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译者前言

    志费尼的《世界征服者史》是研究蒙古历史的一部重要著作。他的三卷波斯文本，由米尔咱·穆罕默德·可疾维尼校勘，分别刊行于1912年、1916年和1937年，收在吉伯丛书中。波伊勒的英译本就是根据这个权威的波斯文本翻译的。

    尽管《世界征服者史》早已为学术界公认为具有第一手的史料价值，而且为多桑和巴尔托德这样的著名学者所引用，它长期来没有一个欧洲文字的译本，因此波伊勒是第一个把全书用一种欧洲语言介绍给广大读者的人。据波伊勒自己的叙述，他最早接触到志费尼书是在1938年秋，而到1958年英译本问世，其间足足有20年。从译文本身看，也从译者所加的注释看，英译者在这部著作上确实花费了巨大的劳动，致使这部因辞藻过于华丽而难以卒读的史书能够为欧洲读者所接受，同时给研究工作者提供了便利条件。我们看到英译本问世后，立即受到重视，有人甚至评论它为20世纪最重要的一部译著。

    波伊勒是波斯语专家，而他在史学范围内的专长是13世纪的波斯史和蒙古史。他的翻译，没有满足于依样画葫芦，也就是说，没有满足于机械地把可疾维尼校勘的波斯文本译为英文。在翻译过程中，波伊勒对志费尼书及有关的史实作了进一步的研究，订正了可疾维尼编本中的一些错讹，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举几个例子就能说明这点。

    志费尼最早记录了成吉思汗西征后分封他的四子：术赤、察合台、窝阔台和拖雷；第三子和他的继承人窝阔台的封地，据原波斯文的记载（第1卷第31页）是在AYMYL和QWNAQ地区。前一地名无疑地就是《元史》中叶密立（Emil）的对音，今新疆的额敏河流域，在元代也是一城名。后一地名QWNAQ，波伊勒据伯希和的意见把它订正为QWBAQ，即Qobaq，额敏河以东一条河名，清代文献中的霍博克河或和博克河，发源于和博克赛里山。据《元史》《太宗本纪》，成吉思汗死后，窝阔台“自霍博之地来会丧”，可以证实志费尼的Qonaq为Qobaq之误，而窝阔台系从他的分地去赴丧。

    这类订正还可举出若干。察合台的一个孙子Yesün-Toqa，在原书（第1卷。第205页）中讹为YSNBWQH，即Yesün-Buqa，其残名保存在《元史》卷三《宪宗本纪》的〔也〕孙脱〔花〕中。他因反对蒙哥登基，据志费尼说先跟脑忽和失烈门囚在一起，后来又给充军。又如西辽在八剌撒浑兴建的城市Quz-Baligh、Ghuz-Baligh，即虎司八里（虎司斡耳朵），在原书中均误为Qur-Baligh（第1卷，第43页），Ghur-Baligh（第2卷，第87页）。显然，这些订正对阅读原著是有帮助的。

    波伊勒指出如下一个事实：为避免提到一些蒙古宗王的真名，志费尼常使用他们死后的称号。最显明的是窝阔台，他在《世界征服者史》中又叫做Qa'an。Qa'an是我国北方少数民族统治者的称号，突厥人的可汗。《元朝秘史》中汉译为合罕，成吉思汗及其继承者均有此尊称。但当志费尼单独使用它时，那就是特指窝阔台了。这必定是窝阔台死后在社会上流行的称呼，因为我国的历史文献中有许多例证。1276年龙门神禹庙蒙汉文令旨碑中曾提到“成吉思皇帝匣罕皇帝圣旨里”，这里的匣罕，正如冯承钧的注释说，即太宗窝阔台。另两块碑，即1296年和1297年河南安阳白龙王庙圣旨碑，又写作哈罕皇帝。此外，刘秉忠在和林的上书中两次出现合罕皇帝之名，也指的是窝阔台（《元史》卷157《刘秉忠》）。王恽的《秋涧大全集》卷87，更明确地把窝阔台称为“太宗合罕皇帝”。

    拖雷在志费尼书中有时被称作Ulugh-Noyan。波伊勒指出，突厥语的Ulugh训为大，Ulugh-Noyan义为大那颜，它的蒙语同义词是Yeke-Noyan，这是拖雷死后的称呼。据《元史》《祭祀志》，睿宗（拖雷）题曰“太上皇也可那颜”，也可那颜当即Yeke-Noyan的音译。王国维据此证实《圣武亲征录》中的“四太子也可那颜”七字连读，指拖雷而言，非为两人。可见拖雷死后常被称为大那颜。他的寡妻，唆鲁禾帖尼，在志费尼书中写作Sorqotani Beki，省称Beki，义为后妃。查《元史》《顺帝本纪》，我们看到这样的记载：“至元元年（1335年）三月，中书省臣言，甘肃甘州路十字寺奉安世祖皇帝别吉太后于内，请定祭祀，从之。”别吉显然就是Beki的对音，唆鲁禾帖尼死后的称号。

    但是，波伊勒的考订并不都是正确的，值得商榷的地方也不少。在这方面我们仅举一两个例子。

    在《合罕言行录》一章中，志费尼极力颂扬窝阔台的乐施好善。除去那些浮夸之辞和不实之处外，这章内包含了窝阔台统治时期的一些重要史实。其中有如下一个有趣的事件。志费尼说，在契丹国有个叫做TAYMW的城市，该城的居民上书称，他们欠了八百巴里失的债，请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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