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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哲学思想简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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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国古典唯心论发展史中，费希特是一位民主主义者和重要哲学家。在政治方面，他批判过封建专制主义，向往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在哲学方面，他把康德的二元论改变为主观唯心论，把康德曾经视为谬误逻辑的辩证法发展为合理的认识方法，从而为后来黑格尔建立哲学体系创造了条件。恩格斯写道，“德国哲学从康德到黑格尔的发展是连贯的，合乎逻辑的，必然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589页）当我们用历史的观点考察费希特的思想时，我们就会看到他在这种发展过程中占有上继康德传统和下开黑格尔先河的重要地位。
***
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费希特生活时代的根本社会问题。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法国封建制度，它的巨大影响促进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发展，群众愈来愈坚决地奋起反抗腐朽的封建制度。但德国还处于封建割据的局面，资本主义工商业很不发达，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足以推翻封建统治的强大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费希特作为法国革命的见证人和德国状况的产儿，虽然也像康德一样，是用表现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思辨哲学来回答他那个时代的根本社会问题的，但他的思想却超过了康德。如果说康德的学说是在法国革命尚未爆发的时期形成的，那么费希特的学说则是在法国革命激烈进行的时期形成的；如果说康德的思想代表了德国资产阶级温和派的利益，那么费希特的思想则代表了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利益；如果说康德要求的是意志自由，那么费希特则在法国革命的鼓舞下要求把自由意志变成一种战斗力量。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这种差异时指出：“康德所属的政党想用革命的方法在德国树立自由，但又鄙弃恐怖手段。费希特稍微前进了一些，因为他连恐怖手段也不害怕了。”（《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页）
在德国古典哲学运动内部，费希特拥护法国革命的态度最坚决、最持久。他对法国革命的欢呼不是出于一时热情的冲动，而是基于逐步深入的认识。虽然在1791年他还认为法国革命几乎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什么好处，而把希望寄托在从上而下的改革上，但是，当法国革命发展到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的时候，他却与那些由热情欢呼革命转变为疯狂反对革命的德国庸人们相反，勇敢地肯定了法国革命是“关于人权和人类价值这些伟大字眼的瑰丽图画”，“对全人类都是重要的”（I．H．费希特编：《费希特全集》第6卷，第39页）。当封建反动派因为他抱有民主主义信念和同情法国革命，要给他加上所谓宣传无神论的罪名，解除他在耶拿的教授职务时，他曾经无所畏惧，斩钉截铁地声明：“对于他们，我是一个民主派，是一个雅各宾党人 ；事实就是这样。”“对于他们，我就是这种 人物，就是这种该惩罚的民主派和雅各宾党人。因此不用说，我也憎恨他们，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全集》第5卷，第286页）他把革命诞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称为“正直的人们的祖国”，肯定了法国革命对德国的有益影响，指出“世界上最确实不过的情况是：如果法国人没有取得巨大优势，并在德国————至少在它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上————实行某种改革，那么，一切深知要在自己生活中作自由思考的人就会若干年内在德国再也找不到自己栖息的地方”。（H．舒尔茨编：《费希特书信集》第2卷，第100、104页）他坚贞不渝地恪守法国革命的理想，即使是在拿破仑把保卫革命的战争转变为侵略别国的战争的时候，他也依然忠于法国革命。一位在柏林听过他的最后演讲的人说，“费希特演讲的根本思想，是要证明拿破仑通过压制法国革命所获得的自由思想，向全世界骗取这项高尚产业……拿破仑背叛了革命事业，他说这是拿破仑最严重的罪过。”（H．舒尔茨编：《在同时代人亲密通信中的费希特》，第249页）
费希特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针对贵族地主那种买卖和赠送农奴，涂炭生灵的丑恶现实，他愤怒地喊道，“人生来就既不能被出卖，也不能被赠送；人绝不可能是任何别人的所有，因为他是他自己的所有，并且永远应该是他自己的所有。”（《全集》第6卷，第11页）在他看来，劳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每个人都必须靠他的劳动生活；他憎恨那些剥削劳动人民的封建主和僧侣们，毫不含糊地提出，“地球上绝没有任何人享有不用自己的力量而依靠他人的力量来生活的权利”，“不劳动者不得食”（《全集》第6卷，第188页）。他热烈地拥护个性解放，主张消灭违反人性的封建所有制。在谈到消灭封建教会财产时他甚至公开地说，“我们必须承认，不仅合法的继承人，而且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有权把纯属教会的财产据为己有。”（《全集》第6卷，第278页）在费希特看来，现实世界之所以有这些黑暗现象，就在于封建统治者压制着人民的思想自由，侵犯了人民的天赋权利。他不怕封建反动派的种种威胁，高举着自由和人权的旗帜，勇敢地批判了封建专制政治。他主张向君主们索回迄今受他们压制的思想自由。他说，“君主，你绝没有任何权利压制我们的思想自由 。”（《全集》第6卷，第28页）“任何把自己看做是别人的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隶。即使他并非总是果真如此，他也毕竟确实具有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首先遇到奴役他的强者面前，他会卑躬屈膝。”（《全集》第6卷，第309页）
费希特就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家卢梭一样，憧憬着一个具有最大限度的财产平等和道德平等的小私有者社会，憧憬着一个人人都进行劳动与和睦相助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具有要求一切社会成员完全平等的意向，都具有关于人的理想；“他千方百计地试验别人，观察别人，如果发觉别人低于这个理想，他就努力把别人提高到理想的程度。”（《全集》第6卷，第307页）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选择了一种为别人服务和维持自己的生计的专业，都具有两种技能：“一为给予的技能，即把别人作为自由生物而加以影响的技能，一为获取的技能，即从别人对我的影响中获取最大益处的技能。”（《全集》第6卷，第311页）关于这种想象的“理性王国”里的人与人的关系，他写道：“呵！我们确实有真正为善和日益变好的共同呼声，并且将来总有一天确实会到来那么一个时刻————不管再过几百万年，时间算得了什么！————那时我将把你吸引到我的活动范围里来，那时我会为你谋幸福，也能从你那里得到幸福，那时那种相互自由给予和自由获取的绝佳纽带也会把我的心同你的心联结在一起”。（同上）
与那种认为科学的发展会败坏人类道德的观点相反，在费希特看来，“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全集》第6卷，第328页）他肯定了科学在人类征服自然和自我完善中的伟大作用，认为科学不仅能够帮助人类开发大自然的宝藏，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而且能够帮助人类把自己变得更高尚，在大地上建立起“理性王国”。他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反动派的愚民政策，指出他们生怕人类变得更聪明和更优秀，他们总是阴险地、狡猾地盘算着，寻找他们向人类进攻的突破口，以便把人类毁灭在萌芽之中。费希特认为，学者的使命就在于用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使人类不要停顿和倒退。学者不仅要看到当前的立脚点，同时也要看到人类现在就应当向哪里前进。他特别主张学者要有一种不怕任何艰险而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的火般热忱，要有一种敢想敢做，忍受痛苦，至死忠于真理的献身精神；他十分藐视那些追逐个人利禄的御用学者，说他们在研究问题时考虑的不是“人类是否会由此获得什么好处”，而是“我是否会由此得到什么好处”，比如，得到多少金钱，得到哪个亲王的赏识。（《全集》第6卷，第338页）费希特把科学当做建立“理性王国”的重要手段，这虽然是以唯心史观为前提，但他所得到的实际结论却发人深思。
与那种认为国家机器会万世长存的观点相反，在费希特看来，甚至于最好的政府也不过是建立“理性王国”的手段，一俟这个王国建立起来，它就被理性力量代替了。他说，“国家生活不属于人的绝对目的，相反地，它是一种仅仅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用以创立完善社会的手段。国家也和人类的一切典章制度一样，是纯粹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任何一个政府的目的都是使政府成为多余的”。“到那时，纯粹的理性将会代替暴力或狡猾行为，作为最高仲裁者而得到普遍承认。”（《全集》第6卷，第306页）在这里，费希特应用“有生者必有死”的辩证思想，去考察现存政府发展的归宿，认为它必然会毁灭自身，这充分表现了德国古典唯心辩证法的革命精神。但他也像任何进步思想家一样，未能超出他的时代给予他的限制。他所说的政府的毁灭实际上就是一切封建政府的毁灭，而他所谓“理性王国”的最高仲裁者在实践中也只能表现为他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对于如何达到这种理想境界，费希特最初认为，“暴力革命总是人类的一种勇敢的冒险行为；如果它成功了，获得的胜利就会招来明显的麻烦；如果它失败了，人类就会从贫困被迫走向更大的贫困。比较保险的办法是逐步走向更好的开明社会，从而走向国家制度的改善。”（《全集》第6卷，第5页）他希望通过改革实现他的“理性王国”，并且劝告当局不要拖延和拒绝改革，否则，人民就会极度困难，一贫如洗。但封建君主一味反对实行业已提出的必要改革，这就使他抛弃了那种认为不可违背良心，犯上作乱的顺民思想，而进一步认识到，只要出于社会的公意，用暴力革命改变国家制度也就是凭良心办事。他说，“如果我不坚信社会 希望推翻国家，这种推翻国家的活动确实是违背良心的。”（《全集》第4卷，第238页）但是，“任何诚实的人，当他仅仅确信共同意志的时候，他就会心安理得地依靠他的良心，去完全推翻国家。”（《全集》第4卷，第240页）他蔑视那种“君权神授”的谰言，而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地上的最高神圣力量。他说，“人民实际上按照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任何别的权力的源泉，它只对上帝负责。在人民议会面前，行政权实际上按照法律失去了它的权力……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人民更高的呢？”（《全集》第3卷，第182页）然而，费希特并不真正认识人民的伟大革命威力，当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德国找不到付诸实现的阶级力量，无法变成现实的时候，他就陷入空想中去了，最后竟然把推广国民教育视为改革现状的手段。这同时也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要求改变现状，但又缺乏力量的一种失望心理。
***
费希特是作为康德哲学的追随者登上哲学论坛的。他把自己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试评一切天启》（1792年）送给康德，得到了康德的赞同。当这部著作由于偶然原因忘记刊印他的姓名而发表出来的时候，人们竟以为这是康德的论著。在这部著作里，费希特完全以康德的口吻写道，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的论断和无神论者关于上帝不存在的论断，在理论上同样是不可证明的；但道德的实现却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对上帝存在的信仰，道德就不可能实现。尤其是，康德从理论上论证意志自由的学说，给了费希特以很大的鼓舞。他认为，从康德的自由学说中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社会结论。他写道，“对我来说，明如白昼的事实是：从人的一切行动都有必然性这个原则出发，会给社会带来非常有害的后果，所谓养尊处优的阶级之所以大量道德败坏，即源出于此。”（《书信集》第1卷，第142页）费希特反复声明，他的体系无非就是康德的体系。
但费希特很快就发现了康德哲学的两重性。在他看来，彻底的哲学体系只有两种：或者是把主体作为出发点，在逻辑上从主体引申出客体的存在，这就是批判的体系或唯心论；或者是从客体出发，认为客体不依赖于主体，这就是独断的体系或实在论。他说，“批判的 哲学的本质就在于把一个绝对的自我陈述为绝对无条件的和不能被任何更高的东西所决定的”；“反之，那种把某物与自在的自我等同和对立起来的哲学则是独断的 。”（《全集》第1卷，第119页）康德企图调和唯心论与唯物论。费希特认为，康德的不彻底性就在于承认不依赖于“自我”的“自在之物”，这是“实在论”；他向那些用唯物论解释康德的人们大声喊道：“在你们看来，地在象上，象在地上。你们的自在之物实际上是一种纯粹思想，却被假定为作用 于自我！”（《全集》第1卷，第483页）费希特从右的方面克服康德的二元论，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主观唯心论，批判和抛弃了康德的唯物论。他要把思想的东西变为物质的东西，他殷切希望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但又生活在一个还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度。他所欢迎的法国革命在德国还没有实现的基础。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因为在我的内心之外我不可能改变这种情况，所以我便决定在我的内心之中去改变这种情况。”（《书信集》第1卷，第143页）于是，他便想用改变人们的意识的办法，去改造他的时代的社会状况。他赋予意识以非常巨大的意义，用主观唯心论去论证达到自由的途径，把“绝对的自我”当做他的体系的出发点。
费希特试图在主观唯心论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思辨哲学体系。这个课题是他在耶拿大学活动的时期完成的。他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说明一切经验的根据，为一切知识确立基本原理。所以，费希特的哲学体系叫做“知识学”。这种“知识学”有三条基本原理：
1． 正题：“自我”在纯粹抽象的活动中设定自身。————这就是说，“自我”自己确立自己，自己赋予自己以精神存在，自己从自己出发。
2．反题：“自我”设定“非我”。————这就是说，“自我”在自己的意识中塑造某种不是“自我”本身的东西，即创造事物、自然。
3．合题：“自我”在自身中把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可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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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的过渡，是费希特生活时代的根本社会问题。当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消灭了法国封建制度，它的巨大影响促进了欧洲各国资产阶级在政治上的发展，群众愈来愈坚决地奋起反抗腐朽的封建制度。但德国还处于封建割据的局面，资本主义工商业很不发达，资产阶级还没有成为足以推翻封建统治的强大政治力量。在这种情况下，费希特作为法国革命的见证人和德国状况的产儿，虽然也像康德一样，是用表现德国资产阶级软弱性的思辨哲学来回答他那个时代的根本社会问题的，但他的思想却超过了康德。如果说康德的学说是在法国革命尚未爆发的时期形成的，那么费希特的学说则是在法国革命激烈进行的时期形成的；如果说康德的思想代表了德国资产阶级温和派的利益，那么费希特的思想则代表了德国资产阶级激进派的利益；如果说康德要求的是意志自由，那么费希特则在法国革命的鼓舞下要求把自由意志变成一种战斗力量。车尔尼雪夫斯基在谈到这种差异时指出：“康德所属的政党想用革命的方法在德国树立自由，但又鄙弃恐怖手段。费希特稍微前进了一些，因为他连恐怖手段也不害怕了。”（《哲学中的人本主义原理》，商务印书馆1958年版，第3页）
在德国古典哲学运动内部，费希特拥护法国革命的态度最坚决、最持久。他对法国革命的欢呼不是出于一时热情的冲动，而是基于逐步深入的认识。虽然在1791年他还认为法国革命几乎不会给人民群众带来什么好处，而把希望寄托在从上而下的改革上，但是，当法国革命发展到雅各宾革命民主专政的时候，他却与那些由热情欢呼革命转变为疯狂反对革命的德国庸人们相反，勇敢地肯定了法国革命是“关于人权和人类价值这些伟大字眼的瑰丽图画”，“对全人类都是重要的”（I．H．费希特编：《费希特全集》第6卷，第39页）。当封建反动派因为他抱有民主主义信念和同情法国革命，要给他加上所谓宣传无神论的罪名，解除他在耶拿的教授职务时，他曾经无所畏惧，斩钉截铁地声明：“对于他们，我是一个民主派，是一个雅各宾党人 ；事实就是这样。”“对于他们，我就是这种 人物，就是这种该惩罚的民主派和雅各宾党人。因此不用说，我也憎恨他们，这也是尽人皆知的事实。”（《全集》第5卷，第286页）他把革命诞生的法兰西共和国称为“正直的人们的祖国”，肯定了法国革命对德国的有益影响，指出“世界上最确实不过的情况是：如果法国人没有取得巨大优势，并在德国————至少在它相当大的一部分土地上————实行某种改革，那么，一切深知要在自己生活中作自由思考的人就会若干年内在德国再也找不到自己栖息的地方”。（H．舒尔茨编：《费希特书信集》第2卷，第100、104页）他坚贞不渝地恪守法国革命的理想，即使是在拿破仑把保卫革命的战争转变为侵略别国的战争的时候，他也依然忠于法国革命。一位在柏林听过他的最后演讲的人说，“费希特演讲的根本思想，是要证明拿破仑通过压制法国革命所获得的自由思想，向全世界骗取这项高尚产业……拿破仑背叛了革命事业，他说这是拿破仑最严重的罪过。”（H．舒尔茨编：《在同时代人亲密通信中的费希特》，第249页）
费希特对封建专制主义进行了尖锐的批判。针对贵族地主那种买卖和赠送农奴，涂炭生灵的丑恶现实，他愤怒地喊道，“人生来就既不能被出卖，也不能被赠送；人绝不可能是任何别人的所有，因为他是他自己的所有，并且永远应该是他自己的所有。”（《全集》第6卷，第11页）在他看来，劳动是人类生存的首要条件，每个人都必须靠他的劳动生活；他憎恨那些剥削劳动人民的封建主和僧侣们，毫不含糊地提出，“地球上绝没有任何人享有不用自己的力量而依靠他人的力量来生活的权利”，“不劳动者不得食”（《全集》第6卷，第188页）。他热烈地拥护个性解放，主张消灭违反人性的封建所有制。在谈到消灭封建教会财产时他甚至公开地说，“我们必须承认，不仅合法的继承人，而且所有的人都毫无例外地有权把纯属教会的财产据为己有。”（《全集》第6卷，第278页）在费希特看来，现实世界之所以有这些黑暗现象，就在于封建统治者压制着人民的思想自由，侵犯了人民的天赋权利。他不怕封建反动派的种种威胁，高举着自由和人权的旗帜，勇敢地批判了封建专制政治。他主张向君主们索回迄今受他们压制的思想自由。他说，“君主，你绝没有任何权利压制我们的思想自由 。”（《全集》第6卷，第28页）“任何把自己看做是别人的主人的人，他自己就是奴隶。即使他并非总是果真如此，他也毕竟确实具有奴隶的灵魂，并且在首先遇到奴役他的强者面前，他会卑躬屈膝。”（《全集》第6卷，第309页）
费希特就像法国小资产阶级民主派思想家卢梭一样，憧憬着一个具有最大限度的财产平等和道德平等的小私有者社会，憧憬着一个人人都进行劳动与和睦相助的理想社会。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具有要求一切社会成员完全平等的意向，都具有关于人的理想；“他千方百计地试验别人，观察别人，如果发觉别人低于这个理想，他就努力把别人提高到理想的程度。”（《全集》第6卷，第307页）在这个社会里，每个人都选择了一种为别人服务和维持自己的生计的专业，都具有两种技能：“一为给予的技能，即把别人作为自由生物而加以影响的技能，一为获取的技能，即从别人对我的影响中获取最大益处的技能。”（《全集》第6卷，第311页）关于这种想象的“理性王国”里的人与人的关系，他写道：“呵！我们确实有真正为善和日益变好的共同呼声，并且将来总有一天确实会到来那么一个时刻————不管再过几百万年，时间算得了什么！————那时我将把你吸引到我的活动范围里来，那时我会为你谋幸福，也能从你那里得到幸福，那时那种相互自由给予和自由获取的绝佳纽带也会把我的心同你的心联结在一起”。（同上）
与那种认为科学的发展会败坏人类道德的观点相反，在费希特看来，“人类的整个发展直接取决于科学的发展。谁阻碍科学的发展，谁就阻碍了人类的发展。”（《全集》第6卷，第328页）他肯定了科学在人类征服自然和自我完善中的伟大作用，认为科学不仅能够帮助人类开发大自然的宝藏，丰富自己的物质生活，而且能够帮助人类把自己变得更高尚，在大地上建立起“理性王国”。他尖锐地批判了封建反动派的愚民政策，指出他们生怕人类变得更聪明和更优秀，他们总是阴险地、狡猾地盘算着，寻找他们向人类进攻的突破口，以便把人类毁灭在萌芽之中。费希特认为，学者的使命就在于用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关心人类的进步事业，使人类不要停顿和倒退。学者不仅要看到当前的立脚点，同时也要看到人类现在就应当向哪里前进。他特别主张学者要有一种不怕任何艰险而去完成自己的使命的火般热忱，要有一种敢想敢做，忍受痛苦，至死忠于真理的献身精神；他十分藐视那些追逐个人利禄的御用学者，说他们在研究问题时考虑的不是“人类是否会由此获得什么好处”，而是“我是否会由此得到什么好处”，比如，得到多少金钱，得到哪个亲王的赏识。（《全集》第6卷，第338页）费希特把科学当做建立“理性王国”的重要手段，这虽然是以唯心史观为前提，但他所得到的实际结论却发人深思。
与那种认为国家机器会万世长存的观点相反，在费希特看来，甚至于最好的政府也不过是建立“理性王国”的手段，一俟这个王国建立起来，它就被理性力量代替了。他说，“国家生活不属于人的绝对目的，相反地，它是一种仅仅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用以创立完善社会的手段。国家也和人类的一切典章制度一样，是纯粹的手段，其目的在于毁灭它自身：任何一个政府的目的都是使政府成为多余的”。“到那时，纯粹的理性将会代替暴力或狡猾行为，作为最高仲裁者而得到普遍承认。”（《全集》第6卷，第306页）在这里，费希特应用“有生者必有死”的辩证思想，去考察现存政府发展的归宿，认为它必然会毁灭自身，这充分表现了德国古典唯心辩证法的革命精神。但他也像任何进步思想家一样，未能超出他的时代给予他的限制。他所说的政府的毁灭实际上就是一切封建政府的毁灭，而他所谓“理性王国”的最高仲裁者在实践中也只能表现为他所梦寐以求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
对于如何达到这种理想境界，费希特最初认为，“暴力革命总是人类的一种勇敢的冒险行为；如果它成功了，获得的胜利就会招来明显的麻烦；如果它失败了，人类就会从贫困被迫走向更大的贫困。比较保险的办法是逐步走向更好的开明社会，从而走向国家制度的改善。”（《全集》第6卷，第5页）他希望通过改革实现他的“理性王国”，并且劝告当局不要拖延和拒绝改革，否则，人民就会极度困难，一贫如洗。但封建君主一味反对实行业已提出的必要改革，这就使他抛弃了那种认为不可违背良心，犯上作乱的顺民思想，而进一步认识到，只要出于社会的公意，用暴力革命改变国家制度也就是凭良心办事。他说，“如果我不坚信社会 希望推翻国家，这种推翻国家的活动确实是违背良心的。”（《全集》第4卷，第238页）但是，“任何诚实的人，当他仅仅确信共同意志的时候，他就会心安理得地依靠他的良心，去完全推翻国家。”（《全集》第4卷，第240页）他蔑视那种“君权神授”的谰言，而认为只有人民才是地上的最高神圣力量。他说，“人民实际上按照法律是至高无上的权力，这种权力是任何别的权力的源泉，它只对上帝负责。在人民议会面前，行政权实际上按照法律失去了它的权力……在世界上还有什么比人民更高的呢？”（《全集》第3卷，第182页）然而，费希特并不真正认识人民的伟大革命威力，当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在当时的德国找不到付诸实现的阶级力量，无法变成现实的时候，他就陷入空想中去了，最后竟然把推广国民教育视为改革现状的手段。这同时也表现了德国资产阶级要求改变现状，但又缺乏力量的一种失望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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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希特是作为康德哲学的追随者登上哲学论坛的。他把自己的第一部哲学著作《试评一切天启》（1792年）送给康德，得到了康德的赞同。当这部著作由于偶然原因忘记刊印他的姓名而发表出来的时候，人们竟以为这是康德的论著。在这部著作里，费希特完全以康德的口吻写道，神学家关于上帝存在的论断和无神论者关于上帝不存在的论断，在理论上同样是不可证明的；但道德的实现却以对上帝的信仰为前提，因为如果没有对上帝存在的信仰，道德就不可能实现。尤其是，康德从理论上论证意志自由的学说，给了费希特以很大的鼓舞。他认为，从康德的自由学说中可以得出许多有益的社会结论。他写道，“对我来说，明如白昼的事实是：从人的一切行动都有必然性这个原则出发，会给社会带来非常有害的后果，所谓养尊处优的阶级之所以大量道德败坏，即源出于此。”（《书信集》第1卷，第142页）费希特反复声明，他的体系无非就是康德的体系。
但费希特很快就发现了康德哲学的两重性。在他看来，彻底的哲学体系只有两种：或者是把主体作为出发点，在逻辑上从主体引申出客体的存在，这就是批判的体系或唯心论；或者是从客体出发，认为客体不依赖于主体，这就是独断的体系或实在论。他说，“批判的 哲学的本质就在于把一个绝对的自我陈述为绝对无条件的和不能被任何更高的东西所决定的”；“反之，那种把某物与自在的自我等同和对立起来的哲学则是独断的 。”（《全集》第1卷，第119页）康德企图调和唯心论与唯物论。费希特认为，康德的不彻底性就在于承认不依赖于“自我”的“自在之物”，这是“实在论”；他向那些用唯物论解释康德的人们大声喊道：“在你们看来，地在象上，象在地上。你们的自在之物实际上是一种纯粹思想，却被假定为作用 于自我！”（《全集》第1卷，第483页）费希特从右的方面克服康德的二元论，继承和发展了康德的主观唯心论，批判和抛弃了康德的唯物论。他要把思想的东西变为物质的东西，他殷切希望实现资产阶级民主，但又生活在一个还不可能发生资产阶级革命的国度。他所欢迎的法国革命在德国还没有实现的基础。他由此得出结论说，“因为在我的内心之外我不可能改变这种情况，所以我便决定在我的内心之中去改变这种情况。”（《书信集》第1卷，第143页）于是，他便想用改变人们的意识的办法，去改造他的时代的社会状况。他赋予意识以非常巨大的意义，用主观唯心论去论证达到自由的途径，把“绝对的自我”当做他的体系的出发点。
费希特试图在主观唯心论基础上建立起一种思辨哲学体系。这个课题是他在耶拿大学活动的时期完成的。他认为，哲学的任务是说明一切经验的根据，为一切知识确立基本原理。所以，费希特的哲学体系叫做“知识学”。这种“知识学”有三条基本原理：
1． 正题：“自我”在纯粹抽象的活动中设定自身。————这就是说，“自我”自己确立自己，自己赋予自己以精神存在，自己从自己出发。
2．反题：“自我”设定“非我”。————这就是说，“自我”在自己的意识中塑造某种不是“自我”本身的东西，即创造事物、自然。
3．合题：“自我”在自身中把一个可分割的“非我”与可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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