卷十七 朱子

    朱子与汉学　清初之倡汉学者不诋宋儒　方东树汉学商兑　宋学之流变　宋学之派别　朱一新无邪堂答问

    陈氏《郑学篇》引王西庄云：“学者若能识得康成深处，方知程、朱义理之学，汉儒已见及。程、朱研精义理，仍即汉儒意趣，两家本一家。”《十七史商榷》卷六十四。以为：“昔之道学家，罕有知汉儒见及义理之学者，更罕有知程、朱即汉儒意趣者。”而此篇则引朱子《论语训蒙口义序》云：“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然后会之诸老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语孟集义序》云：“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辨名物，其功博矣。学者苟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于此。”遍举《文集》、《语类》之发此义者，以明朱子之守《注疏》，治训诂，由训诂以通义理。然朱子《答黄直卿书》：“为学直是先要立其本，文义却可且与说出正义，令其宽玩味，未可便令考校同异，研究纤密。恐其意思促迫，难得长进。”朱子好考证之学，而又极言考证之病。陈氏乃申论之曰：“读书，玩理与考证，自是两种工夫。朱子立大规模，故能兼之。学者不能兼，则不若专意于其近者也。朱子时为考证之学甚难，今则诸儒考证之书略备，几于见成事物矣。学者取见成之书而观之，不甚费力，不至于困矣。至专意于其近者，则尤为切要之学，而近百年来，为考证之学者多，专意于近者反少，则风气之偏也。”此则承汉学极炽之后，而为补偏救弊之谈，陈氏生平宗旨所在，而东塾读书之眼，学者不可不知。所谓“专意于其近者”，即在人伦日用之间。孔子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则达人。能近取譬，可谓仁[71]之方也已。”《中庸》谓“忠恕违道不远，施诸己而不愿，亦勿施于人”，此之谓近，亦此之谓“立其本”也。

    陈氏之指，在融通汉宋。然在清乾隆以前，未尝有标揭汉学以诋宋儒者。太原阎若璩百诗，甘泉江藩郑堂撰《汉学师承记》，尝揭举之为汉学开山之祖者也。然若璩以《古文尚书疏证》有大名，而古文二十九篇之伪，《朱子语录》已发其覆，特证佐未具，俟若璩出而蒐集，加以论定焉尔。若璩作《毛朱诗说》，右《集传》而左毛序，此其于汉学殆不仅有骑墙之见而已。至济阳张尔岐稷若、婺源江永慎修二人，则又笃信朱子，彰彰可考者也。张尔岐之《仪礼郑注句读》，江永之《礼经纲目》，咸用朱子《仪礼经传通解》之法，而江氏《近思录集注》尤理学之圭臬，张氏且尝以有明甲申之变，由于秉国成者菲薄程、朱之一念有以致之，语著《蒿庵闲话》，何尝以汉学标举乎？吴县惠周惕元龙，子士奇天牧及孙栋定宇，三世传经，栋所造尤邃，著《周易述》、《古文尚书考》、《春秋补注》、《九经古义》等书。论者拟之汉儒，在何邵公、服子慎之间。而惠氏红豆山斋楹帖云：“六经宗孔孟，百行法程朱。”亦何尝以汉学标举乎？休宁戴震东原为皖派开山，其学本出江永，作《原善》、《孟子字义疏证》，虽与朱子说经牴牾，采朱子说以撰《毛郑诗考正》，则亦未尝故立崖岸。金坛段玉裁若膺受学于震，议以震配享朱子祠，又《跋朱子小学》称：“或谓汉人言小学，谓六书，非朱子所云，此言尤悖。夫言各有当，汉人之小学，一艺也。朱子之《小学》，蒙养之全功也。”段氏以精研《说文》之人，而推朱子《小学》以崇之汉人小学之上，何尝标揭汉学以诋宋儒乎？江藩为惠定宇再传弟子，其师吴下余萧客古农，执贽于惠氏。辩生末学，始标揭汉学以撰《师承记》，门户角张。段氏外孙仁和龚自珍璱人即不谓然，诒笺诤曰：“大著读讫，其曰《汉学师承记》，名目有十不安焉。改为《国朝经学师承记》，敢贡其说。夫读书者实事求是，千古同之。此虽汉人语，非汉人所能夺。一不安也。本朝自有学，非汉学，有汉人稍开门径而近加邃密者，有汉人未开之门径。谓之汉学，不甚甘心。不安二也。琐碎饤饾，不可谓非学，不得为汉学！三也。汉人与汉人不同，家各一经，经各一师，孰为汉学？四也。若以汉与宋为对峙，尤非大方之言，汉人何尝不谈性道。五也。宋人何尝不谈名物训诂，不足概服宋儒之心。六也。近者有一类人，以名物训诂为尽圣人之道，经师收之，人师摈之。以诬汉人，汉人不受。七也。汉人有一种风气，与经无与，而附于经，谬以裨灶、梓慎之言为经，因以汩陈五行、矫诬上帝为说经。《大易》、《洪范》身无完肤，虽刘向亦不免，以及东京内学。本朝人何尝有此恶习，本朝人又不受矣。八也。本朝别有绝峙之士，涵泳白文，创获于经，非汉非宋，亦其是而已矣。方且为门户之见者所摈。九也。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大旨欠区别。十也。有此十者，改其名目，则浑浑圜圜，无一切语弊矣。”江藩不从，其乡人焦循理堂亦有异议。桐城方东树植之遂作《汉学商兑》，以为反唇之论，是为汉宋之争所由始也。

    方东树生乾嘉汉学极盛之日，撰为《汉学商兑》上中下三卷，其指在申宋学以诎汉学，急言极论，殚见洽闻。词笔既明快，足以达其所见；考据尤详该，足以证其不诬。汉学家每以考据傲宋学之不逮，而东树即以考据发汉学之覆。晰而不枝，核而能当，即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实开后来陈东塾、朱无邪一派。博学明辨，未可以文章之士而少之也。其书仿朱子《杂学辨》例，摘录汉学家议论，各为辨正。而综其指要，大端有六：一曰宋儒明义理之不废训诂。昔宋周公谨有言曰：“伊洛之学行于世，至乾道、淳熙间盛矣。其能发明先贤旨意，溯流徂源，论著讲解，卓然自为一家者，新安朱氏元晦尤渊深精诣。盖其以至高之才，至博之学，而一切收敛，归诸义理，其上极于性命天人之微，而下至于训诂名数之末，未尝举一而废一。盖孔孟之道，至伊洛而始得其传，而伊洛之学，至朱氏而始无余蕴，必若是而后可言道学也已。”而汉学家议论，乃以宋儒废《注疏》，使学者空言穷理，启后学荒经蔑古空疏之陋。然此可以讥陆、王，而非所论于朱子。朱子教人为学，谆谆于汉魏诸儒，正音读，通训诂，考制度，释名物，学者不先涉其流，则亦何以用力，而所为《四书集注》，唯重发明义理者，以训诂名物，《注疏》已详，不复为解。故曰：“邢昺《论语疏》集汉、魏诸儒之说，其于章句训诂之际详矣。学者读是书，其文义名物之详，当求之《注疏》，有不可略者。”又曰：“秦、汉以来，圣学不传。儒者惟知训诂章句之为事，而不知复求圣人之意，以明夫性命道德之归。然或徒诵其言以为高，而不知深求其意，遂致脱略章句，陵藉训诂，坐谈空妙，而其为患反有甚于前日之陋者。”又曰：“自秦、汉以来，儒者不知反己潜心，而以记览诵说为事，是以有道君子，深以为忧。然亦未尝遂以束书不观，坐谈空妙，为可侥幸于有闻也。”又曰：“或遗弃事物，脱略章句，而相与驰于虚旷杳渺之中。”又曰：“其有志于己者，又直以为可以取足于心而无事外求也，是以堕于佛老空虚之邪见，而义理之正，法度之详，有不察也。”此指陆子。又引《说文》解《易·恒卦》；又于《大有》用享，以为亨享字，《易》中多互用，因言文字音韵，是经中浅事，故先儒得其大者，多不留意。然此等处不理会，却费无限辞说牵补，卒不得其意，亦甚害事。据此，朱子教人读书平实如此，可知朱子非废训诂名物不讲，如汉学诸人所訾谤也。又诸汉学家皆讥义理为凿空，亦是诐辞。须知孔子系《易传》及子夏、子贡、孟子、《礼记》、《大学》、《中庸》诸篇及《孝经》等，凡引《诗》、《书》，皆不拘求训诂，即汉儒如费直、匡衡亦然，不独程子也。然而朱子训诂诸经，一字一句无不根极典谟，每谓：“摆落传注，须是二程先生，方始开得此口。若后学未到此地位，便承虚接响，容易呵叱，恐属僭越气象。”特不如汉学家之泛引驳杂耳。一曰汉学言训诂之必衷义理。戴东原尝言：“训诂者，义理之所从出，非别有义理出乎训诂之外也。”又言：“吾自十七岁时，有志闻道，谓非求之六经孔孟不得。非从事字义名物制度，无由通其语言文字”云云。若是，则与朱子固为一家之学矣。顾所以斥朱儒者，则曰：“以理为学，以道为统，以心为宗，探之茫茫，索之冥冥，不如反而求之六经。”昔程子受学于周茂叔，亦曰“反而求之六经”，则程、朱固未尝舍六经而为学也。且所谓求于六经者，何也？非谓求其道，求其理，求其心耶？戴氏力禁言理，而所以反求之于六经者，仅在于形声训诂名物制度之末。譬如良农舂谷，尽取精凿以去，贫子不知，方持糠秕以傲之，何以异于是？古今学问大抵二端：一小学，一大学。训诂名物制度，只是小学内事。《大学》直从明新说起，《中庸》直从性道说起，此程、朱之教所主，为其已成就向上，非初学之比。如颜子问仁，问为邦，此时自不待与之言小学事矣。子夏固谓草木有区别，是也。汉学家昧于小学大学之分，混小学于大学，白首著书，毕生尽力，止以名物训诂典章制度，小学之事，成名立身，用以当大人之学之究竟，绝不复求明新至善之止，痛斥义理性道之教，不知本末也。夫谓义理即在训诂，是也。然训诂不得义理之真，致误解古经，实多有之。若不以义理为之主，则彼所谓训诂者，安可恃以无差谬也。古人一字异训，言各有当。汉学家说经，不顾当处上下文义，第执一以通，乖违悖戾，而曰义理本于训诂，其可信乎？言不问是非，人惟论时代，以为去圣未远，自有所受。不知汉儒所说，违误害理者甚众。如荀悦《申鉴》云：“文有磨灭者，音有楚夏，出有先后。或学者先意有所措定。后世相仿，弥以滋伪。”朱国桢《涌幢小品》云：“古人古事古字，散见杂出，各不相同，见其一，不见其二，哄然纠驳，未免为古人所笑。”不明乎此，而强执异本异文，以训诂齐之，其可乎？汉学诸人，释经解字，谓本之古义者，大率祖述汉儒之误，傅会左验，坚执穿凿，以为确不可易，如以“箕子”为“荄滋”，“枯杨”为“姑阳”，“蕃庶”为“蕃遮”。数百千条，迂晦难通。何义门云：“但通其训诂而不辨义理，汉儒之说，皆高子也。”信乎朱子有言“解经，一在以其左证之异同而证之，一在以其义理之是非而衷之，二者相须不可缺”，庶几得之！今汉学者全舍义理而求之左验，以专门训诂为尽得圣道之传，所以蔽也。总而言之，主义理者，断无有舍经废训诂之事！主训诂者，实不能皆当于义理。何以明之？盖义理实有时在语言文字之外者，故孟子曰：“以意逆志。不以文害辞，辞害意也。”宋儒义理，原未尝歧训诂为二而废之。有时废之者，乃正是求义理之真而去其谬妄穿凿、迂曲不可信者耳。若其不可易者，古今师师相传，如朱子《诗集传》训多用毛、郑，何遽能废之也。汉学之人，主张门户，专执《说文》、《尔雅》小学字书，穿凿坚僻，不顾文义之安，正坐斥义理之学，不穷理故也。考汉学诸公，大抵不识文义，故于义理多失。盖古人义理，往往即于语气见之，此文章妙旨，最精之说，汉学不解也。如臧氏琳说《孟子》“夫子之设科也”，“子”为“予”字之误。不知此句若作孟子自道，则不特文势弛缓不属，令人索然，且似孟子自承认门人为窃，大儒取友，乃收召无赖小人，污辱门墙，害义甚矣。汉儒之说，所以有不可从者，此类是也。按赵氏注称“孟子曰夫我设教授之科”云云，又《章旨》云“虽独窃屦，非己所绝”，是殆直作孟子自认也。又据唐《石经》谓《诗》“萧萧马鸣”当作“肃肃”，因引《毛传》为证。无论开成《石经》最劣，不足信据，而杜子美在前已用“萧萧”，非石刻作“肃”，后人妄改加“艸”也。即谓木版在大历之世，而子美读已如此，可知非后人刓改也。《毛传》言不讙哗，正形容得是时出师气象，及诗人措语之妙，言但耳闻马鸣，目见旆旌，肃然不闻人声，故不以讙哗双释二句。若肃专属马。则此传正当在马鸣一句，下旆旌是无知物，非有血气，岂亦可以不讙哗诂之乎？要之，此诗连下文皆有肃意，正不必独于马用本义，故朱子移《毛传》“不讙哗”于“徒御不惊”之下，而于下节“有闻无声”，亦以至肃解之也。刘勰云：“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随物宛转；属采附声，与心徘徊。故灼灼状桃花之鲜，依依尽杨柳之态，杲杲为日出之容，瀌瀌拟雨雪之状，喈喈逐黄鸟之声，喓喓学草虫之韵。”由勰此论，则肃肃状马声甚拙，不及萧萧字远甚，非但失义，并失情景之妙。臧氏谓萧凉萧条，并入近人辞气。不知风雨潇潇，亦非近人诗也。潇，《说文》水名。若诗人以状风雨声，则亦萧凉意。又如段氏玉裁说《左传》“人尽夫也”当为“天”字之说。不知此句紧对上文父与夫句作答，又以见其母为机速妇人，一时相绐，仓卒情事，不暇顾理，口角如绘之妙。若作“天”字，则是其母正告以三纲之义，分义至重，安得人尽云云而方教之以背其天乎？语不知偏正，理不知倒邪，而卤莽著书，真所谓痴符也。古人言各有当，汉学家每执一以解之，其意主于破宋人之说，其辞务博辨广征，案往旧造说以詟人而夺之，而遂不顾叛道离经矣。又陈见桃据《尔雅》切、磋、琢、磨四者，各为治器之名，非有浅深，朱子释为磋精于切，磨密于琢，殆强经以就己说云云。按《毛传》虽本《尔雅》，作四事解。然《尔雅》本以释《诗》。训诂之体，未暇释意。武公作《诗》，子贡赋《诗》，不据《尔雅》。况《毛传》云：“道其学而成也。听其规谏以自修，如玉之琢磨也。”亦本《大学》传作二义，不析切与琢、磋与磨分言者。古人无此行文法，故贵以意逆志也。朱子释之，至明而确，事理昭然，正合子贡之意。陈氏不谙文义，又不知说经与训诂体例不同，又昧于事物之理而妄讥之，谬矣。汉学说经，所讥于唐宋诸儒，谓经字曰讹、经义不合者，数百十条，大抵断截小文，媟黩微辞，皆若此类。虽非闳旨所关，而疑似乱真，姑举此数条以见例，学者推类以尽其余可也。至戴氏之讥程子曰：“《中庸》开卷说性即理也，如何说性即是理？”岂知程子此语，正用康成《乐记》注“理即性也”语。戴氏极诋程、朱，固奉康成为宗主矣，何又失检《礼》注，漫肆诋诃？若夫性即是理，此句与孟子性善同功，皆截断众流语，固非众贤小儒所能见及。考证、文章，皆欲为明义理也。汉学诸人，其蔽在立意蔑义理，所以千条万端，卒偏于谬妄不通，贻害人心学术也。戴氏后犹知悔之，其称天下有义理之源，有考核之源，有文章之源。既而曰：“义理即文章、考核之源，义理复何源哉！吾前言过矣。”及其临终则曰：“生平读书绝不复记，到此方知义理之学，可以养心。”此与王弇洲临殁服膺震川同为回光返照，盖其天姿聪明本绝人，平日特为风力阴识所鼓，不能自克，临殁之际，风力阴识之妄渐退，而孤明炯焉。乃焦循作《申戴》，又从而为之辞也。汉学惠、戴开山，惠栋虽标汉帜，尚未厉禁言理，而厉禁言理，则自戴氏始。一曰穷理必以明心。戴震禁言理，诋程、朱不当别言有理具于心，而其先黄震、顾炎武禁言心，以理流行于天地古今，特具于心，而不当以心为主，皆边见邪见，非正知见也。孟子曰：“权然后知轻重，度然后知长短，物皆然，心为甚。”古今神圣一切智愚动作云为，皆心之用也。今为学欲明圣人之道，而拔本塞源，力禁言心，不知果有当于尧、舜、禹之意否邪？《黄氏日钞》说《尚书》“人心惟危，道心惟微”四语云：“此本尧命舜之辞。舜申之以命禹，加危微精一于允执厥中之上，所以使之审择而执其中耳。此训之之辞也，皆主于尧之执中一语而发，岂为心设哉！近世喜言心学，舍全章本旨而独论人心道心，甚者单摭道心，而直谓心即是道。蔡九峰作《书传》，乃因以三圣传心为说，指十六字为传心之要，而禅学者借以为据矣。”唐虞之世，未有禅病。今以梁以后禅学，豫代古帝防之，动欲改避经文，抑何可笑。汉学之徒，益推而极之，以为《荀子》引“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道经》，直证以为出于《道藏》，而快朱子传心之说，见斥于其徒。愚以为此二语，既为《荀子》所引，下文又曰：“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后能知之。”则荀子视此二语亦不轻矣。夫所恶于禅学即心是道者，谓其专事明心，断知见，绝义理，用心如墙壁，以侥幸于一旦之洒然证悟。若夫圣人之教，兢业以持心，又精择明善以要于执中，尚有何病。盖单提危微二语，虽警惕提撕，意犹引而不发，至合下精一执中，则所以区处下手功夫至密，道理直盛得水住，而犹妄议之，可谓昧矣。或又谓心一而已，安有人心道心？孟子曰“仁，人心也”，是人心不可指为欲心。不知孟子此言，探其本始言之，即性善之旨，所谓道心也，然固不可谓一切人之心，皆全于仁而无欲也。故又尝曰“失其本心”，“陷溺其心”，夫陷溺而失之者，即欲心人心也。若谓人皆无欲心，则《记》所称“易慢之心”，“非僻之心”，果何心也？试令夫人自扪其心，果皆仁而无欲乎？惟夫人心本仁，而易堕于人欲之危，是以圣人既自择而守之以执其中，又推以为教于天下万世。千言万语，欲使同归于仁而已。然固不能人人皆自觉悟以返于人，则赖有此四言之教，相传不刊，以为迷途之宝炬慧灯，所以历代帝王，兢兢守之，不敢失坠，此所谓传心者也。尝试论之，以为禅家即心是道，与阳明本心良知，大略亦皆是道心一边，所以差失作病痛，正为少精一为执中耳。初学之士，欲审善恶邪正，全在察人心道心危微二端之几。懋修之儒，欲误认道心堕禅之失，全在精一执中之学。黄氏乃畏病而不识病源，转欲去其药，浸假而并欲去其躯体，轻于立论，真妄庸也。顾亭林乃益推衍黄氏之意曰：“心不待传也。流行天地，贯彻古今而无不同者，理也。理具于吾心而验于事物。心者，所以统宗此理而别白其是非。人之贤否，事之得失，天下之治乱，皆于此判。此圣人所以致察于危微精一之间，而相传以执中之道，使无一事之不合于理，而无有过不及之偏者也。禅学以理为障，而独指其心，曰不立文字，独传心印。圣贤之学，自一心而达之家国之用，无非至理之流行。明白洞达，人人所同，历千载而无间者，何传之云。”其辞甚辨。但如顾氏所云“心者，所以统宗此理，圣人所以致察于微危精一，相传以执中，使无不合于理”，是顾氏不能舍心以言理。又云：“圣贤之学，自一心达之家国之用，无非至理，历千载而无间。”是顾氏已自明言圣人以其心统具此理以传于千载。夫理具于心，无古今一也。今言理而不许言心，譬如言世人但取于米，不必言禾，此不为童昏之见耶？考朱子作《记疑》一卷，中有论传心一条，实为宋明之季诸儒所宗，今录以正黄氏、顾氏之辨为不得其理。其辞曰：“先圣后圣，若合符节。非传圣人之心，传己之心也。己之心，无异圣人之心，广大无垠，万善皆备。欲传圣人之道，扩充此心而已。”朱子辨曰：“学圣人之道，乃能知圣人之心。知圣人之心以治其心，而至于与圣人之心无以异焉，是乃所谓传心者也。岂曰不传其道而传心，不传其心而传己之心哉？且既曰己之心矣，则又何传之有？”按此言传心非传圣人之道，固为大谬，黄氏、顾氏又以第传圣人之道而不当言心，益为鹘突。孟子论见知闻知，又曰：“先圣后圣，其揆一也。”夫其所以知者何也，非以其心知之耶？则后圣心之所知，即前圣心之所传也。大抵考证家用心尚粗疏，故不喜言心言性，言理言道，又会有禅学、心学之歧为其借口。此中是非杂糅，如油着面，本不易明。黄氏、顾氏以言心为堕禅，论虽灭裂，犹实有其害。近汉学家以致知穷理为堕禅，直是乱道。不知禅之失，正在不求心穷理；而禅之妙，亦正在不许求心穷理。才一求心穷理，便非禅。故其说曰：“汝他日做得一把茅盖屋，止成得一个知解宗徒。”又曰：“不可以知知，不可以识识。”又曰：“不涉思议。”又曰：“心无所住。”又曰：“将心用心，却成大错。”夹山三桨，汾洲正闹，皆切切严禁用心，以理为障，以断知见为宗，离想为宗。六祖五宗相传秘密皆如此。今汉学家咎程、朱以言心言理堕禅，岂知程、朱是深知禅之害在不致知穷理，故以致知穷理破彼学而正吾学之趣耶？惟圣人吾儒之学，无不求心穷理，而禅家则切禁求心穷理，其事正相反。汉学者标训诂名物为宗，无以破程、朱言理之正，则一借禅以诬之。不知程、朱言人心道心，精一执中，致知穷理，正是破禅。又不知己之禁不许言心言理，乃是用罔，正与禅同病。而又或居身行己，湛溺忿欲，卑惑苟妄，且为禅之所呵弃，鄙薄不屑。不此之念，而反咎程、朱救堕禅之病为堕禅，颠倒迷谬，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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