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章 人格的贫乏

苦置于错误的原因上，从而让人觉得他并没有充分的理由沉迷于痛苦。因此，他可能郁郁寡欢，还归因于他是在“内疚”，而其实，他是为没有成为自己的理想化意象而感到痛苦。或者，他可能在与爱人分离时感到茫然若失，尽管他把自己的感受归因为自己的深切爱意，而实际上由于内心的分裂，他无法忍受独自生活。最后，他可能伪造自己的悲情，相信自己其实满怀愤怒的时候痛苦不已。例如，一个女人可能在她的情人没有在约定的时间来信时，会觉得自己痛苦不堪，而其实她是在生气，因为她想要所有事情都恰如她所愿，或因为她觉得任何看似缺乏关注的行为都是种羞辱。在这种情况下，痛苦即是无意识地选择承认愤怒以及相应的神经症动力，它之所以得到强调，是因为它被用来掩盖涉及所有人际关系中的表里不一。然而，这些例子都不能推断出神经症患者想要受苦，它们所传达的是一种对于受苦的无意识伪装。

    另一种更特别的损害是发展出无意识的自大态度。这里我所说的自大，指的是一个人冒称自己具备他所没有的性格，或他不太称得上的性格，以及在这个基础上无意识地宣称自己有资格渴求和贬损他人。所有神经症的妄自尊大都是无意识的，因为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声明有任何错误。这里的区别并不在于是有意识的自大还是无意识的，而在于，一个是显而易见的，一个则隐藏在过度谦逊与谦卑的行为背后。区别在于衡量可行的攻击行为，而不是衡量已存在的自大。在一种情况下，一个人公然要求特权；在另一种情况下，如果别人没有主动给予他特权，他就会感到受伤。在这两种情况中所缺乏的，正是称为真正谦卑的东西，也即是承认（不仅是口头上，还带有情感上的诚意）人类所共有的局限与缺陷，以及承认一个人自身特有的局限与缺陷。在我的经验中，每个病人都不愿想到或听到任何可能有关于他自己的局限。那些隐藏自大的病人尤为如此。他情愿无情地责备自己忽视了某些东西，而不愿像圣保罗那样承认“我们的知识是支离破碎的”。他宁愿反责自己的大意或懒惰，而不愿承认没人能够无时无刻不保持同等的生产力。隐蔽性自大态度的可靠指标在于一个明显的反差，即他带有谦卑态度的自责，内心又对外来的任何批评或怠慢恼怒不已。我们常常需要密切观察，才能发现这些受伤的感受，因为过度谦逊的人倾向于压抑这些感受。但实际上，他可能和公然傲慢自大的人一样苛刻。他对他人的批评也是尖锐刻薄的，尽管表面上好像只是一种谦让的赞赏。然而，他暗地里希望别人跟他一样完美，这意味着他对他人的个人特质缺乏真正的尊重。

    另一个道德问题是没有采取明确立场的能力以及相应的不可靠。神经症患者很少根据某人、观点或某行业的客观优势来表明立场，而是基于自己的情感需要。然而，由于存在种种矛盾，一个立场很容易被换成另一个。因此，许多神经症患者都很容易摇摆不定，可以说是很容易无意识地被收买，而诱惑可以是更多的爱、更多的威望、认可、权力或“自由”。这点适用于他们所有的个人关系，不管是个体的，还是群体中的。他们常常无法坚持一种感觉或对于另一个人的意见。一些毫无根据的流言蜚语可能改变他们的观点。一些失望或怠慢，或任何他所以为如此的感受，都足以成为他抛弃一个“非常要好的朋友”的理由。遭遇困境可能使他们的热情变成萎靡。因为一些私人恩怨，他们可能改变自己的宗教、政治或科学观点。他们可能在一次私人谈话中表明立场，但在权威或群体的一点点压力下便让步了，而他们常常不知道自己为何改变意见，或甚至完全不知道自己这么做了。

    一个神经症患者可能无意识地避免明显的摇摆不定，他通过没有一开始就决定好的方式，或“保持中立”，为任何改变敞开了大门。他可能把这种态度合理化，指出这个情况真的错综复杂，或他可能取决于强迫性的“公平”。毫无疑问，真心追求公平是难能可贵的。真心想要公平公正，的确会导致更难在许多情境中采取明确的立场。但公平可能是理想化意象的一个强迫性的部分，它的功能是使其不需要表明立场，而与此同时，还使这个人因为自己不屑于这些带偏见的争斗而感觉“神圣化”。在这种情况下，他倾向于不加区分地相信两种不太矛盾的观点，或在两个人的争吵中觉得双方都有道理。正是这种假客观，阻碍了一个人去认识任何事情的本质问题。

    在这方面，各种类型的神经症具有很大的差异。最诚实的是那些真正离群的人，他们置身于神经症竞争与神经症依恋的旋涡之外，不太容易被“爱”或雄心壮志所贿赂。同样，他们对于生活的旁观态度也常常使他们能够相当可观地做判断。但不是每个离群者都能表明立场。他可能非常讨厌争辩或承认他也没有明确的立场，但他要么混淆视听，要么最多只是记下好坏利弊，而不形成自己的任何信念。

    另一方面，攻击型人好像与我认为神经症患者通常难以表明立场的主张相反。尤其是如果他倾向于刻板的正确性，就好像具备一种非凡的能力，能形成明确的观点，能捍卫和信守这些观点。但这个印象是具有欺骗性的。如果这类人态度明确，通常都是因为他固执己见，而不是因为他有诚挚的信念。由于这些观点也会用于扼杀他对自己的所有怀疑，所以他的观点往往具有独断或甚至是幻想的性质。而且，他可能为权力或成功所收买。他的可靠性受限于他力求支配与认可的底线。

    神经症患者对于责任的态度让人匪夷所思。这部分是由于责任这个词本身具有各种含义。它可能指的是完成任务或义务的责任心。神经症患者是否在这点上具有责任感，取决于他的神经症人格；这不是所有神经症所共有的。对他人负责可能意味着觉得对自己的行为负有责任，因为这些行为会影响别人；但也可能是支配他人的委婉说辞。当对自己负责意味着承担过错时，就可能只是在表达对于没有成为自己理想化意象的愤怒，从这个意义上讲，就与责任感完全无关。

    如果弄清楚对自己负责究竟是什么意思，我们就能明白，只要不是不可能，任何神经症患者都很难承担责任。它首先意味着要实事求是地承认，向自己也向他人，诸如此类的东西是他的意图、他的话或他的行为，还要心甘情愿地承担后果，这就会与说谎或推卸责任相反。从这个意义上讲，神经症患者是很难对自己负责的，因为他通常不知道他在做什么，或他为何要这么做，而且对这些问题一无所知具有强烈的主观利益。这也是为何他常常通过否认、遗忘、轻视、不经意地找借口、感觉被误解或犯糊涂等来逃避惩罚。而且，由于他倾向于把自己排除在外或赦免自己，他很容易认为他的妻子、生意伙伴、分析师要为他所出现的任何困难负责。另一个因素也常常导致他无法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或甚至无法看到这些责任，即潜在的万能感，基于此，他期望为所欲为并逍遥法外。要意识到不可推卸的责任，就要打破这种感觉。最后一个相关因素乍看起来好像是无法理性思考原因及后果。神经症患者通常给人的印象是天生只能想到错误和惩罚。几乎每个病人都觉得分析师是在责备他，而实际上分析师只是让他面对自己的困难和后果。在精神分析之外的情境中，他可能觉得自己像一个总是处于怀疑与攻击下的犯人，因而他时刻都在防备。事实上，这是心理过程的外化作用。正如我们所见，这些怀疑与攻击的源头正是他自己的理想化意象。正是吹毛求疵与防御的内心过程，加上外化作用，几乎使他不可能考虑相关的因果关系。但对于与他的困难无关的地方，他就能像其他人一样实事求是。如果街道因为下雨而湿了，他不会过问是谁的错，这不外是因为他接受这个因果关系。

    此外，当我们谈到对自己负责任，我们的意思还指有能力拥护我们相信正确的东西，以及当我们的行为或决定被证实是错误的时候，能心甘情愿地承担后果。这对于一个为冲突所分裂的人来说同样很难。他究竟应该或能够拥护自己心中的哪种冲突倾向呢？哪种倾向都不是他真正想要或相信的，他真正能够拥护的只是他的理想化意象。然而，这又不允许任何错误的可能性。因此，如果他的决定或行为导致问题出现，他就必须歪曲事实，把不利后果归咎于别人。

    一个相对简单的例子能证明这个问题。有个男人是某个机构的领导者，他渴望无限的权力与威望。做什么事情或决定都离不开他，他无法让自己把种种职务委派给他人，而别人经过训练可能更能胜任某些事务。在他心里，他所做的一切都最具权威性。而且，他不想任何人觉得或变得很重要。他觉得自己之所以无法达到自己的期望只是因为时间和精力有限。但这个男人不仅想要支配，他也是顺从的，需要当一个超级大好人。因为未解决冲突所导致的后果，他具有所有我们所描述的特征：惰性、需要睡眠、犹豫不决和拖延，以及由此无法规划自己的时间。而且，由于他认为赴约是种无法忍受的压迫，所以他暗自享受让别人等待。此外，他还做了许多微不足道的事情，只是因为这些事情满足了他的虚荣心。最后，他渴望成为一个为家庭奉献的男人，这耗费他大量的时间和思考。于是，机构里的事自然没有做得很好，但他觉得自己毫无过错，而把责任推给别人或不利的环境。

    我们再次要问，他到底能为自己人格的哪部分负责？是他的支配倾向，还是他的依从、让步和讨好自己的倾向？首先，他两者都没有意识到。但就算他意识到了，他也不能放下一个，然后放弃另一个，因为两个都是强迫性的。再者，他的理想化意象只允许他看到自己身上理想的美德与无限的能力。因此，他无法为那些必然随他内心冲突而产生的后果负责。要是这么做，就会使他由于焦虑而对自己所隐瞒的一切显露无遗。

    总的来说，神经症患者特别反感（无意识地）为自己行为承担责任。他充耳不闻，熟视无睹。他无法摆脱自己的冲突，就坚信（同样无意识地）他无所不能，应该能够处理这些问题。他相信，这些后果可能会找上别人，但对他来说，它们并不存在。因此，他必须继续避免认识到任何因果关系。如果他只是对它们打开心扉，它们就会给他狠狠地上一课。它们会成功证明他的生活机制出了问题，以及由于他无意识中诡计多端，他无法承认我们心理生活里的规律与生理上的规律一样不可阻挡。[4]

    事实上，所有责任感话题都吸引不了他。他看到的，或隐隐感觉到的，只是责任的消极面。而他所没有看到的，他渐渐才领悟到的，是通过视而不见，他挫败了自己对于独立的炽热追求。他希望通过大肆驱逐所有责任来实现独立，然而事实上，对自己和他人负责才是真正内心自由的必要条件。

    为了不认识到自己的问题，不认识到他的痛苦产生于他内心的困难，神经症患者求助于三种措施中的某一种，而且通常是三种措施都采用。外化作用可能最大规模地被运用于这方面，对于这种情况，一切事物，从食物、天气或宪法到父母、妻子或命运，都会因为不幸之事而被责难。或者，他采取的态度可能是，由于他没有错，那任何祸事降临到他身上都是不公平的。他会生病、衰老或死亡，这是不公平的；他的婚姻不幸福、小孩有问题或工作不被认可，这也是不公平的。这种想法可能是有意识或无意识的，而无疑是错误的，因为它不仅使他不分担自己的困难，还排除了所有与他无关却影响他生活的因素。然而，它具有自身的逻辑。它是孤立者的典型观念，他只以自我为中心，这使他无法看到自己只是大锁链中的一个小链环。他只是理所应当地认为，在某个社会体制中的某个时间，他应该得到生活中的一切好处，而不管好歹，他都痛恨与别人联系在一起。因此，他不知道自己为何要为与他个人无关的事情而痛苦。

    第三种措施与拒绝认识到因果关系有关。在他心里，后果被视为孤立事件，与他自己或他的困难都无关。例如，抑郁症或恐惧症可能从天而降。当然，这可能是由于心理学方面的无知或缺乏观察。但在精神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到，病人会表现出最为顽固的阻抗，拒不承认任何无形的关联。他可能会一直怀疑或遗忘这些联系；或他可能觉得，分析师不是赶紧消除这些令人恼火的障碍————这正是他来这里的原因，而是把“责任”推给他，然后巧妙地挽回自己的颜面。因此，某个病人可能逐渐熟知那些与他惰性有关的因素，但无视于一个明显的事实，即他的惰性不仅使分析过程慢下来，还使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慢下来了。或者，另一个病人可能逐渐意识到自己对别人带有攻击性的诋毁行为，但无法理解他为何总是争吵不休，总是被人讨厌。这些困难存在于他心中是一件事，而他在现实中的日常问题又是另一件事。像这样将自己内心的问题与这些问题对生活的影响分离开来，正是整个间隔划分倾向的主要动力之一。

    对于认识到神经症态度和动力的后果的阻抗，在极大程度上被掩盖起来了，而且可能很容易被分析师忽视，因为这种因果关系在分析师看来太过于明显。这很不幸，因为只有使病人意识到自己对后果以及行为原因视而不见，他才可能认识到他有多阻碍自己的生活。后果意识是分析中最强有力的治疗因素，因为它让病人注意到，只有改变他内心的某些东西，他才能获得自由。

    那么，如果神经症患者无法负责自己的伪装、自大、自我中心、卸责，我们还能完全是从道德方面来说吗？有一种观点认为，和外科医生一样，我们只需要关注病人的疾病与治疗，而他的道德问题不属于我们的领域。这种观点还会指出，弗洛伊德的伟大功绩之一就是推翻了我所提倡的“道德”态度！

    这种观点被视为具有科学性的，但它是站得住脚的吗？我们真的能在人类行为问题上排除是否判断吗？如果分析师来决定什么需要分析性检查而什么不需要，难道他们不是基于自己在有意识中所拒绝的判断来着手的吗？然而，在这种隐性判断中有一个危险：它们的判断基础不是过于主观，就是过于传统。因此，一个分析师可能觉得并不需要分析一个男人拈花惹草的问题，而一个女人的这个问题就值得仔细审查。或者，如果他相信离开性驱力也能无拘无束地生活，他可能会觉得忠诚问题需要分析，不管是对于男性还是女性。实际上，判断应该基于这个病人的神经症。要决定的问题是，病人所采取的态度是否具有损害他发展与人际关系的后果。如果有，那它就是错的，是需要解决的。为了使病人能够在这方面形成自己的观点，分析师应该把自己下结论的理由向病人说明。最后，上面那种观点难道不包括存在于病人想法中的那些谬论————也即是，道德只是一个判断问题，而根本不是与后果相结合的一个事实？让我们以神经症自大为例子。它的存在是一个事实，不管病人是否对此负责。分析师相信，自大是病人需要认识与最终克服的问题。他之所以采取这个批判态度，难道不是因为他在主日学校里学到，自大是罪恶的，而谦逊是种美德？或者，他的判断所依据的事实是，自大是不切实际的，具有不良后果，必然是病人的负担————就算他忽视自己的责任。其后果，就自大的情况而言，就是使病人无法了解自己，从而阻碍他的发展。另外，自大的病人容易对他人不公平，这本身就具有后果：不仅在于使自己与他人时有冲突，还在于使自己疏远所有人。然而，这只会加深他的神经症。因为病人的道德问题在一定程度上来自他的神经症，又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维持他的神经症，所以分析师除了关注别无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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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威廉·詹姆斯，《记忆与学习》，朗曼格林书局，1934年。

    [2]铃木大拙，《禅宗及其对日本文化的影响》，东方佛教协会（东京）出版，1938年。

    [3]参见卡伦·霍妮，《自我分析》，见前引，第八章，病态依赖。

    [4]参见林语堂，《啼笑皆非》，见前引。在“业缘”一章中，西方文化中的人对这些心理规律缺乏认识，作者对此表达了自己的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