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 言

    不管出发点是什么，不管有多迂回曲折，我们最终必须得出————人格紊乱是精神疾病的源头。同样，几乎对于其他所有心理学发现，我们都可以这么说：这其实是一项再发现。各个时代下的诗人和哲学家都知道，沦为精神紊乱受害者的人，绝不是内心平静、头脑清醒的人，而是那些被内心冲突所折磨的人。用现代的话说，每一种神经症，不管症状表现是什么，都是一种人格性神经症。因此，我们在理论与实践上的努力必须针对神经症人格结构。

    实际上，弗洛伊德的开拓性工作也日益聚焦在神经症上，尽管他的遗传学取向使他无法把这个问题阐释得清楚明确。但有些学者一直致力发展弗洛伊德的研究工作，尤其是弗朗茨·亚历山大、奥托·兰克、威尔海姆·赖希和哈罗德·舒兹汉克，他们更清晰明确地界定了这个概念。然而，他们都不赞成有关这种人格结构的确切性质与动力。

    我的出发点本来就有所不同。弗洛伊德对于女性心理的假设使我开始思考文化因素的作用。文化因素明显影响了我们关于男子气或女子气的观念，对于弗洛伊德亦是如此，正是因为他没有考虑到这些因素，才得出了某些错误的结论。我对这一主题研究了15年有余。在某种程度上，这得益于与埃里希·弗洛姆的交往，他在社会学与精神分析学方面知识渊博，由此我愈加注意到，社会因素的意义远远不只停留在女性心理学上。1932年，我来到美国，这些看法便得到了证实。那时我发现，这个国家的人，在态度和神经症的诸多方面，都与欧洲国家的人不同，而只有文化差异能解释这一点。最后，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阐述了我的观点。其主要论点是神经症产生于文化因素，更具体说就是，神经症产生于人类人际关系的紊乱。

    在完成《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的前些年，我走的是另一条研究路径，这条路径在逻辑上是沿着早期理论假设的，它围绕的问题是神经症的驱动力。弗洛伊德第一个指出，这些驱动力是一种强迫性动力。他认为这些动力在本质上是一种本能，目的在于满足，无法忍受挫折。因而他相信，它们并不限于神经症本身，而是作用于所有人类。然而，如果神经症是失调的人际关系的产物，弗洛伊德的这个假设就不可能站得住脚。简单说，我在这一点上的观点是这样的：强迫性的动力是神经症所特有的动力；它们产生于孤立感、无助感、恐惧和敌意，还反映了在这些感受下应对世界的方式；它们的主要目的不是满足，而是安全；它们之所以具有强迫性这个特征，是因为背后暗藏着焦虑。其中有两种动力————对爱和权力的神经症追求，在减缓焦虑方面最为突出，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详细探讨过。

    尽管弗洛伊德所教导的基本原理我仍铭记于心，但那时我却意识到，自己在这方面的探索已经使我与弗洛伊德背道而驰。如果被弗洛伊德视为本能的诸多动机都是文化决定因素，如果弗洛伊德所说的力比多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对爱的神经症需要，这种需要产生于焦虑，其目的是与他人在一起时感到安全，那么力比多理论就再也站不住脚了。童年经历依然重要，但它们对于我们生活的影响便会表现为另一番景象，理论上的其他差异也就难免接踵而来。因此，我必须在自己心中弄清楚，对于弗洛伊德，我的立场究竟是什么。由此澄清的结果便是《精神分析的新方向》。

    在此期间，我继续探索了神经症的驱动力。我把强迫性动力称为神经症倾向，并在我下一本书中描述了其中10种。那个时候，我还认识到神经症人格结构具有核心意义。我把它当作一种由许多彼此相互作用的微观世界所形成的宏观世界，每个微观世界的中心就是一种神经症倾向。这个神经症理论具有实际用途。如果精神分析主要不在于将我们现有的困难与我们过去的经历联系在一起，而在于解读我们既有人格中种种动力的相互作用，那么只需要一点点或甚至不需要专家的帮助，我们也完全可能认识和改变自己。面对精神分析师供不应求的现状，自我分析似乎给我们带来希望，让我们能够满足这个至关重要的需求。由于大部分是在处理可能性和局限性以及自我分析的方法，所以我把那本书命名为“自我分析”。

    然而，我并不完全满意自己对于个体倾向的阐释。我对这些倾向本身已有准确的描述，但令我烦恼不已的是，我觉得自己只是简单罗列了它们的独立形态。我可以看到的是，爱的神经症需要强迫性谦卑以及一个形影不离的“同伴”。而我没有看到的是，它们对他人与自我共同呈现出一种基本态度，以及一套特定的生活哲学。这些倾向就是我现在描述为“亲近他人”的核心。我还看到，强迫性追求权力和威望与神经症野心之间具有共同之处，它们大致上构成了某些因素，这些因素涉及我所称的“对抗他人”。但是，虽然赞美需要和完美主义动力都具有所有神经症倾向的特征，也影响了神经症与他人的关系，但似乎主要影响的是他与自己的关系。同样，剥削需要看起来也不如爱或权力需要那么基本必需，它的表现没有那么全面广泛，好像它不是一个单独的实体，而出自一个更大的整体。

    后来，我的疑问得到了证实。之后那几年，我把关注的焦点转向了冲突在神经症中的作用。我在《我们时代的神经症人格》中说过，神经症是通过矛盾神经症倾向的冲撞而出现的；在《自我分析》中我说过，神经症倾向不仅彼此加剧，还会制造冲突。然而，冲突一直是个枝节问题。弗洛伊德逐渐意识到了内心冲突的意义，但他把它们视为被压抑和正在压抑的动力之间的较量。我开始注意的冲突是另一种不同的冲突。它们作用于两组矛盾的神经症倾向之间，尽管它们起初是关于对于他人的种种矛盾态度，但经过一段时间后，它们还包含了对于自我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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