊的轮廓里，我可以辨出远处的村落、树木、齿形的临汾城墙……下车时，本来计划先找一家小店歇歇脚，可是敲过几家店门，每一处都驻满军队。北方的早春又是那么寒冷，我不愿意滞留在阴晦而冰冷的车站里，只好决定进城，虽然时间是那样早。

    翻起大衣的领子，两只僵硬的手交插在袖口里，我的思绪随着牛车的颠簸而波动着。我感到烦躁，容易动怒————这或许是由于牛车的行动过分迟缓，但从风陵渡到临汾，火车的速度并不比牛车快许多。我分析不清自己激动的情感，这种夏天暴风雨来临以前一样的窒息，却使我沉默不住了。我不耐烦地向车夫说：

    “城门能开吗？”

    “差不多啦。”车夫望一眼渐渐开朗的高空，转过脸对着我打了一个呵欠。我的心一跳，第一次注意到他可怕的面貌：一张麻脸，粗硬的胡须同鬓角的乱发纠缠到一起。当我到山西前线来时，一位熟悉山西情形的朋友曾经警告我说：

    “你得小心点，路上可有散兵剥人的衣裳！”

    车夫虽然不是散兵，他那一副狞恶的脸面却不能不使我有所戒备，特别是现在————日本强盗已经侵入介休，夸口说准备在二十天里攻到风陵渡，进逼潼关天险。而我一路上所见的我们后方的情景，竟是那么纷乱。许多富人都在逃跑，军官的家属更多。这些太太们领着自己的儿女，携带着很多大包裹，由穿军服的随从护送着。在风陵渡口，我还遇到一个乡下青年，背着简单的行李，要搭火车到运城去。他曾经对我叹息说：

    “乡下不能住啦，军队里拉人，只好跑出来……”

    这一切，使我疑心自己跌进污浊的泥塘里，见不到一滴清水。

    现在，因为我在车站一带踯躅了不短的时间，询觅客店，同车的旅客早就零星散了。旷野里死沉沉的，没有第二个行人，只有我坐的这一辆牛车碾动在不平坦的大道上。

    “临汾炸得很厉害吧？”我随时都在注意车夫的举动。

    “没有什么，鬼子的飞机倒是常来。”他扬一扬鞭子，抽了一下黄牛的臀部。

    “鬼子来了你怕不怕？”

    “要怕，我就不当自卫队了。”他变得十分兴奋，自动地同我攀谈起来。

    在别的村庄里，弟兄两个仅有一个参加自卫队，但在他的村里，车夫说每个男人都要武装自己，只要他的年龄是在十六岁到三十八岁之间。自卫队受着定期的训练，明白这次战争是我们生死存亡的关头。最近，因着前线吃紧，车夫对我说，他们村里赶打了一百五十把大刀，预备砍鬼子的脑袋。

    “你们没有新式的枪吗？”我不禁这样问。

    “鬼子会送来的！鬼子要是来，我们都躲到野地里，等到黑夜摸进村子，把他们杀光，手枪盒子炮不有的是！”他说得那样自信，每个字都像一块铁，有着极大的力量。这使我感到羞惭，我以前竟会疑心他是个危险的人物！

    “山西还是活着的！”我默默地念着。

    城门刚刚打开，经过守门士兵的几句盘查，牛车赶进城里，临汾仍然在睡梦中呢。

    醒了，一切都醒了。

    临汾的气象竟是意想不到的活泼和紧张。墙壁上随处张贴着警惕的标语。从标语下，我知道这边有少先队、牺盟会等许多救亡的团体。

    火药的气息已经可以嗅到，敌人的飞机几次来抛炸弹，保卫祖国的战士被急迫地运往火线————然而民众的精神和生活并不曾遭到何种侵扰。商店大开着门，不宽阔的泥土筑成的马路上填塞着行人，热闹，紧迫。行人当中，时时可以见到穿着灰军装的青年男女，那都是民族革命大学的学生，造成临汾活泼气象的主要动力。这些革命青年们一边在训练自己，一边在干着救亡和锄奸的工作。临汾的革命空气固然浓厚，但汉奸的活动也确实可怕。张慕陶是被捕了，可是小一点的汉奸仍然像是寄生在人体上的虱虫，无耻地蠕动着。朋友告诉我一件事实：

    是旧历元宵的夜晚，许多救亡团体利用百姓们积习难除的旧习惯，举行一次提灯大会，游行，喊口号，宣传。队伍像是一条龙，游走在夜的市街上，群众的情绪，同挥舞着的火炬一样的炽热和明亮。

    谁在放枪？啪啪……

    队伍紊乱了，枪声淹没在人的吼叫声里：

    “打倒汉奸！”

    因着混乱的状态，汉奸并不曾捉住，一位纠察队员却被枪杀了。这一次游行虽然发生了不幸的变故，所得到的效果，反而特别大。因为血的宣传是比任何口号和演说都来得深刻动人！老百姓对于汉奸是那么痛恨，时刻都在消灭他们。因此，我曾经亲身遇到一件有趣味的小事。在一个村庄里，由于乡公所的领导，农民们有一次隆重地举行春耕运动大会。因为有事住在这个小村里，而且想看看农民的集体活动，我也跑到乡公所。

    村里的百姓大半全集拢来了：有驼背的老人，筋肉结实的壮年汉子，顽皮的小孩，以及穿着红绿衣裤的妇女。锣鼓的闹人声响，从人堆里传出来，每个农民的脸上挂着兴奋的色彩。乡公所的墙边摆满了三角形的大旗，红的，蓝的，紫的……孩子们在绕着旗杆互相追逐。我在人丛里挤了一会儿，走到乡公所办公室的窗外，那儿晒着许多椭圆形的蓝色小牌，上面用白粉写着：“抗日军人家属光荣”。

    这当儿，一位穿着黄布制服的中年男子从房里走出来，含着笑向我打个招呼，而且回答我的问话说：

    “我们村里已经有二百多人打鬼子去了，谁家有当兵的，就在他们门上钉一块————先生是哪一部的？”

    “我住在八路军政治部。春耕大会几时开呢？”

    “人到齐了，现在就要游行，下半天才开会演戏。”他的眼睛不住地打量我的服装，那并不是八路军一律穿的灰色军服，而是一套鬼子穿的什么玩意儿。

    “好的，午后我来参加你们的大会。”我向他点点头，在农民们惶惑的目光下走出乡公所。

    刚走了不远的路，后边有人把我叫住：

    “同志，请等一等。”

    来人左臂上绾的一块白布徽章，明白地告诉我他是八路军的人员。他一开口就说：

    “请别生气，乡下人看见您奇怪，恐怕你是……”

    “————我是汉奸？”

    “哈哈，当然不是。不过他们心细，所以找我同你谈谈。”

    我把身边带的证明书给他看过，彼此笑着走开。我不曾想到山西的民众，这样有组织，这样富有政治警觉性，我不能不高兴。

    离开临汾不久，敌人便逼近这座古城，在汾河上扬起险恶的风涛。虽然他们会得到这个城池，但他们永远得不到我们的民众。瞧吧，在吕梁山，在石楼山，在姑射山，我们将有广大的游击战展开。我们不怕任何利器，我们有坚强的精神堡垒建筑在民众火热的心脏上！

    铁骑兵

    一过雁门关，气候显然不同了，重阳前后，天就飘起大雪来。就在一个落雪的夜晚，一连活动在左云附近的八路军骑兵冒着风雪，朝南转移，想转到比较安定的地区休息些时候。通过一条公路时，不想日本兵得到汉奸的报告，忽然开来几辆装甲车，把队伍切断，打起机关枪来。

    隔断在公路北的只有一班人。他们想冲过来，可是敌人火力太紧，只好像一群脱离轨道的流星，离开大队，单独活动去了。

    星群脱离轨道，一定要陨落，八路军掉队了，却能自动地打游击。班长是个矮汉子，左脸腮有一条刀伤，弯弯的，像是月牙。他带着这一班人十分巧妙地甩开了追击的敌人，东冲西撞，想再追上大队。不巧敌人这时开始了秋季“扫荡”，到处出动，他们只好朝北开去，接连十几天，走的全是不熟悉的地方。

    这天晚上，他们跑到二更天，跳出敌人的合击圈，正想寻个宿营地睡觉，班长忽然听见远远地有一片吵叫声，再仔细一听，才辨出是河水的声音。

    他们来到河边，星光底下，看见河面不过半里来宽，隔河有几点火光，像是村落。班长毫不迟疑，第一个鞭着马走下河去，其余的骑兵也跟了下去。夜不十分冷，河水没冻，可是很急，而且越走越深，最后没到了马肚子。

    班长心里想：“这是什么河，好深！”就勒转马头，退到岸上，沿着河朝上走，要找个浅些的地方过河。上流的水更急，总过不去。他们便顺着另一条路，跑到半夜，不见人家，最后爬上一个山头。在山顶上，他们全都惊住了。原来山下模模糊糊地显出一座城，到处亮着电灯，好像星星。

    班长的脸颊抽动着，月牙形的刀伤也像活了似的动起来。嘴里骂道：“龟儿子！咱们闯到什么地方了？”总是敌人的地方。他灵机一动，吩咐骑兵朝着城里放了一排马枪。这一下子不要紧，竟惹起城里的骚乱，步枪、机关枪、掷弹筒、过山炮，一时从城里响起来，乱放一顿。骑兵们却悄悄地退下山头，朝着另一个方向跑去。

    鸡叫时，他们终于来到一个村子，敲开庄户人家的门，不弄饭吃，也不要睡觉，开口先问：“老乡，你们这里是什么地界？”

    农民热情地招呼他们说：“这是包头啊。围城就在那边山脚下……听听，炮响呢，不知日本鬼子又捣什么鬼？”

    骑兵们都不觉呀了一声，紧接着又问：“那么前边是什么河？”老乡说：“是黄河，水才急呢，一根鹅毛掉下去，也会旋到水底下去。”骑兵们一齐惊得瞪着眼，随后不觉大笑起来。第二天，包头的百姓纷纷传说八路军有一团人来攻城，差一点把城攻破。城里的日本兵大半调到雁北进行“扫荡”去了，竟以为八路军转到外线，要捣毁他们的老巢，吓得急忙退回包头，“扫荡”便停止了。十天以后，那班骑兵也平平安安地转回根据地，寻到了大队。

    用生命建设祖国的人们

    我刚从朝鲜回来。这些天，心里总是充满东西，坐不住，睡不稳，只想跳起来，全身投到什么地方去。还记得回来时刚过鸭绿江那天，我一大早跳上火车，扑着祖国的心窝奔去。同车的有位志愿军指挥员，鬓角上露着星星点点的白头发，他离开祖国有两年多了。我们尽对面坐着，谁都不言语，目不转睛地望着窗外。窗外飘过去祖国的天，祖国的山，祖国漠漠无边的田野。火车开到本溪，窗外闪出庞大的烟筒，远近是许多复杂的工厂建筑。那位指挥员眼里露出又惊又喜的光芒，悄悄喊：“我就是想看看这些呀！”

    我见到祖国人民的大建设，闻到祖国人民幸福生活的气息，我的心却飞到朝鲜————我不能不想到我们的志愿军。就在这一刻，那千千万万好同志啊，在风里，在雪里，在坑道里，在废墟上……正用他们无比的英雄气概，清除着那些破坏人类生活的暴徒。没有他们，怎么能有今天的祖国？他们是在战斗，也是在建设————他们是用整个身子，整个生命，给祖国的建设打下牢固的基础，给人类的未来铺下和平的大道。

    他们是真懂得生活啊。那时候我还在前线，有一天，我到一个高射炮连队去。连队扎在山头上，战士们都住在临时新挖的掩蔽部里。掩蔽部又阴冷，又潮湿。脚下一踩一咕哧水，但是收拾得整齐的很：墙上贴着毛主席像，空罐头盒里插满大把的野菊花，土炕上摆着一排被子，叠得方方正正，一律是颜色鲜明的花布被。这些被子不是公家发的，是战士节省下自己有限的一点津贴费，托人从祖国买来的。这还不算新奇，还有更新奇的呢。就在这个阵地上，在一门大炮前，我发现一丛叫不上名的野花，红艳艳的，怪好看的。不知谁怕霜打了它，特意用松枝细心细意搭了座小棚，遮着这丛红花。这丛红花不是移来的，从根起就长在那儿。战士们挖阵地，安大炮，后来也不知用这门炮和敌人打了多少仗，始终也舍不得损坏这棵花，一直保存下来。

    不要笑我们志愿军太孩子气了吧，我懂得他们的感情，他们的心。那些心是又朴素，又善良，又单纯。他们过的是紧张而艰苦的战斗生活，他们却有着高贵的理想，热烈的愿望，渴望着把生活建设得更美好。那些花布被，那丛红花，就说明了他们对生活的愿望啊。要不是这种热烈的愿望，他们怎么能献出自己，甚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去保卫祖国，保卫人类的生活呢？在这个连队里，我就见到这样的高射炮手。这个炮手有一回跟空中敌人作战，阵地上打得烟雾弥漫，灰土罩严了，什么都看不见。耳朵边上忽然听见唰一下，炸弹从头顶落下来了，他在心里叫起来：“可别落到炮上呀！”身子急忙往前扑，一扑扑到瞄准镜上。炸弹就落到阵地前面，尘土爆起多高，炮也不响了。指导员冒着烟土跑上去一看，气浪把两个人吹下炮来，那个炮手伏在瞄准镜上，后背血淋淋的，人也昏了。指导员要去抱他，他一下子醒过来，甩着手叫：“放！放！放！”坐到炮位上又打起来。

    看看这个好同志！事后他对人说：“我伤了不要紧，镜子伤了，就不能瞄准打敌人了。”当天他带着伤，就用这门炮打掉一架敌机。

    这个同志姓曹。可是知不知道他的姓名又有什么关系呢？像这样的人，在我们志愿军里，上千上万，到处都是。

    提起汽车司机马连昆，我不能不怀着特别的敬意。这个英雄在前线上开着车，牵引着大炮转来转去，重重地打击着敌人。有一天晚上，他又拉着炮往前走，路上通过几道照明弹封锁区，不料叫敌人炸了。马连昆崩的满身是血，昏迷不醒，一醒就问：“咱们的车还有吗？”同志们告诉他还有。

    他说：“只要有车，我们的炮就能转到阵地上！”说完话，痛得牙咬的咯崩咯崩响，却不喊不叫。一会儿又说：“我已经不行了，同志们不用留恋我，赶紧把炮拉走吧！”又喊：“毛主席万岁！志愿军万岁！”言语就不清了。

    我们有这样的汽车司机，也有这样的火车司机。记得是一次很急的任务，天落霜了，前线紧等着要一列车被服。一个年轻的司机连夜拉着被服往前线送，天亮前后叫敌机发现了，叮住就不撒嘴。敌人左一梭子机关炮弹，右一梭子机关炮弹，打得火车前后左右爆起一溜一溜的火光。

    那司机正在要求入党，对司炉喊道：“这是党考验我们的时候了！”冲着前面一路飞跑。一转眼天就明了。附近的朝鲜老乡听见火车咯噔咯噔这个响啊，打开窗门一看，大吃一惊，都跑了出来。早晨的雾散了，田野里漫着层白霜。只见地面跑着列火车，天空追着架飞机。飞机打一个盘旋，又一个盘旋，对着火车连扫带射，那火车却不理，咕咕咕咕，只管往前冲。老乡们看痴了，也忘了隐蔽，都鼓起掌来，大声喊道：“哎呀，开车的志愿军真勇敢！”是勇敢。那司机就是这样一直把火车开进大山洞去，安安全全藏好，松了口气，慢慢走到洞口，探着头望了望天：那架敌机不死心，还在转呢。

    那司机望着飞机大声笑着说：“劳你驾，一直送到家门口！”

    这司机是谁，我想也没有提名道姓的必要。难道这样的英雄人物还是个别的吗？不过有个青年战士，直到现在我还懊悔不知道他的姓名。但在我一生中，永远不会忘记他。一闭眼，我就想起他的样子：方方的脸，弯弯的眼睛，见人就一笑，显得又平静，又温和，又有毅力。我见到他，完全是个偶然的机会。

    那时候三次战役刚结束，我有事往汉城去，走了一宿，天傍亮在一家朝鲜老百姓屋里找到个宿处。院里放着几副担架，抬担架的是些东北来的民工，正在小休息。当中一个民工年纪大点，特别爱说话，眉飞色舞地谈着前线的情形。

    那民工说：“仗打得可好啦！咱不知道，怎么这些同志就像是天神下界，简直天下无敌！”接着长篇大套地说起来了。他说有个战士，也就是二十岁左右，从平壤追击敌人时，脚后跟冻烂了。用布包着，走起来一瘸一瘸的，谁见了都心痛。指导员想叫他留在后边，那年轻人说：“指导员放心吧，我掉不了队。掉队还叫个志愿军啦！”人家孩子就不掉队，爬大山，走雪路，脚肿得穿不上鞋，用烂棉花包扎着，谁痛谁知道，可是人家就不掉队。

    打汉城外围议政府时，那青年在火箭筒排里，背着炮弹跟班长到公路旁边去打坦克。敌人的重坦克有好几辆，呼隆呼隆冲上来了。射手开了两炮，打坏头一辆，第二辆坦克又绕上来，想必是发现了我们的火箭筒阵地，冲着我们直打机枪。射手倒了，班长也挂了花。那青年赶紧接手去打火箭筒，可是先前没使过，连打几发炮弹，一发也没打中，坦克倒迎面冲上来了，眼看着要压到他的头顶上。

    那青年想要再打，谁知炮弹没了。他喊了声：“为了祖国！……”迎着坦克站起身子，一甩手撇出颗手雷去。坦克冒了黑烟，他人也倒了……

    我听那上年纪的民工讲到这儿，从心里觉得可惜，哎呀一声问道：“他人也牺牲了吧？”那民工笑笑说：“牺牲？这样的人还能牺牲！”又用烟袋锅一指担架说：“那不是躺在那儿。”这老汉真会弄玄虚，原来谈论的就是他抬的伤号。我很想看看那青年，那民工却把自己的老羊皮袄盖在伤员头上，盖得严严实实，不漏一点风。我掀开老羊皮袄，那青年冲着我笑了笑，虽说受了伤，脸色还是那么平静，那么开朗。我刚想和他谈几句话，问问他的姓名，那民工朝着我嚷起来：“你这个同志，真是！不怕冻坏他吗？”一把推开我，又把老羊皮袄好好盖严，抬起担架赶他们最后一段路去了。

    这些人，这些人，这些人啊！从前线到后方，在整个朝鲜战场上，你怎么能数得清，记得完呢？他们离开祖国，离开家，挨冻受累，流血流汗，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我们的祖国啊。爱就应该是忘我的。他们爱祖国，爱人民，爱和平，谁还去计较个人的利害，个人的得失，个人的生死呢！这是种大无畏的自我牺牲的精神。他们自己却从来不认为是牺牲。这算什么牺牲？我们做的正是我们应当做的事。

    冬天一来，朝鲜前线上又该是漫天风雪了。我离开朝鲜那天，同志们握着我的手，殷勤地说：“你走了，可回来呀，回来多告诉我们些祖国建设的情形。”

    现在新的年代已经开始，祖国的伟大建设也开始了。不论在祖国，在朝鲜前线，我们的人民一定能在毛主席的光辉照耀下，共同创造新的历史，新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